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洪扬之乱给徽洲汪姓带来沉重的灾难！

汪德林

江南梦魇:太平天国——论长毛发匪的罪行

1853年2月，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帆幔蔽江，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3月20日，太平军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建造“人间小天堂”。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狂飙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江南地处风暴的中心，“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刿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也！”（注：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页。）天国的将士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间天堂”，但它掀动的大海波潮退去后，留下来的却是一种难以复原的历史变动。
生灵涂炭：人口曲线上的罕见低谷
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的“卷首语”中写道：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唐教授用“死人无数”四字来形容这场大悲剧，至于在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教授没有说。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内战中，安徽全省、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江西北部是受蹂躏最惨的地区。其中，安徽省是太平军和清军的必争之地，战场几经易手，争夺极为惨烈，受创最为深重。譬如，皖南的广德县，就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人口。光绪六年(1880)编纂的《广德州志》以沉重的笔触记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奇祸”：自庚申二月（1860年3月）贼（太平军）窜入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四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注：光绪六年《广德州志》卷60，第25页。）
短短5年间，广德县人口从30余万锐减至6千多，说是“奇祸”一点也不为过。当然，人口的锐减并非都直接死于战争，可能更严重的还是间接地死于战争。所谓“间接”，是指因战争而导致的灾荒使大量的人口饥饿而死，或者因大灾之后瘟疫流行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许多战区都发生过严重的疫情，而且死于疫情的人口往往超过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大量居民出于避乱而背井离乡，使人口锐减。
广德县的“奇祸”只是一个缩影，那样的悲剧同样发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其他地区。据中国人口史学者何炳棣教授介绍，与广德同处皖南地区的徽州首县歙县在太平天国期间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即从战前的近62万人降至战后的30万人。胡适的父亲胡传的自传证实：在整个徽州府，人口急剧减少并非个别的现象。他曾于1865年（即太平天国失败后1年）被族人推选负责统计幸存的族人，经过数月的彻底调查，他吃惊地发现战前的6000多族人仅剩下1200人。换句话说，幸存者只有原来的1/5。在歙县以北200里的南陵县，受曾国藩委派负责当地善后事宜的一位士绅提供的报告称，他的族人幸存者仅1/4。1851年，浙江人口约为3000万，乱后10年，即1874年，已不足1100万。
对于太平天国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对太平天国战后的浙江和安徽南部所作的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目击者触目惊心的记录：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当你走近一组隐蔽在树丛后的粉刷得洁白的房屋时，会明白它们已成了废墟。这是当年富饶的河谷地带变成荒芜的有力见证。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所造成的。联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这从村庄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原来的房屋都以条石或青砖建造，有两层，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裕和舒适。无论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旧日的桑田因缺少照管，一半已经荒废，说明了蚕桑是以往居民们的主要产业之一。其他地方长满了老龄板栗组成的森林。……
很难想象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有比这个地方更可怕的，可是这些地方只不过是遭遇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看过像这样的地方，人们才能了解东亚的种族在感情极度冲动的时候，是能够摧残破坏到什么地步。毫无疑问，历史上曾多次沦为屠场的浙江省所遭受的生命损失必然与最近这一次（指太平天国战争）同样可怕。我在不同的地方总是打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一般说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乱后仅三十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注：冯•李希霍芬男爵：《浙江、安徽省书信》，转引自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241页。）
李希霍芬男爵的描述是依据自己的访问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它的真实性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描述就更显示出这场悲剧的沉重份量。
其实，不仅安徽、浙江如此，苏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同样惊人。
江苏省的很多方志依旧例仅载丁数，这使太平天国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的统计增添了难度，但从丁数的变化中也可以大致估算出实际的人口损失数量。一向以地少人多著称的苏州府和常州府金匮县的人丁数1830年时分别是341万和26万，到1865年已分别减至129万和14万。江苏西南高淳县的人丁数1837年时为188930，到1869年已降至55159。南京附近的金坛县战前人口超过70万，战后城中仅剩3000人，四乡仅有3万人。浏河县1781年时已有32万人，到战后的1882年犹不足12万；溧水县1775年时已有23万人，到1874年已不足4万。据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至乱后十年，即1874年，竟减至2000万不足。曾经人满为患的苏南如今成了人烟寥落之区，那令人羡慕的富庶繁华随之化作了昨日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愁惨气氛”。《中国之友报》的副主笔在苏州陷落后曾由上海前往苏州考察，他所写的《苏州旅行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位亲眼目睹者的真确记述。在这篇游记中，他写道：“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幽闷。举目四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要永远留在这里似的。”（注：《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页。）这段近乎白描的写实文字比数据更具象地外化了内战的狂飙过后苏南地区的死寂景象！

