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

汪寿杰

第二十二章  “行侠仗义”的陆炳

　　陆炳，包括武宗正德朝的钱宁、江彬，以及更早先成祖永乐朝的纪纲、英宗正统朝的门达等等，这些曾经以锦衣卫的身份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在洋洋洒洒三百余卷的《明史》当中，全都被无一例外地划入了“佞幸”这个不太光彩的行列。所谓佞幸，其实与“奸臣”遥相呼应，“奸佞”而已，只是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原本就只对皇帝存在有私人义务，无须向普天下的民众负责，故而够不着“奸臣”的硬件标准，著史者勉为其难，只好替他们单独分列一卷，借以宣谕当时、警惕后世。   
　　只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洪洞县”里未必就当真没有“好人”。陆炳就是这些堪与古往今来大奸大恶相提并论的“群小”里略显特殊的一位。纵观其人其事，如果仅是将他简单地视作如纪纲、门达乃至钱宁、江彬一流，或多或少，倒还真是有些委屈了他的意思。   
　　于是话说从头，这里就从他“惩恶除奸”，收拾嘉靖朝的另一位宠臣、大将军仇鸾开始，一桩一桩，从头到尾地慢慢讲起。   
　　前面说过，朱厚熜信道，他自诩上界真君降世，又效法汉文、汉景，崇尚所谓的“无为而治”，把国事都扔给严嵩父子，自己躲在宫里炼丹不肯出来见人。这一躲，大约除了严嵩时常在他身边走动以外，即使朝廷各个要害部门的最高领导，能够一睹天颜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时间一长，大家连皇帝长得是什么样子都快给忘记了。   
　　只是他自个儿倒是“清静无为”去了，别人可不拿他这片虔诚之心太当回事。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大举入寇，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北京城下，把个天朝帝都围得是水泄不通，然后大大咧咧地向朱厚熜提出要求，要通贡，重开边市贸易，不然就杀进城来，把你这位大明皇帝连人带椅子一锅全给端了。  
　　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嘉靖朝“庚戌之变”。朱厚熜势窘，立刻拜大同总兵官仇鸾为平虏大将军，全权节制早前入援京师的大同、河南和山东各路兵马，以抵御蒙古人对北京即将展开的攻城作战。这位仇鸾得了皇帝旨意，跑去和蒙古人相峙，却又一箭不发，只是站在那儿和敌军遥遥相望，不像是来作战，反倒有些像是来参观蒙古骑兵在北京城外如何烧杀劫掠的一般。  
　　因为他不想打，也不能打。早前，俺答南下的时候，进攻矛头原本指向的是仇鸾镇守的大同，仇总兵不敢和蒙古人正面接触，弄了许多财物去贿赂俺答，请他们另拣别处进兵。俺答原本就是跑来抢劫的，既然钱已经到手，也就顺水推舟地放了仇鸾一马。只是后来北京危急，仇鸾又奉调跑来北京，现在到阵前见着了蒙古朋友，这仗到底应该怎么打，他的心里便越发地没个准谱了。   
　　关键是严嵩又向时任兵部尚书的丁汝夔强调，蒙古人也就是虚张声势，不会真的进攻北京，等他们在城外抢够了吃饱了，自然就会退兵，实在没有必要非得和他们硬碰硬地干上一仗。丁汝夔心里明白，不敢和首辅起争执，于是号令三军严守防线，不得擅自主动进击。如此挺了八天，好不容易盼到蒙古人兴满意足地回去了，前敌总指挥仇鸾大概是觉得就这么收场有些不好交代，于是带着人跟着后面想趁机占些便宜，不想被撤围北还的蒙古人掉头一击，大败亏输，士卒伤亡无算，只好又垂头丧气地跑了回来。   
　　朱厚熜闻讯大怒，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严嵩唯恐事情扯上自己，把丁汝夔拉到一边说：“你别担心，只要我活着，就没你什么事。”转头却在朱厚熜那儿把自己的问题推了个干干净净。可怜的是丁汝夔，直到最后被朱厚熜下令拖出去斩了，这才省悟过来，自己上了严阁老的当，白白搭进去一条性命。  
　　至于消极怠战、丧师辱国的仇鸾，却非但没有受到相应的责罚，反倒因为严嵩在皇帝跟前对他极尽褒扬之能事，于是在战事结束以后，以大将军的身份统御京营，一跃了成为朝廷里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朱厚熜对他青睐有加，特别设立“戎政府”，由仇鸾出任总督，负责处理京畿地区及北边的防务。   
　　事情乍听起来让人觉得诡奇，其实这里面的原委倒也不是全然无迹可寻。仇鸾早年在甘肃做总兵，因为纵容部属违法乱纪，被当时的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向朝廷参了一本，丢掉官职不说，还给押进京城关了起来。他对曾铣恨之入骨，甘愿依附严嵩，在牢里以”知情者”的身份向皇帝递交了许多曾铣和夏言”勾结”的黑材料——前面提到陆炳让严嵩授意他人写信构陷夏言，这个人便是他仇鸾了——严嵩也是“赏罚分明”，不但在事后替他谋取了转镇大同的差事，并且约为父子，时刻惦记着要找个机会提携他一番。现在仇鸾既然有了“保家卫国”、 “力却强敌”的功劳，严嵩再把他推上朝堂，做个能帮自己掌控朝局的心腹帮手，事情本在情理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如今仇鸾骤然得志，身份地位与当初大相径庭，不再是他严嵩身边那头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了，说话做事都得讲究个气派。严嵩不以为意，依旧拿人家当儿子一样任意呼来喝去，搞得仇鸾心里憋屈得慌，也是他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开始算计起了这位“干爹”，时常向朱厚熜说些严嵩父子的坏话。严嵩反应也快，反正你说我也说，你仇大将军的底子也不干净，到底最后谁能把谁说死，咱们就走着瞧吧！两个人就此反目成仇，开始在朝堂上你来我往地争斗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朱厚熜是果真就那么相信仇鸾，又或者跟当初的夏言和严嵩一样，他做皇帝的那个平衡朝局的心理惯性又在作祟，总之是仇鸾说什么他都信，严嵩说什么他都不信，而且不但不信，还立刻很直接地表现了出来。严嵩跑去内阁值班，循例是要向皇帝做一番政府工作报告的，结果就连守门的太监都敢将他一把拦住，说“皇帝又没找你，你自个儿跑来干什么”，一大把年纪了，回家好生歇息去吧！   
　　严嵩哪里歇得住？回到家里跟严世藩把事情一说，父子两个预感将有大祸临头，竟然坐在地上抱头痛哭了起来。   
　　不过他也明白，光哭无济于事了，不能真让仇鸾这么轻而易举地扳倒了自己。抹干眼泪琢磨了半晌，不成，这事儿还得再去找陆炳帮忙。   
　　陆炳这时候心里也不太痛快。因为仇鸾得宠，他在朱厚熜那儿的待遇也不比往常那么优越了。只是他陆都督脑子活，心眼多，于是又像刚到锦衣卫主事的时候对侍老上级的方式一样，表面对仇鸾是毕恭毕敬，不敢以平礼相待，见着面都是一口一个的“卑职”、 “下官”，背过身却一直都在研究如何才能排挤了仇鸾，重获朱厚熜的信赖。这会儿接着严嵩，听他说明了来意，陆炳心里一个激灵，立刻生出一条毒计，冲着首辅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微笑着说：“阁老不必担心了，我自有办法，谅他仇鸾也猖狂不了几天！”   
　　严嵩心头如释重负，连称拜托，“那就等着欣赏陆都督的非常手段了”。   
       这手段确是非常。要说仇鸾也是个明白人，知道锦衣卫的厉害，别的人都敢不放在眼里，平日对陆炳却是颇为忌惮的。可是他只知道防备陆炳的正面进攻，却不想人家溜着弯从暗地里伸出一双手来，捧满了金银财宝，把自己身边的亲信全都给收买过去了。这些人都是跟着大将军多年的部属，对他做过多少见不得光的坏事，坑害了多少条无辜的性命，又贪墨了国家多少钱粮，一款款，一桩桩，那都是如数家珍，知道得一清二楚。陆炳假以时日，渐渐就掌握了许多要紧的证据，便只待时机成熟，就地掘个大坑，要把他仇鸾活埋了进去。
　　也是仇鸾福薄，命中注定消受不起如大将军这般尊贵的荣华。他在任上干了不多久，因为同蒙古人作战连遭败绩——他无勇无谋，打不赢本属自然——各级将领因此获罪的不在少数，更担心朱厚熜迟早有一天也会把账算到自己头上来，又惊又怕，结果吓出了一身的毛病，倒在将军府里卧床不起了。  
　　又正在这节骨眼上，从锦衣卫里传出来仇鸾旧部时义、侯荣叛国出逃的警讯。原来这两位早前“因功”被授予锦衣卫的职衔，如今眼见得仇鸾大厦将倾，唯恐事后殃及池鱼，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打算跑到关外去投奔俺答。只是他们既然挂职在锦衣卫里，眼皮子底下的事，陆炳岂会毫不知情，刚跑出去没多远，就给生擒活捉押回了诏狱。陆炳亲自登堂主持刑讯，从他们嘴里榨出了许多有关仇鸾通敌纳贿的真材实料。这下子任谁也是抵赖不过去的了，于是整理出相关案件的调查报告，一股脑地呈交给了朱厚熜御览。  
　　朱厚熜翻开报告才看了开头几页，这个又惊又恼，羞愤交加，立即传旨夺去仇鸾的大将军敕印，削职为民，在家静候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  
　　仇大将军闻讯惊恐过度，导致病情急速恶化，没几天功夫就给活活吓死在了家里。然而陆炳仍然不肯罢休——我大费周折地准备了这么久，钱都没少花，哪能让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死掉了？门儿都没有。调查报告还得给皇帝继续看下去，耳边听来的风声也还得一五一十全都转告给皇帝知道。也不是含血喷人啊，这可都是事实，他仇鸾确实不是个东西，我大明朝锦衣卫有一说一，绝对不会有那种凭空捏造、夸大其词的可耻行为。至于皇帝，皇帝您是真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了，还是得进一步有所行动，那就是您应该考虑的事情，轮不到我这办事的替您拿主意了。   
　　朱厚熜本来就还在火头上，哪禁得住陆炳这样反复撩拨？仇鸾真是该死，而且死都不足以抵偿他犯下的罪恶。旨意，把这个恶贼从坟里给我刨出来，把他的尸首给我大卸八块！  
　　这个就叫做“开棺戮尸”。仇鸾实在倒霉，人死了都还逃不脱一场折腾。   
　　严嵩这下子对陆炳可真是感激涕零——没有陆都督的鼎力维护，我们严家父子只怕就得败在仇鸾的手里了。对了，莫说是仇鸾，当初那个夏言，不也是因为陆都督智谋过人，这才帮助我们严家父子渡过难关的吗？大恩不言谢，以后有什么事情，只要陆都督开口，老夫绝对没有推脱的道理！   
　　话说回来，不光是严嵩，朝廷里的其他官员也都很高兴。夏言的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不少日子了，再者说，那会儿陆炳干了些什么就连当事人都不太清楚，更别提这些不明就里的局外人了。可这次不同，陆炳智取仇鸾，虽然方法有些不太光彩，虽然更多可能是出于私仇私欲，但是大家看在眼里，确是替国家除去了一大祸害，对大明朝的安定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小节不究，功过相抵，人家陆都督毕竟大节无亏，功大于过嘛！   
