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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7 20: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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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的南京政府
1939年8月，日本平沼内阁倒台，8月31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的新内阁成立。阿部首相在上台后的第二天发表声明，声称处理中国事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转变了以往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方针，表示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迅速处理中国事变。1939年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声称∶“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实现停战，以及吸收重庆的军力和财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在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1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寄语日本》的文章，试图警告那些热衷于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汪精卫在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吕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要纲》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种地带或五个层次。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1939年9月，在日本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要纲》对这五个层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于东北，《要纲》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帝国”，使东北从中国完全独立出来；对于蒙疆地区，《要纲》要求中方同意“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国的名义主权下实行自治；对于华北地区，《要纲》要求成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日本在“高度结合地带”实行“防共驻兵”；对于华中和华南地区，《要纲》称恢复和平后，日军将从这些地区撤军，但要让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区解释为长城（包括长城）以北的地域”，把华北地区解释为长城（不包括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看了影佐送来的兴亚院《要纲》后大失所望，《要纲》的内容不仅与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超过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反了近卫第三次声明的精神。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后，流着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汪精卫当时思想也有犹豫，准备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和平活动。影佐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后，赶紧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对影佐说∶“很感谢诸位对谈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卫声明的宗旨相差太远，我们无法让步，而你们如果让了步也无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现在我们是在讨论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如停止谈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设想。”
影佐一边听汪精卫的谈话一边笔记，当他听到汪最后一段话时，两行眼泪竟掉落到笔记本上。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布防。但我认为汪先生放弃新政府的计划还为时尚早。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谈判进展非常困难。这个原案表面上虽然强硬，但并不是没有交涉的余地，我们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后的打算是什么。我将立刻回东京交涉，请先生暂时留下来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卫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于是留下来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东京后，向陆军大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并说明了汪精卫的立场，希望日方能作出适当的让步。11月下旬，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可是并没有带回满足汪精卫要求的让步。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 时候才算恢复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卫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决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分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解释说∶“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导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本来主张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重庆方面的国旗一样，容易造成混淆敌我。但汪精卫坚持用国民党的这个国旗，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这天还发生了日本兵枪击国旗事件，因为中日开战以来前线的日本兵一直对着这个旗帜而战，很多日本兵在这个旗帜面前倒下，现在这面旗帜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表现出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后，不禁流出了两行热泪，周佛海和影佐帧昭也落下了眼泪。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眼泪忽然忍不住夺眶而出，沿着双颊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拨拉，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啊 恨啊 ”的声音。这时军乐声响起，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庠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精卫这时才恍然从梦中醒来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卫拭去泪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头发，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军。但1943年8月以后，日本的败色已浓，就再也没有人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汪精卫政府的第二大任务是建军。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有了实力，他的政府才能摆脱傀儡政权的地位，日本也无法对他随心所欲地控制。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另外日本对汪精卫的建军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卫的建军计划成果也不明显。
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愤，而且收缴到的粮食也不多。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少人以为日本向美国宣战是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其实日本对美开战也是有国民感情为基础的。
日本在历史上就一直处于人口非常过剩的状态，对外移民是日本解决巨大人口压力的一个好办法。由于美国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19世纪末日本开始了移民美国的热潮，大量日本人纷纷移居美国。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国却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当时美国的很多州规定禁止“有色人”拥有土地，许多在美国出生的日本移民的二世、三世，虽然已成为地道的美国公民，但仍然被禁止拥有土地，只能从事低贱的职业。
