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登州古港早期的港航活动 蔡玉臻 [align=justify] 摘要：登州古港从广义来说包括古登州所辖区域内的所有港口及沿海诸岛的港口。登州古港的港航活动早在旧时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并且开辟了一条从胶东半岛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海上航线，沟通了中、朝、日之间古人类往来和古文化的交流。应该肯定的是，地处中国北方的登州古港，由于地理位置所决定，其海上对外航线的开通，时间上比中国南方沿海各港口要早。
关键词：登州古港 海上航线 辽东 朝鲜 日本
登州古港含有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从广义来说，包括古登州所辖区域内的所有港口及沿海诸岛的港口。从狭义上讲，指的则是登州府衙所在地的港口。
登州所辖的区域包括今天的蓬莱、长岛（旧属蓬莱）龙口（旧称黄县）福山、芝罘（旧属福山）、莱山（旧属福山）、栖霞、招远、莱阳、莱西（旧属莱阳）文登、乳山（旧属文登）、海阳、荣成、牟平（旧称宁海州）。
地处山东半岛东端的古登州，海岸线绵长，沿岸地区海湾密集，又有众多的内河入海，由此形成了许多天然海口。蓬莱除了登州大港以外，自东而西有芦洋、平畅、刘家旺、湾子口、抹直口、新开海口、西庄、栾家口等。旧黄县境内有龙口、桑岛、黄河营等。旧福山县境内有芝罘海口、大河海口、浮栏海口、八角海口等。牟平沿海旧有养马岛（莒岛）、龙门港、金山所双寺等海口。今文登、荣成的南部海岸，良港较多，其中成山海口与石岛海口的启用历史最为久远。除此而外，还有龙门口、苏山岛狗角口、张家埠口、柳埠、何家嘴、木家岛、季家圈、窝岛、家鸡汪等海口。另外，还有沙门岛（庙岛）和刘公岛海口。沙门岛曾被称为登州大港的外港，每当落潮水浅或者风大浪险船舶难以靠上大港口岸时，便驶往沙门岛停靠。
从狭义来说，登州古港即旧府城以北丹崖山下的水城海港。这里地处山东半岛北部，“是山东半岛最北端的海港。北距庙岛群岛的南长山岛（古南大谢岛）8海里，经庙岛群岛至辽东半岛的老铁山（今旅顺口）50余海里，南距青岛港约250公里，东距烟台港70公里，西距莱州港175公里。特别是登州海角和老铁山岬扼渤海之两端，为其天然门户，海角和山岬连成一线，是渤海和黄海的天然分界线。这种地理条件，不仅使其成为沟通我国南北航运的中枢，而且是东去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重要通道。”
就狭义的登州古港而言，有的学者认为它启用于唐代，“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以及港区条件优越，很快就发展成与莱州港齐名的北方大港。武则天时，登州港开始成为对外贸易的基地，内陆物资在此集结而航运海外，新罗、渤海的进口货物也在此港停卸而转输各地。”这一观点，是针对登州建制建立的时间而确定的，而登州始建于唐代，其港口启用于这个时期也是讲得通的。那么，登州建立之前，这个港口是否存在？它的港航活动可以追溯到哪个时期呢？
先从登州古港的广义概念上来进行一下分析。有的学者认为，早在远古时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就有海上联系。也就是说，古登州所辖区域的海口，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港航活动。“上古时代山东半岛是东夷人活动的主要地域，而登州是以潍水为舞台的、文化相对发达的莱夷人航海的基地。东夷系指中原之东方人，从少昊开始，东夷的活动中心转到山东曲阜一带，随后不断向四处扩散。位于渤海湾的长岛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系统发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间文化联系的紧密关系。小珠山文化为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属其中层文化遗址和辽宁旅顺郭家村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鼎、鬶、觚形器等，是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器类。而小珠山上层文化遗址的蛋壳陶、三环足器等则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类，说明它们明显地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间已经有了海上联系和交通。”
鲁东大学的刘凤鸣先生也认为，“大致在距今5000多年前，山东半岛东部的胶东地区与辽东半岛的文化交流就开始了。在距今约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由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先进性，山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直至朝鲜半岛一直产生着很大影响，在龙山时代末期，最终取代了辽东半岛的土著文化。”刘凤鸣先生通过引用蓬莱紫荆山下层文化与辽东的郭家村下层文化的比较，以及佟伟华、李步青、王锡平、徐寿群等的学术专著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如王锡平的《胶东半岛在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中就指出，旧石器时期，山东半岛的胶东地区就“与朝鲜、日本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联系，……这不但为我们解释日本、朝鲜的石器文化是从华北地区传入提供了更近的地点，而且说明了这条通道是经过胶东半岛与黄、渤海平原到达日本与朝鲜的。”
另有《登州古港史》提出：山东的原始文化，特别是兴起于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呈现了向北、向南、向西发展传布的线索，从海路而言，向北曾达到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并且指出，向北发展的主要是登州文化，又引用了许玉林的观点，认为“山东半岛的原始文化对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是诸种关系中的主流。”
