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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广洋(?～1379)，字朝宗，高邮人。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是汪广洋人生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此时的元朝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元末的一名进士，汪广洋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府（今安徽当涂），等待机遇。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率领义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作为一个雄视天下的风云人物，当时的朱元璋求贤若渴，闻汪广洋才名，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朱元璋非常欣赏汪广洋的才能和识见，当即留任军中。后来，汪广洋的仕途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 到朱元璋坐天下的洪武三年（1370），他被任为左丞，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是高邮历朝历代在朝中任职最高的官员。然而，似乎是为了论证那句 “高处不胜寒”的名言，在宰相任上，汪广洋三起三落，最终于右相任上被罢职，并且被斩杀于流放途中。如果说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左相，那么汪广洋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右相。汪广洋和胡惟庸一道，成为中国宰相制度的最后殉葬者。
（一 ）汪广洋从担任左丞，到被“赐敕诛之”，十年之内，三起三落，惊心动魄，但看其间起落变化，颇有戏剧色彩。宰相本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高官员，在当时的大明王朝担任丞相的共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杨宪和胡惟庸五人。朱元璋平定天下后，首先立了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徐达常年在外领兵作战，实际掌握相权的仅李善长一人。洪武三年，李善长称病请假休息，中书省无人管领，朱元璋遂召在陕西参政任上的汪广洋为左丞相。当时，汪广洋的搭档是右相杨宪。杨宪是一个处事霸道、善于专权的人。汪广洋的职位在杨宪之上，尽管他的性格“宽和简重”，遇事处处避让，甚至违心依从，但是仍然不能免去杨宪的嫉恨。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罪名是“奉母无状”（《明史》）。明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便是大罪。至于刘炳是否真正掌握了汪广洋对母亲不孝的真凭实据，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汪广洋没有辩解、反击。朱元璋严词斥责汪广洋，一下子将其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感觉处分还不到位，担心他日后咸鱼翻身，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升级，汪广洋被迁徙到地处荒僻的海南。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一次起落。
汪广洋被贬，杨宪实际操纵中书省大权，很快升为左丞。他大肆玩弄权术，“市权要宠”。然而好景不长，李善长弹劾杨宪虚构事实，诬告大臣，陷害同僚，朱元璋很快将其处死，同时召回汪广洋。从被贬到召回，都发生在洪武三年，前后只是几个月时间。这一年，朱元璋曾经大封功臣。冬十一月，汪广洋被封为护军忠勤伯。在封伯的诰词中，称汪广洋“善治繁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明史》）。洪武四年(1371) 正月，李善长因病告老回家，由于徐达仍在一线领兵，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便启用汪广洋为右丞相。汪广洋曾经追随朱元璋多年，且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谨小慎微，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于是，精明强干的胡惟庸乘虚而入，进入中书省，担任了左丞相。而汪广洋仍然一如既往，对朝政几乎不置一词。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明史》）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二次起落。
