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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2 20: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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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军突起的徽州府坊刻
明隆万后，一大批经济实力雄厚、文化修养很高的徽商以及亦儒亦贾的学者、附庸风雅的官僚组成庞大的徽州府内域外的坊刻网络。
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称雄四个多世纪。他们雄厚的商业资本曾左右全国，成为经济中心的主宰。明·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五杂俎》卷四)清·汪喜孙《从政录·姚司纪德政图叙》说：“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两)计。”近人陈去病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五石脂》，载《国粹学报》)“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十二)徽商巨富者大多数以盐起家。万历间，歙县溪南大盐商吴养春一次向国家助饷就达白银30万两，得到万历帝嘉奖，“一日而五中书爵下”，吴姓时俸、养京、养都、养春、继志、希元6人为中书舍人。“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岭山之程，稠堡、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民国]歙县志·风俗》卷一)这些大盐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淮鹾备要》卷七)。歙县江春任两淮总商时“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主办”(《[嘉庆]两淮盐法志·人物·才略》卷四十四)，得到乾隆帝的嘉奖，时人谓“以布衣上交天子”。类似盐商还有马曰琯、曰璐兄弟等。
徽商巨富后重文兴教，关心家乡建设，文化修养和鉴赏能力均很高。黄茨孙在《草心楼读画集》中说：“休、歙名族，如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乐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歙县丰南乡侨居扬州的乾隆朝进士吴绍浣是个精鉴赏、嗜书画的收藏家，藏有颜鲁公竹山联句，徐季海、朱巨川告身，怀素小草千文，王摩诘辋川图，贯休十八应真像等稀世之珍(《丰南志·人物·士林》第3册)。徽州许多大刻书家既是古玩鼎彝的鉴赏家、收藏家，更是饱学之士，簿籍书画的收藏家、校勘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搜奇斗胜，献身于整理古籍和刻书事业。明·汪道昆说扬州徽商吴伯举“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太函集·赠吴伯举》卷十五)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编四库全书，全国私人献书500种以上的有马、鲍、汪、范4家，而徽州籍藏书家、出版家马裕(马曰琯之子)、鲍廷博、汪启淑3家均是4家之前列者。马家最多，鲍家最善，汪家也有特色。徽商就是以丰富的珍善本收藏和本府外埠源源不绝的稿源，加上雄厚的资金介入出版界，参与全国同行业角逐的。
他们在出书品种和版式上，以插图本、丛书、类书、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学、农工仕商的实用图书等，以满足多层次读者需求的出版总目标取胜，很快在出版界绽露头角，使徽州府六邑之内书坊林立，并很快形成以府治歙县为中心，歙、休宁两县为重点的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不少徽州书商和官僚学者们还把编、印、发场所设于南京、苏州、杭州、常州、扬州等全国著名的出版城市，迅速地改变了历史上安徽地区出版以官刻、家刻为主的出版格局。同时，以徽派独有的优势推动全国各有关出版城市的出版形势，形成徽派出版的独有特色。