汪德林

万仁辉：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徽州与徽州人

摘要:是否只有农民起义、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动力是否是最佳动力？具体到太平天国的评价等都是史学界要长期努力探究的问题，不可一言概之。太平天国战争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徽州、徽商的致命性打击的历史评估，也是一个必须长期探究的问题
说到战争对历史的相对评价，说到人们在评价这些历史事件时所持之历史文化观、世界观特别是哲学观，结合徽学议题，笔者试图从一个中间视点上浅论一下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徽州与徽州人。
一
太平天国战争史称“洪杨之乱”，建国前后逐称太平天国革命，我们不妨称之太平天国战争。
太平天国战争中自咸丰四年正月（１８５４年）太平军首破祁门至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天京陷落的短短的十年里，徽州多次成为太平军与湘军和地方民团拉锯战的重要阵地。据“歙县志”载……“咸丰四年正月（１８５４）太平军陷祁门，徽州团练往复之。
八月徐荣与江长贵出祁门复建德寻引军还徽州。
十二月周天受攻太平军于崇觉寺，不克回军琉璃岭。
咸丰五年（１８５５）二月太平军犯徽州，兵备道徐荣战死……初十日歙府二城俱陷，歙县知县廉骥元死之……太平军踞城甫十日，闻援军将至于十九日弃城走，由休宁陷婺源……
咸丰六年正月，太平军犯祁门，周天受自崇觉寺调防徽州……三月太平军由乐平犯徽州，张芾击走之……九月太平军围攻徽州，张芾合诸路兵战却之……
咸丰七年闰五月太平军由石埭犯黟县，总兵江长贵及徽练吴定洲击走之……
咸丰十年二月太平军攻徽州张芾力战却之……四月太平军自昌化窜歙南山阳坑。张芾谴兵御之，遂窜绩溪出岭去……八月（李元度接张芾徽州防务）太平军李世贤攻徽州，李元度弃城走……十八日陷绩溪……廿五日府县两城俱陷，廿八日休宁亦陷……九月陷黟县窥祁门……十月鲍超、张运兰合击李秀成大创之……
咸丰十一年二月朱品隆等复休宁，余党走徽州府城……三月曾国藩督师攻徽州败回……五月徽州府城太平军弃城遁……十月太平军扰歙境……十二月杨辅清围徽州，守将张运桂合诸路兵大破走之……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十月太平军由昌化入昱岭陷绩溪，唐义训与浙军王文瑞击走之……
同治二年春太平军分道来犯，唐义训合浙赣援军破走之……八月太平军窜歙境，唐义训合浙军刘典击走之……
同治三年正月太平军来犯，唐义训击走之……三月太平军分道来犯，围府城，唐义训全援兵力战却之……八月洪福填窜歙境，徽防、浙江各军邀击之，斩其将邱国文，擒李士贵，洪福填奔江西……”
以上所记每次争夺战中，徽州一府六县之争夺更是激烈，复杂，变数纷纭。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光是黟县九年中太平军就二十次攻入、十一次占领各县城……太平天国战争于徽州的旷续时间之长久、涉陷地域之深广、交战次数之频繁、破损损失之惨重，其历史上绝无仅有。
历代农民起义最有煽动力和诱惑力和口号是均贫富、杀富济贫。徽州其地富庶、巨贾无数，富绅成群，他们的财富自然是太平军早已觊觎的必取之物，且徽州官宦连里，名儒比肩，这些人亦正是他们需要镇压或招降的重要群体。徽州古处吴头楚尾，有时是盲区，山深势险。在北方战乱的历史年代里，长期成为避乱隐居的世外桃源。南宋、元、明以来以至清代以降，文化商业中心不断南移，国人交流沟通的渠道日畅，跨区越界的经济活动日盛，特别是晚清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徽州作为重要通衢和实力后方的地位越发突显，再也不是偏安一隅的辟世良湾，故徽州成为太平天国战争的重灾区已是必然。
二
徽州第一次异手始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祁门保卫战中的一个悲壮惨烈的故事：据刘体智撰《异辞录》载：“徽郡四面岭隘，岭内山路崎岖，百道歧出，善防之，外兵无由入，实易守也。寇之始入也，由祁门之大洪岭。邑令唐治，贤吏也，忠义奋发，缮守御，得士心。祁邑向不筑城，修城与西乡不利。寇逼岭外，议筑城以守，绅士洪小蒙筹集其事。乡顽程狮者执不筑城之说，与官绅为难，率众毁洪小蒙家，拆城墙二级。唐令怒擒而诛之。狮妻衰麻赴安庆，泣诉与寇帅请兵，遂导之入岭。于咸丰五年二月破祁门，唐治及巡检锺普塘死之。”
在一次大型复杂的全国范围的长期战争中，毫不例外地作为徽州的各色人等大都亦会自觉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战争风云。上述故事，述及邑令、绅士、寇师、乡顽，已被刘体智赋予阶级色彩，被称为乡顽的程狮用其妻显然属于社会底层，可理解为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而邑令唐治和绅士洪小蒙则属官绅阶层之统治阶级，那么，这显然就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史上一场典型的阶级斗争故事。倘若我们选择中间视点，不以阶级斗争观来复述这些史实，不称太平军首领为寇帅，程狮为乡顽，亦不称唐治县令为贤吏，洪小蒙为绅士，只是单纯的把这些人看成徽州人的群体和个体，则故事同样演绎。可以说，在当时，洪小蒙之绅士地位只是刘体智之封，而程狮的乡顽也只是其笔下之称。试想程狮如果不在祁门有相当势力，他能率众毁绅士之家并拆二级？故站在封建维清的记史者刘体智的角度上，这个乡顽程狮肯定助太平军攻破祁门进而破徽州的千古罪人；站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角度上来看，程狮及其妻乃农民起义之英雄。
然而笔者为什么认为在评价这些历史事件中，不必情绪化地持阶级斗争说呢？因为给他们“无不打上阶级烙印”者乃著史、读史和评史的我们。下面一个同样是刘体智记述的有关太平军破徽州的故事，也关系到这场战争中的徽州人，体智自己也很难摆准这些徽州人的阶级关系，其《异辞录》载：“粤寇据安庆，又据太平府，筑芜湖石垒而守之，游弋与池州诸属。其羡徽州之富饶久矣，顾限于岭隘，不知路径，不敢遽入。既徇程狮妻请，入祁门，又至黟境，为吴曰富即老铭之勇逐出，益知岭内路径虚实。黟人平日素贾于省城，寇据省城，黟人之贾如故，与寇甚习，导寇入黟之羊栈岭，而为之居间。黟富钜赀以馈献，蕲免淫掳。已而，寇受馈献仍淫掳，遂破休宁，入郡城，皆不免于馈献，实无救于事也。及张文毅初莅徽。令助饷劝捐者，犹以此为籍口，富户始有所愧，慑而不敢抗。商贾嗜利，不恤其乡，绅富恋财，乞怜于寇。古人言徽人必有抱金而死者，信矣！”
此故事涉及之主要对象为徽州富商，这些人的阶级地位自不待言，然而正是他们导寇入羊栈岭。所谓导寇，有两种可能，一为往返经商无意间被太平军侦知路径，二可能为其中“与寇甚习”的某些人受雇受胁引导且为之“居间”。居间者，吃两头也，两边做贸易，两边投靠，左右逢源……以上行为若以阶级之说，当不无解释，但亦正好说明这些徽州富商作为徽州人的团体和个体的多面性和普遍性，这些行为并不是以明显的阶级意识为先导的，我们不妨直视在当时历史时期，徽州有这么些人，发生了这么些事，像闻叙春秋千年事。
倘若如此，我们看这个故事的下半段就更有一种平常的审视心理，太平军进入黟县：“黟富钜资以馈献，蕲（祈）免淫掳。”但太平军收受馈献后仍旧淫掳。而徽州富绅们仍存幻想，太平军破休宁、入府城，他们仍然馈献如旧，而太平军淫掳亦依旧。然而当督察院左副都御使张芾（文毅）督办皖南四府一州军务，向这些徽州富商们劝捐助饷时，他们却不是很爽快的，直至用他们馈献太平军事例以斥以训，富户才“始有所愧，慑而不敢抗”，逐至“助饷捐资，盈千累万”同是一种群体或个体，面对复杂的局势，他们可能做出两种对立的行为，这就是作为人的群体或个体的多面性和偶然性而非阶级性，只是经济的必然性。而这些多面性和偶然性的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又具有另外的多种可能性，加剧了历史的偶然变数。我们从扬州盐商江寿民贿太平军求和的事例又见可见一斑。这个江寿民的祖籍据说亦是徽州，他也正是扬州富商向英国人献金求和的始作俑者。由于英军本无计划入扬州，偶然得逞，后又对太平军故伎重施，害已殃民。据《清代竹头木屑》贿寇条载：“……已而洪秀全兵至，江亦贿之，如贿英之策，贼匪从旁去，不入城，逾时又至，贼仍入城，屠掠无异他处。而扬民持有贿，故不迁，被难者愈多，江无以自白，遂投江中死。（刘体智勇《异辞录》说江寿民为太平军将领宴中伏兵所杀。）就这种多面性和偶然性及历史的多种变数，我们仍然可以简单地从前述这个徽州太平天国战争的故事里看看另一种徽州人的群体和个体情形。故事中曾提及太平军”既徇程狮妻请，入祁门又至黟境，为吴曰富即老铭之勇逐出。……“引出一个花鼓会与吴老铭的故事：“花鼓会，赌钱戏也，今上海盛行，谓之'花会'，害人致死，不可胜计。实出自徽，士人疾之，谓之'花灯蛊'，与闽粤之'花会'略同。得隽者以一赢三十。愚人以为失仅一而得则三十也，争趋之。道光之末，起绩而盛与歙……徽人嗜利，自士大夫至乡民，靡不染其习。妇女在深闺，凭走水代射或暮夜乞灵于淫昏之鬼。富者丧资于无形，妇女迷惘失志，愤而轻生者比比皆是。亲戚朋友互相排斥，怨深水火，风俗大坏。其最著者曰吴老铭，即吴曰富，绩人也，自名豪健，不吝于财。棍猾附之，穷困之士亦从之，惟绅富之悭鄙。不能饬其子弟妇女者，疾之如仇，扬言其谋逆，于是郡守达秀擒而置之狱。至粤寇逼岭，议募勇集团。徽人胆怯且吝啬，莫可与计事者，有潘学陶者以全家具保，请于郡守而出之。绅富恂恂腾谤，而寇已破祁门，至黟邑。吴出狱，即号召其人数千，成军出御，驱寇出羊栈岭有功，谤稍戢，然花鼓会不能禁也，至咸丰乙卯春，浙江遣之徐，观察荣御寇死难，督司江长贵受重伤，吴老铭之勇败散，而郡城失守……迨张文毅至，一郡疾吴如疾寇，恐其复用。文毅面谕之曰'尔之子弟妇女，何不自教饬，而怨他人乎？吾闻吴尚能率勇御寇，不若钜富之唯以馈献为事也。'郡人语塞，乃复录用之，令其部下禁花灯鼓。吴虽粗材，颇义侠，财不入己，奉文毅之令惟谨。其援浙尤有功，善戢士兵不扰民，杀贼奋勇。绅富渐与相安，不复腾谤，而花灯鼓亦遂息矣。八年冬援浙回，以病死，已擢副将，死之日，惟一故妻守丧，子幼，家无余财。”