也许是君臣缘分，朱元璋始终认为汪广洋是可用之人。时间仅仅过了一年，朱元璋就想起了汪广洋的诸般好处，于是再次下诏将其召回京城，担任左御史大夫。到了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再拜汪广洋为右丞相，以期达到制衡作用，改变胡惟庸一人独相的局面。但是汪广洋慑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沉溺于诗酒以自保，事事调和，随波逐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重要公务“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朱元璋很不满意，曾经多次约谈汪广洋，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可是汪广洋仍然我行我素，始终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奏称，刘伯温患病后因服用胡惟庸安排的医生所开药方，肚中长硬块不治而亡，显然为胡惟庸整蛊致死，而作为胡惟庸同僚的汪广洋应该知情。朱元璋宣汪广洋当面质对，汪广洋坦然回答：“无有。”于是，“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明史》）意思是以朋党为奸、欺君不报的罪名，把汪广洋贬往广南。胡惟庸投毒害死刘伯温本来就是一件扑朔迷离、疑点颇多的案子，一定要说汪广洋知情，那倒真用得上“莫须有”三个字了。说到欺君瞒上，朱元璋又想起两件事来：一是汪广洋任江西参政时包庇作奸犯科的朱文正；二是与杨宪同任左、右丞相时，对杨宪的罪行知情而不举报。朱元璋一向认为汪广洋为人忠厚，想不到这个忠厚之人竟也欺瞒到自己头上来了，一怒之下，追加了一道“就地正法”的圣旨，派快船追上汪广洋，将其斩杀在贬谪途中。《明史》如是记载：“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三次起落，而这一次落马，汪广洋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有人为此事作打油诗一首：“前脚才受贬，随后又断头。只因皇上疑，临死不知由。”（见《洪武奇观》）
顺便说一下，太平是一个对汪广洋特别有意义的地方。朱元璋第一次约见他是在太平，太平是他的发祥之地；而最终，他又被朱元璋斩杀于太平，太平又成了他的伤心之地。汪广洋虽然贵为宰相，但最终还是落了个客死他乡的结局。大约朱元璋还念汪广洋的旧日之好，只是处死汪广洋，而没有株连他的家人。惟有一个陈氏小妾，性情刚烈，得到汪广洋死讯，自杀殉夫。古代妻妾殉夫，往往被看作是贞烈行为，朝廷常常会为其立贞洁牌坊以示旌表。但是这个小妾的身份特殊，她是犯官之女，其父原为县令，因犯法妻女都被卖为官奴。明代法令，官奴只能赏赐给有战功的武将，文臣是不能染指的。朱元璋闻之大怒，立刻严令有司彻查此事。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汪广洋何时纳陈氏为妾无法考证，他被杀时虽为文官，但早年也曾是一位驰骋疆场的战将。
（二）汪广洋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他就任宰相之前，有人就认为他根本不是做宰相的料。这还得从朱元璋与刘基论相说起。 刘基，字伯温，是朱明王朝重要的谋士，对于朱元璋得天下和坐天下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民间有将刘伯温神话的倾向，认为他的神机妙算可与诸葛亮媲美，故世有“小诸葛”之美誉。当初，李善长以其才智过人、功勋卓著而深得朱元璋信任，被任为首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而随着其权力逐渐膨胀，朱元璋担心自己被架空，有心撤换李善长。在撤换之前，朱元璋曾经征求过刘伯温的意见。蔡东藩《明史演义》第十八回“下征书高人抗志，泄逆谋奸相伏诛”，有一段较详细的描述。朱元璋有意易相，刘伯温劝其慎重，“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朱元璋撤换李善长决心已下，希望刘伯温能够出任宰相。刘伯温以“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婉言谢绝。朱元璋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以心目中的几个人选一一征求意见。刘伯温对杨宪的评价是“宪有相材，无相器”。俗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宰相，有时气量显得比才能更为重要。杨宪虽有才能但缺乏气度，因而不是合适人选。对汪广洋的评价是“器量褊浅，比宪不如”。既然杨宪不可，气量不如他的汪广洋当然更加不行。对胡惟庸，刘伯温直接摇头说“不可不可”，惟庸得志则“必为民害”，“祸且不浅”。朱元璋是个有主见的皇帝，他虽然诚恳地征求意见，但并不为他人意见所左右，大主意还是自己拿，想用的人选还是一一照用，于是汪广洋、杨宪和胡惟庸三人先后为相。后来事态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刘伯温的先见之明。但是，刘伯温以“器量褊浅”评价汪广洋，显然失之公允。