　　陆炳在朝中的声誉，随着仇鸾的倒台，悄然向上跃进了数级台阶。   
　　他的官也做得越发大了起来。早前，朱厚熜已经把他升作了锦衣卫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这是通常仅会赐予朝廷重臣的荣衔——这次算上检举仇鸾有功，再加少保兼太子太傅，享受伯爵待遇，并且特命他和严嵩一起到皇城西苑值班，陪着自己修习道家仙法。   
　　当然，不消说，他陆炳的头上，肯定也是顶着那顶香木道冠的。   
　　因为北方蒙古寇边惹出来的一摊乱子，到了这儿暂且告一段落。明军虽然屡战不利，俺答却也没有把大明朝一口生吞下去的肚量，大家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好歹总算是维持住了相对稳定的局势。大明朝，更加确切地说，朱厚熜的麻烦，开始逐渐转向了帝国的南方，聚集在连年遭受倭寇侵袭的浙江以及福建等地。  
　　有关倭寇的由来，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其实认真计较起来，一开始，不过也就是些日本国内无主的浪人武士，勾结着南方各省的海盗，一伙乌合之众而已，能有多强的战斗力呢？只是因为在朱厚熜“无为而治”的大政方针引导下，弊政未除、积重难返，各省武备松弛，海岸防御形同虚设，官兵畏敌如虎，给了这伙强匪流民可趁之际，贼势由此日重，竟然开始公然登陆攻打沿海州县，大逞烧杀劫掠之能事，进而发展成为了威胁帝国东南赋税重镇的心腹大患。朱厚熜虽然不爱理事，可是说到钱就不肯马虎了，于是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浙江巡抚胡宗宪总督东南军务，负责两浙对倭作战的相关事宜。  
       这次总算没再让朱厚熜再遇上第二个仇鸾了。胡宗宪虽然也属于严嵩派系，但是他确有几分才干，甫一上任，厉兵秣马、整顿边防，接连获得多次对倭作战的胜利，局面呈现出自从倭寇为患以来难得的良好态势，全面肃清东南沿岸的日子似乎也正如胡总督在向朝廷所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随着大明官军的步步推进，已经”指日可期”。
　　然而，到了嘉靖三十六年冬天的时候，事情却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事情还是出在胡宗宪这位总督自个儿身上。这个人功名心极重，早年通过他人攀上了朝中严阁老这棵大树，从此官运亨通，“威权震东南”。他又喜欢玩弄权术，总想着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今眼见得形势大好，于是写信给倭寇头目汪直——这是位地道的中国人，和他胡宗宪还是同乡——劝他审时度势，认清现况，率部向朝廷投诚。他还信誓旦旦地向汪直保证说，只要汪头领肯放弃在海外的巢穴登陆回国，那么必然会得到朝廷以礼相待，不但现有海上贸易的权利可以保留，他和他的亲族还将获赐高官厚禄，从而彻底洗清海盗的恶名，成为大明朝体面光鲜的官员中间的一份子。   
　　其实当时他在信里说的这些话，未必没有几分真心。只是等到真的把汪直盼回来了，正在那儿沾沾自喜，以为大事可成的时候，却忽然听到朝野内外议论纷纷，都在说他胡宗宪未经请示擅作主张，恐怕难逃一桩“通倭纳贿”的嫌疑，便又顿时给那顶“汉奸”的帽子吓破了胆。迟疑了半晌，胡宗宪一咬牙，失信就失信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于是口风一转，赞同起朝中处死汪直的议案来，把这位一心回来接受”和平招安”的汪头领押往街口斩首示众了事。   
　　这下子可捅出大娄子来了。汪直留在岸边的部众眼见得胡总督出尔反尔，于是决意同大明朝决一死战，就盘踞在舟山附近结营自固，同官军形成了对峙的态势。事已至此，胡宗宪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下令强攻。可这边还没打下来，海上闻讯赶来趁火打劫的倭寇却在与日俱增，浙东诸郡尽皆遭受到较之以往更为疯狂的劫掠。北京城里的朱厚熜见状坐不住了，说你胡宗宪跑去弄了半天，怎么倭寇反倒给你越弄越多了？我也不管你到底怎么回事，总之限期破贼，该怎么办，你自个儿琢磨去吧！  
　　皇帝发了狠话，胡宗宪只能催促众将死命相拼。一直打到了嘉靖三十七年的七月，余寇支撑不住，开始筹划造船往海上逃窜。这原本是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可胡宗宪“吃一堑长一智”，又在他的总督府里犯起了嘀咕。他想啊，倭寇多了不行，可倭寇没了也不行，要是浙东没有了倭寇，那皇帝还要我这个总督干嘛呢？不如留个尾巴，想起来时打一打，闲下去就放一放，只要控制住局面，表明“我们一直在努力”，那皇帝也就不好随便寻个借口把我扔到一边去了。   
　　打定了主意，即刻通令三军：不得擅自追击，违令者军法处置。   
　　于是这一伙余寇就全仰仗着胡总督的转眼一念，堂而皇之地从官军鼻子底下溜掉了。他们一路跑到了福建、广东等地，转而在那边继续操持旧业。当地官员可不干了，说胡宗宪你这不是在推卸责任，嫁祸他人么？太不讲道理了，我们要向朝廷参你。状书递到御前，朱厚熜又是气不打一处来，拍着龙案要追究胡宗宪“纵寇”的罪行——哪有你胡宗宪这样办事的，你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钱粮在那边扯淡么？   
　　胡宗宪傻眼了，这下该如何是好呢？   
　　别说，他还真想出来了办法。他是总督啊，浙江的事全凭他一张嘴，说什么就是什么，何况上面还有严阁老替自己顶着，真扯破了天别人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于是向朱厚熜辩解，说纵寇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底下的这些将领，他们消极作战，这才让倭寇得以逃出生天。皇帝圣明，一定要明察秋毫，替微臣主持公道才是。  
　　朱厚熜果然就信了。好啊，既然不关胡宗宪的事，那就把那些拿着朝廷俸禄却又不肯实心为国的家伙全都给我扔到诏狱里面去。  
　　眼见得一场冤狱就要铸成。正在这紧要关头，陆炳忽然站了出来。   
　　陆都督选择在这时候挺身而出，说到底其实还是有他的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不救别人，只救一位任职浙江总兵官的俞大猷，此人正是他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这位俞大猷是个将才，嘉靖十四年的武会试举人，早前转战福建、两广，斩将夺旗、屡建奇勋，朝廷用兵东南，又数他和另一位参将戚继光功劳最大。陆炳要替朋友出头，要把他从监牢里搭救出来，往大了讲，是想替国家保全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大概常把这理由挂在嘴边了——往实处说，也就是不肯辜负两人之间称兄道弟的一番深情厚谊而已。   
       只是他锦衣卫行事，不肯走寻常“击鼓鸣冤”的正统路线——要说理，那也得找讲理的人说去，皇帝现在是只信严嵩了，而严嵩就算和他陆炳交情再好，也不可能甘愿把胡宗宪给拖下水来。想要留住俞大猷的性命，那就得另辟蹊径，实行曲线救亡的战略才行。于是陆炳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径直跑去找到了严嵩的儿子，时任工部侍郎，人称“小阁老”的严家大公子严世藩。
　　严世藩这个人，这里要特别介绍两句，和后世想像中略有出入，他其实是个貌丑而有能力的实干型“人才”。貌丑，是据说他脖子短，体型胖肥，而且还瞎了一只眼睛；有能力，是因为他熟知国家典故，又通晓天下时政要害。别人不知道，以为朝廷是严嵩在独力维持，其实阁老年事已高，除了拍皇帝马屁以外又天资有限，遇事通常都是一句“拿去问东楼的意思”（东楼，严世藩别号），要是没了这个儿子，他甚至连皇帝某些用词隐晦的旨意都是看不明白的。陆炳也是个聪明人——当然他比严世藩长得好看——平日常在严府走动，知道内里情形，也就懒得再去麻烦严嵩，直接来找小阁老交涉，还能略过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当下见了面，客套几句，旁敲侧击地引入正题，便掏出许多的金银细软，悉数塞到严世藩的手里，口口声声地说“万事拜托，全仰仗着小阁老仁义了”，倒还真没了他平日那种趾高气扬的架势。严世藩一开始都有些犯起了糊涂，不知道陆炳这是想唱哪一出，如何会为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武将如此大费周章。不过他以己度人，顷刻间便又明白过来，这个俞大猷和陆炳的关系，大概也就和胡宗宪跟他们严家的关系一样，不言自明的事情罢了。   
　　他倒是心头有些窃笑：“你陆大都督平日吃了不少，今天还不都给我吐出来了？”   
　　原来他们父子把持朝政，大小官员想要请个旨、办个事，都得先打通了严府的关节。可是严府的门不是那么好进的，何况还有些事情未必人家就会同意。大家伙思前想后，不如去找陆炳，一则因为陆都督跟严家关系好，办起事来方便，二则陆都督毕竟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之徒，些许正义感还是有的，有些话见着严嵩父子不好说，跟陆都督提起来就不必太过在意了。于是弄得陆炳府前车水马龙，跑来找他帮忙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陆炳是热心肠，肯帮人办事，但是忙也不是白帮的，换句话来讲，“手续费”总还得要点儿。结果到后来反倒弄成了严嵩父子坐地起价，陆炳代收门票，略抽几成作为人工补贴一般。严世藩心说的“吐出来”，指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当然，这钱原本是该是谁的，倒也说不清了，大家互利互惠而已。现在既然收了人家陆炳的钱，锦衣卫的面子也在那儿搁着，这忙不帮也不行。俞大猷是什么人呢？无关痛痒的小角色罢了。严世藩拿定了主意，改天就替俞大猷略加开脱了一番，性命自然无虞了，虽然夺去原职，却也给他争取到了一个戴罪立功，去北边重镇大同军前效力的机会。   
　　俞大猷出狱之后见着陆炳有何感想，对他说了些什么，史无明载，无从详考。他到大同任职，与巡抚抚李文进筹划边防，创设车阵以御蒙古骑兵，又是创下了一番难得的功绩。而后再调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俞家军”名动天下。又因为他为官清廉、忠诚许国，《明史》论及当时名将，首推俞大猷，其次才是他在沙场上的老搭档，同样以平倭和抵御蒙古寇边而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了。   
       至于陆炳本人，料理完了俞大猷的事情，便又溜达回了北镇抚司办公室，继续认真地执行起他锦衣卫份内的差事——似乎这一切不过是段插曲，随风而逝，不足挂怀。因为在此之前，由于检举司礼监内侍李彬及其朋党有功，朱厚熜加封他作了太保兼少傅，以“三公”兼“三孤”， “前不见先人，后不见来者”的陆炳这时当然不会有什么“高处不胜寒”的苍凉心境，更多的，还是怡然自得，意气飞扬的豪情壮志而已。