徽派特色内涵丰富，主要特征有三：
一是大量编刊丛书。丛书包罗群籍，最便于学。自新安程荣推出《汉魏丛书》这部公认的真正丛书后，徽州府坊刻丛书迭连推出。著名的徽派丛书有吴勉学的《二十子》、《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吴琯的《古今逸史》、《薛氏医按二十四种》，程百二的《程氏丛刻》，汪廷讷的《坐隐先生全集》，江湛然的《少室山房全稿》，汪士贤的《汉魏诸名家集》、《山居杂志》，黄正位的《阳春奏》等。这些丛书，有的搜残存佚不遗余力，有功出版和古籍整理史册；有的分门别类，汇聚专业簿籍的大观，深受士林和多层次读者的欢迎。他们自己也获益甚巨。不少图书多次重印补版，跨朝更代不衰，成为长命书、常备书种。
二是大量配以精湛的插图，使之旨趣盎然。将版画插图用于书籍上始于唐代，著名的要数王玠印《金刚经》。普遍用于书籍的插页则盛行于明。而徽派刻书家们在万历以后将它们推向最高峰。已故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版画艺术史中光芒万丈的万历年代。版画家、已故周芜教授在《徽派版画史论集》中所遴选的360幅徽派版画插图中，无一不是格调新颖、画面栩栩如生的名画。
三是出书内容广泛，牢牢地把握住读者群的脉搏。明后期城市经济繁荣，戏曲、小说、实用、广告类书籍盛行。明中叶行世的著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新安本几乎是紧步全国最初本的后尘，并以精美的插图取胜。笑笑生针对奸相严嵩、严世蕃父子弄权造成种种黑暗为体裁创作的《金瓶梅》，徽州很快以插图精美并加上许多不必要的淫秽不堪的春画图以招徕顾客。有许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戏曲类书更是一版再版。如明末流行的曲本《西厢记》，插图本多达数十种，其中有不少是徽派名版。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一版再版，甚至一县之内在短时期内出现数刻数版。如万历间歙县呈坎谢氏长春堂刻《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2卷，二十六年(1598)又有歙北谢虚子观化轩重刊此书，黄德时还雅斋还有万历重刻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歙县朱元镇的怀德堂重刻《牡丹亭还魂记》，清初有重刊本。此书在歙县境内还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七峰草堂重刊本，明末歙县槐塘九峨堂翻刻本等。广告实用类图书著名者要数《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潘氏墨谱》、《方瑞生墨海》及徽商设在浙江的惟善堂编刊的《典业须知》、眉山编刊的《珠谱》附《首饰秘诀》、《名物出产》等为代表。
总结明后期至清前期徽州府的出版业迅速崛起并取得成功的经验，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有三条：
一是走出乡邦，占领域外的图书市场。徽州府有不少书商活跃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全国重要的出版城市。如明末在金陵有汪云鹏的玩虎轩、郑思鸣的奎璧斋、汪廷讷的环翠堂、胡正言的十竹斋，在杭州有胡文焕的文会堂等。入清后，扬州的刻书业大部分由徽人把持。其他江浙地区的重要出版城市，徽人势力也很大。徽派的风格影响和左右这些出版城市。如明代金陵书坊林立，刊刻了大量的插图本小说，除了是徽坊所产外，其刻工不少是请徽州、宁国两府剞劂高手，所产图书，世人也目之为徽派书坊所出。