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徽州绩溪人吴老铭即吴曰富、吴定洲，亦是当时博彩业花鼓会的轴心。由于“花鼓会”赌戏“害人至死，不可胜计”，自士大夫至乡民很少不染其习，就连那些富家的子弟妇女也因无以约束，没法管教，绅富视吴老铭为罪魁祸首。但也就是这个吴老铭却挺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不但流氓恶棍、蛊猾奸痞追附他，就连某些贫困失志的知识人士也投靠他，就在他被擒入狱的情况下，居然有人在一片腾谤声中以全家性命担保释放他为抗太平军效力。也又正是这个吴老铭真能不负众望，脱颖而出，当即能号召数千之众出师获胜，且能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谨听张芾之命，禁花鼓会，约束士兵不扰民，奋勇杀敌，老铭自身亦重侠义，财不入己，至死家无余财。……这真是个多面性人物的偶然作为的典型事例，非常透明地表现出人类群体和个体复杂的矛盾化的多面性和偶然性，而非阶级性。正因为在这个野史故事中的吴老铭的阶级性并不明确，故正史少有记载，直至１９９８年版《绩溪县志》我们才看到正史对他的描述，其人物传记“吴定洲条”载“外号老明〔（铭）－万按〕绩溪人，常居于歙北，以修建水碓为业，身材魁梧雄健，有武艺，使大刀，能敌百人。定洲能体恤和济人困患，曾与太平军有接触，在歙北跳石以组织”花会“（聚赌组织）为掩护，聚起几千人的队伍，引起官府的注意，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徽州府官达秀带兵化装农民诱捕定洲入狱，遣散聚集群众。三年春，太平军进逼徽州，曾追随定洲的群众图谋劫狱起义，达秀与幕僚计议，释放定洲，尊为上宾，为官府组织”义练“，暗派亲信监督。定洲组织五千人义练武装，对官府虚以委蛇，与太平军数次交锋，皆明战暗纵，伺机投太平军。咸丰五年正月太平军顶天侯陈狮子攻入祁门，吴定洲奉命率部进击，却缓慢开进，使太平军安然撤退。咸丰六年五月间，太平军从婺源大镛岭直达休宁，进入歙县，徽州军务督办张芾率果毅军及定洲部驻扎七里亭。战斗中，定洲见太平军攻官军周天授部受挫后，才率军上阵，与太平军正面交锋，让太平军从容撤出歙境。虽对太平军少有杀伤，实为保其主力。由于定洲缺乏果敢意志，迁延数年未能投入太平军。咸丰八年，随周天授援浙江回徽后病死。”
笔者不知此段人物传记的原出处也不知其“伺机投太平军”的原始依据之出处。但同是这本县志在大事记“咸丰三年”（１８５３）条却有另一记载：“二月，太平天国洪秀全建都南京，称天王，邑绅商议在明伦堂开设团练公局，并在各隅分设四局，后改义练局。邑人吴定洲集花会党徒，组成徽州义练团，对抗太平军。”
若传记吴定洲称吴定洲“伺机投太平军”属实，则大事记“咸丰三年”条称吴定洲组成徽州义练团“对抗太平军”不符史实；若“对抗太平军”是实，则“伺机投太平军”属子虚乌有。既然正史和野史都提到吴曰富（吴老铭、老明、吴定洲）集花会党徒组织徽州团练抵抗太平军，且历经数年，屡有战功，他投太平军的机会太多，要附会的说他“明战暗纵，保太平军实力”，那在吴老铭面前，太平军岂不成了好吃的糯米团？说吴老铭不振臂一呼，反戈一击，仅仅是因为缺乏果敢意志，更显牵强。
退一步说，如果传记描述的吴定洲伺机投太平军是史实，那人的偶然作为影响历史的成分则更显倾重。若吴老铭投了太平军，徽州可能成为太平军坚实的根据地，这些将不断壮大的根据地，作为天京的后盾，历史后果将不知如何。军事战争的天平、历史变数的天平往往较之毫厘。
恩格斯说过：“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规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因而认为：程狮毁城也好，程妻“请寇”也好，徽贾“导寇”也好，富商钜资馈献也好，吴老铭抗贼或投太平军也好……无不带有“意向相互交错着”的“偶然性”。其中甚至包括洪秀全本人屡试不第，万般无奈，终于选择了他“天父”的“救世”之路，也都毫不例外的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事件，而那“寇贼”性，“革命”性都是著史人以自己的情绪立场予以匡定的。治学者、研史者大可不必以介入和代入作为原则代价，否则将有失偏颇。
在前引若干故事里不少对徽州人的误解和评价词句，其中亦不无感情色彩和情绪描述，如“徽人嗜利”“悭鄙”“胆怯且吝啬”“商贾嗜利，不恤其乡，绅富敛财，乞怜于寇，古人言徽人必有抱金而死者，信矣”云云……其实这不应仅仅是徽州人的专利，而应是人类多数群体和个体在若干时期的共性，这固然也是影响历史的微妙因素，中史书中不可能杜绝，但这类介入性和代入性的情绪化亦正是我们在读史、研史、和著史时要慎而审之甚至应力戒的。
情绪化对历史评价的结果，也往往是两极对立。李鸿章有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候”；著史历来是统治者文人士大夫的事，许多读书人一生苦苦追求的目标境界。但随着人们经历、环境、地位的不断改变，历史文化观、世界观、哲学观不断调整，对历史的评价也会有同样的偶然性变异，并且往往有两极对立性。毛泽东年轻时曾说“愚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而曾几何时，待他的哲学观、世界观和历史文化观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经历而造就定型后，他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否定和肯定的评价，就是典型的两极化。
三
是否只有农民起义、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动力是否是最佳动力？具体到太平天国的评价等都是史学界要长期努力探究的问题，不可一言概之。太平天国战争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徽州、徽商的致命性打击的历史评估，也是一个必须长期探究的问题，尽管到目前为止甚少有学者敢于正视和论及，但笔者认为这个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徽商的没落原因之一。如今被联合国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的古徽州民居村落除文革破坏外，与太平天国战争前的规模相较，绝对是此非彼比（另论不赘）。我们可以从《歙事闲谭》载《休宁县众绅士公禀曾督宪》和《休宁县绅士合词再禀曾督宪》的段落中略见一班：“……贼复蔓延四乡，大肆荼毒，无山不搜，无地不到，无暴不极，无毒不臻，掠人日以千计，破产何止万家！杀人则剖腹抽肠行淫则威劫凶迫。村村打馆，丝粟无存，处处焚烧，室庐安在？死亡枕籍，骨肉抛残”……“近来肆毒更甚于前，昼夜四乡掳掠，沿途打馆，放火劫杀，殆无虚日，近城二三十里之地，少壮男女被掳被杀，靡不孑遗。或于穷谷深山，四面纵火围掳。间有未遭劫火房屋，则破墙毁壁，搜刮殆尽．新葬丘墓厝基多被发掘，甚至亲属遇害，日久不能棺殓，抛尸露赀，惨不忍言，其中幸得逃出之老幼孤穷，无从觅食，死饥死寒者不计其数。……”徽府六邑各县志所载，忠烈名录里，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的数以万计的徽人中，其受杀戮的形式、名目、花样、惨状可谓罄竹难书：缢死、溺死、磔死、焚死、熏死、中炮死、绝粒死、矛戟交加死、割耳流血死不止死、缚树下剖腹骂不绝死、被缚悬树用册籍焚烧熏闭五孔流血死、剖腹分尸、剖腹抽肠等等；阖门整族死和罹难十几、数十人的比比皆是。
正因为农民战争对原有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而且重要表现在对第一生产力即人的生命本身的大量摧毁，因而新政权（已不可能真正是农民自己的政权）即新的生产关系的重新建立只能须更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这种生产关系不可能是更先进的，它也不可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引导生产力的大力发展，而只能在新政权实现绝对统治并稳定了相当时期，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自然成长并促成新的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对自供自给的农业经济有了相应的宽松政策以后，综合生产力包括经济科技各方面才会获得一次新的进步。然而完成每次如是雀跳、兴替转换，如贞观、永徽、乾德、开宝，永、宣明治，康、乾盛世，动辄数百年矣！
农民起义曾经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但决不是最佳动力，它决不能取代和平、安定、民主、智慧。
历来不少大学者都指出历史是一部相斫之书，就是因为包括农民起义、皇室倾轧、宗教征服、殖民掠夺、国际颠覆和各派势力之间的直接武装斗争，都是以战争、破坏、重建的大乱到大治的纺型螺旋前进形式来改变历史；在中国只能是打倒皇帝当皇帝，四大发明又重新四大发明，始终没有以和平民主进步为主导。
任何历史时期，和平、民主、进步都是人类长久、永恒的目标。

