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的自传

泰国巧克粒

我的自传——汪昭庸

    我的名字叫汪昭庸，男，现年74岁，祖籍安徽黟县，于1930年5月17日在广州出生。

    因受日寇侵华战争影响，童年时代的我未能正常入学就读。1941年在广东儿童教养院第五分院读完小学四年级后，即融入社会工作。我的经历简述如下：

一、苦难的童年

    1941年我和哥哥昭中、妹妹昭敏离开儿教院后，回到韶关，因父亲在湖北恩施工作，因战事影响，与我们失去联系，为了生存，我和哥哥在韶关卖《大光报》，卖报的收入微薄，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所以还要上山砍柴帮补和采摘野苋菜煲粥等充饥，生活非常贫苦。恩施失守后，父亲失业回到韶关，在曲江县政府任民政科科员，后任指导员，指导第五区沙溪、白沙、乌石、樟市、罗坑五个乡公所的政务工作，当时是薛汉光任县长，后来是李英，一直做到陈任之接任县长后，就被令辞职，那时做公务员是领国难薪，收入微薄，所以我和哥哥仍要卖报赚些钱来帮补家用。
    当时韶关处于战时状态，各机关、团体、商店、居民等除留守人员外，从上午8时起所有人员一律向东、西河坝方向疏散，下午2时后才准许返回市区。一天，我在东河坝卖完报纸后，等待开桥回家，看见有人过桥我也跟着过去，谁知后面有警察追来，说是未够钟点，前面的人都跑了，我却被警察抓着，拉到派出所打了一顿后，捆绑起来，绑了一个下午，后来所长回来审问，我对他哭诉，我是卖报纸的，卖完报纸后，见有人过桥就跟着走，因母亲的右手被日本鬼子打伤，做家务不便，就想赶回家做晚饭，我真的不知道还未够钟放桥，所长听后，就把我释放了。离开派出所后，我往口袋一摸，天呀，我的钱不见了，连本钱都丢了，以后怎样谋生呢？家中又这样困难，怎么办呢？我一直在公园徘徊，不敢回家，怕挨父亲的鞭子。晚上就靠在亭子里的椅子中打盹，坐在我侧面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汉子，问我为何不回家，我以实情相告，他深表同情，说他在十二集团军工作，司令部在大塘，明天带我到司令部，叫我当勤务兵，到司令部的当天晚上，他安排我我他同宿，次日一早带我盛一盆洗面水到一位军官卧室，叫我为这位军官当勤务兵。这位军官询问我姓名时，我想起在派出所被人施暴时，全身震颤，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军官无奈，叫他带我给宪兵检查后送走。我从此流落街头，几欲轻生，茫茫然不知所以。一天，在街上忽然被我哥哥看见，他赶上我，一把抱紧我，要拖我回家，我不肯回家，但哥哥抱着我不放，两人抱在一起痛哭，哥哥连拖带劝，就把我领回家了。真是祸不单行，我回家不久，同屋邻居的一个卖大烟的人，遗失了一个煮鸦片的铜锅，一口咬定是我哥哥偷的，父亲就把哥哥捆起来，用皮鞭抽打至遍体伤痕，但哥哥怎么也说没偷，同屋的邻居们都来劝阻也无效，最后那人向父亲道歉说是错怪了我哥哥，父亲才把哥哥松绑。次日哥哥失踪了，经父亲多日来到外寻访，才知哥哥已到南华寺出家当了和尚，到香港竹林禅院拜茂芬法师为师，取法名意昭，后又师承虚云老和尚为第43代弟子，取法名本昭。
    自哥哥离家后，我就做些短工来帮补家用，直至1946年6月1日才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在粤汉铁路韶关工务九总段辖内，先后任公役、长工、养路工、伙夫、摇车夫、材料夫、测夫、晒图夫等。一上班，我即被安排专职服侍总段长阮宗和一家，他的太太和儿女们都住在二楼，二楼是职员宿舍，除了总段长一家外，还有四户职员居住，分别由区珠和黄佑两人服侍，我们三个公役都是十多岁的孩子，颇合得来，既有分工，又能合作。还有一位叫金婆的老太婆，是阮家的老女用，只是负责洗洗衣服，其它杂事都是由我们三个男孩负责。我对主人既忠诚又勤快，每天除做好一切家务外，抱着太太3岁的女儿跟着太太到火车站附近的监工处玩耍。监工处的监工刘玉兰，原是阮家的男仆，后被提拔当了监工，阮太太原为阮家婢女，太太死后，阮宗和将她收为继室，但她与刘监工甚好，所以每天都要我抱着女儿大宝去看望刘监工，由于我对主人的忠诚和勤快，得到主人的赞赏，这却引起金婆的妒忌而陷害，起初她就借着总段长第五个儿子失了一支钢笔，就大造諛论，说一定是我偷的，五少爷信以为真，竟用手枪向我逼供，我据理申辩，区珠和黄佑也受到嫌疑，但都查无实据，庶务长就此事请示总段长，总段长说：1.将3人开除；2.将3人捆绑起来送交警察局处理；3.不管，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三点由你选择，你看着办吧。
    总段长是虚云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心地善良，而庶务长阮秀山是他的宗亲，当然能理解他的本意，就把我们三人叫到面前，鼓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干。
    金婆一计未成又施一计，此计非常狠毒，竟向太太挑拔说，我向总段长揭发她与刘监工有私情，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可是太太听了不但信以为真，而且对我逼害，刘监工天天对我破口大骂，拳打脚踢，直至被打得伤痕累累，我才鼓起勇气请求上级把我调到韶关工务廿一分段工作。那时做公役（勤杂）天未亮就得起床烧水、打扫公共卫生，职员一起床，就得为他们送洗面水、冲开水、叠被褥、开早餐等，办公时间要为职员泡茶和听候差遣，中午、下午要为职员端菜添饭，倒洗澡水、打扫房间（卧室）卫生，晚上职员打牌时还要在一旁侍候茶水和扇扇，工作辛苦都能忍受，最难忍受的就是谁丢失了什么东西，首先就是怀疑我们这些下人，每当我受了冤屈，向母亲倾诉时，母亲总是耐心慰解，抚平我痛苦的心灵。
    1947年夏，妹妹昭敏刚读完小学五年级，就去报考韶师和广盲中学，结果两间都录取了，一间的名次是20多名，一间的是30多名，大家看榜后，都为她高兴，但妈妈说了她几句，而妹妹竟负气出走了数天，妈妈很伤心，我闻讯后即回家跪劝恳求妈妈原谅她，并说，我因无学历，所以只能做下贱的工作，任人贱踏，妹妹是女孩子，如不给她多读一点书，她将来怎么办呢？我向母亲下跪时，母亲走出厅，我又跪出厅，一直跪在母亲面前，直至母亲答应。妹妹自此很孝顺，同时又很努力读书，1951年考入空军，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空降兵。