二是讲乡谊，协作出版，缩短周期。徽州书商刊刻了不少大部头的正史、类书、全集、丛书，有的广及数十种，甚至百种、数百种，卷帙多达百数甚至千数。作为私人资本，采用手工法雕印，这样浩大的出版工程，周期长是不可避免的。徽州书商们不少是儒商出身，在经营上讲乡谊，互相帮助，大搞联合协作出版活动，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出版周期。如万历间吴勉学校刻《资治通鉴》294卷附《释文辨误》12卷，装帧100巨册，就是多人合作的典型。今从现有本卷一至卷八胡三省题名后刻“新安张一桂校正”，卷九后改为“新安吴勉学续校”，卷八以前每卷末又刻“大明万历二十年新安吴勉学复校”一行，又在胡三省序后刻“新安俞允顺督刻”。一书中出现同时期人名可作为多人协作的明证。再如由吴勉学校刻的《性理大全》，除署吴勉学名外，还有“文枢堂吴桂宇梓”字样。另一位出版家吴琯辑刻的最后定本《增订古今逸史》55种，是一部摭拾宏富、刻印考究的古逸丛书，也题有吴中珩的名字。中珩是吴勉学之子，此种合作为通家合作。因吴琯在史书上虽定为福建人，后任婺源令后归宗歙县，定居徽州。还有吴勉学与吴养春合刊《朱子大全集》100余卷。这些都是徽州出版商协作出版的范例。这种协作出版有别于明代普遍存在的书版转让后剜改题名的现象。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第90页)中把这些署名现象解释为版权转让后“刷印时窜入己名”是不准确的。
三是改革印刷技术，努力提高图书的印制质量。中国雕版印刷的几次重大的技术革新都是由于徽商介入出版业后，在徽州地区或是由徽州籍印刷出版家们创造发明的。第一是套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实践。这项开当代彩色印刷先河的最早制品要数由歙县黄家坞著名书商黄尚文辑刻的《女范编》，又名《古今女范》。该书由黄尚文作传、程起龙绘图，黄应泰、应瑞(伯符)雕版，内容为自周及明万历间的邹元标妻，每人1传l图。该书的刊刻始自万历三十年(1602)，终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已先后用朱墨两色套印行世。这是一部传、绘、雕三方高手通力合作的典范。该书的彩色插图“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世称徽派版画中的白眉。此书也是中国图书插图中双色套版印刷的起始年代比欧洲彩印本插图书要早100多年的有力证据之一。采用彩色套印法印刷的代表作品为在此稍后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程君房滋兰堂用四五色套印的《程氏墨苑》、方于鲁美荫堂套印的《方氏墨谱》及新安本《风流绝畅图》(万历三十四年)等。第二是休宁县的胡正言在南京开设十竹斋刻坊，创制了饾版、拱花印刷术，所印《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把雕版套版印刷彩图的艺术推向历史上的顶峰。
在徽商的着力经营下，徽州地区的坊刻本一般都具有版本善、校勘精、印制好的特点。它们与明代的坊刻本普遍存在的内容不全或错乱，甚至以伪书充数，印刷制作低劣等粗制滥造的恶劣出版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徽州地区在公私刻书竞相求精的风气的影响下，明清时期名版迭出，精善本图书很多。
关于明代前期和中期在全国的刻书重点地区，胡应麟说：“凡刻书之地有三，吴、越、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隆万后，浙江的吴兴和安徽的徽州地区的刻书业崛起，万历时的学者谢肇淛在评论当时的刻书业时指出：“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且版、纸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五杂俎》卷十三)明·胡应麟也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徼州地区刻书与苏、常争价，时在嘉靖间，至隆万后实已超过苏、常。
徽派刻书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饮誉海内，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世称新安、徽派、歙刻，又称新都刻本。影响所及，左右或改变了金陵、杭州、苏州、常州、扬州、湖州等全国重要出版城市的刻书形势。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徽商对出版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它是徽州地区刻书业兴盛并保持明末至清中期徽州府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地位的主要原因和真正的动力。