当时中国移民在美国也同样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但中国政府向来不对自己的人民负责，对自己的同胞被外国人迫害充耳不闻。而日本政府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日本就美国歧视迫害日本侨民的问题提出了抗议。于是美国开始制定限制日本移民的“排日移民法案”，1924年美国制定了“关于移民问题的宪法修正案”，事实上完全禁止了日本向美国的移民。
当时美国对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完全没有人数限制，但是从1924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美国没有批准过一个日本人移民美国。这明显是对日本人、以及亚洲有色人种的歧视。当时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民愤，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使日本的亲美派陷入了穷地，刺激日本走上了狂热民族主义的道路。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远因。
造成日本对美开战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石油禁运。当时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在依赖飞机军舰坦克的现代化战争中，只要美国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必然陷入不战自败的困境。据近年的一些资料显示，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1920年代就发现了中国的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却不让美孚公司公布这个发现，反而让美孚公司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还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个“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把中国的石油判了死刑。
当时日本为了摆脱石油被别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国东北勘探寻找石油，但凡是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们相信在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真的没有石油。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会骗他们，真相信了“中国贫油论”，没有继续在东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发现了中国东北的大庆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会因为美国禁运石油而去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要改写。后来日本人知道美国人欺骗他们时，感叹输给美国人输得心服口服，美国人战略眼光的高明真是没话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并向日本提议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线与日军共同作战。汪精卫向日本提出此项建议的目的主要是为南京政府建立一只强大军队找理由，但是日本并没有同意汪精卫的参战计划。日本人毕竟对南京政府的忠诚持有疑虑，帮南京政府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后，中国人会不会把枪口掉过来对准自己？
1942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线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国战场上已捉襟见肘。南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渐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交还主权，扩大政府力量。1942年9月22日，汪精卫向访问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骐一郎提出了强化南京政府建议，汪精卫在建议中要求日本不要继续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经济。1943年1月9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租界返还和废除治外法权》，将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还中国。1943年2月2日，汪精卫发出主席令，撤除国旗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使国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1943年10月30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签订了《华日同盟条约》，大大改善了1940年签订的《华日基本条约》中的主权丧失部分。
虽然汪精卫利用太平洋战争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战败，汪精卫的努力将一切付之东流。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南京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日本败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开始暗地里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毛泽东的中共也对汪精卫政府十分注目。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汪精卫南京政府正是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带，和上海这个最大的国际都市。日本战败后，南京政府投向重庆和延安的哪一方，就会大大增加该方的力量。蒋介石通过周佛海等旧部下拉拢南京政府，毛泽东也试图和汪精卫接近。1943年3月7日，中共代表冯龙在上海与周佛海秘密接触，冯龙说他是受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毛泽东等最上层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没有什么成果。
1943年8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遇刺时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弹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11月21日，日本政府派内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为汪精卫检查身体。汪精卫希望将体内的子弹取出，但黑川认为还是保持现状，不取为好。黑川走后汪精卫的病痛日益加剧，又请南京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后藤治疗。后藤认为病痛是由于子弹压迫神经所致，认为非取出弹头不可，并保证手术能够成功。汪精卫同意施行手术，12月19日后藤亲自主刀为汪取出了子弹。
但手术后汪精卫的病情突转恶化，体温上升，下肢麻痹。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已不能从床上坐起。1944年2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为汪诊治，黑川认为弹头取出后汪的两腿才变得麻木，是脊椎压迫神经所致，形成“多发性骨髓肿”。“骨髓肿”是一种外伤引起的疾病，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死亡率高达90％。黑川建议汪精卫前往日本，用其先进设备为汪治疗。3月1日，名古屋帝国大学的日本神经外科医学权威斋藤真教授奉首相东条英机之命，到南京为汪精卫会诊。斋藤会诊后同意黑川的诊断，认为汪有必要到日本进行治疗，宜早不宜迟。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临行前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开会议，并写下手书∶“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愈。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兆铭。”
汪精卫飞抵日本后，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的特别病房里。汪精卫的住房除了极少数高级医务人员知道外，其他人员毫不知情。3月4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八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会诊结束后，斋藤亲自主刀对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缓解汪精卫的疼痛。手术后，汪精卫感觉尚好，失去知觉两个月的双腿也恢复了知觉。
但到1944年9月，汪精卫的病势又开始恶化。汪精卫问主治医生黑川教授∶“请坦诚地告诉我，我的病能治好吗？如果治不好的话，我想回中国。”黑川说∶“请放心，我保证一定能治好。”这当然是医生经常用来安慰病人的话。1944年10月，汪精卫的病势转危。日方得知汪精卫病危后，不少高官前来探望，病房中摆满了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点心等慰问品。