汪寿杰

第二十三章  古今独一人

　　其实对于陆炳而言，拯救狱中蒙冤受屈的俞大猷，仅是他在锦衣卫任上诸多“善举”中的一例而已。史称，陆都督常能“折节下士”，对朝廷里官员和士大夫们以礼相待，每当他们因为皇帝的反复无常而身陷囹圄的时候，陆都督也总会像对待俞大猷那样，找出那些应该救的、值得救的和可以救的对象施以援手，而决不肯构陷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   
　　如此看来，似乎当年的夏言是个颇为罕见的例外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仅就陆炳个人而言，那是夏言动手在先，自己不过“自卫反击”罢了，更何况那时候他也远还没能够上升到今天在朝中这种“独步凌云”的境界。俗话说得好，“有钱才能立德”，现在的陆炳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又不屑于走钱宁、江彬那样的正统“反派”路线，只要能够保得住自己的既得地位，闲暇之时再对旁人略加周济，倒也实在是件名利双收、稳赚不赔的合算买卖了。   
　　嘉靖朝的北镇抚诏狱也是颇为奇怪的。说它奇怪，是因为在朱厚熜的授意下，这座人间炼狱中的情形较之以往出现了些许微妙的改变。大臣们下到狱中，虽然也有进门就被打得脑浆涂地、一命呜呼的情形，然而更多时候，朱厚熜对他们采取的是“关而不杀”政策，既不进行正式的审讯，也不明确表明释放的期限，全然把诏狱当作了隔离这些“逆臣贼子”的收容中心。因为皇帝深深懂得，大臣们的嘴光靠打和杀是封不住的，即便一时间可以把他们打得噤若寒蝉，杀得血流成河，然而只要假以时日，恢复了元气的官员们便又会卷土重来，对皇帝的言行举止横挑鼻子竖挑眼，无限夸张到世界末日一般严重的程度。想要图个耳根子清静，最好的办法还是全都关起来，但也不去动手，任由他们在狱中自生自灭。至于能活多久，那就完全取决于官员们自己的运气了。   
　　比如有位官员沈束，本来在礼部任职，因为参劾严嵩获罪，一通廷杖过后下到诏狱，人虽没死，却是从此一去不还了。他家本来就穷，家长这一被关，彻底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家人们的生活困苦可想而知。后来沈束的妻子张氏给朱厚熜写信，甘愿自己代替沈束到狱中服刑，以交换他出狱回家侍奉老父终年，声辞悲切，闻者莫不为之动容。可是朱厚熜依然不愿意，下令继续对其严加看管，并且指示诏狱卫卒，沈束每天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要如实向自己汇报，不得有丝毫隐瞒之处。  
　　这个就叫作“监帖”了。倒是沈束豁达，终日在牢房里研究《周易》打发时间。一天，偶然飞来一只喜鹊，落在他的跟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沈束被吵得有些心烦，忍不住骂了句说：“哪有跑到罪人跟前来报喜的？”却不想这件事情也被卫卒一五一十地转报给了朱厚熜。皇帝闻言感慨万千，忽然慈心大发，伸手一挥说：“那就让他回家去吧！”   
　　这时候，距离沈束在嘉靖二十三年入狱，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十八年。   
　　这十八年间，除了读书，沈束在狱中到底是如何一番情形，史册语焉不详，后人难得一窥究竟。倒是较他更早，嘉靖二十年的时候，还有位叫作杨爵的御史，也因为批评皇帝热衷于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直接触怒了朱厚熜，不仅被捕入狱，还遭受到了比沈束更为严厉的责罚。他先是被锦衣卫廷杖打得“血肉狼藉”，昏死过去了一整天，然后关进牢房，卫卒又擅作主张断绝了他的饮食，想要把他饿死来讨好皇帝。大概是经史读得多了，自有古哲先贤圣灵附佑，杨爵居然硬是活了下来，纵然“屡濒于死”，仍旧显出一副大无畏的坦荡情怀，还和同期被收押的刘魁、周怡这两位一起讲诵文学——算上《周易》爱好者沈束，读书人的可爱，大概就是体现在这些令人不觉为之心酸的情形之下吧。   
　　杨爵前后被关了两次。头一回“刑满释放”，时间是在嘉靖二十四年，但他回家待了不到半个月，便又因为同样的罪名给跑上门来的锦衣卫逮了回去，然后一直拘押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其间，为了设法营救他，陕西巡按御史浦鋐、主事周天佐先后向朱厚熜上疏，到头来也都不免落得个夺职入狱的下场。特别是浦鋐，因为人在陕西，朱厚熜还特意催促锦衣卫“跨省追缉”。当地老百姓听说浦御史要被押解京师了，感念他平日恩德，于是”远近奔送”，聚集在囚车周围常达万人，大呼“把我们的使君还给我们”，真可谓哭号震天。浦鋐也是运气不好，在进京的路上就生了病，到了京师连皇帝面都没见着，就直接送往北镇抚司，戴着巨枷给打了七天，终于被活活地打死了。   
　　周天佐的情况也和浦鋐差不多，他的体质天生就弱，进到诏狱先是吃了六十廷杖，卫卒又不肯给他饭吃，结果不到三天就死了，时年仅三十一岁。   
　　可是话要说回来，以上这几位，除了事发当时卒不及援的浦鋐和周天佐，好像沈束和杨爵那样的，在暗无天日的诏狱里居然可以活了这么多年而不死，其间只怕多少还是有些不为人知的关节，就连派了专人过去监视的朱厚熜也都给蒙在了鼓里。道理很简单，仅以杨爵而论，同样是没得饭吃，周天佐倒是因为原本已经伤重不治了，可他总共在诏狱里待了七年，这七年间他到底又是靠着谁的周济活下来的呢？  
　　想来想去，似乎只有诏狱的直接负责人陆炳“嫌疑”最大了。   
　　可惜锦衣卫是国家特务机构，凡事都要讲个“机密”，再加上陆炳还是个擅长背后鼓捣小动作不会让别人知道的高手，于是这其中的究竟，大概也就只有当事人双方心里明白了。陆都督在朝堂上声誉鹊起，不会单凭着收拾仇鸾这一桩近似于”窝里斗”的权臣闹剧，也不会仅是因为他帮助了一个屡立战功的武将俞大猷。纵览嘉靖朝四十余年间的政局，如沈束、杨爵者多如牛毛，而陆炳夹在皇帝、严党以及朝臣这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之间，始终都能圆滑应对，游刃有余，“周旋善类，亦无所吝”，在自己身边营造出一个“朝士多称之者”的良好氛围，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锦衣卫，都实在是一件精明到无以复加的举动。   
       因为咱们需要知道，自从嘉靖初年“大礼议”所引发的“哭门”事件以来，在朱厚熜当时以及随后几近狂虐的廷杖风暴打击之下，朝野“士风颓然”，读书人的尊严被摧残到了不忍卒视的地步，纵然他们需要也必须坚持“正义”，但却不能继续在这样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正在这张皇失措之间，陆炳出现了，这位锦衣卫头领把自己手中掌握到的权势天平偶然间朝向士大夫们倾斜少许，于是赢得的便是远远超出投资成本无数倍的高额回报。这些投资与回报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甚至于到了陆炳死后，朱厚熜的儿子、穆宗隆庆帝朱载垕继位，虽然一度对他生前的行径论罪并且追加处罚，然而朱载垕一死，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便又听从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都等人的建议，解除了这些殃及陆炳家人的严厉处罚。
　　这算不算得是“善有善报”的困果循环呢？   
　　“忠”或“奸”，采用这样绝对性的判定标准来衡量陆炳这样“极会做人”的异类，原本就是不太科学与合理化的。确切地说，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不损害到皇帝对自己的宠信这一重要前提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前景为中心，尽量平衡朝廷内外那些互相纠缠和敌对势力，而后他再以一个居中协调者的身份出现，采用或明或暗的方法，获得各方面众口一致的信任与好评。大概可以这么形容，如果政治能力是一项可以具化的评分标准——并且不计善恶——满分一百，那么陆炳显然可以拿到八十以上的高分，而在他之前，锦衣卫却从没有谁可以达到六十分的及格标准。   
　　而较之陆炳，较之锦衣卫，曾经显赫一时的另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太监，却在嘉靖朝跌落谷底，彻底沦为了大明朝政治舞台上的一群龙套角色。和现代那些充满着想像力的电视剧集所展现出来的情形有所不同，查阅《明史•宦官》中有关太监们在历朝活动情形的相关纪录，前有王振、汪直、刘瑾及“八虎”，后有冯保、魏忠贤及至高起潜，形形色色、琳琅满目，唯独在谈及朱厚熜治世的嘉靖朝这一页上，却只得寥寥数语，说“世宗（朱厚熜庙号）体察到正德时宦官为恶所造成的祸害，在即位后管理和惩治近侍内臣极为严厉，有因为犯罪而被下令鞭挞至死甚至陈尸示警的案例”，太监们虽然“大多是兴献王府的旧臣，又执掌司礼监，提督东厂，然而都相当谨慎小心地不敢太过放肆”，并且他还“尽撤天下镇守太监”，四十多年间不曾重置，所以“近侍内臣得势进而妄开杀戒的情形，只有嘉靖朝比较少见了”。   
　　当然，这也仅是相对而言，太监为恶的情形在嘉靖朝还是有的。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政治背景——或者说大政方针——作为铺垫，陆炳自然得以在对待太监们的问题上大展拳脚。嘉靖三十六年，陆炳向朱厚熜报告说，经由锦衣卫多方调查取证，现已初步查明，司礼监太监李彬在奉旨督造皇家宫寝及陵园的工程当中，利用职务之便，擅自窃取工程用料用于修建自己的陵墓，并且规制超过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僭拟山陵”，显然怀有不忠不臣的狼子野心，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应当对相关人等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朱厚熜闻讯大怒，将李彬及其朋党杜泰等三人逮捕入狱，论罪处斩，抄家查没赃款白银四十余万，金银珠宝不计其数。陆炳因此大功，加封太保兼少傅，并依旧执掌锦衣卫事。  
　　这里就是陆炳这个人最有趣的地方了。纵览明史，首先，锦衣卫直接在司礼监头上动土的，仅陆炳与李彬这一例；其次，则是他这以“三公”兼“三孤”的略显古怪的封爵。   
　　那么，什么是“三公”与“三孤”呢？所谓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和太保，正一品，三孤，则是少师、少傅与少保，从一品。这是相当古老的官衔，古老得几乎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周天子时代，它们原本尊贵不凡，肩荷辅佐帝王治理天下苍生的重任，只不过随着朝代更迭，体制变迁，到了大明朝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虚衔，更多时候被用来表彰那些皇帝心目中的功臣。比如在大明朝的开国名臣当中，魏国公徐达的官衔就是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另一位名将常遇春，则是在死后被追赐了上柱国、太保兼中书右丞相的官职。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这些货真价实的忠臣良将，还是日后媚主取宠的乱臣贼子们，由始自终，从来没有谁同时获得过“三公”及“三孤”的双重头衔。但是陆炳早前便已经作了太子太保，又因为仇鸾的缘故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这时候朱厚熜再弄给他一个太保兼少傅的名头，这官做得，已经大到了一塌糊涂、骇人听闻的程度了。  
　　千载悠悠，三公兼三孤，唯有陆炳。   
       可是话要说回来，他终究是个“佞幸”，纵然他在对待大臣和太监们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较为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举动，却仍旧不免“沾染”些“前辈先贤”们固有的恶习。在陆炳治下，嘉靖朝初年因为裁削冗员而一度有所精减的锦衣卫开始了强有力的“触底反弹”，到极盛时期竟发展到坐拥十万缇骑的空前规模，并且打破先朝锦衣卫“非机密不遣”的成例，动辄便以侦缉为由向全国各地派遣办案人员，对地方行政和民事纠纷横加干涉。那些在倚仗着陆炳的权势而威风八面的锦衣校尉们，又往往大多是些恶吏豪强，专好打听民间富户家中的情形，随便逮着个芝麻绿豆大小的罪过便把别人扭送诏狱，大逞抄家斩首之能事。陆炳借此聚然暴富，积财数百万，营建宅邸十余所，私人庄园遍布四方。史书总结他是“势倾天下”，倘若他本人不肯认同这个评价的话，想来大明朝锦衣卫的历任主事官里也就没有谁够得上这样的资格了。
　　至于陆炳在北京城里的行径，也可以用“凶恶强横”来加以形容，几乎有些赶超当年刘瑾的意思了——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大臣陈其学，时任湖广道侍御史的这一位，向朝廷弹劾锦衣卫掌事、当时担任都督同知的陆炳。说他借口京城里流浪人口太多，为了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竟然想要限制这些人的人身自由，“矫下逐客之令”，把别人全都从京城里赶出去；又说他勾结盐道官员与富商，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等等，也必须依照国家刑律进行惩处。   
　　前面这桩倒算了，后面的“官商勾结”问题不小，朱厚熜立刻把那个巴结陆炳的商人关进诏狱，然后让相关人员在狱中当面对质。这对来对去，可能是真对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陆炳“引罪”自疚，朱厚熜却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一纸令下，既往不咎，也就不肯再让别人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了。  
　　陆炳的威势一直持续到了嘉靖三十九年——从嘉靖十八年他在卫辉救驾有功入主锦衣卫算起，前后总计大概二十一年的时间。陆“太保”在这年病故，弄得他的“发小”朱厚熜很是感伤，不仅厚加祭葬，更追封他为忠诚伯、谥武惠——如果把他生平所获得大小官衔统加起来，那么全称便应该是“故太子太保、太傅兼少保、少傅、掌锦衣卫事左都督陆武惠忠诚伯炳”。然后再如当年他在父亲陆松身后接过锦衣卫的衣钵一般，他的儿子陆绎袭爵成为了锦衣卫的指挥佥事，陆氏缇骑的香火，似乎也将仍旧绵延不绝地代代传承下去。   
　　只可惜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综合前面讲述的这些情形，其实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陆炳之所以能在锦衣卫的位置上成为“千古一人”，一方面自然因为他善于玩弄权术，另一方面则与朱厚熜对其个人的信任密不可分。尽管史书中对于朱厚熜和陆炳两个人之间“相知相亲”的情形所述甚少，远不如武宗正德朝的钱宁、江彬那么详尽，但是追本溯源，其中的究竟其实也是不难想见的。然而，陆炳一死，锦衣卫体系里便再没有涌现出如他这般“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再等到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驾崩，这个讨厌大臣、打压太监并且钟爱锦衣卫的皇帝也不在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锦衣卫便只能再度随波逐流，在朝廷各种新兴势力的较量当中，去寻找一个适合自身存续的位置和角色。  
　　而这时候，太监们重又挺直了他们被压抑得太久的腰板。   
　　太监，或者更加具体一点儿，太监执掌下的东厂，他们与锦衣卫的关系，向来是颇值得后人玩味的。尽管从行政等级的角度而言，东厂与锦衣卫份属同级，“业务范围”不尽相同，互不隶属。但实际情形却是《明史•刑法志》中所谓，“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一个此消彼长、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陆炳通过结好严嵩为首的内阁，获得了在对东厂展开的权势争夺战中的胜利，但随着斯人已矣，内阁的权力在日后也被太监严重削弱，甚至彻底沦为了司礼监的附庸，夹在中间的锦衣卫自然“竞趋厂门”，一口一个“老祖宗”地叫唤着，“甘为役隶”，充当起了“二级走狗”这个不太光彩的角色——虽然他们从头到尾也不见得有多光彩。   
       于是，陆炳竟成绝唱。