入清后，徽州地区仍保持着明末出现的出版繁荣局面，许多明末名坊至清仍在操持旧业。如明末金陵的十竹斋至康熙间仍为江宁徽派名坊，后虽易主，仍刻了一些名版。乾隆问仍在刻书的树滋堂是明末吴氏的名坊。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徽州府的出版业日益活跃。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后，使这一时期的本地区的出版业出现了短暂的萧条。为培训和造就一支为其长治久安而出谋划策或仰承其鼻息维系地方治安的知识分子队伍，清廷打出稽古右文的旗号，同时辅以文化高压政策，迫使广大知识分子走向埋头读书治学的道路。在程朱理学的故乡徽州府，源远流长的由多学科汇成的徽学更加发展，徽州府的公私刻书，尤其是家刻、坊刻又出现畸形繁荣。一批深受学林珍视的大部头史书、类书和子目多、卷帙浩繁的大型丛书、全集类图书，以及欣赏、实用价值高的专业类、生活类、生产经营类、商品广告类、百科全书类的书籍纷纷出版。还有迎合广大市民多层次读者需求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有所发展。不过清前期的出版物内容都比较正统，绝少触犯清廷的忌讳。同时，也不乏为蒙童课业惨淡经营的小业主，出版为孩童牙牙学语类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弟子规》、《幼学琼林》以及自编普及教材《开眼经》、《五经四书》之类。
这些多层次的读物使不少小书商、小坊主发财致富，渐成名坊。如歙县虬村黄启高初为刻工，既刻书，又售书。早年肩挑书担，走村串户，兜销塾课类图书。后来渐有资本，鸠集良工，在府城开设延古书楼，成为在藏书、刻书方面颇有名气的坊刻主。他精通书林得失，熟谙版本目录学，精刻了不少善本书。《虬川黄氏宗谱·云景黄翁六十寿序》说他：“古籍之残缺失次者，一入目必研搜补正完之”。他的5个儿子均在他的亲自督授下承继父业。同村的黄鼎瑞，也在府城开设古香书店，集藏书、刻书、售书“三位一体”。还有同村的黄利中，字义先，由种田转入刻书行业，初以自刻蒙童读物走村串户兜售，并广交缙绅，后成为“凡经、史、古文、诗、赋、试艺，无所不刻”的出版家。
在徽州府的编辑出版队伍里更多的是博学鸿儒类学者和文化素养高、财力雄厚的儒贾世家，尤其是贾而好儒、老而归儒、亦贾亦儒式的书商们。他们刻书的目的不是完全为了盈利，也不是为自己的著作传世而张目，而是一群只求名高、广传新刻的学者，或借以抬高身价的儒商。他们刻书不惜重金，取材精审，辑录诸书首尾俱全，刊刻图书十分审慎，所以所刻多名版善本。有清一代，无论是在境内，还是旅居外地客籍他乡的徽州籍出版家们，出书百卷以上的名坊很多。还有许多刻坊，因封建时代对那些“布衣”坊主名不上经传，加上时代久远，已难考证清楚。有不少出版家因长期寓居外地，占籍他乡，或先世移居，数代留居，人们已不知道他们是徽州人了。如雍正间著名的南陔草堂是活字出版家汪亮采的名坊。汪氏祖籍徽州，因外居归安，尝自署归安汪亮采。还有先世移居的毕沅、洪亮吉，世居杭州的汪远孙，扬州的汪喜孙，休宁的汪森、金檀，歙县的黄奭等著名的出版家在学者们的笔下已不提他们是徽州人了。
清代的坊刻，从时间上说，稳定时间要比明末兴起至极盛时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加上国家统一、环境相对安定等这些有利文化事业发展的条件，使清代中期以前所刻图书的品种数和总卷数的绝对数大大超过明季。
徽州府出版业的发展，除了自然条件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外，一大批坊刻名家的出现也是出版繁荣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徽州府的坊刻名家代不乏人，群星璀璨。
