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

汪寿杰

第九章  瓜蔓抄

  
　　“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雄心勃勃地开始实行他的削藩大计时，南京城里悄悄流传起这么一首歌谣。当时没有人明白这歌里唱的是什么意思，现在燕王果然高飞枝头当了皇帝，才有人反应过来——这是一首谶谣啊。   
　　城破之日，皇宫忽起大火，侍卫太监救援不及，火灭后，朱棣抱着侄子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仰天长哭：“痴儿啊，何苦至此！”   
　　不管朱允炆是否真的被大火烧死，也不管整个永乐朝朱棣暗中派了多少人去寻找朱允炆的下落，反正从此之后，建文皇帝朱允炆消失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正史与他再无瓜葛。  
　　朱棣登基之后，对于朱允炆留下的旧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降附后实心用事的大臣，即使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他都不追究，表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宽容与气度。而对于那些拒不投降的，则表现出令人发指的残忍。  
　　朱允炆是朱元璋亲自册封的皇太孙，经过合法渠道继承皇位，朱棣虽然是皇族又是朱允炆的亲叔叔，但在君臣的大义名分中先天失利，因此，他迫切需要得到道德标杆的支持。进入南京城后，诸王和投降的大臣们纷纷上表劝他早日称帝，他也踌躇满志，准备进宫后直接称帝，翰林编修杨荣问他：“殿下是先拜祭太祖陵墓呢？还是先即位呢？”   
　　一句话惊醒了朱棣，他立刻先去朱元璋的孝陵拜谒，此后才着手准备登基大典。这似乎是小事，但却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朱棣先拜谒父亲的陵墓再继承皇位，是对天下臣民表明自己的皇位继承自太祖朱元璋，而非建文帝朱允炆。拜陵事件对于正寻求合法外衣的朱棣来说正是一个安慰，而杨荣也因此事逐渐得到朱棣的信任，后来更成为明朝最著名的”三杨”内阁成员之一。   
　　杨荣是朱允炆的旧臣，朱棣对他的正确建议立刻听从，安慰了很多投降的大臣。朱允炆也好，朱棣也好，反正都是朱家的子孙，这大明朝是朱家的天下，自己做官忠的是大明朝，谁做皇帝不是一样的呢？  
　　不一样。   
　　朱棣在明朝皇帝中得到的评价很高，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为他的儿子孙子后来开创 “仁宣之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很为后人所称道。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在于皇位得来不正，如同唐太宗李世民杀兄戮弟的玄武门之变一样，无论皇帝做得多好，非法定继承人得到皇位，这就是他们所背负的原罪。李世民一代英主，仍免不了心虚，开了帝王干涉修改史书的恶劣先例，朱棣之时，“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观念更为深入人心，他所面临的责难比李世民更多，自然心理负担也更重，这也是他面对不肯投降的建文旧臣时表现得异常残忍好杀的根本原因。   
　　黄子澄被抓到朱棣面前时口称“殿下”而非“陛下”，被盛怒的朱棣命人砍去他的双手双脚——千年前的一个女人因为嫉妒，把丈夫的小妾用同样的方法折磨至死，千年以后，这一幕竟然在两个男人身上重演，只不过行凶的理由更加冠冕堂皇。   
　　此后黄子澄被处以磔刑——三千刀还是四千刀？反正宋朝只砍几十刀的刑罚在朱棣这里有了新的发展——宗族老少六十多人同日被杀，姻亲谪戍边疆。   
　　齐泰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作为朱允炆最初的盟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对于朱棣的原罪绝不会妥协，朱棣也从来没想过在他们身上得到宽恕。  
　　然而有一个人，是朱棣虽然痛恨却仍要一力争取的，那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古，年幼时在家乡就有神童的美誉。他的父亲方克勤曾任济宁知府，“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很有民望，曾被朱元璋通报嘉奖过，但在洪武年间严酷的吏治中卷进罪案，最终还是难逃掉脑袋的下场。至于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则是明初大儒、著名的理学家，曾被朱元璋钦点为皇太子朱标的老师，在胡惟庸案中，宋濂的儿子被牵扯进去，朱元璋要杀宋濂，幸得朱标全力营救才改为流放，结果宋濂在流放途中自缢身亡。   
　　宋濂死后，方孝孺作为他最出色的弟子成为明初一代文宗，为天下读书人所敬重。宋濂曾教导方孝孺：“事君如事天。”作为理学家的学生，”君臣大义”的教条已经如同DNA般凝固在方孝孺的头脑中，即使父亲和老师都死于皇帝之手。   
　　朱允炆是朱标的儿子，朱标和方孝孺同为宋濂的学生，这么看的话，朱允炆和方孝孺政治理念相近也是很自然的事。朱允炆登基之后，方孝孺成为他最亲近的大臣之一，得以大施拳脚，想把大明朝变成自己理想中的光明国度。  
       朱允炆和方孝孺一样崇尚礼教，倾慕周官法度，热衷于复古改制，他在位的四年中，有人评论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官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不曾休。”合并几个州县，把官名换个古老的名称，甚至改宫殿名、城门名，南京城里各部衙门的名牌油漆未干又得再做新匾。即使前线和靖难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方孝孺还有闲心向朱允炆进言要求恢复西周的井田制。他最为推崇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认为只要按照周礼命名官署治理天下，大明朝就会繁荣昌盛——一味遵循古法，却不去考虑时移世易，根本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真真是个读死书的人。   
　　也就因为方孝孺是这样一个读书人，头脑中的君臣名分才更加鲜明，朱棣再为太祖所爱，辈分再高，终究也是朱允炆的臣子，以臣逼君就是大逆不道，他自然不可能降伏于朱棣。然而方孝孺是当时的士人领袖，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对于朱棣来说是赢得民心的一个重要砝码。早在朱棣进军南京前，他的首席军师道衍就曾恳求他放过方孝孺。  
　　朱棣当时满口答应，但进了南京城后，面对黄子澄和齐泰等建文旧臣的强烈恨意，情绪已经有些暴躁，对不肯投降的方孝孺更加不满。后来朱棣准备登基，需要有人起草诏书，大臣们都推举方孝孺来写，更把方孝孺推上了风口浪尖。方孝孺上殿的时候穿着丧服，朱棣知道他在为朱允炆服丧，显见是对自己威权的不认同。  
　　两个人心中都存有芥蒂，相互之间就怎么也说不到一起去。一个非要登基，一个就不写诏书。一个气得大叫：“你就不怕死吗？”一个梗着脖子回道：“死就死，诏书绝不写！”一个继续威胁：“你自己不怕死，难道还不怕株连九族吗？”一个以更大的声音回道：“就是十族又能奈我何？”   
　　话赶话到这个份儿上，朱棣已经被气昏了头。他不再想靠拉拢方孝孺来收买人心了，相反，他要通过方孝孺的案子来威慑人心，既然不服我，那就怕我吧，叫你们知道到底谁厉害！   
　　自古以来，杀人连坐最严厉的刑罚莫过于诛九族，但方孝孺的案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刑罚——诛十族。   
　　九族收押起来还算好办，按着亲戚关系抓人就是，这第十族该怎么算呢？经过锦衣卫和三法司紧急磋商，决定将“朋友门生”列为第十族，而抓捕工作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在深得朱棣信任的锦衣卫的身上。   
　　这“朋友门生”如何界定，什么人算朋友，什么人算门生？朋友是经常串门聊天的算呢，还是偶尔喝酒小聚的算？门生是跟随左右学习的算呢，还是曾经请教过问题也算？这中间既无先例可循，也没有量化标准，是与不是，全在锦衣卫的一句话。   
　　前前后后，方孝孺一案共计杀了八百七十多人，至于谪贬流放更是不计其数。不知方先生泉下有知，在地府和这些屈死的冤魂相见时，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无谓倔强而长叹一口气？   
　　方孝孺一案已经牵连甚广，但朱棣对天下的威慑行动却还没有结束。   
　　当日城破之时，方孝孺曾和御史大夫景清相约殉国，结果两人谁都没有自杀。后来方孝孺激怒朱棣落得诛十族的下场，景清则因为在朱棣为燕王时做过他手下的参议，才华能力给朱棣留下了好印象而被锦衣卫放过，继续在朝廷上当他的御史大夫。   
　　没想到景清不念朱棣的好，一直惦记着为朱允炆报仇。御史大夫是从一品的高官，上朝时离皇帝比较近，方孝孺的案子过去后，趁着朱棣有些放松警惕，景清便利用一次上朝的机会怀揣利刃，准备刺杀朱棣。  
　　景清一个文弱书生，想杀人时神情肯定有所异常，何况建文朝的重臣本就属于锦衣卫重点监察对象，一切异动早就汇报给朱棣，朱棣早有准备，在大殿之上等他羊入虎口。没等景清接近朱棣，已经被锦衣侍卫拦下，搜出利刃，见事不能成，景清对朱棣破口大骂，甚至被打落牙齿却仍然骂声不绝，还一口血喷到了朱棣的龙袍上。   
　　朱棣大怒，命人将景清剥皮揎草，尸体挂在城门上示众，家里也被灭族。即使如此残酷的处罚，朱棣仍然不够解气，此后但凡和景清扯上关系的人全都倒了霉。   
　　这扯上关系的活儿，还是锦衣卫最为拿手。史书上说“籍其乡，转相攀染”，查关系查到老家，连街坊邻居也都受到株连，“村里为墟”，被杀得整个村子都成了废墟。   
　　乡里乡亲和街坊邻居还算有风有影，还有更莫名其妙就被牵连丢了性命的。青州教谕刘固因为母亲年纪大了，向朝廷上书请求辞官好回乡去照顾老母亲，景清觉得他是孝子，没有通过朝廷文告，而是给他写了封信，说要提拔他到南京任职。本来这在官场上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就因为这封信，刘固就成了景清一党，不但他，就连他的母亲、兄弟以及儿子，全都同日被杀。   
　　这样的牵扯，时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瓜蔓抄”。   
　　瓜蔓抄始自景清一案，其后应用于永乐朝几乎所有案件当中，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朱棣的儿子仁宗朱高炽登基后才为这些屈死的人平反。   
       而瓜蔓抄中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会因为什么事情牵扯上什么人，哪天就被锦衣卫抓走没了活路——锦衣卫掌握了人们的生杀大权。于是有心人千方百计地探听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大人的喜好，争相贿赂，以求在未知的案子中保住性命。  
　　纪纲却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人，他爱钱，对送上门来的财物一概笑纳。但他更爱权，他知道只有为朱棣妥帖地办案，继续受到皇帝的信任，才能拥有更大的权势，而有了权势还怕没有钱财吗？   
　　于是纪纲在瓜蔓抄的牵连中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每当纪纲要杀某人时，他先将消息透露给对方，等对方坐立不安的时候，将人领到自己家里，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暗示对方，自己会在皇帝面前为他开脱，至于回报嘛，那就看您自己的意思了。   
　　威压之下，对方一般都会马上开窍，比起身外之物，当然命比较重要，于是将钱财源源不断地送到纪纲府上。而纪纲的暗示却一日比一日严重，直到对方家财耗尽的时候，锦衣卫就会破门而入，对方转瞬之间从指挥使大人的座上客变成诏狱里的一缕冤魂。   
　　这方法的确好，搜刮到大笔钱财的同时，纪纲仍然高质量地完成杀人任务，在朱棣眼里显得更加忠心能干。而因他而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史书上有四个字：“不可胜数。”   
　　锦衣卫在“瓜蔓抄”中大出风头，纪纲任命了一批善于纠查的锦衣校尉，他们业务能力极强，千方百计地搜罗大臣们的言行，从中挑选合适的罪名加以抓捕，其对法律之曲解乃至无视，使他们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了外廷三法司。   
　　朱棣正在用人之际，见纪纲如此能够领会自己的意思，不免大感快慰。锦衣卫指挥使只有正三品，虽然有实权，但和现在“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的道理一样，在高官满地走的京城里还是小字辈儿。朱棣为了犒赏锦衣卫的功劳，将纪纲升为正二品的都督佥事，别小看这一品之差，地位却有天壤之别，那时直接对皇帝负责、处理国家政务的六部尚书也才正二品而已，再往上的品级则非功臣宿将而不能得。换句话说，从一品和正一品在朝廷里凤毛麟角，正二品几乎就相当于最高品级了——由此可见纪纲在朱棣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升官之后，纪纲仍然兼着锦衣卫指挥使的差使，这一下，锦衣卫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更加不可一世，别说在京城里，在整个大明朝都敢横着走路了。   
　　然而大明朝官员万千，有胆量的也不是没有。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某一次，纪纲派了一个锦衣卫千户到浙江拿人。这千户一路上作威作福，大收贿赂，浙江按察使周新早就看不惯锦衣卫的种种不法行为，因此设局等着这个千户上套，准备一举擒拿。但他的密局在擅长探密的锦衣卫眼里实在不够保密，这个千户查知消息，早早逃走。周新起了倔心，借口有事公干，一路北上，在涿州抓到了人，将他扔到了涿州监狱里。   
　　周新在永乐朝也是个酷吏，他在做监察御史期间不畏权贵，有错必究，得了个“冷面寒铁公”的外号。据说京城里谁家小孩儿哭闹不止，只要对他说“冷面寒铁公来啦！”就马上不敢再哭。只不过他并不贪墨，做官的怕他，在老百姓那里名声却很好。   
　　这次难得有机会打击一下锦衣卫的嚣张气焰，周新心情舒畅，慢悠悠地向京城进发。还没到京城，就被京里派出的锦衣旗校抓了起来，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发现领头的人竟然就是那个千户。   
　　小小涿州监狱哪里关得住堂堂锦衣卫千户大人？周新前脚走，这千户后脚就出了狱，他连夜兼程赶回北京，灰头土脸地在纪纲面前一站。都不用告状，纪纲一看就急了，这还了得，竟然敢欺负我锦衣卫的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马上跑到朱棣那里告了一状，朱棣对纪纲正是信重之时，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让锦衣卫去抓人。   
　　周新在路上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他确有胆气，在朱棣面前还敢为自己抗辩，惹得朱棣大怒，立命斩首。   
　　周新是地方官员，只凭着一股胆气就敢与如日中天的锦衣卫相争，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但即使是京城里的高官，在有皇帝撑腰的锦衣卫面前，也只能忍气吞声罢了。   
　　都督薛禄是跟随朱棣起兵的靖难功臣，官阶远在纪纲之上。薛禄和纪纲同时看上一个女道士，准备买回家做妾，结果薛禄动作快，抢先得到了。纪纲觉得丢了面子，心里很是恼火，一直寻机报复。趁着一次在皇宫议事的机会，纪纲在走廊里故意堵住薛禄，突然用铁挝打过去，薛禄一下子“脑裂几死”，纪纲才觉得出了口恶气。事后薛禄却不敢声张，朱棣问起来也只是含糊遮掩过去。他知道纪纲这还是看在他靖难功臣的份上给他点皮肉之苦而已，若真心找碴，只怕不光自己小命不保，还得连累家人。   
　　按照大明朝的礼仪制度，低品级的官员在街上遇到高品级的官员需要让路回避以示尊重，而同品级的官儿在大街上碰上了则是“分路而行”，不需要回避。然而纪纲气焰嚣张得紧，他出行的时候，“诸公虽元勋见则自匿”，别说品级比他低的了，就是那些超品级的公、侯遇到他都主动回避，生怕对方一个不高兴，自己就成了什么逆党中的一员。偏偏都指挥哑失帖木儿是个死心眼，他和纪纲同为二品，有时在大街上遇到了纪纲的车队也不回避。这下被纪纲记恨上了，纪纲随便给他安插了个理由，带回锦衣卫，“捶杀之”。   
　　这样一个实权人物，在永乐朝横行十余年，朱棣对他始终宠信如一。   
       但再宠信的大臣也没有儿子来得重要，之前我们说过，朱棣的三个儿子之间为了继承问题早有矛盾，这矛盾在朱棣登上皇位后越发尖锐，朝廷大臣为了自己将来的前程，各有拥立之人，党同伐异。锦衣卫也是一样，纪纲和皇家牵扯很深，不可能在储位之争中保持超然的姿态，他最终卷入永乐朝后期的皇储之争当中，并可耻地送了性命。