汪寿杰

第二十四章  前魏忠贤时代

　　陆炳死后没过得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十二月，朱厚熜也在乾清宫驾崩了，时年六十岁，上尊谥为肃皇帝，庙号世宗。皇三子、裕王朱载垕继位，改元隆庆。要说朱载垕确比他的父亲勤勉许多，只可惜天不假年，仅做得六年皇帝便又一病呜呼，谥为庄皇帝，庙号穆宗。紧随其后接班上岗的太子朱翊钧时年仅十岁，因为新皇太过年幼，当时秉政治理天下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而内廷一切事务，则悉由司礼监冯保总裁。   
　　冯保便是继刘瑾之后又一个势倾中外的“权监”。至于张居正，倒是无愧“能臣”二字，一个人独力在万历（朱翊钧年号）初年支撑起了整片大明朝的天空。只是他在个人道德问题上有些站不稳脚，言行颇为时人所诟病，死后旋即遭到了朱翊钧严苛的政治清算，并且捎带着把“好朋友”冯保也给拖下水来，两个人“身与名俱裂”了，已经长大成人的朱翊钧终得收回旁置多年的朝权，于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开始了他漫长的“亲政”历程。   
　　可是他又不拿这“亲政”太当回事。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伊始，朱翊钧便学着自己的爷爷世宗，躲进宫里不肯出来见人了，这样一直到死——考虑到他在位一共四十八年，比起世宗都要多出三年，以此而论，他“消极怠工”长达三十一年，倒还真是历代皇帝里登峰造极的一位。   
　　事出必有因，只是这原因说来其实简单，简单得甚至有些好笑——朱翊钧偏爱一位姓郑的贵妃，想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大臣们极力反对，说皇帝既然在早前已经和一位姓王的宫女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长幼有序，自然得立朱常洛才算正道。这也就是所谓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了。君臣两边于是为着这事争扯不休，前后扯了整整十二年，一直扯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时候，朱翊钧捱不过廷臣和太后的内外夹击，这才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另封常洵为福王，封国在当时富庶的河南洛阳一带，好歹算是了结了这桩无聊的嘴皮子官司。   
　　当然，朝是坚决不肯去上的。   
　　那么，在朱翊钧“治世”里，大明朝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因为他完全不理政务，大臣们既然见不到他的面，上了奏疏他也不看，临到辞职也找不着他去辞，于是只好循例写封辞呈上呈御前，然后也不管他批不批准，径直挂印而去。他当然不知道人家已经走了，反正又是“事不关己”，也不另行补缺，结果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时候，中央及地方各级部门诸多机构已经空无一人，全国上下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完全陷入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之中。   
　　再有就是征税。朱翊钧极为爱钱，其兴趣之浓厚，就连大臣们都忍不住在奏疏里指着鼻子骂他是“把金银财宝当作了命根子”——他也不跟说话人生气，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人骂他，就算知道了也装没听见——为了广开财路，他从内廷派出大量太监到各地充任所谓“矿监税使”，一个劲儿在国家原有税收体系以外横征暴敛。甚至不单于此，就连广东的珍珠，两淮的盐运，等等，这些地方的“特色经济”行业，也都有个“监”在那儿坐地收钱。虽然为此屡屡激起民变，然而终万历之世，这种由皇帝牵头进行的“合法抢劫”运动却是由始自终，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松懈”。   
　　综上所述，所谓“明实亡于万历”，后世如此感慨，确是恰如其分的了。   
　　朱翊钧最后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七月驾崩，时年约为五十八岁，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他确实“神”得很。   
　　当初靠着群臣撑腰，好不容易当上太子的朱常洛继位，却又是个运气不好的，只干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掉了，谥为贞皇帝，庙号光宗。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成为了大明朝的第十五任统治者，并以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宣示大赦天下。而这时，距明朝灭亡的1644年，只有二十三个年头而已。   
　　朱由校的皇帝其实做得也不太长，前后只得七个年头，但在大明朝二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却是至关重要且不容忽视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他执政的这七年当中，国家内外形势恶化之迅速，不禁使人为之瞠目结舌。究其原因，除了他原本接过的就是神宗爷爷扔下来的一个烂摊子，而他本人又不擅治国以外，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一个太监在朝中的崛起所致。   
　　这个太监姓魏，名叫魏忠贤。   
　　和大多数有名以及无名的公公们一样，魏忠贤出身微末，本是一介无所事事的地痞无赖，因为不合与人赌博输多胜少，又忍受不住别人对他百般嘲讽，为求荣华富贵，索性一怒之下自行阉割，跑进宫里做了个太监。他先是改了个名字叫作李进忠，后来又恢复旧姓，并获赐名忠贤，先后依附在孙暹和魏朝这两位公公旗下，再承蒙魏朝举荐，深得另一位大太监王安的赏识，凡事对他优礼相待，进而开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宫中惜薪司的掌事太监。   
　　惜薪司，顾名思义，大抵负责管理的是皇城里烧火做饭以及取暖所需的柴禾一类的东西。虽然有些油水，然而对于其志远不仅此的魏忠贤来说，这个职位未免显得太过小儿科了些。也是他时来运转，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光宗驾崩，太子朱由校继位，一上台就循例提拔了一批东宫旧人，而魏忠贤则因为一位名叫客氏的女人的缘故，一步登天，从惜薪司哧溜一声窜进了司礼监，堂而皇之地参与到了大明朝廷的日常政务工作当中。   
       因为客氏是朱由校的奶娘，而魏忠贤则是客氏的“对食”——太监和客女们私相授受，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这个就叫作对食——朱由校和他的奶娘感情很深，几乎到了言无不听的地步。客氏在朱由校登基后被封作“奉圣夫人”，于是成天都在跟皇帝说着魏忠贤的这样好，那样好，朱由校听进了心里，于是不但提拔魏忠贤进司礼监当差，还赐给他的哥哥魏钊锦衣卫千户官的封爵，享受与客氏的儿子候国兴、弟弟客光先相同的待遇。