明后期歙县丰南著名的书商吴勉学是规模大、分工细的著名刻坊师古斋的主人。他毕生致力于编校刻书事业，所刻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丛书、类书并重，尤其是在传播医学上贡献最大。他所辑刻的医学丛书中仅《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痘科大全》、《东垣十书》、《刘河间伤寒六书》及明·陶华撰《伤寒六书》等子目就有78种，283卷。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歙吴勉学一家，广刻医书，因而获利。及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由刊刻医学著作起家的吴勉学所编刊的图书编校审慎，版式划一，印制均佳，多精善本，当时收藏家都乐意收藏吴氏刻本。明·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三中评论当时的全国刻书业时说：“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谢氏所指的新安本《庄》、《骚》，就是吴勉学所辑刻的《二十子》中的《庄子南华经》和《楚辞集注》中的《离骚》。其子吴中珩也是承继父业的坊刻大家。据不完全统计，吴氏父子所刻包括丛书子目在内的总数超过300种，卷帙也逾3000卷。其中，今见存的以《资治通鉴》、《宋元资治通鉴》、《两汉书》、《世说新语》、《花间集》等最为著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经部》列入国家级善本的就有24种，202卷。吴氏父子的师古斋刻坊在明代粗制滥造成风、改头换面为常的恶劣出版风气盛行的明代坊刻中堪称独树一帜。
客籍福建漳浦的歙县吴琯的西爽堂也是明末徽州府以刊刻大部头史书、丛书取胜的名坊。据不完全统计，吴琯刻书不包括重版重印种数有246种，1565卷。他所刻丛书摭拾宏富，刻工考究。如其辑刻的《古今逸史》先后出版过22、26、42种等版本，最后定本为55种，223卷。这是一部传名的精善本，为历代收藏家所津津乐道。清康熙七年(1668)汪士汉据明刻《古今逸史》版完好地抽编为《秘书二十一种》94卷都是国家级善本书，可见吴氏原版刻印的精好。万历十三年(1585)辑刻的《合刻山海经水经》58卷也是国家级善本书。他所刊刻的《三国志》、《晋书》等模仿宋刻，常被书贾挖去牌记，抽去序跋，冒充宋版，可见剞劂校勘之精审，版本之精美绝伦了。该刻坊盛于万历间，崇祯末年其后人吴钺仍在刻书，已是强弩之末了。
歙县程荣于万历二十年(1592)编刊我国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以汉魏人著作为主，间有晋、梁、陈、隋人著作，专收古经逸史、稗官野乘之类的大型丛书《汉魏丛书》而著称出版史册，开明代广刻大型丛书的风气。这部丛书子目38种，计251卷，以编校审、篇目全、刻印精，成为古代大型出版丛书之祖及著名的精善本。自程刻问世之后，因程刻而起的丛书有万历间武林何允中辑刻的《广汉魏丛书》76种，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王谟辑刻的《增订汉魏丛书》86种，448卷等。程氏还辑刻了关于农家园圃知识的《山居清赏》15种28卷，以及多种精善的单行本。
休宁县的布衣程百二与当时著名的学者焦竑、胡应麟及西人利玛窦友谊深厚，所刻图书均由歙县虬村黄氏刻工高手上版，由焦、胡、窦等人为之作序、审稿，所以出版的版本精美，刻艺超绝，为世人所重。所刻《程氏丛刻》为国家级善本书。尤其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由百二任总编辑刻的《方舆胜略》18卷附《外夷》6卷中的《外夷》全载利玛窦的《世界舆地全图》，开汉籍引入西洋地图的先河。《方舆胜略》是以明·陆应阳辑《广舆记》为主要参考资料，对照《明·一统志》编辑而成，为明代通俗地理学的开山祖。
万历间杭州刻坊胡文焕的文会堂名气很大，所刻图书世称“胡文焕版”，所出图书内容广泛，为名家撰写的序跋著称的武林名坊，所出大型丛书名震万历、天启间，所刻丛书版式、字体划一，半页10行，每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花鱼尾，是明刻本中的佼佼者。但从原书中查不出总书名、总目录，又不断地变换丛书中的子书，则是坊刻本的典型标志。胡文焕，字德文，号全庵，徽州府婺源县人，博学多才，家富藏书。青年时经商南北，遮富后在金陵、杭州操刻书业。他在万历间在杭州文会堂编刊的《格致丛书》，杂采诸书，更易名目，随印数十种即刻一书目，多次交换，各部子目均殊，使世人很难精确地确定该丛书的具体子书品种、卷数。笔者综合各家收藏的子书品种及书目著录凑出不同子目近350种、900余卷。