汪寿杰

第十章  解缙遭祸

  
　　朱棣的妻子徐皇后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大女儿，洪武十年，两人由朱元璋做主成婚。其时亲王娶妻、天子嫁女都选自功臣之家，为的是政治联姻，我们不要一听政治联姻就觉得肯定不合他们自己的意愿，婚姻必定不和谐。其实徐氏与朱棣年龄相近，和朱棣一样生于明朝建国之前，有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又出自将门，自有一股英气，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一起，放到现在可以说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朱棣对她自然另眼相看，夫妻之间感情很好。   
　　徐氏自幼喜欢读书，有“女诸生”之称。靖难之时，她积极支持丈夫，朝廷曾派兵围城，她不愧为将门之女，运筹帷幄之外甚至亲自带领妇女在城楼上对敌，全力协助世子朱高炽守城，最终使朱棣的大本营转危而安，为朱棣最后能取得胜利立下了大功。   
　　朱棣登基之后，徐氏成为皇后，在后宫也时时规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她曾问朱棣：“现在都是哪些人在帮你治理天下？”朱棣说：“六部尚书处理政务，翰林学士们研究学术。”徐皇后就把这些官员的妻子请到宫里，嘘寒问暖之外还对她们说：“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人。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为念，汝曹勉之。”朋友之间相处，说的话有的听有的不听；而夫妻之间说的话，妻子只要温柔一些丈夫一般都会听。我每天侍奉皇上，都让他以百姓为重，你们也要这么做才好——现在走后门行贿的人一般都懂得打夫人牌，不见多少贪官被揭发就是因为后院起火么？就是因为枕边风好吹的缘故。徐皇后深谙此道，她一方面通过宴请这些贵夫人为自己丈夫拉拢人气，另一方面又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为民请命，其手段高明可见一斑。   
　　朱棣能从朱元璋二十多个儿子中脱颖而出，本身就是个谋略高手，也只有拥有如此高水平的政治手段的女人才能和他相配，并得到他的尊重和爱情吧。在死板的史书里我们无法找到更多证明朱棣和徐皇后相爱的记载，我们只知道，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徐皇后病逝以后，朱棣就再也没有立过皇后。他是一个皇帝，不可能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结发妻子的位置却只有一个，那空悬的后位便是他对她最后的执著和纪念了。   
　　也正是出于对皇后的爱，朱棣在继承人问题上的郁闷比起他老爹当年来只多不少。朱棣不像他父亲朱元璋那样“高产”，有二十多个儿子十多个女儿，他只有四子五女，其中三子二女都是徐皇后所生——这也是他们夫妻感情好的一个体现，感情不好的话，身为皇帝，朱棣大可和三宫六院生孩子，皇后生得多，正说明皇帝和她恩爱嘛。   
　　继承人问题不用考虑女儿，四子早夭，剩下三个活到成年的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都是徐皇后所生的嫡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偏偏又都想当太子，朱棣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本来朱高炽作为嫡长子，早在洪武二十八年就由朱元璋册封为燕王世子，继承人的地位应该说是很稳固的。但前面说过，朱棣不喜欢身材肥硕，性格仁厚的大儿子，一直更喜欢相貌威武，性格很像自己的二儿子。在靖难之役的四年中，朱高炽一直留守大后方，和父亲见不到几次面，鞍前马后追随父亲的是朱高煦和朱高燧。据说有几次特别危急的情况下，都是靠朱高煦奋勇杀敌才使朱棣转危而安，朱棣感动加冲动之下曾对他表示你大哥的身体一直都不好，言下之意就是继承人地位迟早是你的，给了朱高煦极大的幻想。而朱高燧虽为三子，却也是嫡子，这继承人的位置还是可以一争的。   
　　前面说过，靖难之时朝廷方面就曾利用这一点对朱棣父子实行离间计，幸亏朱高炽措施得当才逃过一劫。   
　　待到靖难功成，朱棣登基，迅速册封发妻徐氏为皇后，却迟迟没有立太子。朱棣知道立太子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乱——他自己的经历就是绝佳的例子。但理性和感性本来就是两回事，英明神武的成祖皇帝在这一点上显得格外优柔寡断。   
朱棣自己拿不定主意，就向亲近的大臣们寻求帮助，经常询问他们对立太子一事的看法。一般来说，文臣们大多支持朱高炽，看不惯朱高煦仗着功高骄横跋扈；武臣们多在靖难中曾和朱高煦并肩作战，与朱高煦气味相投，对他积极支持。
　　两边都是人多势众，在朱棣面前相互倾轧，朱棣更加摇摆不定。一会儿说朱高炽年纪还小需要再学习才能当太子，一会儿又封朱高煦为高阳王，让他离开京城别给哥哥添乱，旨意不明的情况下，弄得朝廷秩序更加混乱。   
　　而最终让朱棣下定决心立朱高炽为太子的是著名的大才子解缙。   
　　解缙19岁的时候就高中进士，那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年纪大了，对他这样的年青人很是欣赏，经常让他随侍在自己身边，还曾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我们大义名分上是君臣，但情分上我们就像父子一样，你对我要知无不言才好。   
　　解缙年少得志，朱元璋又对他十分亲厚，这让他有些飘飘然，竟忘记了皇帝的话是天底下最不能相信的。第二天解缙就上了份万言书，洋洋洒洒一大篇，批评朱元璋自立国以来“用刑太繁”，”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又说他不用正经读书人，却热衷于看闲书，末了劝他要改革时弊，简省刑罚。过了几天觉得话还没说完，又上了《太平十策》，再次陈述自己的主张。那时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朱元璋大杀功臣的阴影之下，大臣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多碌碌无为。解缙万言书一出，立刻锋芒万丈，声名大起。   
　　他这里知无不言，朱元璋脸上却挂不住了。本来以为这孩子如此聪明，能说两句好话呢，结果说的句句都扎在心窝子里，尤其是在他大杀功臣的时候说他“用刑太繁”，简直是不识好歹！于是朱元璋对解缙说：“都说大器晚成，你年纪还小，回家多学习学习，十年之后朝廷一定大用。”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没让解缙脑袋开花，已经算是有些”恩犹父子”的样子了。   
　　解缙空有政治家的见解却没有政治家的素质，他不懂得皇帝的心思，说的话再对也没有用。可悲的是，解缙被赶回老家也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错，在他眼里，自己是带着被皇帝期待、被同僚景仰的光环回乡的，十年之后自己定能成为国之柱石。   
　　解缙始终不甘寂寞，他还很年轻，乡野恬淡的日子根本无法满足他跳跃的内心。他本来脑子聪明，文才又好，在家乡的日子里他校改《元史》、补写《宋书》、删定《礼记》，为大明朝思想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其实仅这些足够让他以大学者之名流传后世了，但这些只是解缙派遣寂寞的手段而已，他的内心渴望回到朝廷，他要从政，要匡扶社稷，要成为千古名臣，这一生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闲居在家的解缙以吊丧为名准备进京，其时正是朱元璋对他许诺的十年之期的第八年。但朱允炆不用他，以不遵守先皇约定的罪名把他远放到甘肃，解缙百般请托才终于在建文四年被调回京师。  
　　时值朱棣率领靖难军兵临城下，解缙虽然没有方孝孺的名头响亮，却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在对待朱棣的态度上，他和方孝孺做出了完全不同选择。方孝孺带着一股子不合时宜的倔强被诛十族，解缙则拜倒在朱棣面前。   
　　朱棣得到解缙的归顺大喜过望，他一力扶持解缙取代方孝孺成为天下文宗，于是将编纂《永乐大典》的政治任务交给了他。《永乐大典》是朱棣笼络人心的一个经典案例，这部大典历时数年，集中了近三千文人学者的努力，成为朱棣文治的代表之作，也是解缙一生最大的辉煌。   
　　解缙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政治上也是春风得意。   
　　早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的编制以后，虽然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毕竟精力有限，撑了大半年他就受不了了。于是在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以模仿宋朝制度，设立了殿阁大学士的职位来辅佐自己，当时有华盖殿、文渊阁、武英殿、东阁、文华殿等大学士，都由各部门的实权人物兼任，他们随侍在皇帝身边，对王朝的各项政策都可以发表意见，成为朱元璋所倚重的智囊团。   
　　朱棣延续了父亲的做法，让解缙、胡广、杨士奇、杨荣等7人在本官之外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这七人各有所长，军事、民事等各方面都给予朱棣很大的协力，也正是从他们开始，大明朝有了内阁制度，解缙作为大明朝第一批内阁成员，自然春风得意，认为自己生平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解缙在七人之中文采最好，也最受朱棣信任，有时半夜了也会被朱棣召到宫里商讨政务，朱棣曾经说过：”国家不可一天没有我，而我不可一天没有解缙。”作为臣子，听了这样的话怎能不感激涕零？怎能不对大明朝鞠躬尽瘁？   
对朱棣造成巨大困扰的继承人问题，朱棣几乎问遍了亲近大臣，不是说世子已经立好几年了为了国家稳定不能轻易废掉，就是说朱高煦在靖难中功勋卓著应该得到太子之位，都没有什么新花样。
　　等到问到解缙的时候，解缙给了他一个和别人都不同的答案，解缙是支持朱高炽的，但他打动朱棣的只有三个字：“好圣孙。”   
　　朱棣自己其实很不喜欢朱高炽，但非常喜欢朱高炽的长子、自己的大孙子朱瞻基。朱瞻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在他出生前夜，朱棣做了个梦，梦见朱元璋给了他一个玉圭，上面写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的字，这在朱棣看来是自己要继承父亲的皇位的佳兆。而在朱瞻基百日的时候，传来了朱元璋驾崩的消息。彼时的燕王府里，朱棣抱着朱瞻基，觉得仿佛父亲的英灵也进入到了孙子的心里，不然怎么会小小的孩子就有一股英气呢——这当然是祖父看孙子的一贯拔高态度，但对朱瞻基这个大孙子，朱棣确实爱得不得了。   