汪寿杰

第二十五章  祸起东林党

　　东林党，是指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曾任吏部侍郎的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而朝中诸多正直之士与之互通声气，由此形成的一个旨在以舆论力量对抗奸党的清流团体。所谓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大抵便可视作东林首倡者们在结社伊始最为原始与崇高的政治纲领。至于神宗本人，因为他常年不肯上朝，凡事撒手不管，无疑更在客观上对大臣们这种“自立门户”的行为起到了相当明显的推动作用。   
　　当然了，有“正”必有“邪”，要是一个朝廷里全是好人——可惜，这种情形似乎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当中出现过——那么东林党也就没有崛起的必要了。在万历年间，与这些清流们针锋相对的“邪恶势力”，主要是朝中的齐、楚、浙三党。其实这三党也未必见得就是什么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只不过是根据他们各自出身地域的不同进行划分，进而取用的一个比较简单与笼统的概括性称谓。东林和三党在朝中累年“争战”，互有胜负，简单地来说，万历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602年）间，是东林占据上风，此后两派长期对峙，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以后，三党控制朝政，但旋即因为内部矛盾出现动摇，最终又在天启初年将朝权拱手相让，自身则在东林党人的穷追猛打之下溃不成军，几至陷入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   
　　时局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正应了那句“邪不能胜正”的至理名言，大明朝也可借此脱胎换骨，焕发出新一轮的勃勃生机了。   
　　可惜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东林也好，三党也罢，说到底都是由于党争所催生的特殊产物，而其自身所必然具有的狂热的排他性与盲目性，又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被卷入到一个扭曲的、病态的政治漩涡当中。于是所谓的正邪，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林林总总，到这时候便不过只是裹在“党同伐异”的本质以外一层漂亮的包装纸而已，大家死不服软，抵命相拼，最终却只能落得个两败俱伤及至两败俱亡，捎带着，还有一个原本早已支离破碎的大明帝国，也正开始以飞旋的速度坠向彻底覆亡的无尽深渊。   
　　所以，当《明史•宦官列传》在讲述东林党人在天启元年间的所作所为时，才会有“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的记述。为什么过激？是因为只要政见与东林党人稍有不合，就会被指斥为“邪党”，就会遭到前者无情地打压。也正因为此，《明史•崔景荣传》才会在末尾感慨说，“核定一个人的品行操守，都只以他与东林党人之间的感情厚薄作为轻重的评判标准，这难道是正确和恰当的方式吗？”   
　　呜呼，诚哉斯言！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当东林党人以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在朝堂上清算三党残余势力的时候，魏忠贤却已经在内廷之中悄然崛起。三党，以及那些原本在两派争斗当中保持中立，现在却因为“自异于东林”而面临着与三党同样下场的第三方势力，或自愿，或无奈，便大多纷然投奔到魏忠贤的旗下，以司礼监为靠山，以魏忠贤控制下的东厂及锦衣卫，向猝不及防的东林党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   
　　首当其冲的，便是时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叶向高。   
　　叶向高是福建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他的幼年身世颇为坎坷，母亲在临产时正巧碰上倭寇作乱，只好躲进路边的一间茅厕把他生了下来，而后“数濒死”，传闻是有神明庇佑，才幸得长大成人。其人行事光明磊落，品性宽仁忠厚，在万历年间入阁预政，一度致力于调剂群僚，缓和彼此间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紧张气氛。只不过那时候的党争之势已成必然，他叶首辅独力难当，到头来也只得接受东林与三党对立的既定事实。非但如此，由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再兼他这内阁首辅的特殊身份，于是到了天启年间，世人便都将他视作东林党的政治领袖，直呼他作“叶党魁”了。   
　　既然是党魁，一旦朝中生变，叶向高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其实早在最初，当朝中为着客氏是否应当出宫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叶向高就因为庇护力主驱逐客氏的阁臣刘一燝等人，进而和魏忠贤结下了梁子。此后但凡是朝中有人和内廷宦官们起了冲突，或者因为上议论政惹来朱由校的不满，叶向高总是第一个站起身来，替这些耿直的大臣们百般辩解，这自然又弄得魏忠贤心里疙疙瘩瘩地很不受用。等到魏公公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拿一位名叫陈良训的官员奏疏当中有”国运将终”的字句作为把柄——陈良训在疏中讥讽“权阉”，故出此语，本在情理之中——要把他送往锦衣卫诏狱严加刑讯的时候，叶向高又是不顾自家的功名利禄，竟以辞职相抗，好歹总算是给陈良训争回来了仅仅夺俸一年的处罚，魏忠贤从此便更加容不得这位叶首辅，兼带着容不得那些跟在他叶首辅身后为其摇旗呐喊的东林党人了。   
　　紧接着，发生了震撼朝野的熊廷弼、王化贞“经、抚不合”事件。   
　　熊廷弼是当时的辽东经略，素来和东林党人搞不到一块，天启元年六月受命出关主持边防，立即就和东林出身的广宁巡抚王化贞起了争执——前者在万历末年就曾经略辽东，也是因为受到朝中东林党人的攻讦而去职——两个人的矛盾越积越深，以至发展到了“事事龃龉”的地步。熊廷弼主守，奈何得不到旁人支持，王化贞主攻，又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于是渐渐把熊经略这位名义上的辽东军政一把手架成了个空壳子，自己则在广宁城中坐拥大军，进而打起了“一举荡平“建州女真爱新觉罗部——这时候应该叫后金了——的如意算盘。   
　　所以，党争从朝堂一路争到了边防前线，这战一旦打起来，结局如何，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巡抚的美梦确也没能做得太久。天启二年（1622年）初，王化贞统率的六万大军在与后金的战斗中一触即溃，非但不能克敌制胜，还白白把广宁城也给搭了进去。最后亏得是熊廷弼麾下五千人冒死断后，这才好不容易拣回了一条性命。消息传来，“京师大震”，朝廷追究相关人等“失城陷地”的罪责，可怜熊廷弼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反复说着“不能主动进攻”，这时候却也因为位列其职、难辞其咎，只好和王化贞一起蹲进了大牢。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熊廷弼也好，王化贞也罢，想必同样难逃一死了。尤其熊廷弼，平日里就是“朝士多厌恶”——士当然是东林的士——这会儿谁还会站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呢？思前想后，待救不如自救，他于是拜托一位名叫汪文言的内阁官员，透过后者的关系向内廷——自然就是魏忠贤了——许愿说，愿以四万金作为代价，延缓自己的行刑日期。   
　　这就是空口许诺，白惹麻烦——熊廷弼是个清官，哪来的四万金？纵有其事，想来也只是他情急之下走投无路，想着当时打个保票，然后再行慢慢筹措。然而魏忠贤左等右等，这一大笔“理所当然”的横财始终不见动静——汪文言是东林党人，这里面或有更深的蹊跷——顿觉受了蒙骗，“大恨”， “誓速斩廷弼”。   
　　然而王化贞却并不着急。因为他是有人保的，虽然无罪释放几近天方夜谭，却也未必见得就真要立刻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魏忠贤催促皇帝下旨斩杀熊、王二人，叶向高便站出来与他周旋，说“案子要审明白，情况要查清楚，到底如何处置，还是等到有关调查部门的报告出来以后再行定夺才是”，朱由校一听有理，案情重大，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给了结了，于是听从了叶向高的建议，仍旧将这两位“封建大吏”收押在大牢之中静候发落。   
　　回到魏忠贤这边。一开始，魏忠贤与叶向高，包括许多关系相处不太融洽的大臣，不过仅是私忿，还没有涉及到政党派系的范畴之中。然而东林党人太过讲究“正邪”之分，行事又多有书生意气，结果把事情越搞越坏。被他们以痛打落水狗的手段逼得走投无路的三党这时尽驱魏忠贤门下，极言“东林想对公公不利”，魏忠贤听了，难免联想到叶向高前后所为，现在连杀个“有罪”的熊廷弼都不能遂意——当然，叶向高本意为何，其实不言自明——自是深以为然，就此便定下了铲除东林党的方略。   
　　要动手就得有机会。事情的导火索始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给事中傅櫆弹劾朝臣左光斗、魏大中勾结汪文言，招权纳贿，魏忠贤趁势将汪文言逮入诏狱，“东林之祸自此起”。全面激化则是在同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24项大罪，言辞激烈，痛快淋漓，朝中百官群起响应。魏忠贤大惧，使出浑身解数向皇帝求救，自请辞去东厂提督职务，又在于御前痛哭流涕表明心迹。他的“姘头”客氏和心腹太监王体乾从旁周旋，这才化解了这场风波。杨涟告状不成，反遭罢黜，魏忠贤缓过劲来掉头反扑，“欲尽杀异己者”，操纵朝廷罢斥官员多达数十人，进而将矛头对准了内阁首辅叶向高。   
　　叶向高其实不想与魏忠贤过早正面交锋，杨涟上疏，他本不知情，一干东林党人又在事发当时邀他主持大局，认为只要首辅出马，“可决胜”。然而叶向高顾及魏忠贤终究无法轻易除掉，倒不如在这件事情上从中挽救，还能避免一场无谓的祸端。于是上疏称赞魏忠贤办事勤劳，朝廷待他又恩义极重，难免惹来旁人非议，不如请魏公公暂且搬回自己家里，避一避风头，也好保全他的名声，做个有始有终的“贤阉”。   
　　这其实是在帮魏忠贤了，然而他并不领情。工部郎中万燝弹劾因为魏忠贤而惨遭廷杖，这回叶向高挽救不及，前者竟以廷杖丧命。又有巡城御史林汝翥当街责打行为不法的内廷太监，事后又害怕被魏忠贤拖去象万燝一样活活打死，于是弃官潜逃。太监们听说林御史是叶向高的外甥，于是一哄而入冲进叶府，摔板凳拍桌子要他把人交出来。叶向高上哪儿去给他们找人？倒是“窝藏”林汝翥的遵化巡抚杨渼胆小怕事，唯恐累及自身，向朝廷检举了“疑犯”行踪，林汝翥到头来免不得还是被痛打一顿，只不过运气好些，没有惨死在廷杖之下。   
　　叶向高这时候明白过来，势已不可为了，只得连上二十余封奏疏自请去职。结果皇帝准奏，并加他为太傅，另遣专人沿途护送还家。临行之前，他又偷偷拉过另一位阁臣朱国祯交代说：“我现在走了，蒲州更不是（魏忠贤）的对手，你也早点离开的好。”   
　　蒲州，是接替叶向高出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韩爌的别号。事情正如叶向高所料，韩爌不久旋即罢斥。只是朱国祯没有听从叶向高的劝说，执意接班韩爌，也不过是自取其辱，干不了多久也只得黯然下野。   
       这时朝中的情形，正如史书所谓，“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带头的走了，朝廷里的清流们就此沦作了魏忠贤屠刀下待宰的羔羊。