他所编刊的《百家名书》子目多至154种，其中标有卷数的70种就有219卷，子目中有不少与《格致丛书》相同。又编稗家、游览、谐史、寸札、寓文5种20卷，编为《胡氏粹编》。所辑刻的《诗法统宗》也有45种，其中5种就有66卷。编刊的《寿养丛书》16种36卷，又有《延寿书》13种25卷、《佛经汇要》18种54卷等丛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胡氏刻书总子目在600种以上，1300余卷。其中，胡氏自编自辑的有《文会堂诗韵》、《文会堂词韵》、《文会堂琴谱》及《祝寿编年》、《万世统谱》、《省身格言》、《华夷风土志》、《寰宇杂记》、《皇舆要览》等二三十种。尤其是所作传奇《余庆记》，编辑《群音类选》26卷，为明代罕见的曲选，可惜不载宾白，仅存录曲。
明末最著名的坊刻要数休宁的胡正言(1584一1674)在南京创办的十竹斋刻坊。胡氏自万历末定居南京鸡笼山，在北极阁筑室设坊，自号十竹斋主人。十竹斋为明末清初金陵的徽派名坊。《休宁县志》说他“所摹历代篆文、法帖、印存、图谱，不下数百卷”。向以刻艺精湛，制品色泽鲜明为艺林珍视。今传世的所刻30余种200余卷印本，涉及版画、书法、篆刻、杂技、语文、传记、诗文、医学，尤以天启七年(1627)创作的第一部采用其首创的“饾版”、“拱花”法印制的雕版套色版画集《十竹斋画谱》及崇祯十七年(1644)创作的《十竹斋笺谱》，开现代彩色印刷的先河，成为世界版画史上的丰碑。
此外，歙县的汪云鹏，字光华，在金陵开设玩虎轩，以刊刻插图本小说为主。著名的刻本有《养正图解》、《有像列仙全传》、《重校孝义祝发记》、《新绣红拂记》、《会真记》、《琵琶记》、《北西厢记》、《赛征歌集》等，以及翻印汪廷讷的《环翠堂精订五种曲》、黄琏的《欣赏续编》等插图本文艺小说戏曲类图书。其中，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刻的元曲插图本《琵琶记》，列图38幅，精雕细镂，画面富丽动人，为徽派版画的上乘作品，出版不久，金陵书坊和杭州起风馆等地书肆多次翻刻。《北西厢记》，又名《元本出相西厢记》也很快被起凤馆翻刻。
歙县的黄之寀以经营经、史、子、集类图书为主，今传世的刻本不下40余种，200余卷，版本都比较精善。如署名黄刻的《二十子》20种143卷，为吴勉学原版。转版后，黄氏将原版中的“吴勉学校刊”一行挖改成“黄之寀校刊”的牌记。经对照吴刻本，黄刻少《吕氏春秋》，以《楚词(辞)》取代。细加检索，《庄子》、《楚辞》的篇末仍有“吴勉学校刊”遗漏没有全部挖改。这是典型的坊刻转移版权现象。黄刻也有名版，如万历间刻明·彭好古编《道言内外秘诀全书》，宋·吕祖谦撰《吕东莱左氏博议》及战国时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等。
歙县黄正位的尊生馆则是校刻戏曲小说的名坊，尤以辑刻大型戏曲丛书《阳春奏》著名。该丛书多次刻印，分元、明专辑，目前能见到最多的子目38种。在此之前，尊生馆还刻过《草玄》、《虞初志》、《云仙杂记》、《琵琶记》等书，影响之大，“悬之国门，纸价为贵”。他在万历间刊刻的带图由永乐中周王府长史瞿佑编辑的新闻趣事集《剪灯新话》及后来由李昌期续编《剪灯余话》又名《重增附录剪灯新话》4卷，均为明代禁书。
歙县郑思鸣在金陵状元坊经营的奎璧斋又署金陵书林郑大经四德堂，是典型的徽派插图本名坊。著名的刻本有万历间所刻的《歌林》初、二集，所收子目多达40种。清初仍为金陵名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就收录6种121卷。文学类书籍的名版更多。
汪应魁的贻经堂刻书内容广泛，讲究版本和印制质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就著录有《春秋四传》、《诗经集传》、《礼记集说》、《周易传义》等书近百卷。
唐琳在杭州设快阁刻坊，天启初刻《快阁藏书》10种58卷，至天启六年(1626)再刻已增订为21种，124卷。唐氏刻本精好，为当时名版，今仍为国家级善本书。
歙县的黄一桂是著名的刻工兼刻坊主，所刻书多为名版。天启七年(1627)刻明·叶进卿撰《叶向高全集》7种118卷，以版印精、装璜好而享誉古今。
休宁的黄嘉惠以校刻文史戏曲类图书而闻名当时。所刻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130卷，辑刻宋·苏轼、黄庭坚撰《苏黄风流小品》6种16卷均很著名。
