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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7 09: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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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训的社会评价
百年风雨话武训
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天,山东堂邑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年轻乞丐。这个乞丐时而唱着乞讨的段子,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由于表演技艺不怎么娴熟,引得众人一阵阵哄笑。而他丝毫不以为意,用沙哑的嗓子唱道:“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旁观众人中有识得此丐的,纷纷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不是洪七公这样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这个平凡的乞丐,却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为,名垂青史而为后人称扬。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武训的事迹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而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后,因他而起的那一场狂卷中国知识界的暴风骤雨,更会令人感叹历史风云的诡谲无常。
出身简介
武训是清末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原本没有正式名字,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以示朝廷对他创办义学来训导贫苦学生的支持和鼓励。
武七自小家境贫苦,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然而在当时,就武七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 14岁后,武七多次到大户人家当佣工,经常受到欺侮。辛辛苦苦干完三年,到了领工钱的时候,大户人家伪造了一本假帐,欺武七不识字,谎称所有工钱早已支度完毕。武七据理争辩,却被诬为“讹赖”,并遭到家丁的毒打。气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场,在破庙里一连三天不食不语。思量之余,武七方悟以往受尽欺辱,皆因吃了不识字的亏。他又想,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
兴办筹备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标,武七便以贯穿其一生的苦行和执着来实现这个目标。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就是民间殷实人家集资兴办。以赤贫之身而兴义学之举,旷古未闻,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乞丐,不图名,不为利,抱有这样的大志,固然值得佩服,然而,这个志向对他来说是不是过于“远大”?可以实现么?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这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兴建义学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光绪十六年(1890),武七与寺院合作,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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