　　朱棣也知道朱高炽性格仁慈，高煦、高燧两人害他多次却不和弟弟们计较，如果朱高炽将来登基，会善待两个弟弟。但朱高煦性子暴躁，将来如果真的即位，只怕容不下大哥，更不会放过朱瞻基。   
　　有了解缙的进言，两厢权衡之下，朱棣终于下了决心，于永乐二年正式立朱高炽为太子。   
　　从来密室会谈都会隔墙有耳，我们在无数血的案例面前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朱棣和解缙的密室对话在无孔不入的锦衣卫面前根本不是秘密，而解缙的厄运也就躲不过了。   
　　永乐二年，朱棣封朱高炽为皇太子，同时封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名份确定之日，朱高煦暴跳如雷，两边势力都差不多，怎么父皇突然下了决心了呢？正在狐疑之际，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求见。   
　　纪纲在储位之争中始终态度鲜明地站在朱高煦一边。其实想想也很能理解，朱高炽偏重仁治，对于锦衣卫的残酷早有不满，如果朱高炽即位，只怕自己就不能横行霸道了。加上纪纲在靖难之中追随朱棣，曾和朱高煦并肩作战，可以说结下了战斗中的友谊，如果将来朱高煦登上帝位，那么自己的荣华富贵只会更加长久。   
　　因此，纪纲一直派锦衣卫监视朝中大臣的动静，知道了解缙的话就马上跑来告诉朱高煦。朱高煦知道是解缙的话给了父亲立大哥的理由，心中深恨。   
　　此后解缙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虽然朱棣立了太子，但同时又不想亏待朱高煦，他封朱高煦为汉王时，将云南作为他的封地，但朱高煦不肯远离政治中心，他对朱棣哭闹：“我又没犯罪，为什么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朱棣一心软也就由他去了。过了没多久，朱高煦向朱棣请求让天策卫为自己当护卫，朱棣也同意了，这一举措朝野震动。   
　　天策卫是明朝皇帝亲自掌握的二十二卫之一，送给汉王做护卫显示了朱棣对儿子的宠爱。但在朝中引起震动的原因是天策卫的名字，“天策”二字在唐朝也曾经有人用过，谁呢？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自开天策府，手下兵马也叫天策卫，现在汉王朱高煦手下也有天策卫了，这暗示了什么还不清楚吗？   
　　于是汉王派日渐嚣张，他们一时还不敢动太子本人，就从他身边的亲近大臣下手，而充当打手的自然是锦衣卫了。   
　　汉王派的大臣不断在朱棣面前说解缙的坏话，久而久之，朱棣对解缙也有了成见，日渐疏远。解缙那么聪明，却看不破官场中的奥妙，他一心为朝廷打算，见汉王日常用度的礼仪规格高过皇太子，认为这不合礼法，就跑去跟朱棣报告。朱棣这时一味护着朱高煦，觉得他当不了太子已经是受了委屈，日常用度规格高些又能怎么样，解缙的话根本是在挑拨他们的父子之情，于是此后对解缙更加冷淡。   
　　永乐五年二月，汉王派告发解缙担任考官期间判卷不公平，那时考试都是作文，好和坏每个人读起来感觉都不一样，解缙觉得自己公平，放到朱棣那里就不一定觉得公平了。因为没法辩解的罪名，解缙被贬到广西去当参议，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还没走远，又一道追加一道圣旨，将他贬到比广西更远的交趾（今越南地区）。   
　　如果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呆在交趾，兴许解缙还能活到朱高炽登基，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像“三杨”中的杨溥，被朱棣关到锦衣卫狱里十年，一直熬到朱棣死后朱高炽登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成就了大功业。但解缙没有杨溥那么能沉得住气，从帝国决策层一下子变成偏远地区的小官，这样的人生起伏仍然没有让他回过味来，他还是时时想着找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找到机会进京奏事，偏偏他的运气很坏，等他千里迢迢到了京师，朱棣已经率领大军出征，解缙就去见了留守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这下又被汉王派的人抓住把柄，以”私觐太子”有谋反之心为由在朱棣面前告了他一状，朱棣不分青红皂白，立刻命令纪纲抓捕解缙并全权调查此事。   
　　解缙就这么被扔到了锦衣卫狱里，他一个文弱的书生，没过几种刑具就已经受不了，被迫交代出了好几个“同党”，这些所谓的同党有的是太子的支持者，有的却只是纪纲的对头而已。交代了罪行以后，朱棣也没说到底定什么罪，要给什么样的处罚，纪纲也只是奉命抓人逼供，拿到供词后就只顾着整自己的对头了，也没空搭理解缙，解缙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在锦衣卫狱里一直关着。   
　　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纪纲按惯例向朱棣呈报锦衣卫狱的在押人员名单，朱棣看了之后随口问了一句：“解缙还活着哪？”纪纲茫然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朱棣说的是谁。   
　　回到锦衣卫以后，纪纲考虑了半天，决定了如何领会皇帝这句话所体现的精神。   
　　他命人从狱中把解缙带出来，好酒好菜招呼了一顿。解缙这几年来被关在锦衣卫狱里，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也都有新的人被关进来，被他的供词牵连进来的9个同党已经死了5个。只有他，仿佛被老天遗忘了似的，在这肮脏的角落卑微地活着，曾经的雄心壮志早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偶尔家人前来探望，他也只要他们带酒来，只有在宿醉中他才能找回早年间的梦想。   
　　他被狱卒架出来的时候还是清醒的，纪纲的手段这几年见得多了也不新鲜了，一桌子好菜，酒又管够，不管怎么样，先喝饱了再说。纪纲只是一个劲的劝酒，既不说放人也不说杀人，不多时解缙已经醉了。   
　　醉了好，醉了就不用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了。纪纲等他烂醉之后，命人用草席把他卷起来扔到城外山岗上。   
　　是夜大雪纷飞，早上人们起来的时候，发现曾经的天子近臣、《永乐大典》的总裁官解缙已经冻死了，时年47岁。   
　　纪纲觉得自己还是很仁慈的——他知道解缙好酒，就让他在死前喝了个够；他知道文人好面子，就拿草席遮住了解缙的脸；他还知道文人们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些被砍头的人下葬时都要把头和身体缝在一起，就给解缙留了个全尸好方便家人收殓——你看他处处都为解缙想到了，还不够仁慈吗？   
　　解缙死了，太子派少了一个重要支持者，汉王派气焰更加嚣张。朱高煦渐渐不满等待父亲换掉大哥了，他在天策卫之外私自募集了几千兵马，整日操练不休。朱棣对这个儿子的不法行为也时有所闻，这时又听到他私募兵马的风声，觉得事情有些不妙。此时太子朱高炽的身体仍然时好时坏，朱棣已将朱瞻基立为皇太孙——在太子还活着的时候就立了皇太孙，更可见朱棣对这个大孙子是如何地喜爱——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如果哪天朱高炽病死，只怕当年靖难的故事就要重演一遍了，这是朱棣绝对不能容忍的。   
　　朱棣终究是个英明果断的君主，为了儿子和孙子长远的平安考虑，他决定收起对朱高煦的包容之心。为了对儿子有所警告，他先拿围绕在朱高煦身边的大臣开刀。   
　　第一刀就开在纪纲的头上。   
　　永乐十四年（1416年）七月，内宫有宦官告发纪纲图谋造反，朱棣立刻罢免了纪纲的锦衣卫指挥使职务，随即将纪纲磔杀于市。   
　　纪纲确实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他贪财好色，横行不法，各种罪状其实数不胜数，然而要说他准备造反当皇帝，那却是他万万不敢的事情。纪纲深知自己的身份，即使在人前再怎么嚣张，那也都是因为背后有个皇帝和皇帝信任的汉王在撑腰的缘故，一旦没了皇帝和汉王的支持，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当皇帝大主子和汉王二主子发生矛盾的时候，他这条走狗也只能被当成牺牲品了。   
　　要造反的其实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汉王。朱棣如果用其他的罪名杀纪纲，朱高煦可能认为是纪纲罪有应得而不会有所触动，用并不存在的谋反罪杀纪纲，才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朱高煦也是太过相信父亲对自己的宠爱，纪纲死后，他仍然不知道收敛。朱棣见暗的不行，只好来明的。永乐十四年年底，朱棣召见朱高煦，大骂一顿后命人剥去他的冠服，囚禁起来，收回天策卫，对外宣称要将汉王废为庶人。还是太子朱高炽顾念兄弟情分，向朱棣求了半天情，才让朱棣回心转意。   
　　朱高煦总算明白原来父亲并不站在自己这一边。他虽然嚣张，但根本不像当初的父亲那样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可以支配，朱棣登基之后，为了防止有人重演他的故事，将所有的军队调拨权都收归朝廷，亲王自己的卫队再也无法和朝廷大军相对抗。如果不是朱棣对儿子的包容，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幻想。而今幻想破灭，为了保命，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当亲王好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年初，朱棣将汉王封到乐安，他这回二话没说，马上前往。   
　　锦衣卫的风头随着纪纲的死，在永乐朝消停了一段时间。朱棣有鉴于纪纲依附汉王的恶劣情况，觉得锦衣卫也不是那么能够信任，锦衣卫监视百官动向，那么又有谁来监视锦衣卫的动向呢？他环顾四周，看到了和自己生活起居有着最亲密关系的人——太监。   
　　永乐十八年（1420年），东厂成立。   
　　锦衣卫和东厂（也包括以后的西厂和内厂）相比，终究不如每天围着皇帝打转的太监来得亲近，而东厂从诞生之日就由皇帝最亲近的太监打理。也因此，在明朝历史和后人的记述中，提到大明朝的特务机关，锦衣卫逐渐排到了厂的后边。锦衣卫监察百官，而东厂则监察天下！厂公的气焰逐渐盖过了锦衣卫的指挥使，除了个别几个皇帝在位时期以外，锦衣卫都成了东西厂的打手和走狗。举凡诬陷捕杀，不再出于卫使，而是出自厂公。到了明末，大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的时候，锦衣卫更成了九千岁的一大工具，卫使的威风完全被东厂掩盖。   
       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东厂初成立时势力尚不如锦衣卫，而在明朝前中期，更是锦衣卫的重头戏。