徽州府在明季类似上述刻坊很多。如歙西鲍氏耕读书堂(天顺五年刻宋·鲍云龙撰《天原发微》)、新都吴氏树滋堂(万历二十五年刻《秦汉印统》8卷)、休阳吴氏漱玉斋(万历十八年刻《王维诗集》、新安余氏双荣精舍(重刊《地理大全》)、歙县岩镇汪济川的主一斋(刻《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及新安黄诚、休邑屯溪高升铺等都是明代小有名气的刻书名坊。徽州府刻书百卷的名坊也不少，这里不再罗列了。
入清后，徽派著名的刻坊不在少数，著名的出版大家很多。下面仅举几个典型。
著名的献身出版事业的休宁县穷布衣孙默(1601-1668)，在扬州以留松阁为号刻书。康熙七年(1668)五月，他穷死于扬州，在临断气的当天还打开蔽笥，理四方朋友书札，交待其子自省、自益。原准备辑刻诸家诗词选集，以百人为一辑，因无力刊行未果。自康熙三年(1664)始开刻自辑《国朝名家集》，又名《留松图词集》。历年有续增，至最后刻本已有19种，43卷。
歙县柔岭张潮(1650一?)，出身于世代书香。其父张习孔原有家刻诒清堂，刊刻自著和家谱。迨及张潮虽仍延诒清堂为号，间以霞举堂为号刻书，已是清初徽州府最大的坊刻主，校刊地主要在扬州、杭州。今传世的刻本包括丛书子目达300余种，注有卷数的凡360余卷。其中，辑刻的《昭代丛书》、《檀几丛书》、《杂著十种》及自编的明末清初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虞初新志》等最为著名。尤其是专收当代小品的大型丛书——《昭代丛书》，内容广泛，旁及四部。张氏原定每年选刊50种(详该书《选例》)。因受清初文字狱的影响，他没有按计划完成规划，只于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1697—1703)编刊了甲、乙、丙3集146种146卷。张氏开编刊昭代丛书的新风气。从此，昭代丛书时有续编、改编多种。与张氏刻本相贯串的有续至第11集561种。就张氏入编的3集中就有《宁古塔纪略》、《异域志》、《旗军志》等，保存了清初大批文献资料。因此，张潮刻本及其续刻本仍不失为名版，今为国家级善本书。但必须指出这套丛书有类似明坊刻本对有的子书采取斩头去尾，以及从长篇中截取部分另立篇名的毛病，为四库馆臣所讥。
歙县程哲的七略书堂刻书传世的有30余种，660余卷。尤其是3次为其师王士祯精刊《带经堂全集》，累达300卷，所刊正史《旧唐书》200卷等都很著名。
歙县盐商世家黄爽在扬州的汉学堂刻书，不同的子目多达400多种，400余卷。最著名的要数道光中刊刻的多达350种，303卷的大型《汉学堂丛书》，又有多达215种，215卷的《汉学堂知足斋丛书》，还有《清颂堂丛书》8种62卷均很有名。其中《知足斋丛书》和《汉学堂知足斋丛书》还是国家级善本书。还有黄氏编刊的《黄氏逸书考》多达368种。
在徽州古代出版史上别树一帜的要数程伟元的萃文书屋在乾隆五十六、五十七两年先后两次排印旗人曹霑(字雪芹，1715—1763)写、高鹗补《红楼梦》(初名《石头记》)120回本，世称程甲本、程乙本，既是《红楼梦》最早的印本，又是此后风靡各地印本的祖本，也是日、英、法、德、意、俄、罗、匈、朝、越等多种文字译本的祖本。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不少饱学之士及谢职官员积极参与出版活动，不少弃文经营书业的儒商本身就是官僚、学者。他们的刻书事业往往很难分清是家刻还是坊刻。对于徽州这块尊崇儒商的特殊文化地区来说，大部分刻书主是兼而有之的。在这些出版家群体中，尤以明代歙县丰南吴勉学、吴养春、吴瑁、汪士贤，清代小溪项纲、长塘鲍廷博、江村江昉、潭渡黄晟等刻书家为艺林尚重。鸦片战争后，徽商经济日趋颓势，徽州府的刻书业也渐渐退出古代四大刻书中心的地位，日渐式微。
从徽州古代出版业发展的轨迹中，我们清楚地看出其发展主要取决于雄飞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徽商经济和高度发达的徽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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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2 2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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