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不止步 于 2015-2-28 19:01 编辑
中国人从人文先祖伏羲氏开始，就有了姓氏，至今已五千多年，比欧洲人整整早了四千年。无怪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中国地理学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单之蔷先生断言：“姓氏，是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发明”。它对于研究区域人文历史，明确区域人口的来源线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汪先生的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探索河湟地区的人文历史变迁，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家庙碑牵动浓浓寻根情 
从西宁特钢集团沿西北角进沟，便是湟中县原海子沟乡，过总堡村涝池，南行七八里许即为上灰条沟。快到沟底处，存有两通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１７８９年）七月十五日镌刻的汪氏家庙碑。碑铭详细记载了明洪武四年（公元１３７１年）至清乾隆五十四年十四代汪土司及其后裔的源流世序。虽然碑石几经劫难，部分字迹已残损，但大部分碑铭清晰可辨。 据老辈人回忆：汪土司宗祠，建在汪氏家庙碑现存地北约二百米，名叫热格劳湾湾的崖顶宽阔处。背山面水，地势极佳，俗称“尕寺儿”。 祠堂自乾隆五十二年（公元１７８７年）七月十五日，依清朝四品至七品官的建祠规制始建，至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建成，历时三年有余。宗祠占地两亩，四围有墙，山门坐西朝东。进门十数步，建台阶三级，拾级而上，建有正屋三间。中门双开，南北各一窗。南北两侧各建庑室一间。都为歇山式建筑，砖雕木刻，十分考究。正屋中堂并排供奉有替代神主的细红沙石质家庙碑两通，碑带基座，镶嵌在饰有二龙云纹、飞檐斗拱的神龛中。神龛前，摆一明式木制长条供桌，以为汪氏后裔春秋祭祀时，摆放三牲及果蔬酒水等祭品之用。院中松柏交映，花木丛丛，肃穆中透着几分幽静。 每当祭祀之时，祠中香烟缭绕，钟鼓齐鸣，诵经声声，四沟八乡的汪氏后裔齐聚此地，缅怀先德，表达哀思，其盛况在“邑鲜宗祠”的湟中县远近闻名。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座历经一百七十年风雨，极有历史、地理和社会民俗价值的汪氏宗祠，竟毁于1958年。 所幸，宗祠虽拆，碑石未毁。 
或许是岁久事湮，记述缺失，汪氏家庙碑仅从明洪武四年叙起，缺少先世远祖的血源流衍记载。二百余年来，一代代汪氏后裔一直被“我们的远祖是谁”“南木哥既是蒙古人，又为何姓汪”“南木哥又是从何时何地迁居湟中海子沟的”等一系列疑问所困扰、所迷惑。 为解开这个家族史的谜团，本人作为汪土司后裔，不揣浅陋，试从《西宁府志》记载的“西宁县汪土司之先南木哥，蒙古种。”和《青海省湟中县地名志》中关于海子沟乡阿滩自然村村条中记载的“明时阿旦族归附居牧于此。故名阿旦，后演变为阿滩。阿旦系蒙语‘阿勒坦’的转音，意为‘金子’。所说的‘阿旦族’，在蒙古部落中并不存在。应解读为‘阿勒坦· 兀鲁黑’，即以孛儿只斤氏为代表的‘黄金家族’”两条线索入手，发奋研读元史、方志，涉猎考证，寻根溯源。 这里需要特别感谢：高文德、蔡志纯教授，王继先、高瑞教授和青海民族大学芈一之、李克郁、李美玲教授等史界闻人。为解答我心中的疑问，从史学研究成果的角度，提供了难得的解读答案，正是他们的史学研究成果，使我找到了认祖归宗的“金钥匙”。 
年代久远，碑文部分字迹已残损。 南木哥是 成吉思汗后裔的记载与考证 从高文德、蔡志纯编著的《蒙古世序》一书的记载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南木忽里是出伯的长子，为成吉思汗的五世孙。 但史书对威武西宁王出伯的记载，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认为：据《元史》，“出伯为哈儿班答子”。第二个版本认为：“威武西宁王出伯是察合台三世孙（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拜答儿子阿鲁忽，阿鲁忽子出伯）”。但唯一能够断定的是第三个版本，《蒙古世系》所载的“威武西宁王是蒙哥帖木儿之子”之说了，而且这也可以从由王继先、高瑞编著《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一书中得出进一步的印证。即：“出伯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裔、蒙哥帖木儿之子，其祖父旭烈兀为蒙古第三次西征军统帅……自此，旭烈兀子孙多转战中亚地区，唯出伯留居内地，为其尔后戍守元朝西北边疆提供了机遇。” “在元世祖继位初期，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争雄于漠北、窝阔台之孙海都和察合台五世孙都哇相继为患于西域。在这种危难之际，朝廷‘以西陲军事委之出伯’。