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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岸上的古城——临清 （大运河城市群叙事：中国脐带）
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
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土地上产生。……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特意为临清写的纪念性诗作，题名《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在《诗与生活》一书中，诗人又曾以忧伤的笔触勾勒道：“临清，属鲁西北，在有名的运河岸上，乾隆下江南，路过这里，留下了‘沙邱古渡’的一座歇马亭。明代著名诗人谢榛就生在这里，我曾去凭吊遗迹，看到的只是在一片荒郊竖立着的一块小小的残碑，上面题着的‘谢茂秦故里’五个字已经为风雨蚀得有点模糊了。远处的‘塔湾’，有一座耸立的九层高塔，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这送往迎来……学校近处，有个‘大寺’等于临清的‘大世界’，卖吃的、用的、玩的，千态百样，在吸引着孩子们和大人，我曾为它写照，写了百多行长诗，题名就叫‘大寺’。临清，回民很多，羊皮、羊肉干都很出名，从这里离开的人，总带点特产分赠友人。”这是临清二十世纪前叶的简描肖像，呈现的是一幅繁华过后历史远逸的萧飒苍凉图画。
诗里文间无不饱含了诗人的无限感恩和凄婉深情，因为这里曾激发过诗人绝妙的灵感和澎湃的激情。读诗人如此哀婉的诗句，不禁让人也心动浮想，生出一种探求临清历史的冲动。
舟车辐辏说新城 古首繁华压两京 此起彼消，似乎是中国古代城市逃脱不了的命运，尤其维系于运河一线的城市更是如此。南北大运河开凿后，盛极一时的开封、洛阳因运河的遽然改道而丧失它往昔的一切光华和荣耀，渐渐黯淡无光了，汴渠也逐渐荒废无闻。而另外一些城市却因此得了机缘，成长起来了。临清就是这样一个运河上的幸运儿。
临清今位于山东省西北隅，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会之区。历史上临清原名清渊，又称清源或清原，西汉始设，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330），因县治西北临近清河而改为临清。前人有一说云：“州地于古，当中原之都会。明兴肇，建两京，而吭辐持于其中。昔人谓锁天中枢，控地四鄙，咽喉九州岛，阃域函夏。”（张自清等《临清县志》序）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在京杭大运河贯通前，临清地僻位偏、交通甚不便利。元代以前有关它的重大事件史书记载寥寥无几。因此明人曾指出过：“临清有县自后魏始，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未为要地。”
临清城的历史可以说是“因河而生”的历史。史载“临清州城，后魏置清渊县在卫河西岸，宋建炎中迁曹仁镇，明洪武二年徙治于此，在汶卫之间”（清.岳浚等《山东通志》卷四“城池志”），即明之前，临清城可以说是居无定所，直到明洪武时才在现今处扎下了脚跟。而通运后，“（临清）自开渠运，始为要津”，“实南北之要冲，京师之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事于朝，内由而外入者，道所必由。”（清王俊等《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此时“运河自清平县二十里铺入州（临清）境，至板闸而会通河止，此下接卫河”（《山东通志》卷七“形胜志”）。因为这时临清恰好扼锁了运河与卫水衔接的咽喉，其地理位置也变得极为重要了。既为通路要津，自然容易形成“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行旅出乎其途”（《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的岿然重镇。
在明清时，由于运河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扼守运河咽喉的临清筑城的现实意义也就非同一般了。明吏部尚书王直曾这样强调说：“临清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位要且切也。如此而可无城池、兵戎之保障乎？”（明R26;王直《临清建城记》）事实远不止于此，在影响到国家安全稳定的政治意义上，明政府必须要考虑得更多——它要保证大批囤积的粮食和物资的安全，以及运河航线的畅通。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其筑城的必要性都是不可否认的。有鉴于此，明景泰元年（1450），巡抚洪瑛被派去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筑城运动。其城“缘广积仓为基，周九里一百步，高三丈二尺，厚二丈余以砖，池阔九尺，深如之。四门，东曰威武，西曰广积，南曰永清，北曰绥远”（《山东通志》卷四“城池志”）。城墙用坚固的砖石砌成，因而也称作砖城。
可砖城建起后，与别的城池很不一样。首先在城址的选择上不按常规办事，它撇开了城市自然生长的优势地理位置，撇开人口和建筑的自然聚集，只考虑物资囤积安全和军事防守效能，最终选在卫河以东离河较远的粮仓处建城。在城门的设置上，砖城也不同于古代建城居中设门的习惯，为搬运粮食方便将西门偏西北设在粮仓处，而北门为避开粮仓便于设立街道又开得偏东。这样造成砖城的严重缺陷：离运河码头远，城中面积狭小，缺乏足够的空间和交通条件，工商业没有发展机会。这有意无意就严重遏制了临清的进一步发展，将之束缚在了一个蜗居里。