纵观汪广洋的三次罢相，其直接的原因并非器量小不能容人容事，而是他的容忍超过了应有的度，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恰恰是汪广洋的过度容忍导致了朱元璋对他的不能容忍。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谨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致到了窝窝囊囊、任人宰割的地步。李善长病休之后，朱元璋把汪广洋从陕西调回来担任中书左丞。本来明朝以左为尊，他身为中书左丞，比担任中书右丞的杨宪地位高，显然朱元璋的意思是让他主持政事。但是面对杨宪咄咄逼人的擅权专断，汪广洋小心避让，违心依从。杨宪仍不放过，步步紧逼，唆使他人弹劾汪广洋“奉母无状”。杨宪已经爬到他头上拉屎了，却不见他任何反击的言行，结果灰溜溜地被赶出了中书省，还被改判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去，委实是窝囊至极。后来杨宪被诛，朱元璋将汪广洋从流放途中召回，担任右相。这一回与他搭班子的是胡惟庸。胡惟庸精明强干，善于专权；而汪广洋政治上可靠，资格虽老，却没有野心。朱元璋这样的安排意在用汪广洋牵制胡惟庸，而汪广洋经历了第一次罢相，对官场似乎看得更淡了。他抱定了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你胡惟庸不是要权吗？全拿去好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绝不掺和。汪广洋采取此种“鸵鸟”策略，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当时朝廷中派系分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势力最大，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其次，而汪广洋无党无派，势单力孤，不具备跟其他派系抗衡的实力，只能当缩头乌龟，做逍遥派。
汪广洋的表现让朱元璋大失所望：让你如此位高权重是有所倚重，你却如此逍遥自在，碌碌无为，不是标准的尸位素餐吗？于是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第二次罢免了汪广洋的职务，发配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令人奇怪的是，汪广洋越是想逍遥，朱元璋偏不让他逍遥，时隔不久，“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如同今天的纪委书记、监察局长，是监察百官的官。也真不知道朱元璋是怎么想的，竟让一个性情懦弱、与世无争的人担任这一要职。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仅上过惟一一次弹劾他人的奏章。洪武九年，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矛头所向，直指李善长和他的儿子——驸马都尉李祺。他说李善长恃宠而骄，皇帝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还不肯谢罪。对现任宰相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横跋扈的种种行为视而不见，却计较已经因病致仕的前任宰相，而且所言似乎也是鸡毛蒜皮、捧不上台面的事，这也许是为了表示一下姿态，表明他这个左御史大夫的存在吧。再次担任右相后，汪广洋更加地心灰意冷，甚至染上了“耽酒”的毛病。朱元璋多次对他进行训诫，但丝毫不见起色。正好有人告发胡惟庸投毒陷害刘伯温，朱元璋遂以知情不报的罪名将汪广洋贬往广南。
汪广洋最终的掉脑袋，也与他的懦弱相关。汪广洋一生谨慎，洁身自好，史书上没有他贪赃枉法的任何记载，民间也没有他徇私作恶的小道传闻，要挑剔他的劣迹还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最终他却招致杀头之罪，他的罪行实质就是没有揭发他人的罪行，或者旗帜鲜明地与他人的罪行进行斗争。《明史》的评价是：“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意思是说，汪广洋希望洁身以求自保，却因没有揭发奸人之罪而遭到“重遣”，实在是有愧于宰相这个位置了。
（三）宰相是皇帝的股肱之臣，是皇帝治理国家最为倚重的帮手，汪广洋“无所建白”，于治国安邦不置一词，随波逐流，不置可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渎职。但是让人颇费思量的是，谨小慎微、有话不说，并不是汪广洋的一贯风格。反观汪广洋初登政治舞台之时，给人留下的并非懦弱无能的形象。在《明史·李善长、汪广洋列传》中我们看到，汪广洋屡有建树，战功和政绩都很显著，故而在朱元璋心目中位置颇重，升迁较快。当初朱元璋攻下采石矶，第一次约谈已经小有名气的汪广洋。二人长谈之后，朱元璋非常高兴。二人谈话的内容史书无载，但是，这是一次未来的皇帝和宰相之间的谈话。联系当时正值元朝末年，群雄纷争，天下未定，朱元璋最希望听到的必定是关于天下大势的分析以及如何成就霸业的韬略。从朱元璋与汪广洋相谈甚欢以及事后立即将其留在军中任职的情况看，汪广洋不仅具有真知灼见，而且十分善谈，必定是说出了朱元璋非常希望听到的话，方才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与朱元璋第一次见面谈话后，汪广洋即被“召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军都谏司，擢谏官，迁行省都事，累进中书右司郎中。寻知骁骑卫事，参常遇春军务。下赣州，遂居守，拜江西参政。”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一年,“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将他派往山东，安抚新归附的民众，“民甚安之”。这表明汪广洋不仅能打仗，而且还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因其才能和功绩，“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