龙眠久子

二、青春热血迎曙光
    1949年10月7日，韶关解放了，人们都欢欣鼓舞地迎接黎明的曙光。
    嘹亮的钟声在天空中飘荡，钟声唤起黎明的曙光，钟声唤起了年青的一群，我们和着钟声一齐歌唱，让嘹亮的歌声响得更加嘹亮，听，四面八方都发出回响，全国的青年向我们走来，我们团结一起，奔向前方。
    广播电台每天清晨都播放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作为一个在旧社会饱受风霜雪雨的青年，又怎不热血沸腾地去迎接自由与曙光呢？
    我满怀热血，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锻炼自己、考验自己，把青春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
    我报名参加抢修被***军队撤退时破坏的长来铁桥，为了争取早日通车，我们经常加班加点日夜苦干。一天，军事代表找我谈话，说要派我到韶关执行任务，并说有危险，你怕不怕？我说，不怕！他即指着刘长祥代表说，你看，刘代表昨天要到韶关，行到河边厂时被土匪打了几枪，军棉衣也被打穿几个洞，幸好未受伤。我坚决表示不怕，他就把任务交给我，叫我到韶关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北军政委员会（当时地方政府尚未成立）向戴作民同志汇报抢修大桥的进度和工人同志们积极工作的态度，并请求调拔粮食、药品和银元（当时人民币还未开始使用），并教导我说，那位是高级首长，要有礼貌，到了门口时首先要说声报告，首长叫进时，你才能进去，见面后先要称呼首长好，首长辛苦了，首长叫你坐，你才能坐等等，我说我会谨记心中，一一照办。
    当首长知道我是从长来桥工地来的，就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今天早上吃完早饭就起程”，首长说：“你来得真快呀，60多里路程，你一个上午就到了，真快！”即叫通讯员带我去吃饭，饭后领我上街逛一逛，叫我好好午睡一下，下午才和我谈。首长听完我的汇报后，就说：“工人同志们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而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应该表扬，你们要的粮食、药品、银元，很快就会派部队护送到工地”。我即向首长告辞，首长挽留说，今晚有文娱节目表演，看完表演明天才回去吧。我说：“谢谢首长，工地很多工作要做”，首长说：“既然这样，我就不强留你了，通讯员，代我送这位小同志上路”。
    抢修大桥工程结束后，我被分配任巡道工。一天，工程师姜惠聪先生对我说：“亚汪，你现在任巡道工，是吗？带我去走走好吗？”我说：“你是工程师，我听你的”，他说：“那你明天就叫声我吧”，次日，我挑着工具器材和姜工程师一同出发了，走支黎步头火车站往北5公里处时，我看到前方50米的钢轨有故障，我说：“工程师，前面钢轨有故障”，工程师立在原地不动，叫我前去察看，原来有人在钢轨的接缝中，插了一个逼击炮弹的尾翼，我说：“工程师，钢轨接缝中被人插了一个逼击炮弹的尾翼”，他还未听我说完，就啪的一声趴在地下，我说：“是逼击炮弹的尾翼，不是炮弹，快起来吧”，他爬起身后问我怎么办，我立即取出响墩（一种特殊的信号弹）布置在故障地点两端安全停车的位置上，并将一个喇叭和红绿旗交给工程师，叫他如果一发现有火车来时，一面举着红旗摇晃，一面吹响喇叭，这是令火车紧急停车的讯号，我去排除故障，不一会工夫，就将炮弹的尾翼取出，恢复了铁路线的安全，撤除了警戒。工程师说：“亚汪，那个炮弹的尾翼给我看看”，我立即交给他，他拿在手上看了一眼就把这个尾翼塞进口袋了。过了半个月，有些工友对我说，亚汪，姜工程师立了大功呀，现在衡阳铁路管理局给姜工程师记了大功一次，并通报全局各单位，《铁路工人报》也登了这消息，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呢？我回答说，我是巡道工，我的职责就是排除线路故障，保证行车安全，他是工程师，能协助我排除故障，当然是功臣了。