然而依靠运河，明代临清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它的人口激增，加上各级衙门官署的激增，以致出现了“生聚日繁，城居者不能什一”（《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的困境。砖城狭小空间日渐见绌。许许多多的商贾、市肆、楼宇被迫向外滋生，沿运河岸线在砖城外生长，成为真正的商业繁华区和运输中心。这新生的区域不能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吧。尤其明中后期山东农民起义频繁，如成化间李原，正德六年霸州刘六、刘七，嘉靖元年青州等起义，都对临清、对运河运输构成过严重威胁。大量的人口和财产被抛弃在城墙以外，没有丝毫防护，总是会令人担心得很。城外的商贾、居民为保住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也极希望有一堵墙能把自己保护起来。
一些远见卓识者开始奔走游说，要求官府扩大城墙的范围，将运河边的商业区也囊括进去。但是也有人反对扩建，他们认为这是费无益之力，花不必之财。他们提出了二条反对理由：一是临清位处中原，没有外来威胁，没有必要建那么大的防守城池；二是临清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一旦有战争即使城再大再牢固也守不住，所以扩了也等于白扩。但从更长远的考虑上，明大学士丘浚提出支持扩建的理由说：“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易泄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河，此其要害也……东控齐青，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没，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明R26;丘浚《漕运河道议》）就这样，在扩建城池的问题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他们之间彼此互不退让，吵得不可开交。
但是砖城毕竟不靠近运河，对控制漕运不便，且国家也不能坐视大量税收流失和经济命脉受到威胁。明弘治二年（1489）特地将临清擢升为直隶州，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临清的直接控制。因此在此后临清人王元焕追记这两种分歧时，他还激烈地抨击那些没有眼光的反对派道：“盖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城固不可但已也。然城盛也，旧城隘民无盛矣；将以卫民，新城可但已乎？新城成而议诸哗然，大约有二谓：临清中原也，不必城，或谓大不可守。夫谓不必城，郡邑皆城何也？谓大不可守，或几矣。”（明王元焕《创建土城记》）
最后在得到国家在政治权力上的进一步支持后，争论以扩建派占据上风，扩建新城也就顺理成章了。弘治间兵备副使陈壁增创月城，正德间副使赵继爵加筑罗城，而以嘉靖间巡抚曾铣和副使王扬扩建的规模最大，跨会通河与卫河拓建，称为新城（俗又称土城，因城墙以土筑而成）。新城“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二十里，市肆栉比”（《临清县志》卷八“经济志”），增加陆门六个、水门三个，城门上都建有戍楼防守。这次扩建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城池范围，还是一个花费少不扰民的高效工程：“其始城，兵备副使王公杨择文武才吏度寻尺算，匠佣墙以独计，堵金二十有六，城二十里，金八万奇。以是达以巡抚曾公铣，许之。乃各出其帑，赎一夫不市，一钱不民，移凶邑之饥者就工，庐僧不恭，檄尚均直，章程猬列，罔不悉。工之日，版筑薨薨四郊而居人不闻；既趋视，争畚土持杵不用也……四十有六日而城就，所费才四万金。”（《创建土城记》）
新城建成着实令明人欢欣鼓舞了一阵，因为它一举实现了国家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多种现实需要。为此明代诗人皇甫特地作了首《临清新城行》来赞美这次明智之举的重大意义：“君不见清源都会天下无，昨来筑城西备胡，长河十里万艘集，乃知保障为良图。戈船隐隐横川流，蒸霞照曜双飞楼。华京鼎峙争雄长，气压百二当中州。言徂于齐泊河汜，左右帆樯阅崇雉。甲第纷纷乱入云，红波绿树歌钟起。我皇垂衣二十载，玉帛群方协文礼。边头晏和稍失备，晋代之间近多垒。金汤委输轸长顾，此城遂辉峙。更闻安石下东山，焉得有马饮江水。”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临清筑城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高度褒扬，虽然临清?濒边塞，却对于稳固江山、保卫国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名士清樽白玉尘，佳人红袖紫鸾笙。雨晴画舫烟中浅，花发香车陌上行。悬荒郊多向隅，尚烦长更省春耕。”（清.贺王昌《题清源》其二）这样，临清依托运河之便，在运河两边形成一块面积庞大的像玉带一样的城市，因此临清在历史上又常常被美名为玉带城。据后人记载，当时“总计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它在规模、人口和经济繁荣程度上都不亚于天津这样全国性的一流大城市。这一切都因为有了使它生命焕发了青春的运河，是运河上的白帆樯影直接把临清由荒僻之隅推到了时代发展的潮头，完成了它由小小茅庐到华屋广厦的成长过程。
