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根留住，记汽车界的汪大总

汪乐志祥 · 发表于 2011-4-17 19:54:34

汪大总：做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来源：《汽车人》杂志 | 作者：杂志记者　陈瑶　2008.11.11

　　汪大总当年做出回国决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一个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搞不清自己根的人是可悲的人。”
　　和汪大总的第一次见面，约在了他家楼下的咖啡厅。本以为他会像很多“海归”那样，只钟意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却点了一壶清淡的菊花茶。
　　“咖啡和茶，您更爱哪一样？”
　　“都可以啊，我都很喜欢，就像中餐和西餐，我并没有固定的偏好，现在在家还是以中餐居多。” 汪大总笑着说，手中茶杯飘散的热气与窗外的早晨冷暖协调。
　　他是国内外知名工程机械专家，也是从技术路线转型管理领域的少有成功者，但汽车引擎的冰冷和高管职位的气势，在汪大总身上根本就感觉不到，轻松的聊天氛围一点都没有当初想像的那样严肃。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注重家庭、兴趣广泛而又有着浓厚中国色彩的和蔼长者。
　　今天是周末，如果不是答应了我们这次的访谈，他会像往常一样，带着太太去打高尔夫。在美国的时候，喜欢打网球的他也经常会和太太一起“挑战”老美，争夺混双名次。“回国后，因为工作原因，所以陪太太的时间相对少了，争取互相支持吧。我觉得培养共同爱好有助于家庭和谐，她现在的运动细胞被我带动的很好啦，我们是一路同行。” 汪大总笑言。
　　出身江西书香门第“儒林汪家”，受其家庭熏陶，汪大总八岁就开始作诗，深得老父亲赞赏，至今他都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闲暇的时候，他喜欢轻拉二胡，在流动的琴弦中享受东方古乐的魅力；如果不是亲耳听见，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他对中国各大城市方言居然都略知一二，重庆话、湖南话、武汉话……说出来真像那么一回事。
　　20多年的海外生活，没有让汪大总忘记自己的定位：“我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中国人是懂得感恩的，能够走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汪大总同样如此。
　　“从大的方面来讲，我很感谢邓小平，这真的是我心里话。”他的语气很真诚，因为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在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生活词汇中根本就不会有“出国”这个字眼，之后人生的一系列成就尚难有实现基础。
　　“从个人的角度，我很感激我的父亲，我的人生价值观都是从他那里传承过来的，我很少见过像我父亲那样爱国的人”，谈起父亲，汪大总的语气充满了敬仰，“父亲去世的时候都还在念叨，要我们学在美国，用在中国，我一直都记得他说的这句话，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当年，父亲汪留学日本，回国便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陶瓷高等院校和中国第一家电陶制造专业厂，成为中国当代陶器工业的奠基人，老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的思想深刻地传承给了下一代。
　　当中国汽车工业的机会大门打开之时，汪大总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和高薪待遇，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地方。“引导我的就是价值观，像父亲说的那样，要用在中国做贡献，自己的事业也能得到进一步拓宽。”汪大总认为自己当年做出决定的原因很简单，他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仰：“一个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搞不清自己根的人是可悲的人。”