看起来，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乃至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原始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已被学界共同认定，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这种传播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实现的呢？学者们在考古资料未能揭示陆路传播的线索和证明的情况下，便根据大量考古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山东半岛（限于胶东地区）和辽东半岛的原始文化的传播，海路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传播渠道，因为海路具有传播原始文化的有利条件。 海路传播的主要条件有三个：一是人文条件。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都有自己的原始文明，但是，两个半岛的原始文明却是有差异的。前者和后者相比较，造船技术和港航活动、农、牧、捕捞活动，原始手工制作乃至整个经济文化水平均相对先进，无论是因为先进文化的扩展，或者是落后文化对先进的渴求，客观上都是有利条件，促成了两个半岛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二是舟船条件。山东半岛当时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考古资料证明了这种情况。1984年在山东半岛东部的荣成湾郭家村，距今地表4米处，发现了一只保存完美的独木舟。经初步测定，该舟长3.90米，中宽70厘米，两头各宽约60厘米；舟的两舷等高，保持原木弧形，底部加工平整；舟舱深30-40厘米，舱中有原木刻成的两道隔梁，形成了三个小舱。此舟虽为独木刳成，但已具备了向木板船过渡的条件。关于沉舟年代，据测算，不会晚于距今5000年前。1983年，登州港外港庙岛群岛的大黑山岛的大诺村，距地表7米深处（一说12米），发现了龙山文化层，层上还迭压着一艘已经腐烂的木残船和一支残断木桨。从残木船碎片分析，该船板厚约5厘米，板面加工十分平整，交接之处榫卯结构清晰可见；船桨与近代大体相同。这只残船的年代，经考古工作者的初步鉴定，最迟为4000多年前，即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南长山岛浅海曾打捞到一具石锚，据考察，该锚呈哑铃形，两端皆作扁锥形，长约一米，重数十斤。据专家推算，该锚沉水底可稳住排水量6吨左右的船只。关于石锚的年代，多数学者倾向于距今4000年前，亦为龙山文化时期器物。综上所述，史前社会登州一带已经有了较高的造船能力，并且已有船桨和锚具的应用，当时的隔舱技术，特别是木板船的出现，比人们想象的要早。从造船工艺而言，榫卯技术已被应用，从而使船体的制做不受木料的限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由若干木料拼接成理想中的船。三是航路条件。登州至辽东半岛老铁山的航路，散布着众多可以湾泊、避风、补给的岛屿。从经济航程计，这条航线以登州港为起点，北行7公里到南长山岛。南长山至北长山仅1公里，西侧即庙岛（沙门岛）。由北长山岛北行19公里即砣矶岛，再行13公里至大、小钦岛。继续北行4公里多至南隍城岛。南隍城岛至北隍城岛仅隔1公里多。出北隍城岛即乌湖海，至老铁山约42公里。古代航行，是以地文导航为主要手段的。航海者主要通过可视性地理坐标来判断航道，是以目击物为航行参照物，傍岸航行，或通过岛与岛之间的推进，来联系整个航线。如果远离陆岸、礁岛，则容易迷失方向。同时，航线离岛岸越近，则航行越安全，一旦遇到风暴或者船只损坏，可以选择最近目标驶向陆岸。登州至老铁山的航程，有递进的过程，分三个阶段实现，即蓬莱和庙岛群岛之间；庙岛群岛和辽东半岛之间；辽东半岛和长海县诸岛之间，也就是说，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史前时代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是以庙岛群岛为桥梁来实现的。
海道传播，从登州史前文化在海外登陆的考古发现，亦可以得到佐证。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全罗道、庆尚道各地，均发现了龙山石棚墓葬的遗存……并在朝鲜、日本、太平洋东岸和北美阿拉斯加等地，还发现了龙山文化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的黑质陶器，标志着龙山人在远方海上活动的行踪。” “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色陶器，正是登州龙山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这些史前遗存的分布，或从海外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来看，龙山人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经庙岛群岛，渡海至辽东半岛的老铁山，沿着黄海北岸到达朝鲜半岛南端，然后借左旋环流漂航到日本北部的出云地区，再穿过津轻海峡，趁北太平洋暖流向东漂航，一直漂航到北美洲西海岸。”
有的学者认为，从胶东半岛的石器文化与东北亚邻近地区的文化关系来看，“在旧石器时代，它是联结我国华北与朝鲜、日本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新石器时代，半岛独立文化小区的形成，在研究我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对东北亚邻近地区的文化影响，特别是辽东半岛起了主导的作用。”
以上的研究和分析表明，作为登州古港，不管是广义上的古登州所辖的胶东半岛沿海诸港还是狭义上的蓬莱岬上的登州古港大港，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港航活动就已经开始了。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原始文化传播与交流就已经存在了。这种原始文化的传播，最早就是通过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两个地区的海上联系来实现的。这种联系所使用的海路通道，就是后人一直沿用的渤海航道，也就是《新唐书》所谓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从登州古港出发，经由庙岛群岛，穿越渤海海峡，在辽东半岛旅顺附近的老铁山转航的航道。人们还将这条航道称为“登州海道”。