汪寿杰

第十一章  惊变土木堡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中秋节，大明皇帝朱祁镇没能享受到以往在宫中举行的歌舞盛宴，而是和锦衣校尉袁彬一起踏上了“北狩”的艰难路程。   
　　所谓“北狩”，按字面意思理解，是去北方狩猎，实际上呢，朱祁镇是被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打败，做了人家的俘虏，史书上为尊者讳，轻描淡写地称为“北狩”。这一招后来被清朝的昏君们学了过去，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咸丰皇帝就匆匆忙忙跑到承德去“狩猎”了。   
　　不过话说回来，蒙古人不是已经被朱元璋给赶跑了么？现在堂堂天朝上国的皇帝，怎么又会变成蒙古人的俘虏了呢？   
　　且说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在明朝皇帝里算是长寿的了。好不容易熬出头的皇太子朱高炽并没享受到多少当皇帝的快乐，登基不到一整年即病逝，在他之后继承皇位的就是朱棣最最喜欢的大孙子朱瞻基。朱高炽庙号仁宗，朱瞻基庙号宣宗，他们父子两人治世十余年，据说不光皇帝忧国忧民，勤于国政，朝中大臣也都实心用事，可谓君臣相得，联手使大明朝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仁宣之治。   
　　而锦衣卫在这两朝虽不能说毫无作为，但和此前纪纲的嚣张和此后袁彬的荣耀相比，的确有些黯然。对于整个锦衣卫的历史而言，命运最为奇特的人物就要登场了。   
　　朱瞻基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正统。九岁的孩子，搁现在也就小学三、四年级而已，要一个小学生负担起那么大一个帝国的管理重任，也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幸他老爹早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给他留下了近乎万全的辅佐班子。朱瞻基的遗诏上说，让太皇太后决断国事，内阁大臣杨士奇、杨溥、杨荣辅佐——这就是著名的“三杨”内阁，他们都是从朱棣时代就开始崭露头角的名臣，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是朱瞻基留给儿子的最重要遗产。   
　　于是大明朝内有太皇太后，外有三杨内阁，继续延续着仁宣之治的良好势头，太平盛世不是指日可待，而是已经来临。   
　　拉回来说本书的主角——锦衣卫，自从永乐时期权倾一时的纪纲死后，历任指挥使都是按部就班地升迁，到朱祁镇登基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是刘勉和徐恭。本来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只有皇帝有权调动，外臣无法驱使，然而这种情况在正统初年却发生了改变。由于皇帝年幼，根本无法下达什么监视抓捕的命令，锦衣卫的直属上司变得模糊起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是太皇太后和三位内阁大臣，太皇太后是女人，居于深宫，很多事情不便出头，都是通过司礼监和内阁交流，最后由内阁拍板。   
　　这样一来，曲折辗转之下，外廷也能够命令锦衣卫了。   
　　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在皇宫举行。殿试是由皇帝亲自出考题并主持的考试——当然这一年的考题不是朱祁镇而是内阁出的——参加殿试的士子都是天子门生，极为荣耀。朱祁镇虽然年幼，但还是要走过场，以示皇帝对读书人的尊重。可毕竟十二岁的孩子坐不住，开考没多久，朱祁镇就退了场。   
能够参加殿试的士子都已经得中进士，殿试也不会刷下什么人，只是个谁先谁后的问题。若是皇帝已经亲政，这些士子们在皇帝面前还会有所顾忌，毕竟天威难测，表现好点得个好名次，对今后的仕途大有好处。但这时朱祁镇并没有定名次的权力，这些士子们对小皇帝也就只是表面上恭顺而已。  
　　而且没了落榜的后顾之忧，殿试的监考相比其他考试来说要松懈许多。朱祁镇在的时候，大家还要谨守礼法，明面上鸦雀无声，等小皇帝一撤，每个人都放松下来，交头接耳，嗡嗡之声响个不绝，探讨这次的题目怎么样，甚至交换试卷相互品评，把个皇宫大内变成了书友会的交流现场。   
　　在一旁的锦衣卫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指挥使刘勉，于是在朝廷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科举三年举行一次，正统三年的这次是朱祁镇登基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竟然在殿试时出现这么不合体统的场面，怎能忽视？“三杨”老成持重，对皇家忠贞不二，他们认为，越是主少国疑，就越要维护皇家尊严，这些士子们在殿试时的所作所为，不但是舞弊，更是蔑视朝廷，无视皇上！   
　　于是三杨内阁经过紧急磋商，在给太皇太后的报告里说，这次事件不但要处罚那些参与舞弊的士子，更要在朝廷里为皇上立威，而由三法司来执行的话需要走的程序太多，时间拖得太长，不足以产生震慑力，所以请太皇太后以皇帝朱祁镇的名义下令，由锦衣卫出面抓人。   
　　锦衣卫可又逮着活儿干了，立刻缇骑四出，将编修谢连和监察御史赵全给抓到诏狱里。编修是负责看卷子的，监察御史有监考的责任，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既坐实了舞弊的罪名，又维护了帝王的尊严，加之在外朝大臣看来，锦衣卫威势犹在，可谓是一举多得。   
　　像这样由内阁曲折下令的事情，在朱祁镇亲政前，锦衣卫还干过不少。由于皇权出现真空，从而被迫和掌握实权的内阁合作，这也是锦衣卫不得已的选择。在权威的三杨内阁领导下，锦衣卫很少出现纪纲时代的恣意枉法行为，并且刘勉、徐恭这两个指挥使也是少有的几个史书上评价较好的卫使，《明史》上说他们“皆谨饬”。   
　　不过这点好名声并没能持续几年。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十六岁的朱祁镇亲政。此时的朝廷里，老成持重的三杨内阁已经不复存在，杨荣已死，杨士奇告老还乡，只有杨溥依旧站立在朝堂上，可也已经快七十岁，在内阁的权力基本被架空，只是个光荣的摆设而已。从幕后走向台前，主导政务的是有明一代第一位擅权的大太监——王振。   
　　朱祁镇刚登基时才九岁，年纪还小，他的奶奶——太皇太后——在和内阁大学士们商量后，决定每天只是象征性地挑出八件事写成奏章给小皇帝过目，他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治国之道，好为将来亲政做准备。   
　　虽然朱祁镇父亲死了，但他身边的亲人并不少，奶奶、母亲、弟弟还都在，可在他登基之后，这些人一下子都和他疏远起来。母亲这时成了皇太后，不再和他住在一起，要见一面不但得提前预约，还得在一大票宫女太监的包围下隆重地行大礼，再也不能趴在母亲怀里撒娇耍赖——皇宫里的亲情都用问安、行礼、赏赐、谢恩等等冰冷的程序所取代了。   
　　九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谨守礼法的皇宫给他的感觉却是冰冷和寂寞的。朱祁镇还是个孩子，他需要的情感，真正的亲人们给不了他，他只有从身边最亲近的人中去寻找。   
　　此时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无疑就是日夜服侍他的那些宦官了。其中有一位宦官，朱祁镇非常依赖，在寂寞的深宫里给了他心灵上的依靠，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代替父亲的人物存在，这个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   
　　王振并非从小进宫，他年少时也曾饱读诗书，但屡试不第，只有靠教书为生。他不甘心就此在乡间埋没一辈子，曾经参与过一些不法之事，被官府判为流放之罪，适逢宫里到他的家乡招收宦官，于是为了逃避流放，同时也为了进宫赌一把人生，一狠心就挥刀自宫，干脆进宫做了太监。   
　　王振入宫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加上识文断字，又有社会经验，谈吐见识绝非那些从小入宫、涉世未深的小宦官可比，很快就从一众宦官中脱颖而出，被宣宗朱瞻基选为内书堂的教师。   
　　宣德年间，朱瞻基信重宦官，但苦于那些小太监都不认识字，登不得大雅之堂，于是在内宫开设内书堂教他们读书认字。开始的时候是由翰林学士之类的外臣当老师，后来觉得不太方便，就让宫里识字的大宦官当老师。王振在宫外就当过教书先生，在内书堂自然驾轻就熟，那些小宦官们都对他服服帖帖，尊他一声”王先生”，由此更加得到朱瞻基的赏识，让他去东宫服侍皇太子朱祁镇。   
朱祁镇生下仅四个月就被立为太子，皇宫里除了皇帝属他最大，小孩子胡闹起来谁也制服不了——当然也没人敢制服他。朱瞻基见王振教小孩子教得好，就把他调去东宫，看能不能让宝贝儿子学点好。
　　王振倒真有些教小孩子的本事，他不是一味地迁就太子，而是既将太子的生活照料得很周全，又敢对太子的错处明确指出。朱祁镇只是年幼顽劣，并非不可救药，日积月累，对这个“王先生”的感情越来越深。   
　　朱祁镇其实并不算昏庸，他只是从小生长在深宫里，缺乏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而已，因此对于曾在宫外生活多年，似乎无所不知的“王先生”是打从心眼里的信任。在朱祁镇眼里，自从他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周围人都变了，只有王振没有变，还是那个让他又敬又怕的王先生。   
　　而王振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正统初期，内有太皇太后，外有三杨，他还没法大展拳脚，直到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去世，三杨老病，朱祁镇亲政，属于他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王振既敢自宫进宫，又从永乐朝一直隐忍到正统朝，为的就是逐步接近最高权力核心，现在这一步终于走到了。意气风发的王太监头一件事就摘下了皇宫里太祖朱元璋立的“内臣不得干政”的铁牌，而外臣们胆敢和他对着干的，一律交给锦衣卫处置。   
　　王太监主政，锦衣卫自然也得跟着换成自己人，刘勉、徐恭太过老实，一直被外臣牵着鼻子走，把个堂堂皇帝私兵变成了三法司的外援了，这怎么可以！   
　　于是他说动了朱祁镇，将自己的亲信马顺提拔成了锦衣卫指挥使。从此锦衣卫就成了他王太监的左膀右臂，指哪儿打哪儿，当真是得心应手。马顺和王振的配合，史称”流毒天下”。   
　　从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去世，直到正统八年（1443年）六月，仅仅半年多的时候，王振就在朝中搞得天怨人怒，很多大臣不知深浅，低估了王振对于朱祁镇的影响力，还惦记着前些年三杨在的时候，朱祁镇对于内阁言听计从的清明景象，以为只要让朱祁镇知道了王振的真面目，以皇帝的天纵英明，一定会当机立断，远离奸佞之辈。   
　　正好此时老天帮忙，某次炸雷，偏巧击中了皇宫奉天殿的一角——这样的天灾通常都说明了老天对于政府部门的运作有所不满，朱祁镇按照惯例下了道广开言路的圣旨。翰林侍讲刘球就借着这个机会上书，痛陈当今朝廷十大弊端，其实也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请皇上清吏治、开言路、用儒士等等。朱祁镇看到奏章后觉得写得挺全面，就把这份奏章复写了，让满朝大臣开研讨会学习。   
　　王振身为司礼监太监，当然有份看奏章，然而他看的重点却和朱祁镇不一样。奏章中有一条是希望朱祁镇“政由己出，则权不下移”，这句话刺痛了王太监的心，他觉得这个刘球提了十条建议都是为了这一句话做铺垫，目的就是在皇帝面前说他王振阻碍皇帝“政由己出”，加上满朝都在开刘球十事的研讨会，难保其中不会有人联合起来掀起倒王运动。   
　　此时王振刚刚掌权不久，面对这种情况，他决定杀人立威，将反对的声音扼杀于襁褓之中。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当然对大上司王太监的想法心领神会，于是立刻着手罗织证据。   
　　当时朝廷分管祭祀的太常寺卿职位有两个空缺，刘球的奏章上建议应该挑选”清慎习礼之臣”担任这个和上天、祖宗打交道的职务。有个叫董璘的翰林想换份清闲点的工作，于是向吏部打报告，自荐去太常寺工作，正好撞在了马顺的枪口上。   
　　马顺以刘球和董璘相互串通，谋取朝廷官职为由，将两人都抓进了诏狱。董璘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屈打成招，于是刘球一下子从为国为民的忠臣变成了为己谋私的奸臣，王振得意之下，就让马顺将刘球彻底解决。   
　　锦衣卫杀人的方法，从组建那天起就层出不穷。除了常规的十八种酷刑外，历任指挥使都有些个人单独的发明创造。当年纪纲将解缙活活冻死，毕竟还留了个全尸，而今马顺却命人将刘球杀死后肢解碎尸，埋在诏狱的院子里，让他死后也不得安宁，还要被千人踩万人踏。   
　　要什么样的心理才会做出这样残忍的行为呢？依靠极权获得的快感，竟使人性扭曲至此，也无怪我们从史书里看到的都是鲜血了。   
　　而董璘本来就是拿来对付刘球的引子，因为认罪态度比较好，顺了王振的心意，过了没多久，马顺就将他放了出去。董璘在狱中悄悄地留下了刘球的血衣和一条胳膊，出狱后交给刘球的家人殓葬，他自己也远离仕途，终老于江湖。   
　　刘球一死，从此满朝文武对王振服服帖帖，对锦衣卫刮目相看。马顺借着王太监的靠山，几乎重振了当年纪纲时代的威风，朝廷上下重又笼罩在锦衣卫的阴影之下。即使有些公认廉洁奉公的大臣，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于谦，也只能做到不附和而无法主动反击。   
然而外廷肃清不等于王振就可以高枕无忧，内廷里眼红他权势的大有人在，大家都是太监，凭什么只你王振呼风唤雨？大家都是锦衣卫，凭什么只你马顺翻云覆雨？  
　　内监张环、顾忠和锦衣卫的王永对于王振、马顺掌权很是不满，他们勾结在一起，利用锦衣卫可以密折上书的权利，写了一封匿名信，详细列数了王振的种种罪状。可在皇宫里负责收发密折的小太监却是王振的心腹，他将这封匿名信截留下来，交给王振，王振看了大怒，立刻让马顺将这三人拉到大街上千刀万剐了。满朝上下、皇宫内外慑于王振的威势，竟没有一个人敢把此事告诉给朱祁镇知道。   
　　指点江山的日子过了七年，朱祁镇对于王振的信任从未消减，而王振利用这种信任，欺上瞒下，大煽淫威，气焰也越来越是嚣张。   
　　正统十四年七月初，急报传来，蒙古瓦剌部在首领也先的带领下进犯边境，明朝官兵相继溃败，北边纷纷告急。   
　　且说当年朱元璋派徐达等将北伐，攻入大都城，并没能捉到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那家伙一看形势不好，先一天就出城逃往北方去了。大明朝号称一统天下，却始终没能把残元势力彻底降伏，徐达屡次深入草原大漠，大都铩羽而归，历史上所谓的”北元”政权在蒙古族的老家又存在了好几十年。   
　　等到元顺帝死了，他的儿子爱遒识理达腊也死了，大将扩廓帖木儿也死了，“北元”就此分崩离析，连皇帝称号都不要了，改回称“汗”，各部之间鏖战不休。本来这是扫平蒙古的大好时机，可惜明朝的武备也开始走下坡路了，没有实力继续发动进攻。   
　　蒙古各部中，后来势力坐大的共有两家，东是鞑靼，西是瓦剌。瓦剌部的首领也先野心勃勃，拥立一个傀儡当大汗，想要复兴当年成吉思汗、元世祖等人的事业，屡次南下侵扰明朝疆土。这一年，也先再次率领大军南下骚扰，消息传到北京，朱祁镇勃然大怒，立刻下诏亲征。   
　　往前数，大明朝的皇帝个个尚武，开国太祖朱元璋就不用说了，那是马上打来的天下。成祖朱棣五次御驾亲征，打得蒙元残余势力七零八落，就连有仁德之君称号的宣宗朱瞻基也曾经带领兵马出击进犯的蒙古部族，甚至亲自射杀了敌人的三名先锋官，吓得敌人一看到代表皇帝的黄龙旗就主动下马投降。   
　　而我们这位年轻气盛的朱祁镇，从小就听过太爷爷和老爹的英雄事迹，现在遇上了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豪情万丈了，立刻决定御驾亲征！   
　　亲征说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上加难。别说别的，光是皇帝出宫所需要准备的车驾卤簿，没个十天半月的也弄不整齐。更何况京营将兵已经过惯了太平日子，军容涣散，仓促之间哪里备得周全？   
　　然而这回朱祁镇铁了心，他登基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父祖的阴影之下，即使奶奶和那些老学士们都不在了，但他们留下的政策已经和整个大明朝融合在一起，无法割裂。他这个皇帝不需要有多么地英明，只需要按照以往的惯例行事就行了。这在二十几岁，正值热血的年青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政治现实。只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才能树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威，才能走出父祖的阴影，朱祁镇抱定了这样的念头，任凭大臣们如何劝说，也没法改变他要亲征的决定。而让朱祁镇欣慰的是，举朝上下反对声中，只有王先生赞成自己的意见，支持亲征计划——果然只有王先生最了解自己的心事啊。   
　　于是，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朱祁镇让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监国，自己则在王振的陪伴下，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北京城。   
　　从七月出兵到八月被俘，一个月的时间，朱祁镇率领的大军一直在边境地区绕来绕去。朱祁镇从无领兵经验，他把宝全押在他所信重的王先生身上。可笑这位王先生虽然是纸上谈兵的愚人，却听不进随军将领的正确建议，一忽儿豪情上来要主动迎敌，一忽儿胆气不足要赶快撤兵，一忽儿要带着皇帝回家乡显摆，一忽儿又关心起农事，怕大军踏坏了青苗。什么行军章法全然不顾，几十万大军就这么被他牵着鼻子遛来遛去，直到碰上了敌人主力，被包围在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   
　　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夜，朱祁镇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过夜。   
　　这个土木堡，名字叫“堡”，实际上却毫无堡垒可守，只是一个土坡而已。中央军久已未经征战，加上中秋临近，许多将士们怀念在家乡的亲人，看到荒唐的指挥和轻信的皇帝，心底多少会有些悲凉之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能看到中秋的圆月，就将性命仍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战场上。   
       八月十五日两军交战，在王振的胡乱指挥下，明军自己相互践踏而死的比被敌人杀死的还多，朱祁镇在亲军的保护下屡次突围都被打回。乱军之中，王振被杀，皇帝亲军也被冲散，宦官侍从在大军压境之下纷纷投降，坚持留在朱祁镇身边的，是一个他从未注意过的小人物——锦衣卫的校尉袁彬。