汪德林

太平天国的记录也许能为寻根提供些许线索。

太平军在池州地区的主要战争
作者:安史

(一)七克池州
清咸丰三年正月甲子夜(1853年2月26日)太平军水军从长江顺流入池州境，直逼府城，府、县官吏弃城逃走，太平军穿城而过，东下南京。5月19日，太平军在春宫正丞相胡以晃，夏宫副丞相赖汉英率领下，溯江而上，6月攻占池州城，搜集粮饷器械后弃城西进。7月初，石祥祯、韦志俊率军进援江西；中旬，再克池州，城西铁佛寺毁于兵火。不久，太平军离城而去。11月，西征军回援扬州，18日进抵池州，太平军水师自清溪口驶入，在百牙山与清军激战，后破城而入，清军开西门逃窜，24日，太平军离城东下。
咸丰四年(1854)四月，太平军再占池州，并在李阳河拦江矶到荷叶洲沿江筑营垒驻兵；在贵池县境殷家汇秋浦河东立大营；在池口架浮桥与乌沙地区相连。
咸丰九年，池州太平军守将韦志俊降清。其部将古隆贤与清军在流坡矶大战一月余，击毙清军千总、外委各一名。
咸丰十年四月，清军为切断驻安庆、枞阳太平军与江南的联系，从水陆两路进攻池州，清水师总兵李成谋率优势水军攻占乌沙夹，焚毁池口秋浦河上的浮桥。太平军降将韦志俊亦配合清军自石埭发兵，连下泥湾、灌口和殷家汇，太平军退守河东大营。五月，河东大营失陷，清军围攻池州城，太平军守将齐天福、杨又青、丞相朱贵方战死。
咸丰十一年九月八日，清军攻下安庆。次日派大军顺流而下直扑池州。九月，太平军撤出池州城。
自清咸丰三年至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七克池州城，与清军激战数十余次。
(二)甲子岭之战
咸丰九年(1859)七月，太平军辅王杨辅清由景德镇率部出击石埭县境龙岩清军，清廷派兵救援，行至万觉岭时被翼王石达开部围困。驻龙岩清军欲从甲子岭打开突破口，与援军汇合，不料进入杨辅清部伏击圈，清军全部被歼。
(三)青阳围城之战
清同治二年(1863)七月，太平军堵王黄文金等率部10余万转战江西南昌、湖口、彭泽一带，失利，遂移师东下池州。七月十九日，会同青阳县境庙前、贵池县境茅坦两路太平军围攻青阳县城。驻青阳总兵朱品隆率所部退守城中。几天后，太平军环城筑66垒，在县城数里外筑70余垒，沿河设木城坚卡包围，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太平军连日攻城，城中粮食断绝，军需日绌，守将朱品隆忧恐致病。八月初十日，浙江盐运使李榕率部至洪山口，攻破太平军元桥营垒。十八日，曾国藩调总兵俞吉三陆师，彭玉麟调俞俊明水师进驻徐家村，提督江忠义、纪明道、席宝田亦先后率部支援。二十四日，彭玉麟由池州赶到青阳，布署反攻，二十七日午夜，江忠义等部于董家村山后泅水渡河，侧背袭营，俞吉三部从正面进攻，余部分头接应。朱品隆守军亦开城出击，太平军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中路和左路营垒相继被清军击破后退走石埭。是役，太平军围攻青阳城38天，守城清军饿死及被太平军打死者甚众。太平军战死者逾万人，米谷4万石亦为清军抢走。


汪德林:据长辈口传,我祖上就是在太平军进逼时,弃城而走.

汪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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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营外委汪联升

汪联升池州营外委。从本营都司收复建德，黑夜跋城，贼惊走，追至徐村，官兵溃，联升独殿截桥头，勒马失蹄坠桥下，被贼断头剜心死。马兵王上达(通志王作汪)、李得同时阵亡。联升世袭云骑尉。
摘自<贵池县志>卷二四人物志