出伯以诸王名义，‘置本营于甘州、兼领瓜（今甘肃省安西县）、沙（今甘肃省敦煌市）以西’，‘西接兀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北至合刺火者（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畏兀儿地征戎事’。当时的陇右诸王、兀丹等处宣慰使、吐蕃乌思藏（今西藏）宣慰使‘并听节制’，‘以西北二面当敌’，肩负国家安危重任。” “出伯根据当时的敌我力量实力，审时度势，一改蒙古军队惯用的‘骑兵出击、长途奔袭’战术，采取‘坚壁垒、远斥堠、以待敌、来则峻拒、去勿深追，以逸待劳’的方针，使‘马卒有生息之机，国土无被创之虞’。‘征戎二十年，卒保瓜沙以东，不涉戎马之迹’，‘河西编氓不惊，诸王将拱听约束，朝廷无西顾之忧’。” 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１３０４年），以积年防边功，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 “三年以后，即元大德十一年（公元１３０７年）晋封为豳王。一身荣获二爵，这在元代的蒙古宗王中是不多见的。” “出伯也是旭烈兀的孙子中，唯一在内地封爵的宗王。” 时光荏苒，岁序如流。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如今世居湟中海子沟的乞颜·孛儿只斤·河湟汪氏后裔已历四十九代，并四处居于甘、青、新疆等省、自治区的城市、农村牧区及生产建设兵团，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发展的美好家园，而自强不息、奋发进取…… 南木哥其人及汪土司的由来 元末，由于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和权臣独揽朝纲的状况愈演愈烈，加上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至正廿八年（明洪武元年，公元１３６８年）闰七月廿七日夜半，元惠宗率后妃、太子等七万余人，出大都建德门仓皇北遁，宣告了元朝对中原统治的结束。
明洪武二年（公元１３６９年）四月，徐达、常遇春率军进兵陕甘，又于次年三月，大败元军主力扩阔帖木儿部于漠北沈儿峪，彻底隔断了世守西土蒙古人的退路。
明洪武四年（公元１３７１年），故元豳王南木哥与甘肃行省右丞相朵儿只失结、西宁州同知李南哥等在明太祖诏谕下，相继以元时所授金银牌印及宣敕来上，归明。是时，明王朝对率部归附的蒙古人采取安抚的政策，“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封以土司之职，准许世代相袭。
南木哥，本名南木忽里（也有译为那木忽里，喃忽里的）为故元豳王。为什么在《甘肃府志》等记载中，不称南木忽里而称南木哥呢？据《元史》记载：“元代蒙古人身居达官显贵时，人们往往将名字简化，加‘哥’称之，表示尊重”。青海民族大学教授李克郁和李美玲副教授著《河湟蒙古尔人》一书考评认为：“南木哥的‘哥’，不是人名的组成部分，而是缀于人名后的一个敬词。明初，南木忽里归明时，以南木哥的名字出现，是一种俗称，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可证，南木哥就是南木忽里。”
南木哥生于元成宗大德六年（公元１３０２年）。
“武宗至大三年（公元１３１０年）春正月，赐诸王那木忽里等钞万二千锭。”
“仁宗皇庆二年（公元１３１３年）七月，赐诸王大罗思速、脱欢、南忽里，驸马忙兀带金二万两，银一千三百两，钞一千六百锭，币等有差。”
仁宗延佑七年（公元１３２０年）袭豳王。
惠宗至元二年（公元１３３６年）十二月，“以甘肃行省白城子（今青海省民和县官亭一带）屯田之地赐宗王南忽里。”
明洪武五年（公元１３７２年），随大将军冯胜征进甘肃等处招降，累次有功，加授金吾左卫中卫所副千户，加指挥佥事俸。
明洪武十七年（公元１３８４年）逝，享年八十有二。
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明初“宁郡诸土司计十六家，皆自前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于西、碾二属。是时地广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给民树艺；边远旱地，赐各土司，各领所部耕牧。”从此，南木哥从白城子率族迁至河湟海子沟一带，世袭其职，世有其地，世领其民，承担保护边塞、守卫地方，以及朝贡、奉调出征等义务。其后，随着户齿日繁，散处于北川的马莲滩、西坪沟、坑家庄、汪家庄及北杏园、南园、沙塘川、纳隆沟等地。
至于“汪土司”之称，则是从其子，明洪武十八年（公元１３８５年）袭土司之职的汪失加开始的。是时，随着北元残余势力的瓦解和消灭，明朝中央政府对留居内地的蒙古人强令“一律改为汉姓”。 由此，土司汪失加遂以名中首字“汪”为姓，称呼沿用至今。
民国二十年（公元１９３１年）８月，南京政府通过“明令撤销土司一案”，才“民归政府粮归仓”，正式废除了延续五百六十年、历二十余代的甘青土司制度。
转自网易博客http://blog.163.com/lyx_822347/b ... 36420122190172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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