逆境中求学

　　江南名门出身，汪大总从小就对读书有着浓厚兴趣，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的求学之路却因为“成份”问题曲折坎坷。
　　小学六年级，“文革”发生，汪大总失去了读书的权利；1968年恢复上学进入初中，但那个非常时期的中学却只是一个名义，喊喊口号就过去了；1971年，初中毕业，16岁的汪大总随父母来到了河南郑州郊区十八里河的五七青年农场务农，成为了农场里的能手。
　　艰苦环境，没有磨灭汪大总的求知欲望，他总是想尽办法去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来看，知识的力量也让他成为农场里思想活跃的年青人。他带领大家搞副业，烧窑、盖房子…… 竟然做到了自给自足。随后，他又在农场里发起了青年自学小组，并开始迷恋上数理化。虽然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学习只能在工余时间进行，教材也很难找到，但汪大总却在农场自学了完初中和高中的大部分课程。
　　1973年，大学来农场招收工农兵学院，汪大总兴奋不已，因为上大学是他一直都有的梦想。无奈，机遇插肩而过，因为成份不好，他未能如愿。他想起父亲的教诲：“机会和努力总是紧密相关，青年人不能浪费时间，重要的是努力做好准备。”乐观的汪大总，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充实着头脑，按照他的话来说：“只要有激情有愿望，就不会有压力。”
　　1974年，汪大总的求学梦终于迎来了一线曙光，河南济源531机械工业学校来到农场招生。尽管这只是一所由三线军工厂大学生们自办的学校，学校的主要目标也是培养技术工人，但汪大总看到的，却是学校可以集中学习的环境，这将会比在农场务农抽出更多的学习时间。
　　1976 年毕业时，汪大总留校任教。之后，他向学校提出到大学进修，得到了同意，进入华中理工大学机械一系。进修刚半年，中国就恢复了高考，汪大总随即报名，凭着真本事考大学。但没过一个月，国家教委又宣布公开招收研究生，想到大学里该学的东西都已经自学完毕了，没有理由再浪费4年光阴，自信满满的汪大总并不理会周围的热潮冷讽，决定以与工农兵学员同等的学历报考研究生，而第一名的成绩不仅证明了他的实力，也让他抢回了4年时间，从师华著名机械工程大师杨树子院士，余俊，廖道训教授。那时，他才只有24岁，丝毫没有因为环境限制而耽误成长。
　　当机遇抛弃一批人的时候，汪大总用自己的努力成为了那个时代罕见的成功者。
　　
事业转型第一步

　　1981年7 月，在拿到国内的硕士学位之后，汪大总又被选派为第一批研究生出国学习。在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他先后进行了有限元、系统动力学及控制、非线性动力学的研究，1983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85[FS

AGE]年，又获得博士学位。在康奈尔这所世界一流的知识课堂里，汪大总取得了全A的好成绩。在他论文的扉页上，他的导师Taylor 教授写道：“大总，你绝对应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由于国内环境发展尚不成熟，并不能为其提供施展才能的地方，加之刚读完书并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和大部分刚出去的留学生一样，汪大总决定留在美国寻找实习的机会，只是他所未想到的是，自己这一留，就留了整整21年，不过这已是后话。
　　当时，通用汽车正在进行一项“革命性”的大项目，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负责该项目的通用研发高管，恰是汪大总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对其有所了解的他，知道汪所研究的机械与航空专业符合公司需求，因而专程去找汪大总，希望他能够进入研发部门帮助项目开展。
　　看到现代化的通用技术中心之后，汪大总决定放手一试，于1985年8月进入通用汽车研究院担任高级工程师，成为部门里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而在中美之间长达30 多年的敌对和隔阂中，汪大总能在对华人还有所偏见的美国环境中被通用看重，实属特例中的特例。
　　通用汽车的确选对了人。在通用研究院，汪大总从事汽车动力系统分析和汽车整体设计，好学的他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还合编出版了《现代汽车技术》一书，而他所主持开发的汽车模拟软件更是得到长期广泛的运用。
　　仅5年时间，汪大总便从高级工程师升为主任工程师，直至公司技术系统的最高级别——高级主任工程师（Senior Staff），即9级工程师。在当时通用多达75万名的员工中，拥有这一职称的不过百余人，汪大总极有可能是其中最为年轻的一位，更是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惟一华人。
　　其实，在通用汽车内部有两套激励系统，一是技术系统，二是管理系统，相比后者，前者的提升空间相对狭窄，而在技术系统走到最高点时，个人的事业发展将会放慢速度，因为接下来的工作虽然稳定但已不会有太大挑战，直至最后退休领取丰厚的养老保险金。
　　汪大总走到这一步时才不过36岁，事业开创也只走了几个年头，平淡稳定的生活还不是他所急需的，他需要更多的事业机会以实现个人价值。
　　按照常理，工程技术与设计决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相通之处，但汪大总认为，通过一些方法研究可以解决这样的矛盾，以此帮助公司提高决策效率，实现经营的科学化。在主动表达了这样的意愿之后，汪大总的想法得到了上级支持，还专门为其设立了一个“决策与设计方法”部门，这也是通用汽车注重员工培养、充分发挥员工创造力的一贯方式。
　　新部门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全新的尝试也意味着广阔的空间。虽然从来都未涉足过，但干劲十足的汪大总却充满了信心，他全面调研了公司各级决策人士，大量涉猎决策论、管理、市场、财务等书籍文献，总结出汽车决策的方法还相当原始，在他的主导下，部门很快就推出了一系列新方法用于各类决策之中，并在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以至通用汽车一位高级管理人士在给汪大总晋级的推荐信中写到：“我认识很多非常聪明的博士，他们都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我也认识很多的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但能把高深的理论与实际相接合并很快产生效益的，汪大总是我所知的第一人。”
　　
成为真正的管理者