汪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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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风血雨的岁月—太平天国时期的宁国县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号为“太平天国”。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
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1853年5月，太平军进行了北伐。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他们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进逼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1855年，全军覆没。
为了控制长江中下游，确保天京安全，洪秀全同时派兵西征。1853年5月，洪秀全命令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等将领率军溯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
1855年，清军在天京的南北两方建立了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以此来围剿太平天国。1856年初，太平军东征，解镇江之围，攻取扬州，破江北大营。此时，石达开在江西连克新昌（今宜丰）、瑞州（今高安）、临江、袁州（今宜春），吉安等地。3月，占樟树镇（今清江），陷曾国藩于困境。洪秀全急诏石达开率军回援天京。石达开急忙率军一路东进，过景德镇、入安徽徽州，攻占宁国县。从此，宁国县历史上走进了一段腥风血雨的岁月。
1856年5月2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太平军石达开率所部首次攻占宁国县城。清军浙江巡抚何桂清战败而逃，宁国县城为太平军所有，清朝知县吴世昌逃到山区躲藏，城里百姓躲避到乡下，县城被洗劫一空。石达开令部将张遂谋留守宁国县。胡乐巡检赵润被杀。五月上旬，太平军旋即北上攻占了宁国府所在地宣城。
石达开率军从宁国府建平县（今郎溪县）入江苏，6月中旬占溧水，抵天京城外孝陵卫，与秦日钢等部于1856年6月20日击破江南大营，清军溃败，钦差大臣向荣逃往丹阳，旋死。太平天国的军事达到鼎盛时期。
1856年6月13日（农历五月十一日），清军徐天麟、张应超部一万四千人进攻宁国县，张遂谋率领本部太平军退入江苏。之后，两江总督何桂清接防宁国、徽州、休宁等地。
1856年10月20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太平军石达开部将领彭大顺、张遂谋领兵复克宁国县城，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回常州。且据《宁国县志》记载：1852—1855年连续蝗灾，1856年（清咸丰六年），宁国“大旱，人相食”，百姓生活极其艰难。
1857年，清廷派重兵重建江北大营、江南大营。
1857年，浙江提督邓绍良视安徽宁国县为浙江屏蔽，率总兵吴全美、明安泰、德安等屯军扼守。11月，清军与太平军大战于宁国县南极曹口河东畈，彭大顺在朱家桥大桥上杀清军团练头目吴壎、马占彪。清军人多势众，太平军战败而退。吴壎，宁国县南极乡洪家庄人，因德才皆优，咸丰七年被清廷吏部选为江西德化县知县，未到任，率团练兵勇驻东乡漕口阻击太平军，兄弟七人均参战。会神拳。同治六年（1867），皇帝载淳赐匾“景扬德望”给吴氏，以旌表吴门义举。
1858年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日）太平军将领李世贤率军攻占宁国县城，与总兵吴全美、德安等部清兵激战。上元人，宁国知县吴世昌被杀，清军死伤一千多人，吴全美、德安率残部逃往芜湖湾址。
1858年，李世贤驻安徽芜湖，主持皖南军务，7月，参加枞阳军事会议。7月26日（农历六月十八日），清军邓绍良部总兵明安泰、德安复陷宁国县城。9月，太平军破浦口江北大营。12月，李世贤、刘观芳率军从芜湖出发，在宁国府湾址镇（今属芜湖）歼灭浙江提督邓绍良部，邓绍良战死于湾址黄池。
1859年，朝廷令直隶天津人曹克忠任宁国县知县。曹克忠开始投效湘军，后跟从多隆珂。曹克忠领军于1860年击败潜山、太湖一带太平军，而升为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赏赐黄马褂。年底，李鸿任宁国县知县，皖南道台李元度部驻守宁国城。
1860年2月22日（农历二月初一），太平军李世贤、刘观芳率军从宣城辟溪岭（与宁国汪溪四十八棚处交界）攻克宁国县城。焚掠四出，24日退往广德，沿途纵火，五日始熄。李世贤部随后进入浙江，合李秀成部克安吉、长兴。3月率部围湖州（今吴兴）。不久，撤至安徽广德，参与攻占建平（今郎溪），共商救援天京之策。继克江苏溧阳，攻宜兴，逼常州，围金坛，占句容，投入摧毁江南大营之役，以功封侍王。并与杨辅清占领宁国府（即宣城）。
1860年7月4日（农历六月十八日），李世贤率部经宁国县胡乐司出师丛山关（今属绩溪），击退清军皖南道台李元度部，克绩溪、徽州（今歙县）、休宁，逼祁门曾国藩湘军大营。后转入浙江，占严州、富阳等地，攻杭州、湖州不克，复回宁国。
1860年2月，为解天京之围，李秀成等用围魏救赵之计，进军浙江，3月，攻克杭州。总兵张玉良等带兵万余人从江宁赶往浙江复夺杭州。李秀成等随即回军进攻清军江南大营，时大营兵饷欠缺，军心涣散，5月6日，江南大营被攻破，全部溃散。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等退守镇江，寻走丹阳，张国梁溺水而死，和春逃往常州、无锡，自杀于浒墅关。大营溃灭。太平军乘胜进军苏南，占苏州，直逼上海，同美国侵略分子华尔的洋枪队及英、法侵略军作战。1862年，太平军再攻上海，杀法国侵华舰队司令卜罗德于南桥（今奉贤）；毙华尔于慈溪（今宁波慈城）。1863年春，又击杀“常胜军”首领、法国侵略分子勒伯勒东、达尔第福等于绍兴。
1860年9月，清军李元度纠集湘军主力霆军（鲍超部队，鲍超字春霆，故名）宋国永、潭胜达等将领领兵与太平军李世贤部激战于宁国县吴岭（今虹龙）。龙岩人宁国知县李鸿带团练堵击太平军，被杀。双方伤亡数千人。
1860年11月底，湘军主力浙江提督鲍超部驻守宁国，太平军撤退至东岸。12月9日（农历十一月八日），太平军李世贤部与追及清军鲍超部在宁国县东岸水碓坎激战一场，后退往绩溪，取道胡乐司。邑人周贇组织乡丁，协助胡乐巡检司抵抗太平军。胡乐巡检王清和其弟以及周贇之弟均战死。周贇被俘，太平军强迫他在军中做文书，达半年之久。他在太平军中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后来终于脱逃出来。邑人许观，年七十，骂贼（太平军），被割舌而死。县令后由县丞汪光谦（歙县人）兼任，王宗沂任胡乐巡检。
1861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初八），胡鼎文、郜永宽率部破宁国县城，县署训导何金麟（青阳人）一家男女五口，逃到南阳关口被执，投井而死。、庠生周文吉（邑人）顽守而战死。邑人操三宝、汪苏州率团练战死宁墩纽口。鲍超部兵败撤退。
1861年9月5日，太平军历经近两年的安庆保卫战，终遭败北。湘军用炸药轰塌城墙，安庆沦陷。安庆为清军所占，天京上游屏障以失，太平天国形势急剧恶化。
1862年7月，鲍超率部再次攻宁国，太平军受挫，退守广德。8月，鲍超率部克宁国府宣城。1862年，胡云衢任宁国县知县。
1862年5月底，江苏布政使曾国荃所部湘军陆师约二万人进驻雨花台，兵部侍郎彭玉麟所部湘军水师进泊护城河口，围攻天京。洪秀全急诏在苏南的李秀成等回援天京。8月，李秀成集结大军，兵分三路：北路由李秀成与李世贤率主力进攻围京清军；中路由陈坤书等领兵攻安徽芜湖金柱关，以断敌粮道；南路由杨辅清、黄文金、胡鼎文等攻安徽宁国，以牵制敌援（曾国藩湘军大营驻守在皖南祁门，宁国是祁门通往天京的咽喉要道，所以皖南宁国为天京屏障）。
1862年9月，太平军江北军事重镇庐州（今合肥）又告失守。太平天国局势更加恶化。
1862年10月，太平军杨辅清、胡鼎文、黄文金回师宁国，收复县城。宁国县典史傅简（会稽人）、训导樊熙朝（舒城人）被杀。樊熙朝家眷二女一媳被追至鸡山坪，无处可逃，俱投井而亡。10月，太平军克宣城，击毙皖南道台尹福成、知府颜培文，提督周天培逃脱。未久，太平军奉王古隆贤、跟王兰仁得、金王钟万信等在浙江昌化受挫，退守宁国，清兵尾追，清军鲍超率部阻击，宁国、宣城复陷。
1862年11月24日，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金王钟万信合击鲍超部，收复宁国县。杨辅清、黄文金复克宁国府宣城，往天京高桥门等处，抗拒湘军。
当时，宁国县百姓只要听说太平军（称长毛）要来，或是清军要来，就急忙向深山老林里躲藏，跑慢了就没命了（当时百姓称“长毛跑反”）。当时留传：“长毛要毛不要头，清军要头不要毛”。老人，妇女，小孩跑的慢，死的最多。笔者小时候（20世纪60年代初）听一位80多岁的邵氏老奶奶说：“她父亲亲眼所见，在隆昌坞（今南极乡龙川坞），一长毛兵用长枪插入小孩肛门里，然后举起来玩耍，小孩痛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旁观的长毛士兵却鼓掌大笑。那士兵耍过后，将长枪上的小孩甩出老远，小孩被摔死了。长毛在农民家做饭，撤退时将锅灶砸毁，随意将灶堂里柴火抽出来把房屋点燃……”。
一队太平军攻打榧树塔（今霞西镇石柱村），乡民自发组织自卫，占据有利地形抵抗太平军。太平军攻不进去，便强迫一村民带路，从庄村乡纸棚凹翻山进入榧树塔，将村里所有人都杀死了，榧树塔因名为杀人坑。
清朝末期铜陵举人夏思沺，字少岩。他的诗《咏高山二烈》：“咸丰庚申腊，避寇旌宁间。知音遇伯牙，穷途免饥寒。狂寇乘寒来，冒雪登高山。高山女如云，泪洒血成斑。就中有二烈，高节不可攀。一为胡氏妇，脱身入深潭。一为俞氏女，抱树手交环。入潭贼不顾，抱树贼戟攒。血流心已死，头裂手不宽。夜静闻胡呼，贞魂相与还。红日两冰人，战战何时干。二烈幸未死，死已非所患。我已知死乐，鸿毛独无颜。未报一士恩，徒为二烈叹。题诗泪磨墨，投笔催心肝。何人题此诗，铜陵夏少岩。”真实地记录了太平军流寇在宁国、旌县交界一带残害妇女的罪行。
太平军到梅村（今南极乡梅村），一个500多灶（户）的大村子，人都跑光了。太平军到处寻找，找到一位躲避不及的村妇。太平军严酷拷打村妇，逼问村民的去向。村妇无奈，说出村民藏身之地在仙人洞。太平军在半山腰找到这个洞，洞口不大，几个士兵准备进洞。洞里面有一群年青人，手拿棍棒、刀枪，把守洞口，太平军进不去。太平军便从村里扛来几十床晒垫（晒谷用的，用毛竹篾编成，长二丈，宽一丈，卷起来是个二尺多围、一丈长的圆柱体），浇上桐油，塞进洞口，点上火。同时从山顶洞口丢入大量炸药，洞里1300多人全被烟雾窒息而死。此事件《宁国县志》有记载：仙人洞变成“千人墓洞”，清末邑人周贇作有《梅村千人墓记》。
太平军兵败之时这些灭绝人性的暴行，令人发指。