汪寿杰

第十二章  患难纯臣

　　锦衣卫属于军籍，允许父子世袭。建文四年，朱棣打败侄子朱允炆，自己登基做了天子，为了安全起见，他在任命亲信纪纲担任锦衣卫指挥使的同时，也将锦衣卫成员来了个大换班，从靖难军中选取忠贞之士调入锦衣卫。袁彬的父亲袁忠就是在这次大换班中进入锦衣卫的，袁忠为人老实忠厚，不会钻营，所以从朱棣直到朱祁镇，侍奉了祖孙四代皇帝近四十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一直只是个小小的锦衣校尉。  
　　正统四年（1439年），袁忠老病退休，袁彬接替父亲的职务，继续担任锦衣校尉。袁彬当时已经三十九岁了，在表面衣着光鲜，内里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锦衣卫里是个异数。无论是刘勉、徐恭的谨饬，还是马顺的跋扈，都和袁彬毫无关系，他每天只是在皇宫里站好自己的岗，做好份内工作而已。当然，高高在上的皇帝朱祁镇，是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站在角落里的小人物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袁彬应该会像他老爹那样，熬到退休的年纪，然后由子孙顶班，虽无波澜但却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然而，“意外”发生了，袁彬终究没有父亲那样波澜不惊地过太平日子的命。   
　　正统十四年七月，面对瓦剌来犯，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此次出战中，锦衣卫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马顺率领留守京城，另一部分则作为皇帝亲军随驾出征——袁彬被分在出征的亲军里，这不但是他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也是皇帝朱祁镇乃至整个大明朝命运的转折点。   
　　且说八月十五日的混战中，也没人顾得上皇帝不皇帝的，逃命最重要。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朱祁镇一下子感觉失去了主心骨，而他身边的太监各自奔逃，其中有个叫喜宁的太监更直接跑到也先跟前，主动请降，愿意为瓦剌军充当内应。当此危急关头，忠诚的袁彬一直守卫在皇帝主子身边，直到这位主子成为也先的阶下囚。   
　　也先倒没有难为大明皇帝陛下，既没五花大绑也没大刑伺候，反而客客气气地，仍然让袁彬侍候朱祁镇。朱祁镇只会讲汉话，也先只会讲蒙古话，两人鸡同鸭讲，比手划脚地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也先找来了个一直在明军里从事翻译工作的蒙古人哈铭，向朱祁镇传达了致意。   
　　随着哈铭的到来，朱祁镇惊魂稍定，袁彬也才相信自己确实是活过来了，不用和皇帝一起为大明朝殉死。   
　　重兵环伺之下，也先仍不放心，喜宁主动向也先请求到朱祁镇身边去，可以将朱祁镇的行动详加侦查，随时报告给新主子。   
　　也先平素虽有大志，但也明白自己的实力和明朝根本无法相比，他屡屡南下侵扰，也只想劫掠一番，扩充军资而已，没想到这一回竟然撞上大运，碰到了堪称史上最烂的军事指挥官王振，不但将明朝中央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轻松地俘虏了皇帝！   
　　十五日，朱祁镇刚刚被俘，也先这边就为如何处置明朝皇帝而炸开了锅。有强硬派，自然要求杀皇帝以显威风，但此说马上就被大多数人鄙视——能抓住皇帝本就是意外，如果杀了皇帝，明朝的报复会使瓦剌陷入灭顶之灾的。有温和派，主张好吃好喝地招待皇帝然后送回大明，换点金帛财物什么的也就行了，此说也先听了也不大满意。   
　　这时的朱祁镇对于也先来说实在是个意外的宝贝。俘虏了大明天子，从小了说可以向明朝勒索无数财物，从大了说甚至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借此控制大明，恢复祖宗的光辉业绩。   
　　于是也先将朱祁镇架到车上，一路烟尘，直奔明朝军事重镇宣府（今河北宣化）。在城下叫嚣着：“你们大明皇帝在我手里！立刻开门！”   
　　其时天色已晚，宣府城门紧闭，城楼上有人高喊：”我们所守的正是皇上的城池，天晚城门已闭，不敢奉诏开门！”负责守卫宣府的罗亨信是个硬汉，他怕有人屈从，手拿宝剑坐在城门前：“出城者斩！”任凭瓦剌部队如何叫嚷，就是死不开门。   
　　最终也先没有办法，只得折而向西，奔向另一个边关重镇大同（今山西大同）。八月二十一日，也先带着朱祁镇来到大同城下，故伎重施，要大同守兵开门。大同守将郭登也一样硬气，明知道皇帝就在眼皮底下，仍然闭门不开。而朱祁镇为了保持皇帝的脸面也算鼓起了全部勇气，任凭也先如何威逼利诱，就是不肯亲自喊话。   
　　也先见先前宣府不肯开门，大同也不肯开门，颇有些气急败坏，心说好不容易抓来个皇帝，怎么一点儿用都没有呢？没有用的东西还留他做什么？心念急转间已对朱祁镇起了杀机。   
袁彬一直护在朱祁镇身边，他久在皇宫侍卫，对这些大人物的喜怒很能察觉。此时觉得不好，他冲到城门下，对大同城高喊：“郭大人！皇上与你是亲戚，你何至于如此忍心拒绝陛下？”郭登是明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孙子，郭英的妹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妃子，郭英的儿子郭镇又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永嘉公主，郭登的一个堂姐还是朱祁镇爷爷朱高炽的妃子，算起来，郭登不但是皇亲，而且还是朱祁镇的长辈。   
　　郭登是个精明的将领，他对于朱祁镇被俘虽然痛心，但头脑一直都很清醒，知道绝不能因为皇帝在对方手里就屈服，于是对袁彬答道：“臣接到的命令是守住城池，其他的一概不知。”袁彬见状心中悲凉，只道今天得和皇帝一起送命，于是放声大哭，一头撞向大同城门。   
　　不论是也先还是朱祁镇，抑或是守城的郭登，他们都被袁彬的举动惊呆了，赶忙叫人拦住袁彬。   
　　也先经过宣府、大同两次拒绝开门，一腔热血一而鼓，二而衰，经袁彬这么一撞，已经是三而竭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反正灭不了大明，干脆趁着皇帝在手里多勒索点钱财，也算是对这次远征有所交代。他让朱祁镇命令袁彬向大同城索要财物，不然就当着他们的面杀了你们的皇帝陛下！   
　　而朱祁镇则终于一扫被俘以来的郁闷，发现王先生不在了之后，自己身边还是有忠贞之士的。见也先不再强求开门，转而求取财物，他立刻满口应承下来。   
　　于是袁彬对郭登喊道：“郭大人！你放我进城，我有话和你说！” 郭登还在惊疑，袁彬又道：“你我曾同在锦衣卫，我不会骗你！”郭登也曾当过锦衣卫指挥佥事，只不过他一直领兵在外，很快又因战功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并没有真正在锦衣卫里做过事，但在袁彬看来，这点香火情总还是有的。   
　　郭登不敢开门，他用绳索将袁彬提到城里。袁彬知道若是说也先要钱，只怕郭登不会理会，于是说是瓦剌远征，皇帝陛下要劳师，大同城须得贡献金银。听了袁彬的话，郭登不由得长叹一声，知道所谓“劳师”云云，不过是遮羞的借口而已，但已经拒绝了开门，如果再拒绝给钱的话，只怕朱祁镇的命真的不保。   
　　于是郭登召集了大同城里的大小官吏，传达了皇帝的旨意，大家东拼西凑了两万多两黄金和大批丝绸锦缎，由郭登亲自送到城外。   
　　郭登见到面容憔悴、衣饰脏污的朱祁镇，心情激动不已，对着朱祁镇大哭磕头。朱祁镇从未想过会和自己的臣子在如此情境下见面，但他终究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并没有像郭登那样大放悲声，而是指着财物对也先说：“太师（也先自称大元太师），这些东西都是朕赏赐给你的。”   
　　朱祁镇在这种情况下还矜持地“赏赐”也先财物，是他作为帝王的惯性使然，也是他成为俘虏，失去一切后唯一还剩下的一点点自尊。也先对这个年青皇帝不由得另眼相看起来，本来以为是个昏聩的君主，却没料到被俘后不失镇定，还能在如此狼狈的情况下维持君主的威严，倒真有些中原人说的天子气概。也先一时气短，恭敬地接受了这份赏赐。   
　　当夜瓦剌大军扎营在大同城西，也先并没有将朱祁镇当成犯人一样捆绑起来，而是让他单独一个帐篷，由袁彬和哈铭、喜宁服侍，只在营帐四周加强戒备而已。   
　　深夜时分，郭登派来劫营的人被也先一举擒拿。   
　　原来袁彬在大同城里和郭登密议过，也先如此轻易就得到财物，只怕不会立刻撤兵，而是会纠缠到大同城献出所有财物才会罢休，郭登可以趁这段时间找机会劫营，如果能救回皇上，那就是大明之福，万民之幸了。   
　　袁彬回到朱祁镇身边时将此事告诉了朱祁镇，他并没有避开喜宁和哈铭。哈铭虽是蒙古人，但好几代在大明朝为官，内心早将朱祁镇当作君主，一心侍奉。但喜宁却是也先放在朱祁镇身边的棋子，扎好大营后立刻将此事告诉了也先，于是郭登的劫营计划功败垂成。而朱祁镇也不笨，稍加思索就知道问题出在喜宁身上，从此对喜宁多了个心眼，只是碍于喜宁总在左右，无法提醒袁彬注意——袁彬是个实诚人，一直以为是郭登计划不周，而非有自己人告密。   