舟车捆载纷如雨 江上帆船万斛来 运河让临清产生的变化实在巨大，以至于它与中古之前的时代形成了判若两人般的分别。运河穿城而过仿佛是一夜便成了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美称的商业大都会。
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历来人们只注意到物质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对临清一直是个典型商业城市这个事实视若无睹，无法认识商业活动在临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推动力。时至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想大兴，人们仍然不能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县境僻处济西，风气谫陋，对于农工生产素不讲求，有利弃于地之憾。民国初元，地方实业始渐萌而事属草创，恒多简陋。时至今日，感于经济之惶恐，知非空言所可救济，于是实业建置日有气色，较前大备矣。”（《临清县志》卷七“建置志四实业类”）事实上，临清“地产麦故不敷用，犹取资于商贩。从卫河泛舟东下者，豫省为多，秫粱取自天津溯流而至；其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之粮米也。布帛亦皆来自济宁。”（《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2“市衢”）若无运河上的商船转贸四方，这一直困扰临清的物质匮乏问题又怎么可能解决得了呢？“四方商贾辏集，多于居民者十倍”、“服贾之民亦什居其六”，临清有此说也算是一种本色概括吧。
明清时代，临清为运河咽喉会津，海内外舟航毕集于此，商贾云集而萃止居留，百货麇集而市肆鳞次。可见运河的大流通和大交换的经济形态，已将临清由刨土的农民迅速转变为贩四方货物的运河商客。如临清素号“小天津”，传说此名得自乾隆之口。有一次乾隆到临清巡视，见漕船码头和城市景象都颇似天津，所吃的喝的东西口味亦绝类于天津，便脱口说了句：“真个小天津。”传说将此雅号与皇帝老儿攀上关系，无非是想借此以自高身价。而诗人云“清源城中多大贾，舟车捆载纷如雨”（明谢肇《清源行》）却实在地总结出了这个名号来历的根源。当时临清商业发达，城中各地商人云集于此，著名商号多半为天津商人，或者其供货来源主要是天津的商号，或是天津大字号在临清的分号，所以临清商号的字号命名多有天津商号特色；往来临清的天津客商多如牛毛，到饭店吃饭的人也主要是天津商客，所以临清饭店的饭菜为满足天津商人口味，吃喝上也就多仿天津了。
在农业社会中，商贾的生活水平总是比一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要高出许多，要沉醉糜烂得多。明人薛有首《临清曲》专以摹之云：“临清人家枕闸河，临清贾客何其多。停舟落落无可语，呼酒只对长年歌。”沈翰卿也有首写临清城市生活靡靡之乐的诗作：“迤俪星桥雀舫回，欲凌倒景上层台。鸡鸣万井烟光合，雉堞重城日晕开。杨柳楼深吹玉笛，蒲桃酒满泛金杯。无端约伴寻芳草，康乐祠前步紫苔。”（《过清源》其二）其情状不谓盛欤？君未听见运河两岸传来的丝竹肉声、杯盘酒席上的腻腻歌喉吗？明人听见了，他说这里曾有经“两岸歌钟十里楼”的奢靡沉醉。
当临清聚集的商贾越多，越豪奢糜烂，越对笙歌燕舞无厌追求，它越能为其城市下层民众提供谋生机会，使之生活相对宽裕而趋向于享受。自然这些商贾对城市一般民众所起的示范作用也越强烈，城市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就会受其深刻影响。当时临清普通人被这种风气所浸染，可谓是耽于奢靡无度：“丰阜之余习于侈糜，后渐裁并，而市廛日赤衰落。康熙癸丑岁，州人孔大参序旧志，不胜俯仰之感。迄今又八十年矣，乃民贪而俗尚不易。仆亦绮罗，婢皆翡翠，陈歌设舞不必缙绅，婚丧之仪越礼逾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伪成风，岂独外腴中枯。已乎！识者有隐虑焉。俊承兹土，之乏思所以维之而材力弗逮，七年之久未能有所移易。”（《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这一度令卫道士们感到恐慌，觉世风浇薄轻浮，大远于古人淳朴敦实之风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事实是这种转变对城市的经济与人文两个方面都极有裨益。
运河上繁忙来往的物资和人员，使运河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各地商贸的滋聚，大批船只和人员的汇集极大地推动了一个城市的迅速膨胀，使之变得繁荣和重要，也使城市开始了按照它自身滋生的方式生长。临清有句俗语叫“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由于临清闸是联系会通河和卫河两条本不相连的运河的咽喉，本身地势陡峻，落差和水量亦相悬甚大。船只在此过闸极为缓慢费时，常闸外数里都是被阻滞的船只。清初著名词人朱彝尊就曾被阻临清五天，曾有诗苦叹道：“清源驿路接幽燕，日日沙头但系船。五两南风空自好，无由吹送卫河边。”（《守闸清源驿凡五日不得渡》）。自明永乐后至清道光咸丰以前，每年大约有400万石要由此运河北上，运艘一万多只。如此巨大数字的粮食实际大多被迫登陆囤积。明代起这儿就建有广积、临清和常盈三仓，一度堆积的粮垛连绵数里，就像一座座在城市中连绵起伏的沙丘。据说南湾渡也因此而得“沙邱古渡”之名。
