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同志于
2015年8月21日晨
五时二十八分病逝】
沉痛悼念汪老,一路走好!
汪东兴,江西弋阳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一方面军历任排长、政治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特派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1947年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总参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文革期间陪同毛主席的汪东兴
汪东兴是方志敏创建的红十军的一名战士。先后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7年春,他被调毛泽东等领袖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得到毛泽东等领导的器重,见证了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大转折和经典瞬间。
见证“进京赶考”的历史壮举
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弋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参加方志敏等人创建的红十军。1933年1月,他随红十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随部队参加长征。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由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队干部,1945年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47年春,他被调到毛泽东等领导身边负责警卫工作。
1949年3月23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汪东兴带着警卫战士乘坐吉普车开道。他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登车前“进京赶考”的那一段经典对话,也跟随领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历史壮举。
浩荡的车队在尘土飞扬中向北前进。25日,毛泽东等五大书记换乘火车抵达北平,当晚住颐和园升平署(现中央党校南院)。这天,汪东兴则来到北平香山,忙碌着察看毛泽东主席的住处--双清别墅周围的地形,布置警卫岗哨。
3月26日,汪东兴、李银桥等人到颐和园迎接毛泽东前往双清别墅。汪东兴回忆说,“我们和主席的心情一样兴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毛主席终于带领我们来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总参警卫局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汪东兴的职务众多,但有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承担中南海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
毛泽东与汪东兴、护士吴旭君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
1949年冬,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访苏之前,他就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在日记里这样记述:
一九四九年8、9月份,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了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我具体负责毛主席专列和他身边保卫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了汪东兴,他个人出国的安全工作也交给了汪东兴。汪东兴为了毛泽东安全和方便,考虑问题十分周到,做工作也非常细致。在他领导下,中南海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中也没有出现重大漏洞。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如,毛泽东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还委派汪东兴做他与某些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都交由汪东兴去办理。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办法都是交由汪东兴落实的。
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达意见,也是经常派汪东兴转达,他还经常派汪东兴代表自己去看望、关照受到冲击的老干部。汪东兴在见这些老干部时,也能如实、完整地表达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自身的工作安排上。毛泽东的有些工作安排,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连江青也不清楚,但一般汪东兴是知道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要想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托付给了汪东兴。
1976年11月,汪东兴与许世友在天安门城楼上
粉碎“四人帮”建奇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权活动。汪东兴意识到,不解决“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留下极大祸患。经过多次与叶剑英元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起制订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方案确定后,汪东兴让秘书准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通知,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商讨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汪东兴看过通知后,立即去向华国锋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案,他还汇报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得非常仔细,并询问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安排,以及扣押“四人帮”的地点等,还要汪东兴再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最后,华国锋表态:“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华国锋最后问汪东兴: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华国锋当即拍板:就在10月6日晚上抓捕“四人帮”。他把手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过汪东兴准备好的会议通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华国锋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汪东兴制订的方案并批准汪东兴立即组织实施。
10月6日晚,中南海一片宁静,此刻谁也想不到,一场决定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决斗,即将在这里发生。晚7时,汪东兴带着警卫们来到怀仁堂。因为通知开会的内容与汪东兴无关,他决定坐在屏风后边指挥战斗。考虑到这场斗争很严酷,汪东兴还随身带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在顺利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之后,汪东兴风趣地对华国锋、叶剑英两位领导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叶听后,会心地笑了起来。
接着,汪东兴命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对江青实施抓捕,进行得同样顺利。
随后,汪东兴建议华国锋亲自给姚文元打电话,把他叫到怀仁堂来。华国锋让秘书曹万贵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表示说:“我马上就到。”汪东兴和华国锋、叶剑英商议,抓捕姚文元,我们就不必出面了,决定由武健华带人去抓捕姚文元。汪东兴请华国锋写个手令。华国锋很快就写好了,武健华接过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与在那里的四位行动小组同志会合。不一会儿,姚文元就被戴上了手铐,押上早已等候的汽车,拘押在地下隔离室。
10月6日晚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汪东兴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东兴的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晚年生活别样精彩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同意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辞去职务变为平民,他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汪东兴远离政坛赋闲居家有些年头了。那些年,颐养天年的汪东兴心情旷达淡定,潜心读书,谢绝诸多活动。尽管深居简出不会生客,可他接待家乡的干部及父老乡亲却很热情,尤其是对他家乡从事编史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
汪东兴非常支持家乡的编史修志工作,他常常带着老花眼镜,一笔一笔地按要求写文字材料;对于送他审阅的各种文字图片稿,也一丝不苟地把关。
1994年,家乡的同志拜访汪东兴,主要为编辑出版弋阳党史人物传来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写序。汪东兴说:“你们事先寄来的书稿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建议这本书中人物加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余汉潮。”
来者向他解释说,方志敏在我们党史办编印的《弋阳英烈》中出现了,再收编进这本书里怕重复不妥。
可汪东兴强调说:“不要怕重复,方志敏是全国著名烈士,影响很大,要经常宣传……”
家乡来的同志终于明白了汪东兴的意思,他认为党史办写方志敏考虑的是“存史”职能,而他更加强调和突出的是党史工作的“教化”职能,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去扩大对革命英烈的宣传。
余汉潮烈士是汪东兴走向革命道路最早的领路人,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县党史办采纳了他的意见,在这本弋阳党史人物传中加进方志敏、余汉潮两人。
在汪东兴家客厅西墙靠窗处挂着一幅毛泽东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赠汪东兴的王勃《送别》诗。其书法笔力雄浑,令人精神激奋。这一天,毛泽东除了给汪东兴写了王勃的《送别》,还特意写了他自己脍炙人口的那篇《沁园春·雪》赠给汪东兴。这也足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和厚爱。
许多年来,汪东兴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泽东的生辰、忌辰,汪东兴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他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以表达怀念之情。
汪东兴参加革命后,多次进党校学习,特别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他更是求知若渴,常年不懈。他说:“我之所以还有点知识和作为,都得益于学习。”如今,98岁高龄的汪东兴神智尚健,仍保持多年来阅读书报的习惯。毛主席有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汪老就是这种人。他愈老弥坚,令人尊敬。
文章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