　　经过了劫营事件，也先知道了大同城的厉害，于是不再耽搁，裹挟着朱祁镇离开大同。连续几次招降不成，他觉得明朝的边境守军都是些硬骨头，不好对付，倒是在土木堡打败的那些中央军都是些草包，于是决定直奔北京城。   
　　路上每经过一处城镇，也先就通过哈铭向朱祁镇提要求：写道圣旨让你们的官儿送点好东西来。也先大概以为所谓圣旨就是皇帝写的旨意，却不知大明朝的皇帝从来不会亲自写圣旨，五凤楼上金凤口衔，颁行天下的圣旨实际上都出自那些翰林编修之手。朱祁镇当然没有把此中内幕告知也先的义务，他又不相信已经叛变的喜宁和外族人哈铭，于是袁彬就挑起了“草诏”的重担。   
凭着这一封封“御笔”信，也先的部队陆续讨来了不少财物。也先虽没拿到什么城池土地，但见到皇帝的旨意还是那么管用，对此次南侵的规划又有所改变。一次，他提出要将妹妹嫁给朱祁镇，效仿古代那些和亲政策，达到控制中原的目的。朱祁镇可不想做蒙古人的女婿，他知道如果答应，就不是瓦剌公主被和过来，而是他大明皇帝被和过去，于是婉转拒绝了也先。也先倒也挺有领袖的度量，不但不生气，反而对朱祁镇更加敬重。  
　　正统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瓦剌大军逼近京城。此时的大明朝方面，以于谦为首的群臣已经拥立了朱祁镇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改年号为景泰，年仅二十三岁的朱祁镇被遥尊为太上皇帝。   
　　这样一来，再用朱祁镇的名号就唬不来钱了，也先勒索不成恼羞成怒，派人攻城。此时的北京城里，朱祁钰全权委托于谦组织防卫工作，于谦命人将九城城门尽闭，士卒于门外拒敌，绝他们的后顾之念。他还下令：临阵之时，将领不顾军卒而先退者，斩其将！军卒不顾将帅而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如此一来，将士们没了退路，破釜沉舟，同仇敌忾，无不听命，把北京城防守得固若金汤。   
　　也先偷鸡不成蚀把米，最终在北京保卫战中败下阵来，带着朱祁镇狼狈逃回蒙古老家。   
　　在大明朝边境转悠的时候，朱祁镇还能强做镇定，没想到北京一战，也先抬出自己的名头要议和却一点作用都没有。朝廷在弟弟的领导下不但不答应议和，那个于谦竟然还说什么：“今日只知有军旅战事，其他事不敢闻！”   
　　也先攻打北京城的时候，年轻的”太上皇”在袁彬的陪伴下，就站在德胜门外观战，瓦剌军大败，可朱祁镇丝毫没有享受到胜利者的喜悦。京城近在咫尺，他却没能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皇宫，仍然身不由己地被也先带回瓦剌的大本营——对他来说几乎是天边的蒙古草原——似乎所有人都抛弃了他。   
　　只有袁彬一直留在他的身边。喜宁叛变，哈铭是异族，只有袁彬一直忠心耿耿，虽然他不像王振那样懂得诗词文赋，但在这大草原上，袁彬是唯一能和他用汉语流畅沟通的人，那种武人的坚强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安慰。   
　　从北京到草原的路上，有时遇到车马不能通行的地方，不用朱祁镇发话，袁彬就主动低下身子背着朱祁镇走路。到了草原之后，也先给朱祁镇的待遇不能说不好，有单独的蒙古包，时常还宴请朱祁镇欣赏歌舞，聊一聊天下之事。但也先毕竟不了解朱祁镇娇生惯养的生活，秋冬时节的大草原天寒地冻，尤其夜晚温度很低，朱祁镇在蒙古包里裹得严严实实仍然会觉得寒风刺骨，难以入睡，袁彬便每夜将朱祁镇的脚放到自己怀里捂暖，脚暖和了，身体自然也就暖和了。   
　　种种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年过半百的袁彬对于二十出头的朱祁镇来说，是一年的俘虏生涯中最为温暖的回忆。随着回国的希望越来越淡，朱祁镇对于袁彬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两人在语言不通，生活习惯隔膜的大草原上可以说是相依为命。有一次袁彬重感冒，发烧得不省人事，朱祁镇急得哭出声来，从没照顾过人的太上皇亲手照看袁彬一天一夜，直到袁彬退烧，这才安下心来。   
　　然而喜宁却容不得袁彬的存在，像他这样的人，既然已经投降了也先，朱祁镇是不会再用他了，如果不能在也先面前表现得好，怕是没啥好下场。他向也先首倡挟持朱祁镇要宣府、大同开门投降，结果被明朝守边官兵拒绝；后来他向也先提议两国和亲，又被朱祁镇拒绝。加上他日夜监视朱祁镇和袁彬，对于袁彬的忠诚心里有鬼——越是没骨气的人就越对硬汉子心存不满，于是总想着除掉袁彬。   
　　某次夜深之时，待朱祁镇睡下，喜宁以有要事相谈为由将袁彬约出营帐，准备将他带到也先面前杀掉。却没料到朱祁镇半夜醒转，发现袁彬不在身边，惊怒之下直接找到也先的大帐，救下了虎口中的袁彬。   
　　毕竟喜宁算是也先的人了，当着他的面拦下要杀的人，使得也先很不高兴。为了平息也先的怒气，也为了借机除去喜宁，朱祁镇对也先说可以派喜宁去北京索取财物。在喜宁出发的同时，朱祁镇让袁彬写好一封密信交给明朝派来接应的军官。于是，当喜宁到达宣府城外的野狐岭时，早已埋伏好的明军一拥而上，当场按住喜宁，把他押送回北京。朱祁钰看到袁彬的信上说了喜宁如何投降也先，并引瓦剌大军如何数次进攻大明边境城池等种种卖国行为，勃然大怒，命人将喜宁处以磔刑。   
　　喜宁被杀的消息传到蒙古草原，朱祁镇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对袁彬说：“喜宁死后，没有人肯再为瓦剌做向导攻打大明，我大明的边境总算安宁了。”——而你我的性命也就无忧了。   
　　自从北京之战失利以后，也先曾由喜宁为向导，数次南下侵扰，但都被明朝守军痛击，几次硬墙壁碰下来，也先终于明白土木堡能俘虏到朱祁镇实在是天大的意外。   
刚到大草原时，正赶上朱祁镇的生日，也先大摆宴席为朱祁镇庆生，席间对朱祁镇说：“朝廷要是派使臣来，皇帝陛下您就可以回家了。”也先豪爽惯了，不了解大明皇宫中为了皇位勾心斗角的夺权之争，满心以为可以在明朝索还朱祁镇时大敲一笔竹杠。朱祁镇心里却是明镜一样，他苦笑着摇头：“你自己送我回去是可以的，指望大明派人来接我，那是徒劳而已。”   
　　对明朝来说，既然已经有了新的皇帝，那么他这个太上皇在哪里似乎并不重要。朱祁镇的心里已经做好了像宋徽宗那样客死异乡的准备——此后明朝派出和瓦剌谈判的使臣从来不提要也先归还太上皇的要求。   
　　而对于也先来说，本来以为俘虏了大明皇帝奇货可居，没想到大明从中央到地方根本不吃这一套，除了比往年多搜罗些金银财货外就没了别的好处。北京攻城失利后拉着朱祁镇北逃，加上随着喜宁伏诛，也先失去了向导，本来想趁着明朝派人来谈和的时候把朱祁镇卖个大价钱，却没料到人家根本就不提太上皇的事儿。   
　　朱祁镇从烫手的宝贝变成了尴尬的弃子，也先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把朱祁镇送回明朝比较好。毕竟朱祁镇名义上是明朝的太上皇，虽然用来要挟明朝是不能成功了，但反过来他在瓦剌一日，明朝就有光明正大的理由攻打瓦剌。加上瓦剌部族近年虽然繁荣，但经济上严重依赖与大明的贸易活动，光留着俘虏明朝皇帝的虚名有什么用？明朝停了边境贸易，比大兵打过来还狠呢。   
　　于是每逢明朝使臣前来，也先都非常谄媚地问：“你们太上皇在这里，有没有要接他回去的意思啊？”使臣通常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出使时没有接到过这样的命令。”   
　　朱祁钰皇位坐上就不想下来，虽然满朝大臣和后宫的皇太后一直要求派人去和瓦剌商量迎回太上皇的事情，朱祁钰却并不热心，在他的本心，哥哥死在瓦剌才好呢。最后还是于谦发话定了朱祁钰的心：“帝位已定，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还是应该把他接回来，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于谦当时掌握着京师大营的军权，他的“有话说”自然是响当当的，朱祁钰终于放下心来。   
　　景泰元年（1450年）的八月十五日，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又是中秋之时，朱祁镇终于结束了俘虏生涯，在袁彬、哈铭的陪伴下，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城。朱祁钰先是派商辂到居庸关迎接，他自己则在东安门等候哥哥回来。兄弟两人见面之时相拥而泣，叙过了离情别意，朱祁钰把泪脸一抹，将哥哥送到了南宫。   
　　南宫，曾是郕王朱祁钰的寝宫。当初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搬进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从此离开了南宫。而今朱祁镇回到北京，兄弟两人互换了位置，哥哥顶着“太上皇帝”的名号住进了落满尘土的南宫。   
       物是人非，大臣们叩拜之后，面对空空荡荡的南宫，朱祁镇也只能长叹一声，掩门而已。