    不久，军事代表找我谈话，说铁路要成立职工生活供应站，要求我们调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工作。我说，我连小学都未毕业，怎能算有文化呢？他叫我写张请假条给他看，看后即说，这不是很好吗？就这样决定吧。调到韶关铁路供应站后，先后担任过售货员、办事员、公共食堂管理员等。1951年初，调长沙铁路供应站北站任煤场主任，不久，我的前任周琪的贪污案被揭发后，领导很重视，想培养我入团，因感到自己尚未具备党团员的条件，未写申请，后就吸收为纠察队，并参加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成为了积极分子。1951年冬，调衡阳铁路供应站任售货员、配货员、茅坪铁路供应站站长等职。在衡阳任配货员时，原来是4个人的工作，压缩到只留我一个人做，工作非常繁忙，一到要配发铁路沿线职工订购的商品时，往往要连干几个通宵，不管怎么辛苦，都一直坚持工作。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被吸收为增产节约领导小组成员和打虎队员，领导认为我对工作埋头苦干，又能积极投入运动，就提拔我当站长，那时正搞“三反、五反运动”，工作忙、会议又多，单位有位女同事名叫杜秀光，也是核心成员和打虎队员，两人经常一起去上级单位开会，为了免使别人误会，我把和妻子合照的照片压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好让人知到我是已婚青年，而这位杜秀光也是有夫之妇和有儿女，所以我经常和她一起去开会都相安无事的，谁知有一次路过家属住宅区时，她突然抱着我狂吻，我立即推开她，叫她不要这样，她即回答说：“怕什么，和你亲热亲热嘛”。过了几天，晚上全站职工围坐火炉前开会，杜秀光坐在我左面，忽然，她一头倒在我的怀里，这使我非常难堪，如果我批评她，她怎好面对大家，如果我姑息她，我又怎能面对大家，领导全站职工工作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摸了她一下额说：“唉呀，你发热了”，就对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女孩子说：“刘寿秋，你立即送杜秀光回家”，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那时自己太过年青，思想也天真幼稚，不懂善后处理，既没有向上级汇报，也没有找杜秀光谈话，指出问题所在，因此为日后留下祸根。由于满足不了**，杜秀光就联络了黄孝华等两位团员去上级单位告状，说单位里有这么多的党团员都不培养他们当领导，让一个普通群众来做他们的领导，怎能搞好工作呢？上级领导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借我患病时而另派人代理我的工作。病好后，我也很自觉，请求上级领导调我到别的单位工作。
    1953年夏，铁路局供应处处长郭本银来衡阳车站供应站视察，那时我正在柜台卖货，处长说：“小汪，怎么样，你好吗？”我说：“处长，近来我很不开心，”处长就问我原因，我说：“我从韶关调来已经三年多了，一直都都未回过家，很想家，也很想爱人。”处长说：“傻瓜，怎么不早跟我说呢？赶快写个报告给我，我把你调回韶关，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要好好工作”。有一次，郭处长来韶关检查工作，见到我，就问：“小汪，你现在调回韶关啦？”我说：“是呀，多谢您，那次是你要我写请调工作的报告。”郭处长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回家住？”我说：“我在单位住，这样工作方便，晚上加班加点的话就更方便了。”郭处长说：“瞎扯，这样那里行，你在这里有家有儿女的，在这里住那里行！今天下午你不用上班，把你的东西都搬回家去，以后不许你在这里住，再不听话，就打你屁股。”
    1958年因体制改革，铁路供应站业务一律划给地方商业局统一经营，我即被调到韶关市商业局、土产公司、商业局竹艺厂、曲江县糖专公司、商业局汽车队等单位，先后任办事员、业务员、采购员、股长、副股长、调度员、厂长等职务。1958年夏，抽调到韶关市南门街做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广泛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全面发展经济等等，经常发动和带领市民义务劳动，到郊区兴修山塘、水库等水利建设。后来又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挨家逐户发动居民搞好家庭和环境卫生工作。同年秋天，做普选工作队员，被任命为第四选区执行主席兼投票站站长，组织和带领选民拜访候选人中共韶关市委书记郑长勤、市妇联主任庄静（儿教院校友）等，听他们的施政报告和革命经历等。1960年到大塘公社做整风整社工作队，我被派驻石下大队杨公坑生产队，整风整社的主要内容是反五风，即“**产风、反命令风、反浮夸风、反大食风、反官僚风”，以及宣传人民公社60条等等，并要落实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以队为基础的方针、政策。目的要求达到农业增产增收。