湘军亦不例外的惨无人道地屠杀百姓、太平军士兵，曾国藩自己在家书中曾经数次提及，在一篇奏折中也供认不讳。百姓们和社会舆论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称他为“曾剃头”、“曾屠户”。宁国县河沥溪官山、五里铺、虹龙、东岸、宁墩、桥头等地有清末义冢几十处，曹口附近李家山后义冢，一处就埋了200多颗头颅。宁国城南碉堡坳（今物资大楼后面，铁四局大修厂下面）的坟墓象过去秧田里烧灰包一样密集。
驻守在宁国的太平军，没有固定的军费开支，便四处抢掠财物。清军一到便要摊派军用物资，增收税款，曾国藩给沅弟（曾国荃，字沅甫）的信中说：“又有件最大的事，金柱关（在今芜湖）可设厘卡，每月可收入五、六万，东霸（在今江苏高淳，即东坝）可设厘卡，每月可收入五、六万，……”，便是最好的佐证。经常有一队队的散兵游勇流窜于村庄之中，抢劫、烧杀，无恶不作，宁国县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862年五月，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籍，无人掩埋。是年冬，大雪”。（《宁国县志》记载）
由于死的人太多，到处是高度腐烂的尸体，无人掩埋，细菌扩散，瘟疫（霍乱、鼠疫等）传染，血吸虫病流行，许多村庄空无一人。当地民谣：“屋外荒草室内苔，病死床上无人埋，妻子床前哭丈夫，可怜孩子病又来。”战后几年，外地人怕传染，都不敢到宁国来。多年后，外地人来到宁国，走进村庄，进入空房。见挂在床上的蚊帐完好无损，用手掀起时，全粉碎了，床铺上躺着二、三具骸骨，有大人的，有小孩的。当时宁国县百姓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1863年初，清军曾国藩部湘军主力参将刘松山领军攻宁国，宁国县复为清军所占。宁国知县先由王必蕃（广东人）担任，后由王凤仪（江苏人）担任。
1863年12月12日，太平军东平王何明亮、匡王赖文鸿、金王钟万信等部在浙江战事失利，退守宁国，击退清军刘松山部，宁国县复为太平军所得。
1864年2月，太平军刘肇钧、李容发进军徽州时，在绩溪遭阻，随后复征，顺道击毙宁国县胡乐巡检司巡检王宗沂，巡检司弓兵、徭役数十人全遭杀害。宁国知县由谢定通（震泽人）担任，后由李堡担任。
1864年3月，太平军汪海洋部从余杭撤往德清，后走昌化，过皖南宁国，入江西占瑞金。
1864年春，太平军李世贤与陆顺得率部由昌化进入皖南宁国，后入江西。
1864年5月7日，太平军在浙江昌化为清道员康国器所败，刘肇钧、朱兴隆、李容发、林彩新等率太平军第四路军由昌化白牛桥退走宁国县万家。淮军主力之一的“盛军”周盛波、周盛传部驻守在宁国县，太平军与其接战后，退走到江西。
1864年2月，天京天保城失守，湘军随后进至城东北的太平门与神策门，天京被合围，城中粮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幼主洪天贵福于6月6日继位。7月3日，地保门又陷，城外据点尽失，湘军逼近城根，掘地道攻城。19日太平门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守城将士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指清军）享乐用”，同敌人展开肉搏，宁死不屈。天京城里一片火海，一连烧了七天七夜；到处是死人，血流成河。天京失陷后，李秀成、林绍璋等拥幼主突围出走。李秀成断后，失散被俘，写《李秀成自述》，述及天国历史。8月7日，被曾国藩杀害。
幼天王出城后，由洪仁玕\等护送至安徽广德，继被黄文金等迎入浙江湖州（今吴兴），准备往江西会合李世贤、汪海洋等部入湖北，再合陈得才、赖文光等部据荆州（今江陵），襄阳（今襄樊），以图中原。
1864年7月，淮军主力之一的“铭军”刘铭传率部尾追，干王洪仁玕\、堵王黄文金等在湖州受挫，退走广德。7月29日，洪仁玕\、黄文金、黄文英、谭体元、范汝增、洪仁政、赖文鸿、李容发、李明成等王护幼主洪天贵福及忠王之子，经广德四合，走小路，翻泰山，入宁国县桂花村祖师（鼎）庙到桥头。7月30日，刘铭传率“铭军”从广德追击到桥头，在舒村与汪村之间的将军岭，与太平军断后的黄文金部激战一场，黄文金负伤后退至汪村。清军周盛波、周盛传率“盛军”从宁国城赶到桥头阻击，太平军与清军在桥头汪村大战一场，匡王赖文鸿拼命奋战，杀开血道，引开清军主力，好让太平军主力从黄栗树突围至石口。赖文鸿率部冲至余村头时，不幸中弹身亡。桥头与梅林之间的将军岭，就是纪念他而留名。邑人汪家森、胡为宝率团练战死于将军领。堵王黄文金虽身负重伤，仍率众奋勇拚杀，力战一天，终于突围至石口，退到宁国墩（今宁墩）。宁国县桥头一仗，太平军伤亡十分惨重。自此，太平军结束了在宁国县也是在皖南地区的最后一次战役。黄文金因伤重而亡，来不及掩埋，其弟黄文英将他的尸体安放在宁国墩上面山边的深水沟里。南极方向的马头岭、孝岭有清军重兵把守，太平军连夜从万家走小路，翻塘岭，过黄花关，撤退到浙江昌化白牛桥。首王范汝增为了引开清军主力，在淳安与清军激战，5000士兵被俘，自己身负重伤。8月，太平军过开化、常山，转入江西玉山、铅山、新城（今黎山）、广昌。10月9日夜，在石城杨家牌为清军所袭，队伍溃散。25日，清军知府席宝田率精毅营俘获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干王洪仁玕\。11月18日，洪天贵福在南昌殉难。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纵横十八省。他把历代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全面冲击封建制度，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痛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精神，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但这场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是不可估量的，宁国县人民受害尤为惨重。
2003年第1期《社会科学》周武先生撰文说：人口史学专家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户口数，认为1851年至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百分之四十，绝对损失数一点六亿。有学者将战前人口数额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比对，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给皖、赣、浙、鄂、苏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至少五千四百万。
1991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行龙先生撰文《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说：浙江省1866年,减少至637.8万人，净减23728857人，占战前人口的72.8%；江苏省1874年，减少至1982.3万人，净减24679621人，占战前人口的55.7%；安徽省人口直到1892年也仅为206万，净减16034012人，占战前人口的44%。
1683年（同治二年），曾国藩在《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中写到：“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一日不逢一人。……，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贼（指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
1936年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编印的调查报告《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说：“宁国县在太平军退出的三年内荒无人烟，宁国知县（张志学）只得住于设在宣城县的宁国府内。后来从徽州、福建、浙南迁来少数客民，待到湖北、河南灾民大批南来，人口才渐多”。
《宁国县志》记载：“宁自咸丰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清道光元年（1821），宁国人口数为294980人。直到乱定5年后的同治八年（1869），全县仅有男女人丁10004人。自1864年至战事结束后40年，即到光绪三十年（1904），宁国人口数才增加到26923人。宁国县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所有古建筑毁于一旦，史书资料化为灰烬，给宁国的历史文化传承造成了中断。
周贇诗词《兵难诸作》（写于1860—1864年）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情况：
数载筹防御，闾阎气已伤。饷多充国少，兵弱暴民强。地任离心失，珠犹剖腹藏。忠臣援例报，孤负国恩长。
官去犹携印，贼来先守城。有民能报国，无将自兴兵。两县尸横野，千村夜哭声。桃源彭泽宰，辟世已忘情。
暂作编茅计，经春复历冬。墙因千仞壁，柱借万年松。静坐云生足，寒眠雪压胸。若无忧患累，巢许已齐踪。
近贼人无睡，凶声日夜传。一心惊入地，万口痛呼天。白发攀藤走，红颜籍草眠。隔山回望处，家室已城烟。
有命终愁死，无家尚忆归。草储明日食，雨洗隔年衣。昼伏身如葬，宵惊梦宜飞。何时见天日，同采故山薇。
别泪血双袖，断肠呼一声。不堪环抱死，难保别离生。有母送苏武，无人赎智罂。慈颜暂回顾，刃下望归程。
身在梦犹疑，春归客不知，腥风千里血，毒雾一军尸。四节鸿毛误，生还马角欺。团圞终有日，存没永相期。
月黑淅山高，仓皇虎口逃。离弦心似箭，作砺颈磨刀。不识饥寒苦，焉知跋涉劳。故乡能到否，有害莫相遭。
贼境皆忘日，穷途始见天。早惊村妇走，晚伴死人眠。旷野秋无种，深山夜有烟。入门两行泪，如梦对灯前。
不战人将尽，收功灰烬馀。走曾伤郑鹿，技已识黔驴。杀贼唯凭险，知兵不在书。如何全胜日，先自弃军储。
山寨连云结，神旗映日开。风呼千树火，石走半天雷。碧血人如草，红头贼是灰。相遭两不幸，忍见髑髅台。
烟火梦中逃，蛮奴夜失刀。如熊人有胆，似猬贼无毛。电影旌旗乱，风声草木号。义兵无爵赏，杯酒叙功劳。
越寇无人御，吴宫有女兵。蛾眉同一死，虎口又重生。不负焚身烈。依然抱树贞。血痕堦石紫，一见一回惊。
杀声来天地，淒然草不春。岂无攻贼贼，竟有食人人。疬以忧老酿，饥非水旱臻。行踪千里绝，何处闻乡邻。
土旷官遥领，人稀贼自衰。干戈无用处，焚掠有穷时。並死诚何乐，求生亦可悲。天良汝仍在，悔悟太嫌迟。
山中人听说，海内贼皆平。相慰各垂泪，闻呼尚误惊。家门天再造，儿命母重生。未失千秋业，归来谱六声。
太平天国时期，不到十年的时间（1856—1864），太平军与清军在宁国县境内，你来我往拉锯战20次，其中10破县城，加上瘟疫蔓延和蝗虫、干旱、大雪等自然灾害，当时的宁国县，真可谓“腥风血雨”！