汪寿杰

第十三章  南宫风云

　　景泰元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又逢朱祁镇的生日。前年今日，皇宫中灯火辉煌，大明万众同庆，同样的场景重复了十多年，除了年龄增长了一岁，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改变，朱祁镇听百官的贺词听得都有些麻木了。而去年今日，在瓦剌王庭，也先为庆祝他的生日，以蒙古礼节召开了盛大的宴会，载歌载舞，大块大块的牛羊肉烤制之后滴着热油奉到他的面前，这些歌舞和饮食，在当时的朱祁镇看来很是粗鄙。   
　　但和今年今日在南宫的冷清寂寞相比，遥远草原上的热闹宴会竟颇有些令人怀念。今年的生日，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没有朝会，没有贺词，南宫里冷冷清清，连一个客人都没有。   
　　当朝皇帝朱祁钰不许大臣们去向太上皇帝朱祁镇表示祝贺，只有皇太后从宫里派人送了些朱祁镇以往爱吃的东西，但也不敢光明正大的走正门，而是让太监从小门递了就匆匆离开。   
　　朱祁镇很清楚弟弟在想什么，如今他和朱祁钰君臣身份颠倒，弟弟要想对付一个无权无势只有太上皇名号的自己，比掐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于是今年的生日，他也只有吃着皇太后派人偷偷送来的食物，就着冷清下饭了。   
　　从中秋节那天朱祁镇回到北京，朱祁钰就对和朱祁镇有关的一切都严加戒备。十一月初，朝臣中有人上书，提出太上皇生日的时候，让大臣们去朝拜一下也算是礼节，朱祁钰对此毫不理会。在朱祁镇生日这天，他不但不准大臣们去朝贺，也不准后宫派人朝贺，至于他自己，更没动过去祝贺大哥生日的想法。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朱祁钰因缘际会得到了皇位，内心对皇位充满了患得患失的想法。皇帝人人想做，一旦坐上了自然就不想下来。他在国家危难之时登上皇位，一直忙着和瓦剌打仗，到如今才一年多点的时间，还没来得及培养好自己的力量。若是朱祁镇死在瓦剌手里，成了“先皇”，于公他可以打着为先皇报仇的名义掌握对瓦剌战争的主动权，于私也不用担心皇位继承问题，结果哥哥竟然在他付出心力缔造了和平之后平安回来了！   
　　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后宫，朱祁镇这个太上皇的影响力都很大，毕竟朱祁镇自幼就被立为太子，又当了十多年的皇帝，就连朱祁钰自己也在哥哥面前俯首称臣了这么多年。朱祁钰表面上不能不对哥哥的平安归来表示欢喜，心里却着实觉得哥哥的归来是个错误。如何消除朱祁镇留给他的心理压力，对于朱祁钰来说是巩固自己权力的当务之急。   
　　每个人都有生日，一个人怎么过生日本来是自家的私事，但牵扯到皇家，就不光是自己一家人的事情了。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节，需要大肆宣传，所谓举国同庆万民齐欢，种种礼仪都是彰显皇权的重要手段，不让群臣在朱祁镇生日时朝拜，自然是要降低朱祁镇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此后没过几天，到了景泰元年的年底，又有大臣上书说：“元旦快到了，请允许大臣们在延安门朝拜太上皇。”朱祁钰仍然不许。   
　　凭借着两次压制大臣朝拜朱祁镇的企图，朱祁钰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朝中大臣也逐渐明白过来——现在的皇帝是朱祁钰，朱祁镇已经是过去时了。   
　　按理说，袁彬在土木之变大部分人投降的时候守在朱祁镇身边，后来在草原又尽心侍奉太上皇，现在回到了北京，怎么也得封个大官给点实惠才对得起这一年来的辛苦吧，但朱祁钰只将袁彬从校尉提升为百户，除了工资高了些，一点别的好处都没有。袁彬原先是校尉，也就是个站岗放哨的，现在升到百户，也不过是个中级军官，别说在北京城，就是在锦衣卫里也排不上号。而且他一回北京立刻被调离朱祁镇身边，锦衣卫的指挥使也不给他安排工作，每月只领闲差度日。   
　　朱祁钰如此薄待功臣，自然有他的道理。一是做给朱祁镇看的，哥哥你看现在朝廷是谁说话算数？你不满意又能如何？二是做给满朝文武看的，都看见了吧，跟着朱祁镇没什么好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地跟着当今皇上走吧。   
　　袁彬的调动尚属小事，对于朱祁钰来说，锦衣卫这样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机构，如果不能由自己掌控实在是不能放心。早在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日，阿附王振的指挥使马顺就在朝堂之上被愤怒的百官活活打死，此后朱祁钰忙于北京保卫战，暂时没有时间理会锦衣卫的事情，指挥使便循例补缺。   
　　随着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朝中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朱祁钰开始动起了整顿锦衣卫的算盘。   
　　锦衣卫在马顺时期，仗着王振王先生的权势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朱祁钰都不用主动暗示，有的是言官趁着换皇帝的时候上书弹劾。以前司礼监都压着这些弹劾奏章，朱祁镇看不到，现在可一摞摞的全都放到了朱祁钰的御案前。   
　　朱祁钰看过之后非常愤怒——一来他确有将锦衣卫大换班换上自己人的意思，二来锦衣卫的所作所为也着实令人发指。于是皇帝马上叫来锦衣卫的指挥使大骂一顿，立刻免职扔进了三法司的大狱。   
　　三法司和锦衣卫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基本都被锦衣卫压制，早想着能有一天翻身，这一下天赐良机，自然个个尽心办案。没过多久，就问出一串的罪行，顺藤摸瓜，几乎将锦衣卫从上到下抓了个遍，判刑流放降职查办，锦衣卫理所当然地空出了许多职位。   
　　于是朱祁钰将自己的亲信提拔起来填充了锦衣卫的空缺，锦衣卫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正统朝到景泰朝的转变。   
　　等整顿完了锦衣卫，掌握了帝国最高的情报机关，朱祁钰总算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研究怎么能让皇位更为长久地留在自己手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祁钰皇帝的位置似乎越坐越稳当，但皇太子却还是老哥朱祁镇的儿子。当日朱祁镇被俘的噩耗传到北京，皇太后最初的解决办法是将朱祁镇的大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后来看到主少国疑和君主被俘都会导致民心不稳，危及大明的江山，才由朱祁钰登基为帝。朱祁钰登基后以成年君主的姿态指挥北京保卫战，果然安定了民心，取得了胜利。   
　　此后朱祁钰的帝位日渐稳固，但朱见深的太子地位却从来没人置疑，朱祁钰死后皇位还是会回到朱祁镇那一脉，这在朱祁钰眼里，无疑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经过无数小动作，朱祁钰终于废掉了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   
　　南宫消息闭塞，废立太子的消息传过来时诸事已定，朱祁镇再有不满也晚了。听说儿子被废，朱祁镇心中更加惊恐，没有了皇位做保障，自己这一脉的身家性命就全捏在朱祁钰的手里了。   
朱祁镇在南宫的日子，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与世隔绝”。朱祁钰不许朝中大臣与朱祁镇私自见面，每天围绕在太上皇身边的只有内宫宦官和名为守卫实为监视的锦衣卫。虽然是名义上的太上皇，但谁都知道，现在的皇帝是看不惯南宫这位的。那些负责看守的太监和锦衣卫，有的对朱祁镇比较恭敬，更多的则是势利眼的标准写照，克扣钱粮衣物、勒索赏钱等等无所不为。弄得堂堂太上皇后钱氏还得自己做些刺绣的活计偷偷拿出去卖钱补贴家用，就是这样的倒卖，中间的太监还要盘剥一层。  
　　如今的朱祁镇无权无势，对这些太监和锦衣卫不但不能惩处，反而为了更多地得到朝廷的消息，也为了平常日子好过些，还得和他们搞好关系。磨难可以使人成长，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从前在瓦剌当俘虏的时候，他自恃身份，不肯对瓦剌的官兵假以颜色，但结果却是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后来遇事都由袁彬出头，服小作揖，才讨来各种东西供应自己。   
　　现在袁彬不在身边，朱祁镇没有人可以依靠，相反，还有一大家子人要依靠他。朱祁镇不得不打起精神，和太监、锦衣卫们周旋。   
　　阮浪是负责南宫事务的太监，也算是朱祁钰的亲信。朱祁镇对阮浪很是讨好，平日里赏赐不断，曾经送给阮浪一把刀，刀本身不说，刀袋是镀金的织绣，非常精美——即使是落难的太上皇，手里的东西也是皇家气派。按理说，太上皇赏赐的东西，应该捧回家里供起来才是，但阮浪平时从朱祁镇那里拿过不少好东西，这把刀虽然精美他却没看上眼。他手下有一个叫王尧的小太监，要去卢沟桥办事，阮浪觉得这刀好看威风，就随手将刀转赠给王尧——可见朱祁镇威权扫地到何等地步！   
　　王尧得了这么一把漂亮的刀，很是得意，天天挂在腰上显摆。一次他到锦衣卫指挥使卢忠家里玩蹴踘——也就是踢足球，进行这项运动时挂着刀不太方便，王尧就把刀放在一边。卢忠得任锦衣卫指挥使，自然是因为他一来忠于朱祁钰，二来对各种案件有高度的敏感性，这时看到这把刀刀袋如此精美，绝非平常的形制，就存了个心眼。他让妻子拿出好酒好菜招待王尧，王尧不疑有他，喝得烂醉如泥，倒头就睡。   
　　卢忠取了刀袋直奔皇宫，向朱祁钰告发说：“南宫阴谋重新让朱见深当皇太子，这把刀就是他和外面联络的证据。”   
　　朱祁钰一听大怒，立刻命卢忠成立专案组调查。王尧酒还没醒就进了诏狱，锦衣卫各种刑具一摆，吓得他魂飞魄散，怎么也想不到一时的虚荣竟扯上了什么南宫阴谋。于是为了保命，王尧一股脑儿地全都交代了，卢忠没费什么功夫就知道了这把刀的真实来历。   
　　事情汇报到朱祁钰那里，立命斩杀阮浪、王尧，这不算完，朱祁钰让卢忠还要继续追查，穷追到底！卢忠本来是想建功邀赏，但没想到皇帝怒气如此之盛，竟然要追查到底。这把刀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还怎么追查到底？难不成是想追查到太上皇的头上？   
　　杀官杀民卢忠从不手软，但事牵皇室，尤其牵扯到南宫那位做过十几年皇帝的太上皇，他心中大惧，不知该如何是好。彼时没有心理医生，人们遇事不是问苍天就是问鬼神。于是卢忠悄悄请了个术士到家里，问他这件案子该怎么处理。   
　　这术士表演了一番通天占卜之后，对卢忠呵斥道：“太上皇是真命天子，你若是陷害他就是大凶之兆，只怕你死也没法赎罪。”卢忠惊惧之下忙问避祸之道，那术士教他如此这般即可。   
　　于是过了没多久，朝廷上下都知道了锦衣卫指挥使卢忠大人发疯的消息。案件主管人员发了疯，那这案子还办不办了呢？内廷外朝对这个牵扯到太上皇的案子也是议论纷纷，最后大学士商辂出面和司礼监太监王诚协商：”卢忠已经疯了，他的话不可相信。如果听信他的话，使皇上背上罔顾亲情的罪名，那就坏了朝廷的大体。”王诚连连称是。   
　　面对内阁、司礼监两大集团联合施压，朱祁钰也无可奈何，只好叫锦衣卫不必再深入追究。一把刀引发的血案就这么被内阁和司礼监联手压了下去，既然两个当事人已经死了，就此了结即可，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了，维护皇家亲情的表面繁荣要紧。   
　　这件事过去之后，朱祁钰对于南宫的守备工作更加慎重。他命人将南宫的围墙加高，同时砍掉了南宫的所有树木，为的是防止有人通过爬树和外界联系。此外还命人将南宫大门锁上，在锁孔里灌进铅汁，使人有钥匙也无法打开。整个南宫和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一个送饭的小口，这一下，南宫真正是与世隔绝了。   
       赠刀本为讨好看守，却没想到后果竟然如此悲惨，朱祁镇麻木地看着弟弟做的这些事。南宫寂寞，夏天在树下乘荫本是朱祁镇的一点闲情，却由于莫名其妙的理由连棵树也留不下来。如果说之前朱祁镇心里还存着兄弟情分，那么随着一棵棵大树轰然而倒，他心的里兄弟之情也随之消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朱祁钰要对他做什么他根本也没法反抗。对这个兄弟的性格，朱祁镇还是很了解的，他知道这个弟弟虽然贪恋权位，但胆子不大，不愿背上为了皇位而杀兄的罪名，至少自己性命无忧。皇帝陛下既然要我在这铁桶般的南宫里自生自灭，那我就偏好好活着，看我们谁能笑到最后！
　　朱祁钰的确如他哥哥所料的那样，最绝的事情——派人杀死朱祁镇——他还做不出来，不除根本，只做这些边边角角的事情徒然授人以柄。皇帝如此刻薄地对待太上皇，使得朝中和内廷对朱祁钰的评价很低。大明朝本就以礼教立国，就是平常的人家，“兄友弟恭”也是一条基本礼法，皇家更需要为全国人民做表率，如今弟弟如此对待哥哥，外朝的大臣们碍于皇权不敢置喙，但内心深处却对朱祁钰的做法深感不满。   
　　这种不满本来深藏于心，如果没有相应的水土是无法发芽成长的，但朱祁钰的命运似乎注定伴随着不安与动荡。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刚被立为皇太子一年半的朱见济因病去世了。   
　　朱祁钰只有朱见济这么一个儿子，小小年纪突然死去，不少朝臣借着这位皇太子的死大做文章。礼部郎中章纶上书说：“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四年，陛下您当初也是作为臣子接受太上皇的册封。太上皇是天下臣民的父亲，陛下您应该经常率领群臣朝见太上皇，以彰显尊崇之道。同时应该复立太子，以定国之根本。”   
　　这份上书专挑朱祁钰最不爱听的话说，深深刺激了朱祁钰，于是他当即将章纶扔进了锦衣卫狱，严刑拷打，体无完肤。   
　　然而大明士子本着读书人的气节，他们看重的是朱祁钰对于朱祁镇丝毫没有尽到兄弟之恭，章纶说的话本就是他们想说的。于是章纶虽然入狱，却声名鹊起，弄得朱祁钰想杀他还得考虑一下舆论影响，胆子不够大的朱祁钰没找到什么章纶真正该杀的理由，又不想放他出来散布危言，只得无限期地把这个麻烦关下去。   
　　章纶首开上书请求善待太上皇和复立皇太子的先河，朝中很多大臣纷纷效仿，甚至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小官也上奏章指责皇帝。在严守礼教和借上书博得直名的双重肯定之下，朝廷中开始弥漫着对于皇帝的不信任和对太上皇的向往。这种情绪中，还有一部分朝臣夹杂着对于兵部尚书于谦所拥有的过高权力的不满，逐渐演变为党派之争。   
　　比如武清侯石亨，在北京保卫战时曾立下大功，得封侯爵。他见于谦得到朱祁钰信重，为了讨好于谦，就跟于谦说准备请皇帝封赏于谦的儿子，结果被正直的于谦拒绝了，不但拒绝，而且还斥责石亨说这是一种徇私的行为。石亨由此对于谦由恩生怨，连带着对信任于谦的朱祁钰也心存不满，心中的天平逐渐倒向了太上皇一边。   
　　而左都御史徐有贞在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吓破了胆，提议迁都南方，被于谦当场呵斥，从此对于谦也怀恨在心。   
　　再加上一个内廷的太监曹吉祥，他善于见风使舵，无论是朱祁镇还是朱祁钰对他都颇为宠信。然而曹太监屡有不法之事都被于谦压制，心中对于谦也是恨极，经常在朱祁钰面前说于谦的坏话。只是朱祁钰对于谦就像当初朱祁镇对王振那样，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此对头们始终无法撼动于谦的地位。   
　　这样一来，内廷和外朝中对于谦不满的人逐渐走到了一起，他们知道只要于谦在就没他们的好日子过，而只要朱祁钰当皇帝，于谦就不会倒台。这么一番推理下来，结论就是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让于谦倒台，要想让于谦倒台就得等朱祁钰下台。而按常理来说，朱祁钰才二十几岁，正是未来多于过去的年纪，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发生，似乎他们是无法熬出头的。   
　　若是个杀伐决断的君主，断不会让朝廷舆论长久处于混乱之中。但在如何处置朱祁镇和朱见深的问题上，朱祁钰始终优柔寡断。他所信重的于谦掌握着大明军权，若是一力拥戴，只怕朝中也不敢有二话，但于谦似乎和朱祁钰一样，在新旧两个皇帝间徘徊不定。   
　　于谦在非常时期首先提出国需长君，将朱祁钰推上了皇帝宝座，这一来自然得罪了朱祁镇。但在是否迎接朱祁镇回国的问题上，他又深明大义，一锤定音，可以说是朱祁镇最终安全回国的功臣。在废立太子的过程中，于谦固然没有阻止朱祁钰废掉朱见深，却也不曾主动上书请立朱见济。因此，在整个景泰朝中，于谦的身份可以说是朝中最为朱祁钰所倚重的权臣，但他的态度却一直都很暧昧不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朝中的情势。   
　　朱祁钰在道德标杆的指控中属于被告的那一栏，为了自己这个皇帝的名分，他牺牲掉了所有的一切，但结果却是感到南宫的影响力仍然无所不在。日夜煎熬之下，朱祁钰的身体逐渐垮下来，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病势加重，眼看就起不来了。   
　　此时的朝廷中最为主导力量的舆论是要求朱祁钰复立原太子、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而在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的眼里看到的却是——“与其等朱祁钰死后由原太子朱见深登基，不如拥立太上皇复位，可以取得更大的功名。”   
　　这个时机对于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来说，正是期待已久的“特殊情况”。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凌晨时分，趁着朱祁钰病重，石亨、徐有贞、曹吉祥里应外合，率领数千士兵发动政变，他们用巨木撞开南宫大门，将朱祁镇接到奉天殿。几小时后，大臣们上朝时才发现皇帝已经换了人，太上皇朱祁镇复辟，宣布当年改元天顺，景泰八年就是天顺元年——朱祁镇也成了明朝唯一有两个年号的皇帝。而朱祁钰重又成了郕王，拖着病体搬离了皇宫，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朝中大臣虽然错愕，但都没有太多的反弹，很平静的接受了两兄弟之间的皇权交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