    1959年，我在竹艺厂任厂长时，全厂职工只有32人，年纪最大的28岁，最小的才14岁。母亲因是寡妇，为了照顾困难，经上级批准，破例录用。生产竹制工艺品，产品全部提供出口，生产工具较为落后，工具都是手动或脚动，男女职工各睡一个房间，显得特别挤拥，为了与职工同甘共苦，我也搬到厂里住宿，但男宿舍已挤不进去，我就睡在厨房的水池盖上，因大家很年轻，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每天开会或学习都先唱一二十分钟的歌，每逢到商业局及公司开会，都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市委奖的一面先进单位的红旗，迈步前进，别人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学生。职工们除了生产竹艺品外，还经常接受商业局下达的特殊任务。如1959年党中央在芦山开会反击右倾时，全市各单位大放财政卫星，以优异成绩来反击右倾翻案风。商业局就下令竹艺厂停产，全体职工分派下乡收购或验收农副产品，有时家副产品堆积在山区运不出来，公司就动员大家去搞运输，每逢节日，很多凭票供应的猪肉档就更忙了，商业局就把竹厂的职工分派到各肉档协助收款或收票证。局和公司领导都很爱锡这班小弟弟、小妹妹，说他（她）们很听话，不怕苦，不怕累，当他（她）们下乡归来时局长总要亲自接见，并请大家吃一顿美味佳肴，那时经济生活紧张，特别是粮食，大家美美地吃饱后，对领导给予的关怀和照顾都记在心中，挂在口中。后来工业局看到这个厂办得不错，要来接收，说是工厂应该归工业管，商业局不宜办厂，局长舍不得这帮可爱的职工，就把竹艺厂关闭，人员全部分配到各个公司，后来，曾转娣、何东娣等当了公司经理，黄光洲、许彩玉当了厂长，陈静文当了老师。
    1978年，我在曲江县糖专公司搞业务时，曲江县商业局汽车队队长黄佑国来找我，说要调我到车队协助他振兴车队，原来是省商业厅在韶关湖心宾馆召开全省储运工作会议，曲江商业车队因长期亏损而受到批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见他能诚恳而坦率相告，就表示如商业局下令调我去，我就去。后来接到商业局通知，调我到车队任行政股副股长兼调度。到任后，我经过调研、摸索，制订了单车成本核算，超额利润提成的方案，实施三个月后，生产节节上升，职工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三年后，已赚到一座建筑面积4500㎡的12层大楼，职工生活大大改善，很多司机已达小康生活水平。改变一个单位的面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破旧立新就更不易了。除了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外，还要实行科学管理与民主管理相结合，不断更新车辆，扩大运力等等。
    1978年—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伊始，私人还未有人经营汽车运输，汽车运输都掌握在国营单位，来要我派车的人都带着香烟来，我的办公桌经常都有烟，有些修理工为了多吃几口免费烟，赖在办公室抽烟、聊天，工作开展困难，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我毅然把烟戒掉。从此我的桌上再也没有烟了，开始，一些修理工很反感，后来生产搞上去了，他们所得的奖金比过去翻了几翻，才知到我的用心良苦。对司机则多关心他们，他们一回来来就问寒问暖、是否需要休息几天、车辆是否检修等等。如果他要求我派任务时，我总是摆出几份运单，由他选择，使他感到有自由和尊重他，如果只有一份运单，就问他合适不合适或者休息一两天再说吧。收支公开，每辆车都有详细收支记录，互相间都可翻阅，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局面。我在车队一直工作到1992年才退休，当年62岁。退休后，单位有事需要我帮忙，我都一定尽力去办好。