汪德林

太平天国的记录也许能为寻根提供些许线索。

太平军在休宁的战斗
作者:佚名

清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将领范汝杰部，于三月二十日在渔亭阵斩清福建汀漳龙道员徐荣、都司许尚达、知县张颖达后，乘胜直下休宁。二十三日，占领休宁县城，知县唐宝昌潜逃去歙。范部在休城南街擒杀清廷团绅鸿胪寺卿孙日萱、士绅杨大容后，张贴告示，安抚百姓。稍事休整后，继续向歙县进军。三月三十日，占领徽州歙县城。四月九日夜，因清援军浙江金华知府石景芬、副将魁龄率部赶到，太平军撤回屯溪，经万安街复入休宁县城。翌日，复撤往婺源。六月六日，太平军由婺源再折回屯溪，复占领万安街和休宁县城。接着，驻黟县太平军和南路太平军，相继至休宁与范汝杰部会师。二十八日，清提督邓绍良自统主力，总兵都阿隆率兵800人，马永清率兵800人，知府石景芬、游击萧知音、周天受率兵1300人，围攻休城，留徽州肇庆知府程葆纠合乡民万余人助阵，战斗在休城东、西两门激烈展开。太平军以滚木、垒石从城墙上往下掷击，清军千总陈宗富战死，萧知音、马永清负伤。太平军黄、陈两检点亦阵亡。双方死伤均惨重。最后，太平军突围经羊栈岭去石埭(今石台)。
清咸丰六年四月十五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南路军由婺源攻取五岭，休宁知县唐宝昌率兵堵击。太平军斩清守备欧阳斌、团绅叶本、曹元振、程茂恩、叶星岩。十七日，乘胜攻打休宁县城，因清军大批涌到，即撤退至黟县境。
清咸丰十年三月，曾国藩在祁门设立大营，一面指挥湘军围攻安庆，一面企图巩固江西、皖南、浙江的补给交通线，以保湘军给养来源。为粉碎清两江总督曾国藩这一部署，十月，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统率国宗杨雄青、轮天义练业坤、进天义范汝坤、宝天义黄呈忠等数万人，攻克徽州府。曾国藩“飞调湘军鲍超自太平回军渔亭，道员张运兰自旌德回军黟县”，以“遏侍王李世贤西进祁门”；还调左宗棠部速赴乐平、婺源，以防李世贤军去江西。十二日，李世贤军进入休宁县，驻兵县城和万安街。十一月十一日，清军鲍超、张运兰两军分路会攻万安街，鲍超还亲自率兵一部牵制休城太平军。太平军浴血奋战，清军被击退。十四日，鲍超、张运兰率部分别移营至距休城十余里的西馆、迪祥湖，威胁太平军。十六日，休宁太平军数千人由琅进攻张运兰部，战斗失利，将军汪怀忠阵亡于迪祥湖。十八日，清军反攻休城，太平军坚守不出。驻歙县太平军闻讯派兵来援，驻万安街太平军亦准备待机出击。二十七日，清军鲍超、张运兰等部，分兵四路，突然对万安街发动袭击。经过激烈战斗，清军最后采用火攻，太平军冒火突围。二十八日，李世贤部练业坤、范汝坤自徽州“解送子药大炮进入休宁济军”。二十九日，清军再次攻县城，守军出战，双方互有伤亡，战事处于相持状态。十二月二十七日，李世贤派大部队取道猛攻上溪口，清军都司谭加耀率部阻击，清已革副将杨名声督马队驰援。太平军绕道袭击清军营垒，清千总胡明昭弃营潜逃，太平军遂占领上溪口一带。
咸丰十一年初，鲍超所部退驻西馆，张运兰也从迪祥湖退驻黟县叶村，太平军向清军进逼。一月六日，侍王派遣休城、上溪口太平军，分东、南两路进攻渔亭清军。由于计划不周，行动未取得一致而告失败。曾国藩趁机反扑上溪口、和村、石田、小珰等处，留守上溪口一带太平军层层作垒，与留驻休城、屯溪太平军“互为倚角”，给清军以严重威胁。于是曾国藩又增派副将朱品隆、总兵唐义训等由祁门前来，协同张运兰部联合发起猛攻；同时调回鲍超、宋梦兰部牵制休城太平军。上溪口一带太平军终于不支，退至县城。为保存实力，太平军于三月二十一日撤离休宁，退守歙县。
四月十一日，曾国藩为了急于打通浙皖交通线，纠集祁、黟两县清军9000多人于休宁，准备大举进攻歙县，并将江南大营从祁门移到休宁，亲临督战。四月十三日，北路以鲍超为主将，出唐模；西路以唐义训为主将，出岩寺，直扑歙县。四月十四日，清军刚过七里亭，即被太平军包围痛击，太平军多用“洋枪”，冒大雨勇敢战斗，斩清军200多人，获全胜。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再度进攻歙县，途中宿营槐塘、大里，太平军乘夜包抄劫营，清军惊溃。侍王李世贤率部乘胜追击，进逼休宁，围困曾国藩大营。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带领溃军仓皇退回祁门。
咸丰十一年六月，安庆保卫战进入紧张阶段，皖南太平军奉令波江北援，李世贤部又要配合李秀成第二次西征，因此，太平军决定撤离休、歙一带。于六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分两路退往浙江。
从咸丰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六月，太平军占驻休、歙9个多月，截断了湘军的皖浙交通线，牵制了一部分清军，并严重威胁了曾国藩大营，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安庆保卫战。

汪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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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征战歙县
作者:安史

清咸丰五年（1855）二月，太平军首次攻克本县，知县廉骥元自杀。
翌年三月、九月，太平军两次攻打徽州府城，被清守将张芾击退。
十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刘官芳率兵攻徽州城，张芾与之激战于北门外，太平军失利。四月，太平军与张芾激战于三阳坑离去。八月二十四日，李世贤再次率兵攻打徽州城，俘清兵千人，清守将李元度率残部弃城逃跑。太平军进入徽州城后，向徽州各县及皖浙、浙赣、皖赣边游击。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军在本县街口、深渡、篁墩等地游击作战。同时，太平军杨辅清自宁国进攻徽州城。十二月，清守将张运桂坚守城门，太平军攻城不克，遂聚集兵力在屯溪、岩寺、潜口游击作战，以截断徽州城官军粮路。十九日，清将唐义训、朱品隆奉命率兵先后突破太平军石桥、潜口防务，配合张运桂抗击太平军。二十六日，清军张运桂、黄万友、朱品隆、唐义训合击太平军于岩寺，太平军失利，杨辅清受伤。
同治二年（1863)二月底，刘官芳、汪海洋自黄山至岩寺与溯江而上的太平军汇合，在长林、岩寺、潜口、篁墩，七里头等地与清兵刘典、王沐等激战数日后，撤出歙境。八月，太平军古隆贤部被刘典堵于许村，受刘典和唐义训前后夹击，败走绩溪。
三年一月，李世贤进军本县，在吴山铺、新管遭唐义训伏击撤退。三月，李世贤与陈文炳、汪海洋兵分两路攻打徽州。十三日，与清军毛有铭、唐义训激战于歙东、歙南，清军失败，太平军乘胜转战歙北，迁回歙西，包围府城。十六日，李世贤部攻打朱村清军，唐义训救援被困，毛有铭再前往救援逃入府城，太平军直逼府城下，层层围困。后因游击于小川、深渡、渔岸、敬兴、王村、篁墩的太平军失利，且又数日攻城不克，遂率部离去。六月十六日，南京被清军攻克，太平军取道徽州，经本县大洲源至正口，于八月十五日晚上渡过新安江，与唐义训、刘明灯激战，太平军列王邱国文战死，李士贵被俘，余部撤往江西。