与“无所建白”相抵牾的还有，在册封汪广洋护军忠勤伯的诰词中，朱元璋称其“善治繁剧，屡献忠谋”，并且像赞扬“小诸葛”刘伯温一样，把他比作张良和诸葛亮。“善治繁剧”是称赞他善于应对、处理复杂的局面；“屡献忠谋”显然是说他经常向皇帝提出有关大政方针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而张良和诸葛亮，其共同点不仅在于智谋过人，还在于忠心事主，敢于和善于提出安邦治国方面的独到见解，包括与皇帝想法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意见。将汪广洋比作张良、诸葛亮，表明他具有这方面的优秀品质。
不仅如此，汪广洋还是一位颇有才名的儒将。史载他年少之时师从名儒余阙，通经史，善篆隶，工诗歌，著有《凤池吟稿》八卷。戎马倥偬之时，他常有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比如他的《与栾凤同使广陵马上偶占二首》其二：“昔为歌舞池，今为战争场。与君骑瘦马，联辔踏夕阳。……”给人一种沧桑之感。而《珠湖隐者篇》则风格豪迈：李白醉暮宫锦袍，倒骑长鲸鞭怒涛。笑歌濯足九江水，睥睨万象轻鸿毛。……
诗歌中那个与李白一样潇洒的“珠湖隐者”，显然是诗人自况。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对汪广洋的诗文十分推崇，并且认为他的诗风受其从军经历的影响：“当皇上龙飞之时，仗剑相从，东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诗震荡超越，如铁骑驰突，而旗纛翩翩与之后先。……故其诗典雅尊严，类乔岳雄峙，而群峰左右如揖如趋。”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铁骑奔腾、战旗飘拂的铿锵韵律，典雅中有尊严，仿佛高山雄峙，令人顿生崇敬之感。
从昔日与朱元璋相谈甚欢，到后来的“无所建白”，从原来的“屡献忠谋”到后来的“浮沉守位”，从早年的文采风流到后来的以诗酒自保，做了宰相的汪广洋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一句话：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朱元璋未得天下之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天下雄才尽入自己彀中，希望天下谋略都为己用。那个时候他尚有容人之雅量，因而汪广洋可以毫无顾忌，侃侃而谈，直抒己见。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打天下的皇帝和坐天下的皇帝有着根本的不同。朱元璋成了一言九鼎的天子，尽管他也是开国之君，勉强也算得上一个明君，但是与从谏如流的李世民相比，朱元璋则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伴君如伴虎”，宰相是朝廷中的“二把手”，是离虎最近的人，也是危险最大的人。俗说“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以汪广洋的性格，他的选择必然是沉默。“好歹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历史最终证明，汪广洋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不开口这一招对神仙有效，对朱元璋不灵。朱元璋比神仙还难对付，你汪广洋“沉默”，说明你对我还有所保留，还不是真正的忠心不二；你既然想沉默，那我就砍下你的脑袋，让你永远地沉默！
（四）用懦弱无能、尸位素餐来解释汪广洋的死因，能够自圆其说，正史一般就是这么说的，比如《明史》就持这种观点。但是，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审视一下明代的宰相，死于朱元璋屠刀之下的，不仅有小心谨慎、廉明持重的汪广洋，还有锋芒毕现、咄咄逼人的杨宪，智计过人、功勋卓著的李善长，精明强干、善于逢迎的胡惟庸，无一幸免，就连那个担了个宰相虚名、常年在外领兵打仗的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徐达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而朱元璋偏偏派人送给他一只蒸鹅，并让他当着来人的面吃下去。这差不多等同于送毒酒赐死了，只不过毒性来得慢一点而已。徐达果真没过几天就死了。这么一来，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不管你是擅权还是超然，是强势还是懦弱，只要呆在宰相这个位置上，横竖就是一个死罢了。
真正的原因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