鳌头矶更是临清城典型的自我生长点。各色人等和财货络绎不绝地涌到这里纷纷上岸，或玩赏或买卖或暂住，这里成为热闹繁华的去处。运河上四方聚来的商贾纷纷云集在此买卖，使市肆骈起，高楼鳞次栉比，热闹非凡。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踏上此矶时，见运河穿梭忙碌、两岸繁华无比的景象，感慨而作《鳌头矶》两首云：“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坼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可见运河在运来漕粮的同时，也酝酿了临清城生命的胚芽。
然而回顾临清建城史，则不难看到依托运河生长起来的鳌头矶曾经的尴尬处境。最初它因不属政治关心对象而被摈弃在受保护圈之外，但随着运河商品贸易的日益兴盛，鳌头矶逐渐成为临清最富庶繁华、交通最重要的中心，如明人说：“鳌头矶在临清州，延亘二十余里。汶卫合流，而洲峙其中，自胜国来名曰中洲，环砌以石，如鳌头突兀，四闸分建而广济桥尾其后，四方商贾财货辐辏于此。”（明R26;谢肇《北河余纪》卷三）它是在运河的怀抱里茁壮成长的，并成熟繁荣了，成为各方面所关注的焦点。新城建起后，钞关在这设立了，工部营缮司有了……最终它成了各种国家权力集中展示的舞台。这里的关税税收曾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全国关税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这里的街市鳞次栉比、百货聚集、人潮蚁涌，其壮观图景定不会比《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逊色几分吧。
鳌头矶景色独秀，河边成荫的柳树与河水交相辉映，仿佛是凝固在运河上的秀色画卷，有临清十六景之“鳌矶凝秀”的美誉。矶上曾于明中期创建精巧典雅楼阁一座，登上此楼可以远眺运河船闸和水闸景色，令人抚息叹喟、垂怜忘返。因而这里又是文人荟萃雅赏之地。商业繁华给了它健康活力的血肉之身，使之显得一派生机。人文锦绣造就了它隽永深厚的精神气质，使之涤除了仄陋庸俗之气，出落得俊秀不凡。晚清著名文臣、《安吴四种》的作者包世臣大概是在这里最后欣赏完临清风景，登船离开南回的。明朝编年史《国榷》的作者谈迁搭乘漕船北上京城时，也许在这里的岸边徜徉过。“十年三往复，此地忽重经。尘土长安辖，烟波汶水。平川涵夕景，远树隐春星。鲁酒偏难醉，从人笑独醒。”（明R26;储《鳌头矶》诗）几百年来，交游南北的文人墨客、奔走天涯的仕宦、商客不知曾有多少为之倾心沉醉，从运河上对之仰望遐思。
大运河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在它上面“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明R26;李鼎《李长卿集》卷十九）。运河上无论哪座城市如能把这快速流动的人与物吸聚过来，它都必然会成为运河上的璀璨明珠。抚今追昔，顺着运河的粼粼波光倩影回望，仿佛临清往日的繁华便随着那远逝的滔滔河水跃然于眼前。
在运河上，临清曾是极度繁华热闹的。清时它曾“连城依阜，百肆堵安，两水交渠，千樯云集，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山东通志》卷七“形胜志”）。康熙时临清“其甲第连云，人物熙攘，漕运万艘衔尾北上，市肆毂击肩摩，不减临淄。”（《临清县志》序“贺王昌康熙旧志序”）雄壮的城池，忙碌拥挤的运河、嘈杂繁华的码头、街市和云集的商贾。呵，好一派繁忙兴盛的图像！
临清强有力的商品汇聚和流通能力，使四面八方的舟车、商贾和财货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这里。明清时期这里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如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有一二百万匹以上。清代粮食年交易量达500～1000万石，乾隆年间，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它还是明?时华北著名的茶叶和纸张集散地。
临清城内商业也可谓繁荣至极，明景泰年间至嘉靖年间，不计无名街巷，城内有街二十三、市十二、巷二十九、厂七。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当铺100多家，瓷器店20多家，纸店24家，辽东货店13家，大小客店数百家，盐行除国家专卖店外，还有私人盐店十余家，此外还有众多的粮铺、茶叶店、羊皮店等散布各街巷中。它通过运河发达快捷的贸易和运输网络，将其经济活动延伸到几乎全国所有重要经济区域和城市，临清因此在明代全国著名的33个大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时朝鲜人崔溥特别将其与江南并论道：“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朝鲜R26;崔溥《漂海录》）明代诗人沈翰卿亦有首写临清的诗云：“扑面游丝抱开，彩云垂幔鸟喈喈。舟车绕郭称都会，莺燕穿花过别街。幕下材官辘轳剑，月中游女凤凰钗。朱缨锦席淹留处，苦忆扬州梦与偕。”（《过清源》其一）难怪当时有人夸饰临清为“天下佳丽之地”，想必诗人曾对它非常好奇与向往，乃至亲眼目睹，才会将它与当时最锦绣繁华的城市扬州相提并举吧。有统计表明，明清两代500多部市井、言情小说中竟有300多部与临清有关，许多小说都以临清作为故事发生和演绎背景。如明代《金瓶梅词话》就是以临清作为主要的故事背景展开铺叙的。其中第九十二回还写到江南青年商贩陈敬济到临清来做生意的经历。有天陈敬济从母亲那讨了些银钱跟随杨大郎到外做贩布生意，来到临清见“这临清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陈敬济不禁看得眼花缭乱、心动神摇，一头便随杨大郎扎进这七十二花柳巷中，结果没贩到多少布倒把本钱都花到这儿的青楼里了。