汪德林

太平天国的记录也许能为寻根提供些许线索。

太平军征战婺源
作者:醉美婺源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之后，采取了北伐和西征并举的战略；即在挥戈北上的同时，又沿长江流域而上进行西征。西征军先是占领了安徽的和州、安庆等地，嗣后进军江西，占领九江。据考，太平军首次攻克婺源是在咸丰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55年4月14日），最后一次路经婺源是同治三年（1864）七、八月，其间多次到过该地，并在婺源有许多战绩和施政措施，可惜缺乏全面、系统的记载。这里，笔者只能就已发现的史料综合整理，企求再现当年太平军的风云际会。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
二月二十六日，太平军范汝杰部由休宁县经花桥、浙岭至清华；二十八日，攻克婺源县城。清廷惊慌失措，急调浙江金华知府石景芬率都司夏宝庆领兵到清华、江宁大营提督邓绍良率徽州提督周天受领兵到渔潭，分两路进剿太平军。三月十五日，太平军离开婺源，由德兴县攻入广信府。
四月初七，太平军范汝杰部复由广信经德兴县攻占婺城；初十，转战婺西中云、橫槎等地，翌日部队开赴景德镇。四月十七日，太平军又从景德镇折回婺源赋春、甲路等地；十九日，在婺北清华与清兵浙江都司夏宝庆部交战，击毙千总王标、把总蒋叙元等，太平军得胜后转往休宁县。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
三月初，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在江西分兵三路东进，经皖南驰援天京。初六日，其中一路由景德镇进攻婺源，经黄砂、许村、中云等地后，于初八攻下县城。十一日，部队由婺东汪口、江湾越五岭，转往休宁县。
八月二十三日，太平军一部由南乡太白司经高砂到婺城北，另一部从德兴县海口至县城西，发起攻城；二十五日，击溃了浙江游击蒋廷选会同知县陈兆元、城守贾仲良等率领的守城清兵，击毙浙江守备徐勇、千总胡鸿飞，占领县城。八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撤离婺城前往休宁县。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二月十四日，太平军由景德镇过婺西浇岭至汾水，时浙江南河参将师长镳扎营于橫槎仁寿桥东山上，十五、六日两军交战数次，各有伤亡；十七日，太平军分头进攻，重创清兵，阵斩师长镳。是日，太平军另一部在盘山亦打败了阻击的民团。十九日，太平军顺利攻入婺城。二十一日，太平军转战龙山、豸峰、孔村、坑头等地，严厉痛击了顽抗民团。二十七日，太平军由县城出发，经高砂、太白司进攻德兴县，团练头目王德让、汪贤发、吴平泰、潘开骥、汪文海等奉命率队在罗田、硖石、银鞍岭、曹门阻击，皆被歼灭。
五月十一日，太平军从德兴县返回婺源，经长溪、岩前、甲路、清华、官坑、裔村等地，于十六日去休宁县。闰五月初一，太平军复由休宁县至婺北平鼻岭，沱川余铨桂督团练占据岭上有利地形阻击，接战两天击溃团练。初四，太平军从沱川攻入清华；初八，进军甲路转战景德镇。
六月，浙江知府毕大钰、参将王国政率兵来婺驻防，分营县城东关外陈家山与西关外西山；徽州参将王梦麟和都司王恩荣、丁文尚、罗承勋等，率郡兵驻防婺北重镇清华。
七月初二，太平军由乐平进入婺源，经彰睦、朗湖、盘山、汾水、中云兵临城下；初六，分两路攻打清兵驻县城东关外陈家山与西关外西山营垒，击毙浙江知府毕大钰于汤坞，清兵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太平军占领婺城后，一部守城，一部退驻于高砂、中云、许村、港头、寺前等处。初九，守城之太平军北上进攻清华，遭到邑绅洪修政、潘国珍等在清华所设永绥团练局团勇助清兵的拼死抵抗，太平军数攻不下，略蒙损失退兵。
八月，徽州参将王梦麟由清华移营金竹岗。驻城太平军分两路前往攻击，一由前坦过茶培岭，一由思口至金竹，均进至清兵前营里许，遭到县丞叶铃，都司王恩荣在集福庵山上的伏兵袭击，太平军腹背受敌，战斗失利；同时团练又施糖饼掺毒药的诡计，太平军中计食饼被毒死百余人。
九月初四，太平军退出婺城转景德镇。清兵随之入城驻防，并集团募勇筹建团练，在城设紫阳总局，东乡设永安局，南乡设和安局，西乡设振厉局，北乡仍为永绥局，联防对抗太平军。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
四月初一，太平军由浮梁县入婺境到达船槽岭，遭到团练的阻击后退甲路；初二，从甲路再退岩前时，在羊岭受到戴崇钟等率的团练截击，太平军猛扑而上击溃团练，歼灭戴崇钟等百余人后安然退去。
七月二十五日，太平军杨辅清部从开化县华埠经德兴县新建入境，参将丁文尚、游击蒋廷选闻讯后率郡兵及团练守御黄瓜尖岭，守备陈某领兵守御西坑岭；二十八日，太平军猛然发起攻击，重创丁、蒋两军，清兵多夷伤，团练死伤尤众，残部溃逃清华。
八月初一，太平军在杨宜春率领下进入县城。入城后，为防止清兵反扑，太平军加固城垣，开挖深沟，筑堰小东门外以遏河流，并在城墙上遍施机弩木石，在城外设竹、木栅两重，以作固守。朝廷急调徽州提督周天受、总兵江长贵领兵屯驻武口、香田、三都、香坑等处，副将王梦麟屯兵上河，浙江副将文瑞、游击夏宝庆屯兵渔潭，妄图剿除太平军；徽州知府林恩源，参将文某亦奉命督团练助剿。太平军一面坚守城池，一面分兵驻守高砂，巡回寅川铺等地，并伺机夜袭清兵营地。清兵攻城数月不下，反而伤亡惨重。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
正月，清廷又派浙江总兵李定泰率部从白沙关增援攻城，屯兵一都王林。二十九日，清兵东、南、北三面发起攻城，激战一昼夜，太平军终战不利，二月初一撤离县城，由西乡退往浮梁县。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
十月，太平军一部从休宁县扶车岭入婺境，在三梧岭遭到团练的阻击后退回。
十一月初二，太平军汪海洋部从德兴县入婺南境，攻下县城。初三，清候补四品京堂左宗棠遣重兵压境，太平军撤离婺源转战浙江开化县。十五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由休宁县至婺源大畈，十六日至江湾，遭到清兵驻守江湾之徽州副将王梦麟、程永年和团练的阻击，十七日太平军分兵突破敌阵，清兵一败涂地，王梦麟狼狈溃逃祁门县。十八日，太平军占领婺城，知县朱德芬借口赴祁门县请兵，逃之夭夭。太平军取胜后，分兵驻守汪口、词坑、鹤溪等地，于二十五日离婺去浮梁县。
十二月，太平军一部在婺北凰腾、浙岭与团练接战，消灭团丁200余人。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
正月二十七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再次率兵由休宁县攻婺源，分兵十八路进取，长驱直入攻进县城。
二月，京堂左宗棠督军围攻太平军，并遣游击王开琳、罗近秋扼守甲路。初六至初九，守城太平军终战不利，退出县城走中云撤往乐平县。十二日，驻守婺北的太平军与清兵王开琳、罗近秋部在甲路交战，重创清兵，阵斩把总赵玉莲、曾文清等，迫使王开琳退兵景德镇，太平军转营驻守船槽岭。
三月，撤往乐平县的太平军复入婺境，经盘山、中云，于十九日攻入县城，知县申协烜被迫投河自杀。二十三日，太平军离婺城转往开化县华埠。
五月二十二日，太平军又从德兴县入婺城，二十四日转至汪口，二十八日经大畈入休宁县。
六月初二，太常寺卿左宗棠分兵来婺驻守，初八日左宗棠本人亦从景德镇到婺城（八月离婺驻广信）。二十一日，赖豫新率汀州义军由德兴县入婺境，在一都受到清兵阻击后退回；二十五日，太平军复由德兴至黄瓜尖岭，又遭到清兵道员王开化部阻击，仍退回；二十七日，太平军与清兵在九百亩畈对阵大战，众寡悬殊，战斗失利后退往开化县华埠。
十二月二十六日，太平军一部由开化县入婺东境，左宗棠亲往督兵在大鳙岭堵击，战斗失利，太平军退回开化县。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
三月十八日，太平军分两队由休宁县经婺源开往德兴、玉山县，在回岭、浙岭击溃了团练的阻截。
四月，太平军又一部由休宁县上溪口取道婺源，进入江西。
七、八月，大批太平军由开化县经婺东进入江西。
自清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诸部在婺源县境顽强战斗了10年。先后近20次攻入婺源县境，12次占领县城，进行大小战斗约85场，迫使清朝政府的县官走马灯似的易换数任，境内大部分区域皆被战火洗礼过，持续时间长久，波及范围广泛，交战场次频繁，如此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区域性军事斗争在婺源历史上绝无仅有。它对清朝地方封建统治秩序以猛烈的冲击，影响巨大。太平军将士在婺源所展开的英勇悲壮的殊死战斗，牵制住了清军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其它战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在雄壮的太平天国运动历史篇章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陈爱中)

汪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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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纵横黟县实录

太平军自1854年（咸丰四年）到1863年（同治二年）在黟县纵横9年，大小战斗30多次，攻陷县城10次，给黟县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
1854年二月初一夜    太平军首次攻陷黟县城。
1855年正月二十八    太平军第二次攻下县城。
1855年四月    太平军第三次攻下黟县城。
1856年三月中旬    太平军第四次攻下县城。
1856年八月初十    太平军穿黟县城而过。
1856年九月    太平军第六次进驻黟县城。     
1860年十月十九    太平军第七次进入县城。
1861年五月初二    太平军第八次攻陷县城。
1862年二月十三    太平军第九次攻占县城。     
1863年二年二月    太平军第十次进入县城。

桃园汪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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