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第十八届评奖工作圆满结束。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汪启明教授、赵静副教授等著《中上古蜀语考论》获评一等奖。
据悉,本届评奖共收到专家推荐著作24部,系列论文7种。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是中国语言学界最高奖,省内赵振铎老师2013年曾获该奖项一等奖。汪启明教授等获奖是省内第二次获此奖项。此前,一等奖空缺多年。
《四川在线》:四川再拿中国语言学界最高奖!4位四川学者倾12年心血凝聚《中上古蜀语考论》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第十八届评奖工作于11月24日圆满结束。12月29日,记者从西南交大获悉,该奖项日前公布获奖名单,由西南交大特聘教授汪启明领衔,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四川大学教授伍宗文和西南交大副教授赵静参与编撰的《中上古蜀语考论》(下简称“《考论》”)拿下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的唯一一个一等奖。此前,一等奖曾多年空缺。记者了解到,这是自2013年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教授获该奖以来,成都高校教师第二次获此殊荣。到目前为止,整个中西部地区也仅有赵振铎、汪启明两位教授获得一等奖。
《中上古蜀语考论》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移民史等学术成果,讨论了中上古蜀语的韵部特点和词汇演变,界定了“蜀语”“蜀方言”与“四川方言”,以一部52.6万字的《考论》证明“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蜀语是汉语的前身华夏通语的源头之一”。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等诸多原因,中上古蜀语一直缺乏宏通性的考量,而《考论》系统对中上古蜀语进行梳理,恰好填补了这项空白,对于巴蜀文化的追根溯源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是中国语言学界影响力最大、最权威的语言学专项奖。该奖项授奖对象为对汉语或中国境内其它语言的现状或历史的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学者,每两年评选一次。不接受个人申请,只接受专家推荐。奖项评选十分苛刻,最高奖项(前六届为一等奖、第七届后为特等奖)长期空缺,次高奖项(前六届为二等奖、第七届后为一等奖)在十八次评奖中也有8次空缺。能拿到该项殊荣,该项目牵头人汪启明直言实属意外惊喜。汪启明是西南交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会长。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他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3项;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1项;国家外专局项目2项;教育部及其他省部级项目4项。他介绍,“中上古蜀语研究”是他主持的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直以来,中上古蜀语的研究就存在“三多三少”问题,即“资料搜集多,对蜀语的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和探讨少;静态的描写多,动态的分析少;对近代与现代四川方言研究多,对中上古蜀语研究少” 。
这也决定了项目研究的难度系数颇高,汪启明举例说:“不单单因为可以确认为中上古蜀语词汇的材料很少,还因为时代绵远,文献不足征,可资佐证的资料也很缺乏。即使是在西汉末的蜀人扬雄《方言》中,也仅有10多个蜀语词。因此要清楚地指出一千多年前哪些词是古蜀语的词,颇有不敢轻下雌黄之叹。需要从文献中去考证。”此外,他还提到,即便是前人指出的蜀语词,其中不少不仅在蜀,其他方言、雅言也有使用。这更增添了研究的难度。
从2006年到2018年,12年磨一剑,汪启明坦言,自己对于文献方言的研究其实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就系统对古代齐鲁方言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该著作甚至被学术界誉为“迄今为止研究古代齐语的最新最高成果”。而早些年的学术研究,无疑为这次收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上古蜀语考论》由中华书局于2018年1月出版。该书系统梳理探讨了蜀语的发展历程,根据地域名称及行政归属的演变,把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人(不含少数民族)语称为“蜀语”,把宋元明时代蜀地人语称为“蜀方言”,把清代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四川方言”,并确定了“蜀语”一语始见《抱朴子·道意》;书中还提出“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前人认为古蜀人或与羌人有关、或与三苗有关、或与彝人有关,或为蜀地一支新的民族,或认为是“华夏-黄帝族”的一支。《考论》采用多重证据法,研究认为夏蜀一体,禹生古羌;“夏”为华夏之核心,蜀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蜀地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同时,书中还指出,有的蜀语词命名与历史典故有关,如“子鹃”指蜀王望帝杜宇,因杜宇化鹃而名,又作“子巂”“布谷”“各顾”“鸣鸠”“巂周”“杜鹃”“摧归”等;有的命名与蜀产有关,如“巴乡清”指巴人所酿的主要用于祭祀、成礼的上品酒。“巴乡清、巴乡酒、巴乡村酒”,异名同实。此酒名贵,以致秦昭襄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汪启明特别指出,先秦两汉前的蜀地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这里既有华夏民族,也有非华夏民族。正是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形态,使得中上古蜀语混合了多种语言内容,而非单一语种。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入蜀、流民入蜀和侨置郡县三大事件改变了蜀人的结构,他们的语言与蜀语融合,也改变了蜀语的面貌。而古蜀文化的包容特质,也可追溯至此。
拿下该奖后的汪启明并未停止不前,他透露,除了已经提交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魏晋南北朝方言研究”外,目前正忙着另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中国地方志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该项目已从8万余部旧方志,2.7万部新方志中搜集到海量的方志方言资料。其中印刷了《中国方志方言资料汇编·词汇卷》纸本243部,录入计算机词条116万余条,语法资料6000余页,语音资料1.7万余页。这个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