临清的风流繁华，把康熙、乾隆这两个皇帝老儿也吸引来了。他们乘南巡到临清看了看，逛了逛，留了诗。康熙《巡视运河堤》诗云：“身罹遏前驾，渔歌进小滩。去回四百里，舟次五云端。”乾隆还多次驻跸凤凰岭，曾观运河两岸层楼林立，通衢纵横交错，与其书童对一联云：“东夹道西夹道东西夹道河夹道，南绿营北绿营南北绿营清绿营。”临清之地方官甚以为耀，说：“我皇上东巡、南巡回銮时，阅运河必经临清，且为驻跸所。”（《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民间更传有乾隆南巡与大学士纪晓岚、刘石庵假扮文人骚客共游临清鳌头矶之事。当他们沉醉于楼头如画风景时，有女尼来请留字墨。乾隆见女尼容貌与佳景相辉映，便欣然挥笔一句“山中菩提府，云间仙人家”，纪晓岚见乾隆甚为欢心，有心向女尼泄露其身份，就对了句“鳌头独占天，子幸临留句”。乾隆在旁默读，觉联句甚妙，既点名天子临幸留句又隐藏不露，以为做得高妙。刘石庵见楼外运河上船帆点点，渔子唱歌，亦对了句“矶秀两川渔，父扬清激浊”。乾隆一高兴便最后落了款，交给那女尼。谁知女尼聪颖过人，解为天子赐字，忙拜谢圣恩。乾隆见身份泄露，竟学无赖以挟持女尼同游。
运河是流动的运河，它的生命意义就在于流动和交换。它沿岸生长起来的城市乃是吮吸运河母亲的乳汁生长的生命，注定它的命运就是要在波涛流水上求生存。只有在与母亲的同呼吸共命运中，它们才能开为朵朵的似锦繁花。临清命运更是如此。运河可以伸展得多远，临清的脚步就应该能走得多远。运河上有多少扁舟乘风破浪，临清就应该有多少贾客、游子逐利天涯。从一开始临清以运河为转折点，它就与运河上的云樯帆影结下了几世的宿缘。南来北往的财货和往来商旅、官宦、士子、驻军、役夫使这个城市变得无比热闹和嘈杂的同时，又赋予它以典型的运河经济、文化特征。运河将它输入于滔滔滚流中并转化为临清的自我生命节律。
从运河两岸那些自然聚集起来的繁华市肆、街道楼宇，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只是给了临清一个生命诞生的起点，而最终让临清生命发生脱胎换骨的却是运河。它那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的出现，只有当这运河上四处漂流来的人潮、物流聚集到它的岸边后，只有运河把它自身的文化生命在此驻留以后，这个城市才真正具有了它的精神本质，才能成为具有文化生命的大都会。它的生命精神来自于那运河滚滚波涛、来自那运河上白帆樯影下运载的文化生活。否则临清在运河上重则重矣，不过是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孤城，而缺失了一个城市应有的生命气息和文化底蕴。
一自髫年为禄仕 挂帆常向鲁门行 富贵与学识，一般人难以兼得，或富有或学识都足以为常人所羡之对象。但只能据其一，总不免会让人心生出这样那样的遗憾来。原因在于只有钱而无文识容易使人粗鄙庸俗，令人感到浅薄轻浮。而只有文识却无钱财，难免会自恃清高而时常会捉襟见肘，易让世人感觉寒酸自傲，难以亲近。倘若在两者之间能做到和谐融洽的话，他必是人尽仰慕企羡的对象。城市亦如人，仅仅人文荟萃或者繁华市井都不足以令人向往至极，只有当二者兼备时才会令人魂牵梦绕。
十六世纪时，有朝鲜人崔溥沿运河北上回国后，他给主君讲起途中发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他说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巷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漂海录》）这里反映出了中国南北城市之间的根本差别。十五六世纪江南是中国最富庶最奢靡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方，下至贩夫走卒皆能知书识字。其城市能成为人尽倾慕之地，原因即在于它能把物质与精神两种文明都搞好，在奢华富丽与文质彬彬之间做到鱼水兼得。北方城市在这一点上，往往要逊色于江南。
然而临清深受运河文化的浸染，绝不类于一般北方城市。清《山东通志》卷七曾有这样一段评临清风俗的话说：“临清州，俗近奢华而有礼，士虽务名而有学。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可以看出临清这种汲汲于“物”又笃志于“文”的精神，是不类于北方城市反似于江南的。运河的开通，使四方人文荟萃于临清。而在运河上漂流的诸多文化中，江南那种既重利又重文的城市精神曾对临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受这种文化精神的熏陶，加之邹鲁之邦本身文风渊源淳厚，使得临清在发展过程中既重视看得见的物质建设，又重视看不见的精神文化建设，而后者在城市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主要体现为文化教育，对它作出贡献卓著的则是临清的两种特殊人群。一种人是主事该地的官宦，他们除办官学外，尚竭力于学院和私人教育。如始创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最具盛名的青源书院，清初曾因战乱一度衰落，但在历届职官的努力下，又重新成为临清人才培养的圣地。为了振兴学院，康熙间知州许承苍曾延师掌教，并委两学教官同监院事；乾隆间张维垣上任，见书院年久衰败，就利用原工部旧署重建；光绪间上任的知州陶锡祺在努力扩大书院规模的同时，还出部分俸禄为书院添购书籍，给学生作助学金。他们又发动官绅捐献钱财来置办学田。无论官宦重教育的目的是为攒取政声，还是为实现个人抱负，还是实践儒家学说的理想，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临清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才鼎盛。而另一种人是有长远眼光、不迷惑于熏熏利欲的乡绅、平民，他们知人文精神乃是社会的第一等大事，为倡乡邦文化不遗余力，乃至损折个人名利。如康熙三十年时，州人周亦达于学宫后建尊经阁一座，先后自费购书二百余种无偿向临清的学者开放；清道光二十年有僧了证以化缘来的钱创办姊妹义学；清末乡绅孙毓玑年捐银一千多两创办临清中学堂。其中被传为千古佳话的是武训兴义学。