汪寿杰

第二十六章  九千岁的兵

　　且说魏忠贤名下，党徒成群，较为亲近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谓。这其中，五彪都是武人，除了一个孙云鹤是东厂理刑官，其余如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和杨寰，则悉数在锦衣卫任职。   
　　田尔耕是锦衣卫主事，许显纯执掌北镇抚司，崔应元和杨寰都是前者心腹，四个人“紧密团结”在以魏公公为核心的“阉党”周围，生杀予夺，不过一念之间，正人君子落进了诏狱，惨烈之况无以复加，“冠绝先代”，即使后世亦未有出其右者。   
　　先说汪文言案。这人是个奇士，出身狱吏，仗义任侠，又饶具谋略，在万历以后东林斗垮三党的政治角力中出力甚多，颇得朝野敬重。叶向高秉政，以他作内阁中书，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一类的职位，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一班清流过往甚密。头一次因为傅櫆弹劾被逮入狱，魏忠贤慑于叶向高大旗不倒，朝中东林云集，倒还没敢刻意构陷，只是廷杖一番，并不曾牵涉他人。等到叶向高已走，身边又有一干三党挑唆，于是便重兴大狱，不仅是汪文言，还把已经去职的杨涟、魏大中、左光斗，以及任在京中任职的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也给扯了进来。     　　后面这六位，便是所谓的天启“六君子”了。   
　　汪文言一被许显纯关进镇抚司诏狱，劈头盖脸就要他交代杨涟等人收受熊廷弼贿赂案情——原来这是倚附魏忠贤的大理寺丞徐大化出的主意，说空口诬陷，无名无份，不好收拾，不如把杨涟他们和熊廷弼扯上关系，就说他们都拿了这位尚且关在狱中的辽东经略的银子，那么“封疆事重，杀之有名”。魏忠贤听罢大喜，便要许显纯如法炮制。倒是汪文言真是个硬骨头，所谓的全刑，也就是“械、镣、棍、拶、夹棍”这五毒，许显纯全盘给他招呼了一番，仍旧抵死不肯连累他人，大呼”世间怎么会有贪赃的杨大洪”（大洪，杨涟别号）。许显纯只得凭空捏造了一份供词，汪文言垂死之际又张开眼睛怒斥他说：“你不要乱写，改天我一定要和你当面对质”。许显纯没办法，只好当即将他打死灭口。   
　　汪文言一死，正所谓“死无对证”，这下子杨涟等人的罪名就算是“落到实处”，任由四位锦衣卫老爷“想当然”起来了。为了尽早结案，他们分遣缇骑跑去杨涟、魏大中和左光斗的老家拿人。结果杨涟被逮，家乡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哭得惊天动地，沿途经历村庄，也多有人替他焚香祷告平安归来。魏大中和左光斗的情形也大抵如此。特别是左光斗，父老子弟“哭号震原野”，就连缇骑都忍不住跟着落下泪来。   
　　当然，落泪也就落泪了，只不过证明锦衣卫的心也是人肉长的，但是犯人还是得捉，不然回到京城，拿什么跟四位大人以及魏公公九千岁交代呢？   
　　杨涟等三人“一朝落网”，便和周瑞朝这三位一并给关了起来。阉党计议，给他们六人分派了“纳贿”金额：杨涟和左光斗都是银二万两，魏大中是三千，周朝瑞一万，袁化中六千，顾大章则是四万。成天也是五毒伺候，务必要他们“坦白”交代案情。   
　　这时候的六君子却犯起了糊涂。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主意，也可能是外面有谁替他们想的办法，或以为不如先承认纳贿，“好汉不吃眼前亏”，保全了性命，这样案子会全盘移交刑部，由国家司法公开审讯，那时候再来翻供倒也不迟。于是一咬牙，就说“我们确实是拿了熊廷弼的钱了”，如此这般，既然已经招供，就请镇抚司上报朝廷，由相关部门对我们另行作出裁决吧！   
　　其实不认倒好。这一认，麻烦接踵而至。许显纯又是篡改供词，把案情无限夸大，然后往朝廷里一报，魏忠贤“顺其自然”地代表皇帝下旨，案件仍由锦衣卫北镇抚司诏狱处理，涉案人员所供认的纳贿金额，务必全数收缴没入国库，并且是五天一“追比”，拿不出钱来就继续打，打完又再给你五天，如此反复而已。   
　　忠臣大多是清官，清官最怕别人和他谈钱。六君子拿不出钱来，只能继续挨打。他们在狱中受刑，真实景况外界无法得知——北镇抚司诏狱哪是可以随便让人进去参观的？倒是有个任侠豪杰之士，姓名不详，自称“燕客”，化妆成小吏住在诏狱附近，成天跟狱中的马夫狱卒们混在一块儿，混得熟了，便给他混进狱中，亲眼目睹了六君子受刑惨死的全部经过。   
　　以下记述便节录自这位燕客所作的《天人合征录》一文。   
　　“七月初四日……六君子从牢房里出来，各有两名狱卒在左右挟扶，伛偻着身子向东走去，每走一步都觉疼痛难当，呻吟的声音听起来极为酸楚，我也不觉备感伤心和悲愤……衣裳就像被血染过一样，而杨公（杨涟）的胡须原本是白色的，所以最为明显……到了镇抚司厅前，都跪在屋檐下面……许显纯处分完毕，又下令将他们关进狱中”。   
“（七月）十三日……杨唤过家人大声说'你们回去，好生服侍老夫人，吩咐各位公子以后千万不要读书'……这天各人都毒打三十棍，棍声动地……诸位君子的大腿都腐烂了，赶紧用白布包裹起来，而杨公的情况最为恶劣”。
　　“（七月）十九日……杨、左（光斗）、魏（大中）都受全刑……左公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小儿啼哭……周（朝瑞）、顾（大章）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拶敲五十……魏大中把家人唤到跟前，吩咐他们说'我自从十五日以来，闻见谷食的气味就想呕吐，每天都只吃冷水一碗，苹果半只而已。送命想来只在旦夕之间，你们赶紧替我去预备棺材吧。只是我们家太穷，不可能准备得太好，只要能把尸骨遮掩起来就行'。”   
　　“（七月）二十一日……许显纯直呼着杨公的名字说，'你唆使他们藏匿脏银拒不交纳，这是抗拒圣旨，该当何罪'，杨公抬起头想要分辩，然而已经说不出话来……趴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   
　　“魏公受刑较杨、左为少……十七日以后，两只脚直挺挺的好像死掉的青蛙，不能自由屈伸……”   
　　“顾公……躺在床上直到七月中才能下地走路，右大腿上的伤口溃烂，掉下来一块腐肉如同老鼠般大小……”   
　　最后，“（七月）二十四日……用刑完毕，许显纯吩咐狱卒说，六个人不能住在一块……我听说后去问狱吏怎么回事，回答说‘今天晚上各位大爷中定有壁挺（狱中所谓死也）之人'……这天晚上，三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果然都死在了狱吏叶文仲的手中……叶文仲是狱卒的头目，为人至狠至毒……”   
　　至于三君子的死况，燕客说是“验尸完毕之后……用芦席草绳捆裹起来，扔到墙外，整条街上都能闻见恶臭，尸虫像雨点一样落在地上”。另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述，杨涟之死“用盛满土的袋子压在身上，耳朵里钉进了铁钉，穿着一件血衣被扔进棺材里”，魏大中“死后六七天才被抬出牢房”，因为时值盛夏，“溃烂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其实除了燕客，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就是后来满清入关，在扬州壮烈殉国的那位——也曾贿赂狱卒，前往狱中探视自己的老师——当时左光斗还活着——结果看见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庞焦烂不能分辨，左膝盖以下部位，筋肉和骨头都已经全部脱落”。于是禁不住抱着老师失声痛哭。左光斗听见是他的声音，因为无法睁开双眼，于是奋力用手指把眼皮扳开，“目光如炬”，大声呵斥学生说：“你这个没用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国家大事，已经糜烂到了这种地步，你却轻身罔顾大义，那天下事还有谁来承担？赶快出去，不要让奸佞小人找到机会构陷于你，（不然）我第一个杀了你！”于是“摸着地上的刑械，作出想要投击的样子，一旁的狱吏都吓得不敢作声”。史可法后来“流着眼泪向旁人回忆起当时情形，说'老师的肺肝，都是用铁石铸成的！'”。
　　而每死一人，许显纯便用刀剔下死者的喉骨，用小盒封固起来，送给魏忠贤作为凭证——惨绝人寰，惨无人道，竟至于此！   
　　继杨、左、魏三人以后，袁化中和周朝瑞也相继遇害。最后只剩下一个顾大章，被移交刑部，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是阉党一伙，把案子按着魏公公的意思落实了，仍旧下令将顾大章交还诏狱发落。顾大章对家人们说：”（刑部大牢）这里简直就是福堂，我还回去做什么？”于是在刑部狱中上吊自尽而死。   
　　至于魏忠贤，自从这次得手以后，便放开手脚接二连三的干了起来。早前，阿附于他的官员当中，有个叫作王绍徽的，为了迎合”九千岁”迫害东林党人的举动，于是以梁山泊一百单九将——他还算上了托塔天王晁盖——的体例，拟出一个《东林点将录》，把他们所谓的“东林逆党”头要人物悉数囊括其间——比如叶向高，就是”天魁星呼保义大学士”——以此为基础，天启五年（1525年）十二月，魏忠贤又矫诏发布了所谓的《东林党人榜》，名单范围进一步扩大，共计三百零九人，上至大学士、各部院，下至台省部曹，及至督抚、郡邑，应有尽有，“活着的削去名籍，死了的追夺功名，已经削夺的就实行禁锢”，真正形成了对东林党人的一网打尽之势。   
       而“六君子事件”之后，复于天启六年（1526年）再兴大狱，以“李实诬奏”案逮死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等七人，以及同年六月安徽的“吴养春案”，虽然源起各不相同，然而狱中前后经过，大抵也与六君子没有太多的区别。

汪寿杰

第二十七章  最后一个大阉的末路

　　只不过，锦衣卫在天启六年奉魏忠贤命逮捕周顺昌伊始，却是遇上了不小的麻烦。   
　　周顺昌是吴县人，曾在吏部任职。他为人刚直贞节，疾恶如仇，同乡的魏大中被逮入狱，便曾为其饯行，不但同起同卧，还许诺以自己的女儿嫁给魏大中的孙子。旁边的锦衣校尉等得不耐烦了，不停地催促他们快走，周顺昌瞪起双眼大声呵斥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世间有不怕死的男子汉么？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就是以前的吏部郎周顺昌！”进而对魏忠贤骂不绝口。校尉们跑回去把这事如实禀告了魏忠贤，于是等到苏松巡抚周起元等人因为开罪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而兴起大狱的时候，魏忠贤便捎带着把周顺昌也给拖进了这趟浑水，派遣专人到苏州去捉拿这位不怕死的“周吏部”了。   