　　在2006年正式回国之后，每当有人提起他的回国考虑，汪大总会很谦和地补充一句：“其实我1994年早就回来过了，一直到1997年。”因为在他看来，到中国的跨国公司工作，从广泛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回国的方式。
　　那一年，正逢通用汽车开拓中国市场。在汪大总的主动争取下，他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因为在技术、市场、财务等方面的不断学习和积累，使其被认为除了具备技术优势外，更具备经营管理的能力，足够胜任通用旗下零部件公司德尔福的能源及发动机系统中国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并统管海峡两岸业务。
　　离开中国已有9年并且习惯美国大公司氛围的汪大总，不仅自己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还需要以“协调人”的身份周旋在中美双方之间，以保证合资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汪大总做到了，通过他的不断努力和充分沟通，尽管当时国外大公司对于合资持谨慎态度，但德尔福的中国项目却得以顺利推进。
　　对于汪大总而言，德尔福这3年时间应是其人生事业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因为他不仅完成了从技术向管理的彻底转型，也实现了为国家做点贡献的朴素愿望。更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在中国大环境中有效把握市场，这些认识对于他最后“彻底”归国做出了很好的铺垫。
　　1997年，因为儿子升入高中，小女儿也到了念初中的年龄，考虑到孩子教育问题，汪大总回到了美国，担任通用北美小车集团工程设计分析及计算机模拟总监(DIRECTOR)，这是大陆华人在通用公司做到的最高管理职位，无怪乎有媒体评价：“汪大总是华人在底特律的骄傲！”要知道，在美国从事汽车行业的华人工程师有很多，但几乎都集中在技术领域，从技术领域走向管理阶层的成功者却寥寥无几。
　　喜欢思考的汪大总此时又有了新的想法。他所接手的部门主要负责计算机辅助工程（CAE）分析，传统做法一般就是帮助设计部门验证设计的可能性，并不能真正参与到产品开发的实际过程，仅仅起到补充建议的作用。而按照汪大总的想法，他希望用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法来取代实际样车，用“虚拟工程”达到真正试验的效果，以此节省新车开发时间，降低开发费用。
　　对于当时面临日韩车商低成本冲击的通用汽车而言，这无疑是一项“及时”的创新，汪大总和他领导的团队由此获得了通用公司最高级别的“总裁荣誉奖”，部门成员也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展到几百人。CAE分析工程师在通用的地[FS