自秦朝设立宰相之日起，朝廷中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宰相是皇帝最为倚重的辅弼之臣，平庸无能不行；宰相的地位仅次于皇帝，稍微大意权力就有可能越过皇帝，因此能力太强也不行。两者关系之微妙，非有大智慧者难以把握。明朝立国之初，体制上没有另起炉灶，而基本沿袭元朝，中书省制度也不例外。政府最高机构有三个：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对此朱元璋一开始也是认同的，他曾经说过：“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又说：“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表面上看，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分工明确，三个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对皇帝负责。但实际运作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是受中书省节制的。朱元璋权力欲旺盛，他从一个小小的出家僧人直到君临天下，可谓创业维艰，来之不易。而坐了天下，大事小事反而要受中书省制衡，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他不愿当傀儡，做儿皇帝。即使宰相对他忠心耿耿，按照制度规定，独立负责地处理一些政事，也被看成是对他有意无意的架空。于是，面对权力几近无限的中书省，两者间的激烈冲突就无可避免了。如果说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免不了与宰相的冲突，那么朱元璋则将这种冲突发展到了极致。
最先与皇权发生冲突的是大明朝第一任宰相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中，李善长是最为显赫的一位。他与朱元璋可以算是同乡，凭借自己卓著的功勋和高超的行政才能，深得朱元璋信任。李善长与朱元璋的关系，当时人曾经比作萧何与刘邦、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洪武三年（1370年）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子孙世袭，并授免死铁券。在受封的六名公爵中，李善长身为文臣而位居首位。但是，随着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日益膨胀，朱元璋不放心了。李善长何等聪明，洪武四年正月，他以老病为由向皇帝上表请求致仕，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他的目的是投石问路，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自己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动作。出乎他意料的是，朱元璋连一点故作姿态的挽留都没有，接到奏章后立刻准奏。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的李善长，58岁就轻而易举地丢了相位，告“老”还乡了！皇权与相权的第一次交锋，没有刀光剑影、腥风血雨，而是一种暗中的较劲，最终以李善长的缴械投降收场。至于以后受胡惟庸案牵连被族诛，那是后话。
胡惟庸案是皇权与相权的最后一次交锋，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交锋。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名字。正是他的擅权枉法、飞扬跋扈，在中国的宰相制度行将就木之前，将宰相的权力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皇权与相权的冲突迅速升级，为朱元璋给相权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胡惟庸谋逆案事出蹊跷。洪武十三年（1380年）新春刚过，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家里一眼井中出现醴泉，如同清香馥郁的美酒一般，此乃祥瑞之兆，恭请驾临观赏。朱元璋欣然应允，摆驾出宫，前往胡府。于是就发生了途中宦官云奇拼死报信、胡惟庸谋逆事泄之事。朱元璋当即下令逮捕胡惟庸，并在当天就押赴市曹处斩。胡惟庸案前后株连达十馀年之久，诛杀达三万余人，是明初著名的大案，也是中国历史上存疑较多的一个谜案、冤案，破绽很多。比如，胡惟庸既为谋逆，为何却不注意保密，让朱元璋轻而易举地发现埋伏的刀兵？胡惟庸位极人臣，为何不加详审，当天就草率地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颇受人们质疑的细节是，胡惟庸以谋逆罪被逮捕斩杀，而在他死后发布的文告里，其罪名却是“擅权枉法”。其实答案也很简单，朱元璋要的是杀人的理由，而不是定罪的事实。胡惟庸擅权枉法事实清楚，朝野尽知，朱元璋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此处置胡惟庸。但是，朱元璋担心以这样的罪名难以判一个现任左相“斩立决”，怕拖泥带水，夜长梦多，而谋逆之罪则可一剑封喉。因此，尽管胡惟庸“反状未尽露”（《明史》），朱元璋仍然不惜以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从重从快镇压了胡惟庸及其余党。至于人头落地之后，定个什么罪名，那已经无关紧要，让一班文人去咬文嚼字就可以了。