武训是清道光、光绪间临清堂邑（今属河北）人，父母早亡，早年极端穷困、遭受过种种欺辱和不幸。在苦难中他终于认识到只有读书识字才能改变穷苦人命运，于是他立志要办义学。武训为实现夙愿，终生东奔西走靠行乞、帮人打短工筹措资金，经常口中念叨“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这样的歌谣。他想出让人弹脑袋，学倒立，做蝎子爬，给人当马骑，甚至吃毒虫、吞石块、吃粪等使人施舍的种种办法。以至临清有了句“武训的脑袋莫轻弹（清谈）”的歇后语。经过十年的乞讨，武训有了点积累，先后恳求馆陶县武进士娄峻岭和文进士杨树芳代为放利生息。起初为求杨树芳，武训到他门外跪了三四天，杨氏查知他是真心实意要兴义学后，当时十分惊喜，满口答应下他的请求。从此后武训继续行乞，积得的钱只要满一串就去交给他。
武训办义学从不夹私心。他一直鳏居，就是怕有了妻儿会妨碍他的义行。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编了两首歌回答说：“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义学为生涯”；“不取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他50岁的时候，杨树芳郑重劝他再考虑。他还是说：“我活一天，就办一天义学，这个心愿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我不娶亲，我积蓄的钱都可由我做主；若是娶了亲又生了子，妻子的衣食用度，都要花费我的钱，那就妨碍我的事情，违了我的心愿。”（民国.冯玉祥《武训先生传》）
到光绪十二年，他的积蓄已有银七千多两时，杨树芳向堂邑县知事郭春煦正式提出办学申请。知事听说这个千古奇事后，极为感动，同意并愿赞助办学。经过多方支持，武训终于实现了夙愿，在堂邑柳林镇办起了他的第一所义学“崇实义学”。学堂建好后，他仍继续行乞维持学堂和创办下一个义学，先后还办了馆陶杨二庄育英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学。学堂的教书先生和学生都是武训挨门跪请来的，数年间学堂的学生增加到了百多人，邻近各县的生童往往跑数十百里到他这里来读书，每年岁考，考入县庠学的学生不下一二十人。山东巡抚张曜听到武训的义行后，特地派人传见了他。张巡抚还向朝廷奏请给他建造了座“乐善好施”的牌坊。光绪十五年，清政府特颁匾额一方以示表彰武训，上书“博爱为仁”四个金色大字。
临清渐渐形成了学校林立、人才鼎盛的局面。民国修《临清县志》叙明清以来其教育盛况道：“数百年来得才为盛。是时，上作下应，庠序如林，有家塾、有公塾。又城市外陆续添设义学多处，童而习者，经书制艺而外，并及诗赋楷法。”（《临清县志》卷十“教育志一R26;学制”）其才之盛，有诗言曰：“一自髫年为禄仕，挂帆常向鲁门行。”（明R26;王问《泊武城县》）据民国《临清县志》统计，临清文科进士唐宋时只有3人，元无记载，而明代骤升至63人，清代有所下降为32人；文科举人，元前无记载，明有162人，清有79人；贡生明有253人，列贡生240人；清有194人，恩拔副优贡生70人。若再结合明清时代人才尽出江南而北方寥落这一个情形，就不难明白临清科举数据增长的巨大意义了。这些才士就像天空的明星一样，以他们的德、才、识、学耀亮了临清的精神世界，超拔了临清的人文境界。而临清的最耀眼的星星，最值得称道者，除了这些进士、举人外，应数名响大河南北的布衣诗豪谢榛。
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又号脱屐山人，活跃于明嘉靖、隆庆间，是明中后期诗坛著名的“后七子”之一。相传谢榛一目失明，但自幼聪颖超人，16岁时所作乐府商调为少年争相传诵。年龄稍长，他心无旁骛，折节读书，潜心于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不久即以声律闻名于世，其所著《四溟诗话》（又名《诗家直说》）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谢榛壮年开始游历四方，在长安遇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为诗社，是为明“后七子”。结社之初七人均为布衣，谢榛以年龄最大及最有诗名而掌盟主之位，李攀龙次其后。谢榛主张诗歌创作应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提出一些自己的诗歌理论说：“选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读之以剁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化少陵也。”但为防止陷于泥古，他又提出要“文随时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纵横于古人众迹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之辨之。”（明谢榛《四溟诗话》序、卷三）他的主张成为“后七子”诗论的理论基础。