AGE]位得到很大提高。
　　对于这样的成绩，已身为管理者的汪大总认识得很清楚：“虽然这个项目是由我主持的，但一定要明白这绝对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并不是靠哪一个人就做出来的。无论我到哪里，包括后来回到中国，我都一直在强调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因为领导只是起到组织指导的作用。”
　　在通用开放的培养机制下，汪大总后又陆续到了4个不同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管理经验得到很大的发挥。尤其是在2000年的时候，公司任命汪大总担任通用北美整体设计与检测总监，负责35个车型的整体设计。这可是相对CAE部门更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对于整个公司而言都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之前完全由外国人把持，而汪大总则成为有史以来这个部门惟一的一名华人总监。
　　说到这里，汪大总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插曲。当时，近20多名的部门成员都是有着好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欧美优秀工程师，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看着比他们年轻而又是中国人身份的汪大总，大家的眼中都充满了迷茫，不相信这就是他们以后要面对的第一汇报人。毫不露怯的汪大总笑着让大家分别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并在短短的10分钟时间内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和简单背景，这一下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大家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容易。3年时间内，在汪大总的带领下，部门推出了好几十种造型新车，并创新了好几套设计标准办法。在离开的时候，同事们送给了汪大总一副匾牌，上面这样写着：“大总，我们感谢您，是您带动了我们，创造奇迹。”感谢大家对于自己的认可，这副匾汪大总至今都还小心地收藏着，与当时的同事至今都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就进入通用，直至2006年回国，汪大总在通用干了整整21年，在这之间，他去过12个不同的部门，接触了各个不同的领域，如果问其在通用汽车收获了什么，他的回答如下：“刚去的时候我对汽车一无所知，个人资产还是负400元。但在通用的这21年里，它给了我最大的发展平台，对我的培养和帮助非常大，我不敢说自己是汽车专家，但在设计、研发、采购、管理等方方面面应该都有所了解，我对通用充满了感激和尊敬。”
　　
清楚自己想干什么

　　在德尔福中国的3年时间内，因为工作原因，汪大总结识了时任上海通用总经理、上汽集团副总裁胡茂元，后在通用汽车的高管会议上，二人也有过一定接触。
　　2005年，已是上汽集团总裁的胡茂元正全力构建国际化战略路线，斥巨资成立汽车工程研究院，希望实现上汽集团自主品牌的梦想。而如汪大总这般拥有国际背景、同时具备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正是上汽集团最急需的力量。很快，胡茂元就向汪大总发出加盟邀请，以帮助推进集团的整车设计国际化进程，并提升集团的自主研发能力。
　　“胡总态度很诚恳，有时候一天就能从中国打两三个电话给我，我也很受感动。”汪大总说。由于在中国有过3年工作经验，他非常清楚中国汽车工业现在的发展速度：“1997年我离开的时候，中国汽车产业还相当低下，几年之后回头再看，你就知道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在前进，这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时，儿子已经参加工作，女儿也进入大学，孩子的教育问题不用再操心，加上太太的全力支持，52岁的汪大总于2006年离开事业处于顶峰的通用，回国出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全面负责技术管理和产品开发工作。
　　尽管当时有人并不理解他这样的做法，因为他大可以舒舒服服地等着退休，享受安稳的日子。“其实只要你想清楚了自己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要图稳定的生活，那还是留在美国容易一点。现在那些底特律的那些朋友来征求我回国的意见时，我也是这么给他们说的。”汪大总解释。
　　其实这么多年，中国总是在汪大总脑子里印刻着，他只是在等待成熟的时机，一个做事的机会、一个学习的机会、一个回馈祖国的机会。
　　他真诚地告诉我们：“到我这个年龄，事业也做到一个高度，待遇什么的都无所谓了，回国最根本的是价值导向；这几年美国汽车工业在直线下滑，中国汽车工业反而快速发展，这就是我们需要选择的大环境；而且我们这种人更大优势在于，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里，工作、生活的适应性都是很强的，国内外的企业发展模式都比较熟悉，中国汽车肯定要国际化，如果还想在事业上有所提升，这就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机会。”
　　来到上汽股份之后，汪大总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上汽集团在与通用汽车多年合作过程中因受其文化影响，也使得汪大总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企业情况。他亲自到自主品牌公司和零部件企业进行深入调研，与工程院的同事充分交流，并结合自己所熟悉的通用研发模式，逐步搭建起了上汽集团自主研发体系，产品规划也基本上路。
　　在汪大总的组织下，上汽工程院新引入300多名人员，其中也包括一些他在底特律的华人工程师朋友。而按照他的规划，上汽技术中心将是多层次研发体系的核心，而英国研发中心、韩国双龙的研发中心、合资企业的研发中心、零部件研发中心和产学研，则与之相辅相成。当然，这些还只组成了乘用车的研发体系，除了上汽技术中心，上汽还有商用车技术中心，这是针对商用车的研发体系，这些统一由上汽工程领导委员会领导，而汪大总则直接领导该委员会。
　　就在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汪大总的中国事业又开始出现机遇与挑战。
　　
事业需要不断的空间