11月8日，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没有暖气设备，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卫体温高达四十度，呼吸困难。11月10日午后，病房中传来汪夫人陈壁君的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汪精卫最后的话。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停止了呼吸。汪精卫去世后的第二天，日本现任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今天的下场可以说是近卫一手造成的，也许他感到有些内疚。汪精卫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首相、近卫等人前往机场为汪精卫的遗体送行。
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汪精卫在名古屋大学养病时，曾赠送名古屋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种在病房前，现在还有两株尚存。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蒋介石还都后将汪精卫的坟墓炸毁，遗体烧却。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的结局
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客死于日本名古屋，他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汪精卫死后，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主任委员，周佛海、王克敏、褚民谊为副主任委员。南京政府于11月12日发出公告∶“国民政府汪主席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
11月12日下午六时，装载汪精卫遗体的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余名官员到机场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卫生前的遗愿，把汪的陵墓建在国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追随左右。由于汪精卫生前有过陵墓不要劳民伤财的遗嘱，加上南京政府的财政有限，所以汪精卫陵墓的规模不大。不过汪精卫的棺木外面用钢筋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墓壳，倒是十分坚固。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5年4个月的短命政权宣告结束。
陈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后，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难的意愿。此时日本已投降，但还是安排让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于8月25日秘密飞往日本。陈到日本后，化名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但不久陈公博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卫文吕得知陈公博要被引渡回国，匆匆赶到金阁寺和陈公博道别，近卫说∶“实在对不起……"，陈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说∶“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说不上谁对不起谁。”
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一行7人被引渡回中国受审。1946年4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陈公博对指控他的汉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1946年4月12日，法庭判决陈公博死刑，于1946年6月3日执行。临行前，陈公博要求向陈璧君告别。在陈璧君的囚室外，陈公博向陈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双手捧上自己用过的一把茶壶，说∶“夫人，我先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茶壶，权做留个纪念吧。”
陈璧君被捕后，更是表示坚决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但从来没有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19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后，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把陈留给共产党。1952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1912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作过陈璧君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1959年6月17日，68岁的陈璧君死于监狱中。
与陈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随机应变得多。早在日本呈现败迹时，周佛海就暗自与重庆联系，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当年汪精卫与日本密谈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办，陈公博不仅没有参与，而且还表示反对。最后汪精卫组建政府时，陈公博感到汪精卫正值用人之际，出于与汪精卫的私人情谊才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到南京政府任职。
如果论“卖国罪”的话，与日本签定密约的周佛海，显然要大于没有参与密约的陈公博。但最后周佛海却比陈公博罪轻一等，只判了一个无期监禁，而官职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见当时的汉奸审判亦不公正。
尽管蒋介石抗战后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也多次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谈。除了抗战初期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外，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与日方举行秘密谈判。日方对此会谈十分重视，要求继续举行高级别的谈判。1940年3月7日至10日，双方在香港举行了高级别的秘密会谈，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副侍从长陆军少将张汉年。
会议开始时，日方出示了陆军大臣的证明书，而中方陈超霖、章友三两人只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却没有蒋介石的证明书，说明蒋介石不愿直接承担和谈的责任。但陈超霖说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并在他离开重庆前，特别嘱咐他三件事∶（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的条件；（三）会谈在秘密中进行。日方答应考虑蒋介石的撤军要求，但提出了几项撤军条件∶（一）原则上承认伪满洲国；（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约规定日军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军防共；（四）停战后与汪精卫一派合作。
据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透露，这次会谈争论的中心是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撤军问题、以及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重庆方面表示∶“满洲问题中国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应将在华军队尽快全部撤退，不得另找借口延迟撤退（撤兵步骤另细订）；“关于汪精卫问题，纯属中国内政问题。在恢复和平后，根据汪氏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中国将适当处置，无须提为和平条件之一。”但后来重庆方面表示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政府内部意见对立，要求会谈延期。后来重庆方面一拖再拖，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1943月1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声明三国将联合向日本侵略势力作最后的反攻，在战争胜利后，把中国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制定最后对日作战方针的最高会议时，却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
1945年8月，美、英、苏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时，竟然也没有邀请中国这个对日作战最久的国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这些使蒋介石感到一种屈辱感，也是弱国无外交的另一种表现。