龙眠久子

三、坚信真理，真诚接受考验
    1951年5月，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我在长沙铁路供应站也积极投入到运动中，一天，我参加了核心小组会议，会上我向崔爱芬同志提了一个意见，说她不该回答运动对象的问话，苗树文主任问她怎么回事，她极力否认，非常生气，第二天早上学习时，崔爱芬指使学习组长王树海打电话到铁路公安，假说我在学习会上大嘈大闹，把我抓起来，当时我真不明白，崔爱芬只是一个售货员，怎么会有这样大的权威，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是长沙铁路地区党委书记，也就是长沙铁路地区的最高长官。
    我被关押一周后提审，审讯官很年轻，问完我的姓名及经历后就叫我回监狱，我立即对他说：“同志，可否让我白天出来劳动，我是一个工人，天天吃饱饭就坐着不干活，我很难受”。他说：“你不能叫我做同志”，我问应该怎样称呼？答曰叫干部，那么叫守监舍的战士又怎叫呢？说声报告班长就可以了。第二天，有人叫我出监房并带我到厨房工作，这厨房是专门做饭给犯人吃的，所有在厨房工作的人员都在押犯人，一天的工作做完后，我要回监房睡觉，班长说：“笨蛋，既然放你出来劳动，你还回监房干啥？”我说：“那我在那里睡呢？”他说：“就在厨房地下睡吧，”我问：“地下满地泥水怎么睡呀，”班长说：“那里有一堆木柴，把柴铺在地下不就可以睡吗，”当晚，我尝到了越王勾践卧薪的滋味。
    在监狱关押了一个多月后，我被送往武昌集训队集训，集训队共有400余人，都是在镇反时被关押过的犯人，到集训队后，大家都不再是犯人，而是成了学员了，学习是学一些社会发展史等社会哲学，并进行思想改造，参加劳动等，集训了两个月就结业了，结业前，开了一次斗争大会，批斗一个姓谢的小伙子，说是参加了台湾的特务组织，批斗完后，即将他捸捕归案，其余的400余人，全部回原单位工作，我即由人事处分配到衡阳铁路供应站工作。
    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我总算没有受到冲击。1954年“肃反运动”时，我在韶关铁路供应站，站长刘懋林要拿我开刀，被韶关火车站党支部书记陈守忠否定，只是将我亮亮相就作罢。
    1959年的“反右倾”时，在韶关市土产公司受过批判。
    1964年的“四清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时，我主动在韶关市干部动员大会上坦白交待了600元的经济问题，省委书记钟明同志立即宣布免于处分，但在运动后期，县委组织部又给予我留队察看处分。
    1966年，“文化革命”时，被当作美蒋特务揪斗，被折磨的痛苦无以言表，但最终还是为我落实了政策。
    无论什么时期，经受了多少次的运动和磨难，从我的一生中，我都是热爱国家、热爱党和热爱人民的。