对于登州古港的早期港航活动和海上航线，有的学者则提出了另外的观点。王赛时先生的《山东海疆文化研究》谨慎指出，“山东海疆北岸距辽东半岛的海上距离最近，估计航海者从山东驶向外地，最早探索的是这一条航线。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庙岛群岛周围海域不断发现石锚等物，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从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存在着航海的迹象，而这条航线大都沿着庙岛群岛作南北延伸，使本来只有100公里的直航线路上又增加了很多支撑点。” 至于山东半岛与朝鲜和日本的海上航线他则是这样论述的：“据说当年徐福率领的采药船队最终到达日本……虽然这种传说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山东海疆直通海外的远航线路很早就已启用，只是年代久远，目前我们还无法考证上古时期山东通向海外的具体航线。” 对于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这条航线，作者用了“估计”二字，而不是完全的肯定。而对于庙岛群岛的一些考古发现，作者则用了“迹象”二字，显然也不是一种定论说法。对于山东半岛与朝鲜和日本的海上航线，作者更是用了“据说”和“年代久远”、“无法考证”等字眼，提出了自己对这条海上古老航线的看法。
另有刘承业先生对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日本的早期文化交流，特别是旧石器时期的文化交流，在传播方式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上亿年前的远古时期，蓬莱曾与华北、朝鲜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中朝地台’的一部分。由于古太平洋澎湃海水的入侵，蓬莱也曾成为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地理学家们对渤海、黄海海底和周边的岭岩层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的地质演变过程重复过很多次。进入人类时代，蓬莱的陆海变迁活动仍在进行。据《山东通史》记载，在大理冰期顶峰时代，海平面下降幅度很大。3万年前的海平面要比现在的海平面低100多米，2.5万年前则低140米。那时的渤海、黄海、东海变成了一片辽阔的陆地，蓬莱所在的胶东半岛与辽宁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北部陆地相连。考古研究显示，胶东、辽东、朝鲜、日本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都有人类居住，其旧石器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正是通过沧海变桑田的渤海、黄海平原进行了最初的文化交流。” 这种观点究竟正确与否，尚须进一步探索研究。而对于后来的海上航线，刘承业则认为是“航海学家、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模拟出”的一条“胶东半岛史前文化跨海传播的古航线”。这条古航线“首先从山东半岛登州出发，经由庙岛群岛渡海，至辽东半岛老铁山。由此可沿黄海北海岸继续航行，到达朝鲜半岛南端。在对马海峡，航船可以借海洋左旋环流，漂航到日本北部的出云地区。然后，可通过日本北部的津轻海峡、千岛群岛，辐射到北美的阿拉斯加。” 关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最初文化交流，刘承业提出了海水下降、陆地传播的说法，可以算得上一家之言，不管能否站得住脚，其大胆的猜想和分析还是值得肯定的。而对于胶东半岛史前文化跨海传播的古航线，刘承业则认为是航海学家、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的一种模拟。他的观点，与王赛时的某些看法还是比较接近的。
综上所述，登州古港，不管从广义还是狭义的概念而言，其早期的港航活动，尽管学界的观点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应该肯定的是，古登州所辖的胶东半岛，海岸线绵长，“沿岸地区海湾密集，又有众多的内河入海，因此形成了许多天然海口。”这里的“先民们曾经充分利用这些自然形成的避风场所和出海通道，扬帆远航而与外界交流。与此同时，人们又大力改造海口，建筑泊位码头，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港。这其中既有濒海的河口港，也有天然屏护的海湾港口……正是这些吞纳陆海的港口，又把山东陆岸与外界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海疆文化的传播窗口……先民们自古以来就闯向了浩瀚的海洋，在经历百般风险之后，终于开辟出海上航道，使那一苇舟帆得以北达辽东、南下江淮，东抵朝日。”“正是这条‘循海岸水行’的海路，大大沟通了中、朝、日之间古人类来往和古文化交流。” 另外应该肯定的是，地处中国北方的登州古港，由于地理位置所决定，其海上对外航线的开通，要比中国南方沿海各港口早。因为登州古港不仅可以“循海岸水行”，沟通与中国大陆沿海各港口的联系，而且可以沿庙岛群岛沿岛岸逐岛推进，先发现辽东半岛，继而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而南方沿海各港口却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这里远古时期的人们，只能“循海岸水行”与沿海各港口沟通，对于跨海与海外联系，由于目力所及只是一片沧茫大海，对于海外情景是一个完全的盲点，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绝对不可能贸然升起远航海外的征帆的。因此，登州古港的早期港航活动及其海外航线的开通，尤其对于中、朝、日之间的早期文化交流，其重要地位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
|
发表于 2011-4-20 22:25:46
楼主
发表于 2011-4-21 21:0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