朱元璋如此处心积虑、大动干戈，所为者何？只要看看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的动作就不言自明了。胡惟庸正月初六被杀，到了正月十一日，朱元璋连发两道圣旨——废除中书省，废除大都督府。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中书省作为大明朝最高行政机关的历史到此寿终正寝。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两道圣旨内容缜密、周详，把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善后事宜安排得十分详尽。朱元璋还郑重宣告：以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朝中大臣们终于明白，朱元璋废除宰相蓄谋已久，他需要的只是机会。胡惟庸案恰恰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得以先从肉体再到体制，干净、彻底地一举消灭了宰相制度。
如果说大明宰相中，李善长、杨宪、胡惟庸，包括徐达都有可能对朱元璋的皇权构成威胁，死得不冤的话，那么汪广洋性格宽和自守，是一个什么权力都不要的逍遥派，为什么也不能免于一死呢？我们不妨回到朱元璋与刘伯温论相之初。朱元璋提名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刘伯温坚决地否决了三人，而朱元璋一一任用了三人。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过于擅权，要么过于懦弱，三人都不是宰辅的合适人选。这个结局似乎证实了刘伯温的料事如神和朱元璋的用人之误，但是这并不证明刘伯温比朱元璋高明，相反，朱元璋的考虑要远比刘伯温深远。往深层次说，这种失误也许正是朱元璋所需要的效果。他需要的不是德才兼备、兢兢业业的好宰相，果真如此，李善长可以暂时留任，非得撤换，刘伯温就是一个现成的绝佳人选。明明知道刘伯温的评价是切合实际的，明明知道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上台是要误事的，却偏偏给了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其实，朱元璋希望他们展示的不是才华和政绩，而是失误和失德，好以此来证明宰相制度的不合理，让废相成为名正言顺之事。历史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一个事实：胡惟庸的擅权枉法已经到了十分嚣张的程度，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朱元璋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甚至连个提醒都没有。明眼人看出这是朱元璋的欲擒故纵之术。三人从任宰相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将来的结局。
被杀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被杀的罪名和被杀的时间。朱元璋并不担心汪广洋功高震主，怀有不臣之心。在朱元璋废相的全盘计划中，汪广洋只是一个棋子，朱元璋希望其在宰相制度未废除之前，多少发挥一点牵制与制衡作用，防止宰相权力的过度膨胀，皇权的过早失落。但是，汪广洋显然有负重托，让朱元璋失望了。纵观汪广洋的清白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的污点，更不用说什么罪行。他没有在其位谋其政，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叫做“行政不作为”。这在一般的行政人员也许只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但作为位高权重的宰相，皇帝之所倚，百姓之所望，责任大如天，朱元璋不能容许他一边高官厚禄，一边洁身自好，置身局外，轻轻松松地只求自保。汪广洋明哲保身，以为可以什么人都不得罪，却首先得罪了朱元璋。在朱元璋看来，既然你不愿意死心塌地充当我的一枚棋子，那么，我就只好弃之如敝屣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广洋一直受到杨宪、胡惟庸的排挤、压制，而最后却以知情不报，没有揭发杨、胡二人罪状而被稀里糊涂地处以极刑。史书说他“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及于祸”，“不能发奸远祸”，把他的人生悲剧归咎于他性格的懦弱。
倘若把汪广洋的死放在朱元璋废相的大背景下考量，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时代悲剧。因为不管他采取何种立场，只要进入了大明 宰相这个权力场，他都难逃一死的厄运，都别无选择地要成为中国宰相制度的殉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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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8 15: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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