不过蒋介石又对美英苏三国不邀请中国参加最后对日作战方针会议表示担心∶三国是不是准备出卖中国的利益对日讲和？蒋介石最怕日本与三国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把保存汪精卫政府作为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条件。另外蒋介石也担心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战场和日军作战，这样中国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在担心被美英出卖和担心苏联出兵的情况下，蒋介石通过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赴日与日本秘密谈判单独讲和。缪斌表面是汪精卫的人，背后却又是蒋介石的人。1945年3月，缪斌受蒋介石的重托，化名“佐藤”来到东京，开始了“佐藤工作”。日本对这次谈判非常重视，当时的首相小矶国昭亲自领导与缪斌的谈判。
中国方面提出的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满洲国国号，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小矶首相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有意接受中国的条件。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几十万大军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此外和中国单独讲和还有助于瓦解同盟国阵营，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但日本的军部却极力反对与中国单独讲和，小矶首相最后遗憾地说∶“错过这次机会，百年以后都要后悔。”
抗战胜利后，缪斌被作为汉奸逮捕。缪斌本以为他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但不久却传来了尽快执行死刑的命令。缪斌于1946年5月21日被处决，比“第一汉奸”陈公博的刑期还早。原来美军占领日本后，发现中国准备与日本单独讲和的“佐藤工作”秘密资料，麦克阿瑟大怒，要传唤缪斌到东京法庭出庭作证。蒋介石赶紧向美国否认曾经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谈，另一方面却下令立即处死缪斌，这可以说是“杀人灭口”。缪斌作为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并非政府要职，缪斌本人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卖国行为，本来不应判死刑。将缪斌如此迅速地处死，也反映出蒋介石害怕得罪美国人的心虚。不过在日本福冈久留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导寺中，却有供祭缪斌的牌位；在东京中央区的稻荷神社，还有“和平神缪斌显彰碑”，把缪斌奉为“和平神”，表示不忘缪斌的“和平工作”。
1946年1月，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壳，打开棺木，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黑色长马褂，胸佩大绶，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只发现尸体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3寸长的纸条，上书“魂兮归来”四个字，这是陈壁君在名古屋帝大医院汪精卫去世时写的。
汪精卫的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梅花山的坟地由工兵铲平后建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许多花木，彻底改变了模样。1994年时，在汪精卫的原墓地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卫跪像，似乎是模仿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供人们唾骂。但到1999年1月，汪精卫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尽管人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实际上往往是“成者英雄败者贼”。如果客观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存续下来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种情况是日本胜利，美国放弃远东地区；第二种情况是日本有条件投降，从中国和南洋各地撤军，但日本很可能把保留汪精卫政权作为撤军条件。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发明原子弹，对日本进行本土作战必然要付出巨大伤亡，美英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出卖中国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另外从反共一面来看，如果苏联参战的话，苏军的首先攻击目标肯定是在中国的日军，这样中国就不免会共产化。而汪精卫政权是反共的，美英看来保留汪精卫政权总比苏联出兵中国强。第三种是日本向美英苏无条件投降，却不向中国无条件投降，这从美英苏三国不邀请中国一起发表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如果这样日军就会给汪精卫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装备后突然撤军，留下汪精卫政府自生自灭，就象美国抛下南越政府撤军一样。由于汪精卫政府掌握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数的人口，蒋介石要想消灭汪精卫政权也非易事。因此从“运气”的角度来看，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结局可以说是一种最遭的结局。
从汪精卫的一生来看，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于用笔而不善于用枪。孙中山非常重视汪精卫的文才，孙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卫起草，孙中山阅后总感满意，极少改动，汪精卫其实担任了孙中山秘书的角色。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执行部部长，汪精卫任评议部部长，可见孙中山对汪的器重，也说明汪在同盟会里有相当高的声望。
不过使汪精卫在中国名声大振的，还是他以“精卫”的笔名在同盟会主办的《民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汪精卫写的《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政论文佳作。1908年8月19日，孙中山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文章《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文中说∶“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此文后来收入《孙中山全集》。
但汪精卫的命运和他的老师孙中山一样，都是只有威望却无实权的领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前起着极其重要的舆论制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就被掌握军队的军人政治家们排挤到一边。孙中山被袁世凯摆布，汪精卫被蒋介石摆布，都是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不过汪精卫对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的“功勋”是无法抹煞的。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在召开重要会议以前必先朗读孙中山总理的遗言。然而这个遗言其实却是汪精卫所写，孙中山不过签个字而已。这也表现出汪精卫对国民党的影响仍然“阴魂不散”。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运气或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清政府对行刺满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没有不处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卫时才破例免死。如果当时清政府成全汪精卫必死的决心处死汪精卫，中国就会少一个大汉奸而多一个大英雄，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将代代朗读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1935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光荣老革命家，而汪精卫却只伤不死。如果1939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惜汪精卫一时糊涂，不会使汪精卫背上史上最大级汉奸的恶名。但命运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卫最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60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词∶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的内心亦是郁郁颓丧。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象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着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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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20 1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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