在明代专以模仿为风气的氛围中，他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但也引起盲目拟古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一些不满，七子之间逐渐产生了分歧和矛盾。之后，随着李攀龙与谢榛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以及诗歌理论上的不合，这种不满情绪演变成激烈论战。李、王猛烈攻击谢榛的诗作及诗论，最终李攀龙与谢榛绝交，并将其从“后七子”中排挤出去。尽管如此，谢榛的声望依旧，其诗作及诗歌理论依然为当时文坛所推崇，李、王二人也最终没能彻底超越他。清人钱谦益在评价“后七子”时，就指出其在理论上对谢榛的依赖：“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及至谢榛论出，“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清钱谦益《列朝诗集》）
谢榛虽终生布衣书生，但重情仗义，曾以壮举博得天下士林景仰。嘉靖间，河南浚县有太学生卢楠饮酒赋诗傲视公卿，激怒县令，被系冤狱。当时正携诗卷西游长安的谢榛闻讯后，立即愤然写下“枯草又春风，尔怀莫能诉；绿鬓生死间，谁怜鹦鹉赋”的绝句，寄到狱中安慰卢楠；又毅然千里跋涉不辞艰辛入京师寻求营救途径。他奔走呼告，拜求贤哲，泣诉卢楠之冤，以救无辜；费尽周折，终于将卢楠营救出狱。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获知谢榛的义举及详细经历后，将这一事实敷衍成一篇脍炙人口的《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的话本小说故事，播扬天下，以激励天下文士。天下士林也因此对之景仰称颂，京师名流争与之结交，连明秦、晋诸藩王亦争相邀请，以至于大河南北称之以谢先生。
烟云散去，尘埃落定。当清初诗客吴江人计甫草途经凭吊时，殁葬邺城的谢榛才华已难敌荒冢野草，其墓早已圮坏。计氏见状痛惜万分，因感慨而作《邺城吊谢茂秦山人》诗一首云：“邺中怀古正秋风，辞赋深惭谢氏工。生欲移家辞白雪，殁后疑冢对秋枫。诸王礼数何常绝，七子交期竞不终。自是贵游无远识，布衣未必叹飘蓬。”计氏不忍人才埋没无迹，后人无以凭吊，遂倾囊为之修葺一新，又请呈县衙为其墓立碑。计氏之举，复惹后人感叹道：“眇目山人足性灵，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清.沈德潜《戏为绝句》）
上下滔滔会通河 南北悠悠临清巷 临清绝大多数的街巷名称来历都具有非常鲜明独特的运河风貌。“人”字形的运河像脊梁一样穿临清而过。沿着这脊梁运河二支流与卫河将临清土城分割成几块，如棋盘一样区块分明又纵横交错。两岸生长出临清无数的街市，或两面靠河、或四面临运，形成傍河而设的商业区。因着运河，一些货物和商贩聚集在一处，形成专门经营某类商品的街巷或市场。其名称多具典型的行业特征，如地方志中记载的街有茶叶店街、草店街、冰窖街、酱棚街等；市有锅市、马市、鸡市、青碗市、姜市、饭市、柴市、猪市、米市、菜市、羊市、牛市；巷有果子巷、大小白布巷、白纸巷、钉子巷、银锭巷、竹竿巷、琵琶巷、箍桶巷、粜米巷、纸马巷、麦巷、估衣巷、手帕巷、弓巷、窖冶巷、鞍子巷、碾子巷、豆腐巷、马尾巷、油篓巷、皮巷、香巷等等。
这些街、巷、胡同在形成布局上紧随运河走向，一头紧靠运河码头，一头向运河两边伸展，迥异于政治中心城市以中轴线对称分布的街巷格局。更有些街巷名直接以运河命名，著名的会通街其名就得自会通河。
有首古老的歌谣曾唱道：“会通河畔会通街，会通街靠会通河，会通故事寓意深，会通会通细琢磨。”相传在隋朝时，临清有条章子巷，巷里住了位章老汉，以做小本生意为生。有一天，隋炀帝下令要挖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向临清征集人夫，章老汉也被征去挖河了。章老汉非但不悲伤，反而非常高兴，干活也十分卖力，因为他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运河会通到他的家门口。可是流血流汗地挖了四年，成千上万的累死了，运河通到了洛阳，通了江南，通了燕蓟，就是没有开到临清来。章老汉的梦想破灭了，他回到临清后一头栽倒在病床上，终日痴呆似的唠叨着会通、会通……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人们起初以为老汉得了失心疯，后渐渐明白老汉的心意：运河开通了，水陆交通也就便利了，临清的买卖就好做，生活也就容易过了，家家就可以富裕起来了。老汉死后，街坊邻里给他立了个碑，只刻了“会通”两字。几百年后，元代开凿会通河，监督挖凿运河的官吏听闻章老汉的故事，又看运河边刻有“会通”的墓碑，深受感动，就奏请朝廷将这段运河命名为会通河。人们为纪念章老汉，把章子巷改名为会通街，后来这条街真的热闹起来，据说曾经有“会通街千车如流水，会通河万船如穿梭”的繁华景象。
不过临清最多最有特色的还是那些以行业命名的街巷。这些街巷因临运河，里面集中生存着许多与运河上贸易和生活需要的行业，同类店铺相对集中到一起，沿街店铺挨挤，作坊相连作坊，形成一个同类货物的集中贸易区。如临清运河边是华北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有从江南和济宁等地运来的大量粮食，因此有数十家的粮店在米市街上，另有一部分在粜米街上。临清又是重要的棉布和丝绸贸易中心，这里有多达数十家的各种布店、绸缎店在大白布巷、小白布巷等。茶叶街的名称，源自这条街是临清的茶叶集散中心，街上聚集了规模较大的茶叶店28家，从运河上来的南方茶船大都在这里停泊发卖，山西陕西的茶商再从此批发茶叶，运往北方各地。另外一些因是生活用品销售地得名，如锅市街、碗市街，因最初卖锅碗而得名，后因日渐成繁华商业区的中部，其他各种商品都在这里设店出售；小市街因有店铺上百家，主要经营古玩、金属器皿、粮食、木材和估衣等，像个小市场而得名；油篓巷、钉子巷、银锭巷、竹竿巷、箍桶巷、手帕巷、弓巷、皮巷等，因是各种手工业者聚集地而得名……