　　出于发展需要，正在全球招募人才的北汽控股与上汽集团协商，争取汪大总到北京汽车工作，以帮助起步较晚的北京汽车工业。经过将近半年的协商，并通过中组部与上海市委组织部协调，北汽控股董事长徐和谊也多次飞赴上海与汪大总沟通，上汽集团终于“放行”，汪大总带着太太从上海奔赴北京[FS

AGE]，于2008年2月正式上任北汽控股总经理。如此变动，汪大总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最大焦点，甚至有消息称北汽控股为其支付的薪酬远远高于上汽股份。面对这样的传言，汪大总微微一笑：“上汽和北汽于我而言，都是很好的地方。如果真的只是看重待遇，我就不会选择回国了。孩子们都独立了，我对物质的要求不高，更没有要做富翁的打算。”
　　对于汪大总而言，北汽控股自然也有着吸引他的地方，在北汽控股总经理的职位上，他将更多思考企业全盘战略，而不仅仅局限于技术研发管理。按照他的话来讲：“上汽研发体系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下一步就看怎么执行了。北汽起步较晚，困难很多，挑战也很大，我喜欢比较主动的工作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汪大总同时强调，自己非常感谢在上汽的工作经历，因为正是这两年时间内，自己熟悉了国内企业的运作机制，也有利于接下来在北汽控股的工作，毕竟国有企业的工作环境、体制和跨国公司是不同的。
　　也非常感谢徐和谊董事长的信任。正是他的支持和推荐，自己才有了在更大的平台上为中国汽车工业做贡献的机会。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初进北汽控股之时，汪大总亲自走访北汽控股旗下的各个汽车厂商，从整车、零部件、自主研发、服务贸易、改革调整等五大方面进行了“摸底”。在有了清楚的认识之后，他大胆提出要在三年内让北京汽车取得实质性的改变，并与徐和谊达成了共识。尽管汪大总也坦言，北汽的现状与领先的汽车厂商差距很大，尤其是在自主研发方面，“困难如山一般大”。
　　但在压力中接受挑战，就是他不服输的个性。汪大总希望能把自己的经验和优势带到这个更需快速发展的企业，并通过团队的协同努力将北京汽车打造成具有核心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跨国汽车集团。
　　“我们的发展是有一个远景规划的，这是要努力追求的目标，否则的话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汪大总表示，企业现在所有的举措都是围绕着徐和谊之前所提出的“大北汽”战略思想来进行，因为大方向确定下来之后，包括如何进行集团化建设、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如何加大自主创新力量等各项工作才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才会形成更丰富的具体内涵。
　　“虽然我们的目标很长远，集团也开始出现新局面，但时间依然很紧张，任务依然很艰巨”，汪大总对目前的形势认识得很清楚，“有了大方向还不够，我们希望能够走得更快一些，起步就比较晚，再放慢速度以后就会更难了，这是倾全集团之力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我们要求解决产能问题、产品问题、渠道问题、资源问题，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盈利才是生存的惟一的模式，这是最基本的。而且我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团队，没有团队就要建立培养一个团队，并充分利用全球人才。”
　　至于在自己最擅长的产品研发领域，汪大总则认为自主创新是北汽必须要走的道路。因为产品的成功最终是要在市场上体现，空喊口号绝对不行，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已经落后的北汽别无选择，再难都要去实现这个核心竞争力。而他也自告奋勇地兼任了北京汽车研究总院的院长，希望能够加强在自主研发方面的管理，用最有效的方法加快研发速度。
　　“在国内的自主品牌中，我们的乘用车一定要进入第一阵营，自主产品的占到率也要大于5%，虽然具体时间我不方便透露，但我们的产品战略和具体规划已经很清楚了。”汪大总的表情中透露着自信。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同样也需要强大的研发队伍，他还表示，到今年年底，研究总院的研发人员就将在人数上翻两番，因为目标的实现需要一支强大的研发团队。
　　从上汽转战北汽，汪大总走上了一条压力更大、但更能创造成就感的道路，而这正是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事业就是需要有不断拓展的空间。
　　
我希望多做点好事