四、坚持体育锻炼，战胜伤痛
    1954年，韶关铁路医院医生通过会诊，确诊我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建议我长期休养，郭医生和我很友好，他坦诚对我说，你的病目前国际上、医学文献上还未有解决的办法，切记要好好休息，有条件就吃好一点。当时我想，我这样年青，还未为祖国作出什么贡献，就这样默默地死去，心里很不甘心。一次，在韶关图书馆看了一本苏联生理学家巴甫诺夫的《大脑皮质条件反射》的学说，从中得到了启发，理解了生理和心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树立了要战胜疾病的决心，坚持长期进行系统的体育锻炼和药物治疗相结合。现在，我的心脏病不但没有发作，通过体育锻炼，而且还加快了我骨折的粘合。1992年5月的一日，在韶关我不幸跌断了两条肋骨，我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到广州参加欢迎《广东儿童教养院》吴院长的筹备工作，甚至当尤鸿钧为吴院长从福州运来一大箱一大箱的磁碟和资料，我都忍着疼痛、鼓足勇气就从马路边搬上雷若虹住的楼上。经过我不懈的锻炼，5月12日，骨折就完全康复。

五、　一见钟情，永远相爱
    我的内子程褆文生于1928年10月，卒于1976年6月。安徽六安人，韶州师范学校毕业，我于1949年6月与她认识，可以说是一见钟情，1950年初我们结婚，婚后养育了三子一女，婚后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非常饱满，夫妻恩爱，感情甚笃。有时两人在一起时，她坐在椅子上，叫我在她身旁，坐在小板凳上，把头侧着靠在她的大腿上，她一面为我挖耳朵，一面轻轻地唱着歌儿给我听，她唱一句英语后又译成国语，使我感受很深，直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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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R L I N G　亲 爱  的　 BEAUT I F U L　 美 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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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YOU     我  爱 你  B A R L I N G    亲   爱 的



为了表达对爱妻的怀念，我也写了一首歌词献给她：



悼　　亡　　妻

                                     流水行云曲

郎心碎，落花遍地愁雨落。

独嗟叹，郎将艳骨葬尘环。

血泪落满襟，往日恩爱寸心间，往事一切记心间。

念恩爱，永不再复还。

药液急施无灵，郎似万箭穿。

愁与泪满襟，我在震颤。

伤心你病急变，悲哀你与世别。

情真爱深尽化烟云。

爱侣相亲，爱侣相分，越追思越悲愤；

念娇妻恩义重，愁城困困，心中忿忿；

恨天妒，恨天妒玉颜，与娇诀别郎永念。

六、充满友情的晚年
    晚年的生活，因经济收入较低，比较清贫，但精神生活是充实的，特别是校友会通过《通讯》使同学间沟通了讯息，加深了彼此站的友情，相互间的关怀、鼓励，使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几年前，贺凌虚同学给我的信中写道：“此间同学认为，你只读了小学四年就能写文章、写诗歌、谱曲等，如果你有我们的同等学历和条件，一定会做得比我们更出色，这充分说明了《广东儿童教养院》的教育是成功的。”
    他的这段话不但给我极大的鼓舞，而且也对《广东儿童教养院》作了一个正确的评价。

  

                                                              汪　昭　庸



                                                         于2004年3月13日晚　完稿

汪根远

        你有一个平凡而又了不起的爸爸！难得的是他一生勤奋而光明磊落，虽处逆境，无怨无悔；心地善良，一心为他人着想——是一位典型的“工农”基层好干部！又一次看完上面的自传——心情久久的被感动着·····················
        祝贺你有一位好爸爸，你应引以为荣！！

汪子涵

引用第3楼汪根远于2011-05-06 20:21发表的  :
       你有一个平凡而又了不起的爸爸！难得的是他一生勤奋而光明磊落，虽处逆境，无怨无悔；心地善良，一心为他人着想——是一位典型的“工农”基层好干部！又一次看完上面的自传——心情久久的被感动着·····················
        祝贺你有一位好爸爸，你应引以为荣！！

汪峰1973

引用第3楼汪根远于2011-05-06 20:21发表的  :
       你有一个平凡而又了不起的爸爸！难得的是他一生勤奋而光明磊落，虽处逆境，无怨无悔；心地善良，一心为他人着想——是一位典型的“工农”基层好干部！又一次看完上面的自传——心情久久的被感动着·····················
        祝贺你有一位好爸爸，你应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