临清街巷受运河的曲折走向和空间的限制，具有典型的南方巷子那种曲径幽深而狭窄的特征，七弯八拐，分不清方向，生疏者走进去半天钻不出来，有的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行走。临清有句俗语叫“耳朵眼里跑马，墙缝里走人”，乍听令人诧异不已，其实“耳朵眼”是临清城里从纸马巷通往锅市街的一条小胡同的俗称，巷子虽极窄，但人骑马还是可以从里面通过，若想挑个担子、推个车就甭想过了。“墙缝”则是条更小的胡同，其“墙缝”之名，就是因为里面窄到像墙缝一般，两人对过需要侧身才行。其他很多这样的巷子、胡同也被形象地呼作耳朵眼、墙缝、夹道、豆芽等名。
这些巷子是临清运河上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具体地点，这也是它最有韵味的历史特征。在一篇散文中，有一位作家曾这样描述了他在临清街巷里的感受，他写道：“临清的巷子多，巷子奇是出了名的。从这些丰富多彩、稀奇古怪的街巷名称中，我们感受到了运河文化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临清的街巷文化，是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沿运河漂来的文化……临清素有三十二趟街，七十二条巷子之说。这么多街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曲径幽深，狭窄幽长。有的巷子窄得仅能容一个人行走，因此，它们又获得了耳朵眼、夹道的雅号。这些窄而小的巷子更有点像南方小家碧玉的女子，显得委婉而纤巧……临清的古街古巷就是一部临清城市的发育史，那灰墙灰瓦的四合院落，那圆滑闪光的青石古道，写满沧桑，透着古朴。从街巷中走来，穿梭于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无法抹去太多带有尘埃的旧情往事，思念中，街巷虽然苍老古旧，却蕴含着几多快乐和无限温情。”（郭爱民《临清的小巷》）
从这里北方的文化漂到江南，对江南人的审美与消费心理产生过一定影响。如临清的手帕巷专门以生产临清手帕出名。明代《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一回讲江南商人陈敬济曾专门到手帕巷贩卖手帕，来到这只见“门外手帕巷，有名王家，专一发卖各色改样销金点翠手帕汗巾儿，随你要多少也有”。而《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则把临清手帕的质地和形状、纹样都记述下来了，书中说手帕是一种非常精致的丝织品，手帕上织各种花纹，因其呈斗方形，行话即所谓“浇花斗子”。关于临清手帕的精彩描写，明代还有本小说这样写道：“（蒋震卿）看见天明了，那两个方才脚步走得急促，赶将上来，走到面前把眼一看，吃了一惊，谁知不是昨日的同行客人，倒是两个女子，一个头扎临清帕，身着青绸衫，且是生得美丽。一个挽发髻，身穿青布衫，是个丫环打扮。”（明R26;凌蒙初《拍案惊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此故事发生在远离临清的浙江诸暨，一个普通男子一眼便能辨认出临清帕，必定是临清帕已成江南一般妇女的日常用品。也暗示了当时临清帕对江南普通妇女的审美嗜好的重要影响，它迎合了江南女子细腻精致而典雅的审美心理，因此受到江南女子的普遍喜爱。
而南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也在这些巷子里落地生根，对临清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临清本不产竹，所需竹子等都由运河从南方运来。各种竹子编制的生活器，如竹篮、筛子、箩筐、晾衣竿等都成为临清人生活的必备用品，逐渐巷子里形成了专以生产竹竿和竹制品的手工业集散地，因此像竹竿巷这样在南方才有的街名也出现在临清了，并且几百年一直不衰。以制作马桶闻名的箍桶巷的产生过程也非常有意思，足以证明江南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临清人的改变。马桶原来是只有南方人才用的东西，也是从运河上来的江南船家的必备日常生活用具。随着船家的往来，南方、北方客商相互通婚，马桶也随着进入到临清日常生活之中，并随着需求的旺盛产生了专门的手工行业。至明宣德年间，临清的这些箍桶木器作坊已有几十家，并集中在一条街上规模经营，因此这条街就被俗称为箍桶巷了。而箍桶巷兴起的深层原因，则是临清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当时江南人使用马桶的一些优良文化根源。即随马桶而来的江南婚俗嫁女必要陪赠马桶，其功用在使刚生育的妇女免受风寒一类月子病。承此文化习俗，临清乃有“子孙马子、长命灯”的结婚俗语。子孙马子即“马桶”，使用它可益子孙，保产妇平安。由此可见在马桶文化的熏陶下，当时临清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今天这一习俗在临清还流行，并演变成嫁女时在马桶里放痰盂、盆内放两枚红鸡蛋。于此可想在如厕方式发生极大转变的今天，临清人对此物依然情有独钟也就情有可“源”的了。如今临清箍桶巷依然存在，加工的木制品也依然畅销。
呵！回想几百年来的光景，这是何等有意蕴的一种文化景观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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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8 17:22:43
发表于 2010-6-18 18:2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