　　和他一般的同龄人，或许很多已经在享受天伦之乐，但汪大总似乎并没有考虑过这么多。
　　“现在的事情够我忙的了，但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汪大总笑了笑，神色轻松，让人根本不会联想到其肩上所背负的，是北京汽车如此之重的一份责任。
　　在汪大总的内心中，他一直这样信奉着：“希望自己能多做点好事，希望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国家、公司、朋友、家庭……都会变得好一点。” 而这么多年的人生之路，他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并收获着相应的回报，“人嘛，都是希望有一点成就感的。社会认可、朋友尊重、家庭和睦……就行了，很简单的。”
　　而在底特律的海外华人群体中，无论是已经回国还是留在美国的，经常都能听到他们对“汪大总”的提及。毕竟，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的研究生，汪大总留在底特律的日子是最长的，他总会像一位“大哥”一样尽其所能为大家做些事情。
　　1992年，为了凝聚华人的团体力量，汪大总更是组织发展了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很快就成为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华人组织，为保护华人利益、加强中美合作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今都在当地有着积极的影响。
　　“生活在国外，我们都是有着共同语言的中国人，我们就一个中国，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来捍卫。”提起当年创办这个组织的初衷，汪大总至今都还很动容。
　　即使在回国之后，从底特律打给汪大总的越洋电话也一直不断，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愿意与他进行沟通，并征求其意见。尤其最近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许多海外华人都有了归国的打算，希望熟悉中国市场的汪大总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虽然从大的方面来讲，他鼓励大家回国，但他总是很诚恳地告诉这些朋友：“美国的情况大家都是了解的，中国汽车发展的空间很大，这就是一个机会，是机会就有价值。就值得认真考虑。是机会就有风险。它并不是一个保证，能不能接受挑战？这种情况下如何下决心？[FS

AGE]重点考虑的还是自己的价值观，这个问题要想不清楚的话，现在就不要急于回国。”
　　而在这之前，受汪大总实事求是的建议影响，好几十位来自底特律的华人工程师选择了回国，分别进入了上汽、一汽、北汽、广汽以及其他民营企业，找到了更能发挥个人优势的事业平台。他们组织成立了中美汽车交流协会，汪大总被推为主席。进一步促进中美汽车界的交流，更好的促进中国汽车业的进步。也更好的帮助大家个人事业的发展。
　　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周围的人有所帮助，汪大总显然是快乐的，而这样的情绪自然又影响了他的家人，“你看到我太太，会觉得她更快乐。在美国给两个孩子开家长会时，老师们都说：‘你们家的孩子，是我们见过的中国人的孩子中最阳光的Happy Kids。”说这话时，汪大总一脸幸福。
　　谈到自己赋予孩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时，汪大总脱口而出的答案是：“诚信、激情、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如今，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美国拥有一份好工作，他还在准备报考MBA，回不回国汪大总表示尊重他自己的选择，而小女儿还在就读美国韦斯利女子大学，今年是四年级了。对于这两个孩子来讲，无论身在何处，父亲的影响将会是一生的。
　　正如父亲汪璠一样，汪大总也用自己的经历，为下一代上了一堂最好的人生之课。而在有着自己“根”的国土上，汪大总和太太一路同行，至今都还努力实践着自己所信仰的人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