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川的最大始发地:麻城县孝感乡
宋元战争以后,在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四川的短短百年间,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蒙古人开历史倒车,废农业,兴牧业,在四川没什么作为,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约30万人。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动荡。元朝政府横征暴敛,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作为最低等的汉族更是民不聊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爆发了反抗元朝暴政的红巾起义,1351年前后,徐寿辉、刘福通、郭子兴等几路大军揭竿而起,割据地方,元大都不断派兵征剿,值得重视的是,元庭与徐寿辉的主战场就在湖北麻城县一带,而朱元璋与红巾军陈友谅部也在这里长期鏊战。
现在要问四川人的祖藉,多半会说是“麻城县孝感乡”,“言必称湖广”,纷纷说自己是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来,如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有研究指出四川人口中,80%是湖广移民后代,如果剔除世居四川的彝、羌、土家等少数民族,可以说现在的川渝两地汉人,很少有纯种的四川土著。
四川人口加上重庆人口超过一亿,难道就是一个乡迁出来的移民后裔?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邓经武曾经发表一篇文章《四川土著到哪里去了》,此文在网络中很广,文中就质疑麻城县孝感乡的真实性,他认为麻城县孝感乡可能是一个臆造的地名,湖北麻城和湖北孝感分属两地,借用武汉大学博导孙党伯教授的话说,两地相差“一帽子远”。
此时我们不禁要问:元庭征剿徐寿辉会不会与湖广填四川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所以我们有必要谈谈“麻城县孝感乡”这个历史地名。
最早关于麻城的记载是北宋时期王存的《元丰九域志》:“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辖)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龟头山、永泰河。”据光绪年间成书的《麻城县志前编·疆域·乡镇》载:“麻城县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年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因此,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1472年)裁撤并入仙居乡。
周启志在《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中,引用《石柱厅乡土志》的话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至明并无变化。
明代全国正式推行里甲编制的年份为洪武十四年,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正月)是月,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日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几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数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十户之外.而列入团后,名曰畸零。”显然里“甲”是个方便朝庭征收税赋、劳役所设立的单位,与人丁数密切相关,而与地域大小并无逻辑关系,因为有的甲人多地少,有的甲地广人稀。
四川泸州《王氏族谱》中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该谱载有三世祖王仁义作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的序,在其中“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下注明“嘉靖中改为黄安县”。谱中另一篇序作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此谱虽刻于民国三年,但这条注至迟不会晚于康熙四年,也就是说离孝感乡划归黄安县最多才一百年,其正确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证明以上的推断是正确的。四川富顺县《郭氏族谱》在谱序中对祖居地“楚之麻城孝感乡”后夹注云:“孝感乡,嘉靖改为黄安县。”
综合以上所列举的资料,我们可以断定,麻城县孝感乡就在现在的红安县,许多学者也支持这种说法,如葛剑雄先生也认为“黄安县的东南部即原孝感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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