　　当时带头捉人的，是锦衣千户张应龙和文之炳这两位。刚到苏州，连日阴雨，景色惨淡。周顺昌行将入狱的消息一传开，“穷村僻落，蝇附而至，愿一识周吏部，日不下万人”，都焚香为周顺昌祈祷平安无事。这里面固然有周顺昌“好为德于乡”，平日替家乡人做了不少好事的缘故，然而更多的，想来应该是大家对他不畏权贵的慷慨豪情由衷钦佩所致。有读书人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几位，还跑去找到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御史徐吉，希望他们能代为向上转达民愿，宽赦周顺昌的“罪行”。   
　　偏是张应龙和文之炳不明就里，还想着在逮人之前多向人家勒索些银两，不然就威胁说“周某人要是在半路上不明不白地死掉了，你们也别来问我”，又说“这是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胆敢从中阻挠！”放声大呼“囚犯在哪里”，故作威风地把刑具镣铐扔在地上，发出阵阵锒铛声响。   
　　其实不提东厂倒还罢了，一听他们说出东厂两个字来，民众更是愤恨难当，都说“我们还以为是天子的意思，原来是东厂想要诬陷好人”，平日最看不惯就是你们这些东厂走狗，今天还想捉我们的周吏部，大家忍无可忍，索性和你们拼了吧！   
　　于是到了正式宣读逮捕令那天，民众群聚在巡抚衙门之外，“执香者烟涨蔽天，哭号声闻数十里”，就连城门内外都站满了人，上下遥相呼应，“声震天”。周顺昌怕连累乡亲，再三拜谢他们的一番深情厚谊，众人仍然不肯各自散去。碰巧又赶上毛一鹭和徐吉跑来与锦衣卫会合，下令开启大门，民众便趁势一拥而入，“势如山崩”地朝向锦衣卫打了过去。   
　　当时情形，众人折断了衙门里的围栅木栏，“纵横殴击”，照着锦衣卫劈头就打。可怜是缇骑老爷们威风得惯了，莫说是魏忠贤当朝，就是大明开国二百余年以来，走到哪儿不是被人尊礼相待，哪里想到会惹出这种乱子来？当下措手不及，虽有武艺在身，却真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根本抵挡不住，唯有抱头鼠窜而已。有躲在房梁上的，有躲进厕所里的，还有避无可避，找些枯枝烂叶把自己盖起来溜进墙角里的——有个叫李国柱的锦衣卫官最倒霉，被人用木屐当头踹了一脚，屐齿陷入颅骨，当即倒地而亡。   
　　既是乱拳，难免也会错打好人。有位叫作殷献臣的，为周家编写《周氏年谱》的作者，在场目睹了这番情形，担心会加重周顺昌的罪名，便对众人婉言相劝，“痛陈不可”，反倒也被当作”阉党”，”被悍民以香刺面，几饱以老拳”，白白讨来一顿痛打——民怨激愤无复以加，故此可见。   
　　那么，苏州“民变”，究竟打死了多少锦衣缇骑呢？历家说法不一。《明史•周顺昌列传》说仅打死一人，而许多野史笔记则有二人、三人及“数人”之谓。毛一鹭和徐吉束手无策，最后请出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这两位“素得民心”的父母官百般劝说，民众这才意忿难平地逐渐散去。   
　　至于那些幸得不死的缇骑，他们的情况也不见得多好，简直被打得有些精神失常了，躲进屋里不敢出门不说，只要听见谁说话声音大了些，就立马条件反射似地跪地求饶——毛一鹭只好聊尽“地主之谊”，派出专人在左右守护，至于什么宣旨逮人，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   
　　可是忠臣之于奸佞，君子之于小人，两者最大的区别，便在事到临头的节骨眼上，他们的选择往往大相径庭。周顺昌虽然得到父老乡亲如此爱戴，但他深知，自己一天不“落网”，事情便一天得不到平息，还会牵扯到更多无辜的性命。他于是“自诣吏”，又过了三天，便随着缇骑一块去了北京。当然了，因为死里逃生，心有余悸，锦衣缇骑们一路上对他极好，不曾有过任何不恭的举动。   
　　消息传回北京，魏忠贤大惊失色——其实事情哪里有那些人所说，什么“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这般严重——差点就要那些拿替自己出谋划策的官员问罪，直到毛一鹭向他汇报，带头闹事的五个人，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都已经被捉拿归案了，一颗悬在半空里的心这才落回了原地。   
　　这五位也是好汉，一力承担了围殴缇骑的罪责，并说“都是我们干的，与他人无关，要杀就杀我们五个就好了”，自己拿来刑具给自己戴上。从此“五人之名震天下”，临刑时监斩官亦不免为之落泪，死后家乡人又为他们收敛尸骨，于虎丘合葬，号称“五人之墓”。   
       至于周顺昌，入狱后慷慨如故，每当行刑，必然大骂魏忠贤。许显纯——这人实可谓天启锦衣卫的当红一线主角儿——把他的牙齿全都敲掉了，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还能骂魏上公吗？”周顺昌一口污血吐在他的脸上，“骂益厉”，终于在当夜被许显纯于狱中惨杀。   
　　经此一役——这里稍作提及，在“周顺昌事件”同时，跑去苏州捉拿另一位大臣黄尊素的缇骑，在城外也同样陷入了民众围攻，连捉人用的“驾贴”都给打掉了。而更早之前，在杨涟和左光斗等人被逮的时候，也曾有过“壮士剑客”数千人准备抢夺囚车，士绅子弟张榜号召“痛打缇骑”的情形，只不过因为当事人发现的早，予以了及时的制止——魏忠贤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在宫里，在京里，固然可以一手遮天，然而天下之大，一旦激起“祸端”，那局面也不是自己可以收拾得了的。于是从此以后，“缇骑不出国门矣”，再也不敢跑去京城以外胡乱捉人了。   
　　而“九千岁”的威势，似乎也正因为遭受了江南士民此番拳脚相加的影响，元气折损，隐约显露出些许根基动摇的倾向。尤其到了次年八月，“天才木匠”朱由校以23岁的年纪在宫中急逝，魏忠贤顷刻失去了倚凭的靠山，人事更迭之际，在如何应付接替哥哥执掌大明江山的皇五弟、信王朱由检的问题上，身处风口浪尖的魏忠贤自然犯起了嘀咕，开始有些狐疑不定起来。   
　　因为信王很不喜欢他——普天下当然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喜欢他魏公公——他又确有谋朝篡位，或违背大行皇帝遗诏，改立他人的念头——朱由校驾崩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乙卯，信王入宫之日为丙辰，且是下午。这中间，有好几个时辰，大明朝处于“无主”的状态。以传统来说，储位既然定下来了，那么先帝一死，首要任务就是迎立储君。因此，从时间上来推论，说他魏忠贤有上述这番大逆不道的心思，实在是一点儿也不冤枉他。   
　　只是大明皇权根深蒂固，尤其最为致命的一点，没了皇帝的太监什么也不是，失宠失势就是死路一条——何况兵权又不在自己手中。如此这般，思前想后，还是先把信王迎进宫里再说，表现得积极些，在这些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绝不能给别人逮着了话柄。   
　　这就是魏忠贤自取其祸了。信王朱由检是个极为谨慎且多疑的人，进得宫来，只吃自己衣袖里藏着的食物，而绝不肯碰太监们奉上的御膳——他怕有毒——长夜枯坐，紧张得不敢合眼，遇见有太监拿着剑在殿外走动，便取过剑来放在自己案头，又让光禄寺取饮食奖赏这位“勤勉”的内臣。于是“欢声如雷”，都说新皇仁德。这样好不容易挺到第二天，接受百官朝拜已毕，这才总算坐定了皇位。   
　　于是为大行皇帝上尊谥为哲皇帝，庙号熹宗，以次年为崇祯元年（1628年）——接下来，便轮到收拾“万恶之源”的魏忠贤了。   
　　在收拾魏忠贤的整个过程中，朱由检表现得都极为沉着。因为感觉到了点儿大厦将倾的意味，上至魏忠贤，下至他那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阉党众人这时候都在琢磨着如何自保，见不得光的主意当然没有少去琢磨。为了稳定朝局，朱由检先是对魏忠贤百般安抚，对其族党褒奖有加，接着却又应允了他自愿辞去东厂提督的奏请——魏忠贤是想以退为进，但这一退，便再也进不上去了——并令客氏搬出宫城居住。到了天启七年十月间，嘉兴有个贡生钱嘉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朱由检让别的太监拿去念给当事人听，弄得魏忠贤“大惧”，唯有叩头请罪而已。朱由检一看试探初见成效，并未激起阉党多么强烈的反应，便于十一月将魏忠贤解职发往凤阳闲住，旋即差遣锦衣缇骑尽出，拿着驾贴去捉拿他们这位曾经的主子。   
　　魏忠贤在路上听闻新皇已经对自己下手，就在阜城这个地方自尽而死。朱由检闻讯深以为憾，下令碎尸，把他的脑袋悬在河间示众，族人尽皆处斩，就连襁褓中的婴孩也不得宽恕。又将客氏逮至后宫浣衣局活活打死，及至“焚尸扬灰”——抄没客氏家财的时候，在她家里发现了宫女八人，都怀有身孕，据闻是客氏想效仿先秦吕不韦“奇货可居”的伎俩，以这些宫女进献皇帝，生下来的自然不是什么朱家后代，以此来实现她“李代桃僵”的计策。其用心之险恶，倘若事成，后果委实不堪设想。   
　　至此，首恶即除，下面那些大小走狗当然也难得逍遥法外。崇祯二年敲定“魏忠贤逆案”，涉案人员张榜明示天下，多达二百八十九人，同样也是上至大学士，下至郡县官吏乃至于读书人，倒也和当初那份《东林党人榜》一样，真是“前后辉映”。阉党主要骨干非死即流，于此不再一一赘述。   
　　这里单说许显纯。需要补充交代几句的是，其实这人家世很好，祖父许从诚是驸马，自己又是武进士出身，“略通文墨”，在锦衣卫里来说也可算得一个人才。只是这点儿“才”全被他用去为虎作伥，凡事对魏忠贤唯唯诺诺，虽然主持诏狱，未得来人吩咐，就连自己动手拷问犯人的胆量都没有，怕擅作主张得罪了“九千岁”。为恶如此，他自然连“逆案榜”都没能等到，崇祯元年六月，即和田尔耕一同被判处斩，人人莫不拍手称快。   
　　而这时候，一干在天启年间大狱中被害诸家的子弟，纷纷群聚到镇抚司诏狱外为先人设祭，哭声竟直达深宫禁苑，惹得朱由检忍不住发出“忠臣孤子，甚恻朕怀”的一声长叹。这些人就是有名的“东林孤儿”，他们并未听从先祖“不要再读书”的训诫，反而专心学问功名，后来多有显著，大抵可视作是上苍垂怜的缘故吧！   
　　民间又有戏班，专门编排了一出《冰山记》，描写魏忠贤倒台经过。据说只要扮演杨涟的伶人登场，观众莫不为之动容，齐声高呼“杨涟、杨涟”，仿佛真如杨涟本人重现一般。   
       公道自在人心，是此谓也。

汪寿杰

第二十八章  结局：皇帝、太监和锦衣卫们

　　魏忠贤是死了，许显纯之流也杀得尽绝了，然而大明朝也跟着快要完蛋了。   
　　其实说起来，朱由检何尝不想振作，延续自己手中二百余年的大明基业？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简直就像是在补世宗、神宗和熹宗拖欠的债务一样，天天临朝议政，日以继夜的批阅奏疏，凡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下令内廷宦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又下令“廷臣不得结交内臣”，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起用早前辽东战事中屡建奇勋，却为魏忠贤等人排挤而去职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抵御满清，凡此种种，无不是在为着挽狂澜于既倒做着最后的努力。   
　　但是，他手里的摊子实在太烂了。   
　　不仅是烂，简直就是烂成了一堆渣。关外，满清战马嘶鸣，持刀相向；关内，四下流寇蜂起，饥民遍野。最为命的是，历经过万历、天启的党争风暴，再加上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大砍大伐，国家人才凋零，几至无人可用，留在他身边的即使不是小人，也不过仅是一帮庸人而已，以至于在崇祯元年想要找出一个新的内阁首辅协理朝政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借助抓阄这种可笑的方式。   
　　而朱由检自己也是有问题的。   
　　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既不能尽信于人，又常为用心叵测之徒所蒙蔽，刚愎自用，举止乖张。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因为误信流言而翻脸不认人，将举兵入卫京师的袁崇焕逮入锦衣卫狱，并于次年八年将其凌迟处死，无疑便是他这些性格弱点最为有力的明证——袁督师千古奇冤，可比南宋岳武穆之风波亭——偏他又不知自省，只是一味沿着这样的即定路线“义无反顾”地埋头向前，“大势将倾，积习难免”，内外交困之下“遂至溃烂而莫可救”， “可谓不幸也已”。   
　　而锦衣卫呢？   
　　随着国势山河日下，事事痛感束手无措之余，为了控制朝局，加强对军事和行政的统辖力度，朱由检自然也就反悔，推翻了自己在即位之初曾经作出限制厂卫权力的承诺，进一步扩大这两个特殊部门在国家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监察”范围，虽然在其执政的十七年间不断因此而受到大臣的指责和劝谏，但却“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这是可悲，可恨，还是可叹？   
　　所以，尽管没有了魏忠贤，没有了许显纯，崇祯朝的厂卫大抵还是沿着前朝套路，“亲密无间”，玩出了一把有明一朝最后疯狂的闹剧。   
　　于此，有位叫作李清的官员以旁观者的身份记述得最为生动。   
　　他在他所写的《三垣笔记》里回忆说，“我刚到刑部，问司寇郑三俊，刑部什么案情最冤枉”，结果这位司寇回答他是“盗情”，并说“如果想要为那些所谓的盗匪平反，最好的办法就是判他们秋后处决”。李清有些奇怪，追问这是为什么。后者面有难色地解释说：“因为这些盗匪，都是东厂缉获送来的，有关部门不敢翻案，所以只能找出那些既无赃物亦无人证的涉案人员，判处他们秋后处决，这样或许还能够替他们争取到解脱罪名的时间。”   
　　至于当时狱中情形，“每当厂役捕获盗匪，必定要加以‘五毒'刑讯，并从犯人里挑出有油水的对象，敲诈勒索直至倾家荡产，然后才将案情上报东厂”， “曾经有个‘盗匪’被押往菜市口行刑，一路上叹息着说‘我连小偷小摸的事情都没做过，怎么能诬陷我是强盗呢？’”   
　　有鉴于此，李清也曾劝说别的官员平反冤狱，结果别人回答他说：“如果推翻了东厂所获取的供词，日后他们必然罗织罪名，相关大小官吏都得一并送命，所以没有人敢这么做。”   
　　那么，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冤情，到底是从冒哪儿来的呢？   
       他又说：“（皇）上把耳目的功效寄托给锦衣卫，称他们是‘心膂大臣'，所有宫廷以外的事情，都由锦衣卫负责汇报。吴孟明并不急于害人，更想趁机敛聚钱财，他的儿子吴邦辅出力最多，每当缉获州县官员（向廷臣）送礼的礼单，必然故意泄露姓名，然后挨家逐户登门勒索……东厂也是如此……曾经有某位知县，送了二十四两银子给翰林编修胡守恒，请后者替自己写篇文章，其实钱还没有送出，也被勒索了千金才算作罢……”        
　　甚至无意间的玩笑话，也会给官员们惹来天大的麻烦——公公也好，缇骑也好，都是惹不起的——有位叫作白慧元的，任职定兴知县，和宫里某个公公是同乡，大约为着联络乡谊，两个人便凑在一块儿喝酒。酒过三巡，公公从家里拿出许多珍奇异宝请老乡观赏。不想白慧元是个豁达之人，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有至宝，比你这些好多了”。公公好奇，追问他是什么，结果白慧元把嘴一咧说：“这至宝就在我的裤裆里。”我有子孙根，你没有，不是强过你这多许珍宝么？   
　　这话可真是戳到了人家做太监的痛处啦！公公当时不说，回头就向皇帝汇报“白慧元这个做县令的，贪赃枉法，残横凶暴，纵容属下在辖区里鱼肉百姓，应该革职拿办。”又觉得光拿他一个，太过惹人注目，于是索性把连同定兴县在内，包括京师附近的任丘、清苑、涞水、迁安、大城等地县官一并拿下，悉数革职遣返，并且还申斥“巡抚按察不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各级官吏严加督察，以致他们玩忽职守，京畿地区都这样，偏远省份更是可想而知”，要中央相关主管部门严加整顿官场纪律，不得再出现类似情况。   
　　瞧瞧，白慧元一句话连累了多少人！   
　　一句玩笑尚且如此，其它诸如刻意为之的蓄意栽赃、滥杀良民，或者包庇党属，颠倒黑白，以致激发如天启年间“周顺昌事件”那样百姓“暴力抗法”的情形，在整个崇祯朝此起彼伏，屡见不鲜，也就实在没有必要在这里替他们“作书立传”了。   
　　不过话说回来，都说“厂卫、厂卫”，虽然早已“和光同尘”，但是就其活跃的范围和层面而言，因为原本分工不同，所以东厂毕竟要比锦衣卫沾惹的事情更多、更广，锦衣卫的注意力，终究还是集中在朝廷政治斗争这最主要的一根弦上。   
　　崇祯末年，内阁当红的辅臣，有位叫作周延儒的——这人在《明史•奸臣传》中榜上有名，是个什么货色，无须多说——朱由检虽然“多疑而任察”，莫说是寻常大臣，就算是袁崇焕那样有大功的忠臣、能臣，翻了脸照杀不误，而且是杀大臣“如割草芥”，但对这位周阁老，却始终信任得很。这是周延儒做人精明，一直在朝堂上风光无限，又因为他善于迎合圣意，屡次获得朱由检的褒奖。他最后倒台，就是栽到了锦衣卫的手里。   
　　因为周阁老为了博取贤名，曾经向皇帝进言，要限制厂卫的权力。结果事情不成，反倒得罪了东厂和锦衣卫一大帮的头面人物。当然了，他大概是觉得，这时候执掌锦衣卫的骆养性是自己提拔的亲信，不存在什么后顾之忧，却没料到这位骆都督真的就为此怀恨在心，暗中勾结东厂对他进行“专案侦察”。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朱由检便接到锦衣卫密报，说是此前周阁老在通州“视师”督战抵御满清进攻的战役中，其实根本就没有出城迎敌，而是躲在屋里和客人饮酒作乐，所谓的“屡战大捷”，都是他编排出来欺瞒皇帝的一派胡言——这是确属事实，不算冤枉他周延儒了——朱由检顿时大怒，将其革职还乡。骆养性又在后面继续煽风点火，终于促成朱由检坚定决心，在年底派出缇骑将周阁老逮回京师，迫其自杀，抄家籍灭才算作罢。   
　　可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延儒不是好人，这谁都知道，十五六年间弹劾他的大臣比比皆是，朱由检一概置之不理，唯独锦衣卫说话，立马就能让这位阁辅三尺白绫做了了结，皇帝对锦衣卫重视到何等程度，通过这件事情自可一目了然。   
　　这也就是崇祯年间朝野倾轧的一桩明证了。不过呢，同样是这个骆养性，却还真办过与私怨无关的“好事”来着。   
　　这件事情又与诏狱有关了。有两位官员，姜埰和熊开元，因为上疏议事，触怒了朱由检，将其逮下诏狱，更在当天夜里给骆养性发去密旨，要他在狱中将二人“潜毙”以解心头之恨——这简直就是魏忠贤、许显纯之于“六君子”的重演，只不过始作俑者竟然换作了皇帝本人——骆养性有些拿不定主意，跑去问自己的同僚，结果人家反问他说：”你难道不知道田尔耕、许显纯的下场吗？”   
　　骆养性听完害怕起来，于是硬着头皮向朱由检回复说：“这些言官虽然有罪，理应通过法定程序明正典刑，然后再与天下人一同抛弃他们。现在陛下您三更半夜传来只言片语，就要臣结果了两位谏臣的性命，这样的旨意，臣实在不敢遵从。”我可不想跟田、许两位前辈一样，日后还得替您背黑锅，落得个身首异处。   
　　接着，心有余悸的骆养性又把这事告诉了朝廷里的某位同乡。不料这位同乡嘴巴不严，竟然走漏风声，于是有大臣向朱由检密奏说：“骆养性这是把过错推给君父，把功劳揽在自己头上。陛下您要是没有下达这样的旨意，那做臣子的当然不能信口雌黄；即便是有，也没有这样拿去到处跟人讲的道理。”骆养性太不像话了，皇帝还是杀了他的好。   
　　只不过骆养性最终还是逃过了一劫。因为朱由检事后又不想因为杀谏臣而使自己背上恶名，既是饶过了骆养性这个靠不住的，也饶过了姜埰和熊开元——究其始末，两位大臣如果有心，却是不能不去念着骆养性这一番救命之“恩”的。   
　　然而，也正是在姜埰和熊开元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出狱，行将奔赴前线“戴罪戍边”时候，大明朝的帝都北京城，被“流寇”李自成击破了。   
　　李自成击破北京，由始至终，都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一开始，宣府巡抚朱之冯，听说“流寇”攻陷了临近的重镇大同，还曾经大聚城中将士，在城楼上竖起太祖皇帝的神牌，誓与宣府共存亡。回头却撞见刚到任没几天的监视太监杜勋和麾下总兵官王承胤，双双叩请他献城“降贼”。朱之冯震愕非常，指着杜勋痛骂一番，到头来却也没能阻止后者穿戴起隆重的蟒衣朝服，“郊迎三十里之外”，将这北边重镇拱手送给了“闯王”。朱之冯独立城头，叹息良久，下令开炮，无人响应，自己去点火药，又被手下官兵阻止。他只得仰天大哭，拒绝亲信提出弃城出逃的建议，朝着南方叩首已毕，写下请皇帝收拾人心的遗表，就在宣府城中自缢而死。   
　　可偏偏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杜勋，朱由检却认为他是骂贼殉难，“忠烈可嘉”，不但拒绝了朝臣请急撤各地监视太监的奏请，还追赐他为司礼太监，“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堂上官”，准备在宣府为他立祠，“春秋致祭”。   
　　于是乎，等到李自成大军包围了北京城，杜勋和另一位在居庸关降“贼”的太监杜之秩入城去找皇帝和朝臣们谈判的时候，朱由检不免大惊失色，以为自己看见的是杜公公的“忠魂”，惊讶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却不想他杜勋开口便是“闯王厉害，闯王了得”，添油加醋地替“贼酋”吹嘘了一番，最后扔下一句“事到如今，如何是好，皇帝您还是替自个儿打算打算吧”，便又大摇大摆地穿城而出。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杜勋是被守卫北京城的将士用绳子系在箩筐上吊进城里的，走的时候自然还得这么回去。临行前，他又唤过留守城中的太监王相尧、褚宪章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们这些人，富贵都在，谁也少不了的。”   
　　为什么富贵都在？因为他们准备换个主子继续混饭吃了。   
　　朱由检终于回过神来，让兵部尚书张缙彦拿着自己的旨意登上城头察视情况。张缙彦被守城的太监们所阻拦，问他们杜勋哪里去了，回答说是已经出城回营。张尚书无奈，带着几位同僚回去复命，却再也没能跟皇帝见上一面——他们进不去了，皇宫宫门已经被太监们关上了。   
　　第二天黎明，北京城陷落。   
　　朱由检在唯一的忠臣——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爬上万岁山，一根白绫，结果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死也结果了大明朝。   
　　本书完。   
　　怎么完了呢？题目不是“锦衣卫的末路”吗？本书的主角呢？都最后了还不告诉读者主角的命运么？告诉些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陪着皇帝，从开国到亡国，在皇权的阴影下，曾经辉煌，曾经跋扈，曾经不可一世的锦衣卫。在亡了国的时候，除了卷起铺盖细软逃跑，从此掩名埋姓夹起尾巴做人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得罪的人太多了，不论是阉党还是清流，士子还是百姓，天下间除了皇帝，根本没有能容得下他们存在的人。
　　而皇帝，已经自顾不暇，为了他的国家和社稷，殉国了。   
　　当此之时，北京城里闯王登殿，山海关外清军磨刀霍霍。朱由检的死，只带走了一个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尊严。而这个王朝早在建立之初就生长的毒瘤——锦衣卫——真正与国同休，在腐蚀了王朝的肌体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而在肌体溃烂之时流出的鲜血与脓疮，还要在今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呈现在无数人的眼前。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记载中，那剃发令下的无数冤魂里，那些反清义士、大明遗民中，可能有锦衣卫及其后人的存在，也可能没有。   
　　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在后世的记述中，锦衣卫的名字永远都和大明王朝的皇权紧紧联系在一起，如附骨之髓，无法区分。   
在失去了国家，失去了主人之后，没有了明朝，没有了皇帝，没有了锦衣卫的名字，这些人，也不过是，亡国奴，而已。

汪寿杰

后  记

   
　　在电影《新龙门客栈》里，威风凛凛的大反派是东厂的曹少钦公公，千里追杀周淮安，到了戈壁沙漠，也要摆大首领的谱儿，身边带着一群侍卫鞠躬哈腰——那一群侍卫，就是锦衣卫；还有许冠杰版的电影《笑傲江湖》里，张学友一脸坏笑，带着人马围攻染坊——张学友扮演的正是锦衣卫千户，权力很大，甚至可以随意调遣地方上的兵将……类似这样的描写，在影视作品和武侠小说中还有很多。   
　　这些人，他们是锦衣卫的成员。   
　　锦衣卫，一提起这个名字，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浮现的大概都会是阴森的牢房、恐怖的刑具、凶狠的审问、狡诈的阴谋，甚至高来高去的蒙面武功高手，而锦衣卫下属的诏狱，恐怕只能拿白公馆、渣滓洞这样的地方相比拟了。   
　　锦衣卫，成立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比东厂成立早三十多年，一直到明亡，存在了260年之久，是真正的与有明一代相始终。   
　　明朝可被后人诟病的地方有很多，皇帝重用特务进行统治正是其中之一。作为明朝特务机关代表的“厂卫”中“卫”的锦衣卫，它在百姓传闻和文人记事之中的真面目是什么？在王朝历史中的表现又是什么？那些身为锦衣卫的人们，他们的人生又是如何？……   
　　这种种问号一起，构成了我们写作此书的初衷。   
　　《明史》上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廕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一千五百七员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耤、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凡承制鞫狱录囚勘事，偕三法司。五军官舍比试并枪，同兵部莅视。统所凡十有七。中、左、右、前、后五所，领军士。五所分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十司，各领将军校尉，以备法驾。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后、中后六亲军所，分领将军、力士、军匠。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驾辇、驮宝之事。”     
　　这样的记载，使锦衣卫看起来像仪仗队多过一个特务机关。不错，锦衣卫，并非只是我们日常理解中的特务机关，它身为天子自将的二十二卫之一，负责大朝会时的警戒和仪仗工作，这从它”锦衣”之名上就可看出一二。   
　　而在我们这些后人眼里，特务组织的认识完全掩盖了仪仗队的功能。锦衣卫日夕在皇帝身边，虽然在明朝中晚期被由更接近皇帝的太监控制的东、西厂（还要包括短暂存在的内行厂）压制，但锦衣卫始终“屹立不倒”，和王朝命运相始终。   
　　在写作过程中，有许多以前的疑问都了回答，比如很多介绍锦衣卫的文章中都称朱元璋晚年认识到了杀戮太过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洪武二十年罢锦衣狱。这条记载见于史籍，却被很多人，包括许多历史学家曲解为罢除锦衣卫，而将锦衣卫复立的责任算到他儿子朱棣头上。其实“罢锦衣狱”和“罢锦衣卫”完全是两个概念，锦衣卫并非只是特务机关，它是卫所、皇家仪仗队、秘密警察的合体，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将秘密警察部分功能暂时停止而已。事实上，靖难之时，不光太监们鼠首两端，锦衣卫也同样分属二主，并在叔侄争位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了解锦衣卫的出现、发展和衰落，对于深入理解明朝的政治统治有很大的意义。当然，本书并非学术讨论书，我们想奉献给读者的，也不是枯燥的学术论文，而是想告诉大家，在明朝这样一个以特务统治著称的朝代里，在锦衣卫这个特务组织中任职的人们的故事。   
　　本书讲述了明朝各个历史重要时期中，锦衣卫这个特殊的特务机关的人和事。锦衣卫人员构成复杂，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以几个重要的人物来以点带面来描述整个锦衣卫的命运。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深受皇帝信任，拥有很大的权势；另一方面，他们的所作所为多为朝臣所鄙视，甚至得不到基本的人格尊重。   
　　每一个人的过往构成了过去，过去的积累构成了历史。身在其中，这些的故事富有传奇性，个人命运跌宕起伏的同时，也和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黑暗的历史，不难从中得到启发和深省。   
　　作者自知才疏学浅，贸然挑战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希望读者能够对历史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方面，也是由于作者自己对于锦衣卫这个另类的官僚组织有了一些认识和体会，希望能和读者分享。   
　　

齐秋草草于京华
　　2007年6月

汪寿杰

       敬请大家提供更多的关于锦衣卫的历史资料、历史传说，发表对锦衣卫这一历史怪胎的见解。
       明丞相汪广洋文化研究会，将在着手撰写“陶山家族”这一超越历史的书籍中，予以斟酌采信！

汪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