汪寿杰

第十四章  太上皇复辟

　　原本已经心如死灰的朱祁镇怎么也没想到还有翻身的一天，头天还有孩子念叨元宵节怎么没有花灯可看，自己除了安慰一番也只有黯然神伤而已，转天早上竟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奉天殿。对于失而复得的皇位，朱祁镇大喜过望，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在他眼里成了和当年的王振、袁彬可比肩的大忠臣。   
　　朱祁镇重登皇位，大封功臣，石亨由侯爵晋升为公爵、被封为忠国公，此外还封了一堆侯爵，徐有贞则从左都御史加官翰林学士，直接进入内阁，达到了文臣的顶峰地位，曹吉祥以太监的身份掌管了京师三大营的重兵。   
　　这批功臣被朱祁镇认为有“夺门迎奉之功”，他们和朱元璋时期的开国功臣、朱棣时期的靖难功臣一样，作为跟随皇帝打天下的回报，功勋卓著，分到了无数封赏。不过正如当年开国、靖难的功臣们大多不得好死一样，这些所谓夺门功臣下场也重蹈了先辈们的覆辙。而且时移势易，朱元璋、朱棣时代的功臣们好歹算是抛头颅洒热血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功勋，而今的夺门功臣却远不如开国、靖难的那些功臣们真材实料，为了争权夺利，没过多久就斗得你死我活，下场比起先辈们来说更为可耻可悲。   
　　然而在石亨他们内斗之前，首先要对付的是景泰时期和他们作对的那些大臣，自然，要打着为朱祁镇重登皇位之战祭旗的名义。就在朱祁镇复位的当天，作为景泰朝文武官员代表的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文和兵部尚书于谦双双被下锦衣卫狱。   
　　徐有贞早就准备好了于谦和王文的罪名——逢迎景泰帝朱祁钰，紊乱朝政，擅夺兵权，在朱祁钰病重时图谋迎立外藩襄王之子登基——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们都该死。   
　　在锦衣卫狱里，王文还想抗辩，于谦却已经认清了现实，苦笑着劝阻同僚：“这些都是石亨他们的意思，咱们分辨又有什么用处？”当然没用，锦衣卫也没准备听他们的辩解，只是走走审讯的过场而已。   
　　锦衣卫很快送上“供词”和处决意见，朱祁镇却有些犹豫——不是对王文，王文在景泰时期因坚决支持朱祁钰废立太子而得以进入内阁，朱祁镇对他早就深恶痛绝，而是对于谦。朱祁镇并不糊涂，他知道于谦有大功于大明江山，如今杀了他只怕会背上千古骂名。可是徐有贞在一旁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我们夺门就师出无名。”   
　　于是，一代名臣于谦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于谦、王文死后，夺门功臣对景泰时期得罪过他们的大臣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大批官员或被贬斥，或被流放削籍，甚至有畏惧自杀的。景泰时期的内阁成员除了王文被杀外，也全部自动退休让位。   
　　在朝廷大臣大换牌的同时，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这三大夺门功臣的巨头之间因为利益而结成的合作纽带，也最终因为利益而断裂。三人在朝廷里各结朋党，互相攻讦，搞得朱祁镇得不到朝廷的真实信息，心中十分厌烦，于是就派锦衣卫暗中查探，时称锦衣卫“缇骑四出，天下不安。”   
　　这其中，锦衣卫指挥使逯杲的工作成果最为突出。逯杲对外身份为石亨的私人，和徐友贞、曹吉祥关系都很铁，实际上却是朱祁镇安插在夺门功臣中的间谍。逯杲因为有皇帝暗中撑腰，不管是新功臣还是旧权贵他都不怕，比如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皇太后的亲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侵吞官田，举朝上下都畏惧他们的权势不敢弹劾，只有逯杲加以劾奏，逼迫他们把田还给国家，直到他们服罪才算了结，这也算是为国家——其实是为朱祁镇——做了件好事。但表面上来看，在朝廷的党派划分中，他是夺门功臣的亲信。石亨他们这些功臣本就非良善之辈，一居高位就贪色敛财，而逯杲不知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推波助澜，他更多的作为是到处罗织罪名，对大臣们敲诈勒索，更加败坏那些功臣们的名声。   
       不光是京师，锦衣卫还派出缇骑奔赴帝国四方，这些人到处横行不法，罗织罪状，目的却是为了敛财。地方上的文武大员、富家豪门纷纷进献乐伎及财物以求免祸，就连分封各地的亲王、郡王们也不能幸免，弋阳王没有送贿赂给逯杲，结果被他诬告和母亲通奸，母子二人都被赐死。
　　皇族贵胄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员百姓就更凄惨了，凡是不肯主动贿赂逯杲的都被胡乱安上个罪名定案，史书上说天下有资格朝见皇帝的官员大半受到指控，逮捕一人，和他有关联的几大家立即破产，打击面之广可见一斑。以至于地方上有些胆大的人出门旅行时假称自己是锦衣校尉，坐着各地驿站公家的车纵横奔走，既不用掏路费，反而还能顺便敲诈一笔横财。地方官员们真假难辨，为保平安也只能破财免灾。   
　　这么积累下来，朝中和民间对夺门功臣的怨气越来越大，逯杲更从中挑拨功臣内斗，并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朱祁镇知道。   
　　就在朱祁镇复辟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徐有贞、石亨先后被贬，这背后都有逯杲的身影存在。到了天顺五年（1461），曹吉祥狗急跳墙，联络了侄子曹钦准备造反，逯杲侦查到实信后准备报告给朱祁镇，被曹钦发觉，砍下了这位锦衣卫指挥使的脑袋。   
　　逯杲就这么为了事业丢了性命，而他在朝中因为罗织过甚，文人们对他的评价极低，死后还被载入《明史》的《佞幸传》，万世不得翻身。   
　　和逯杲相比，天顺朝另一个横行霸道的锦衣卫指挥使——门达——的经历更为有趣。当日论述夺门之功，除了石亨、徐有贞等主谋策划人员外，凡是参与夺门的基层官兵也都加官晋爵，门达本来只是锦衣百户，因为参与夺门而被晋升为锦衣卫的指挥同知，并很快升为了指挥使，专门受理刑狱，在逯杲因公殉职之后，门达最为朱祁镇亲信，开始了他在天顺朝飞黄腾达的经历。   
　　且说在天顺朝初年，门达的声名很好，朝臣“称达贤”。他之所以得到外朝大臣们的好评，据说是因为上任以来纠正了很多以前锦衣卫的冤假错案，释放了不少被关押多年却没定罪的犯人。从来都是虎口的锦衣卫狱，在门达掌权时竟有犯人盼望进去，为的就是听说门达不会为了兴起大狱而严刑逼供。再和逯杲的不法行为一对比，朝野上下不禁感叹，锦衣卫中竟然还有门达这样贤明的人物啊。   
　　不过对于门达来说，这种贤名却不是他有意为之的，换句话说，那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从来一朝天子一朝臣，何况锦衣卫这种天子耳目？当日朱祁钰一上台，锦衣卫立刻换掉正统年间的旧人，也曾得到过朝野赞扬之声，但没过久锦衣卫就故态萌初，卫卒“伺百官阴事，以片纸入奏即获罪，公卿大夫莫不惴恐。”这段史书记载的话熟悉不熟悉？从锦衣卫建立，每一朝每一代都能看到类似的话语。   
　　而今朱祁镇经历了被俘和幽禁的苦难波折，两次登上皇位，政治手腕越来越纯熟，他暗中给予锦衣卫过强的权力，明着则在内阁中培植信重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贤。李贤素有高名，从来实心用事，不阿附任何党派，在景泰到天顺之间的官员大洗牌中仍为朱祁镇所倚重，由他出面向朱祁镇建议清理锦衣卫的旧案，自然得到了皇帝的同意。   
　　逯杲身负监视百官的重任，清理门户的工作落到了门达身上。新人上台为了立威，总要翻一翻前人办过的案子，若前人秉公执法，则翻案就是制造冤假错案，然而锦衣卫从来就和“秉公执法”这几个字不沾边儿，旧案本身就是冤假错案，翻案等于是平反。再加上锦衣卫里关的一般都是些有名望的文官，他们的案子平反之后自然要为恩公说好话，于是乎，朝野相传，门达贤名大盛。   
　　不过门达心里明白，自己要想飞黄腾达，靠的不是文臣们说的那几句好话，而是皇帝朱祁镇的金口玉言。在夺门功臣互斗的时候，逯杲仗势跋扈，将门达压得不敢抬头，等逯杲一死，门达立刻抖起来了，行事方法全学逯杲那一套——他知道，这一套最对朱祁镇的心思。   
　　逯杲死后，门达以锦衣卫指挥使兼理诏狱，他最想对付的一个人就是皇帝的救命恩人——袁彬。   
　　袁彬于景泰元年中秋节和朱祁镇一起回到京城，朱祁钰对这个朱祁镇的大忠臣心中十分厌恶，只是象征性地把他升到锦衣卫百户之职，然后就将他和朱祁镇隔离开，再不予理会。在景泰一朝七年的时间里，袁彬一直默默无闻。还好他是个老实人，别人不理他，他也不会主动招惹什么是非，就安心领着干俸，只是时时挂念窝在南宫里的朱祁镇。   
       时来运转，朱祁镇重新当了皇帝，袁彬也就熬出了头，迎来了好日子。朱祁镇是个极念旧情的人，重登帝位后，连臭名昭著的王振都立了牌位怀念，何况在瓦剌时结下深厚感情的袁彬呢？于是袁彬就被越级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和同知，并很快升为指挥使。朱祁镇由皇帝而俘虏，由幽居而再为帝，这几番人生波折下来，对人间的冷暖寒凉知之甚深，锦上添花从不缺人，雪中送炭却很难见到，如今帝王生活越是富贵，就越显出当日袁彬的可贵之处。他时时将袁彬召进宫，赐宴闲话，一起回忆草原上的种种往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放弃一切虚伪的客套，做回那个真的自己。  
　　从蜗居一隅的宫廷侍卫到权倾天下的锦衣卫指挥使，再加上皇帝的非常礼遇，袁彬一时间被冲昏了头脑，也寻思起利用手里的权力为自己谋点“福利”——他毕竟不是圣人，况且我们都知道，在锦衣卫这个大染缸里想不学坏何其之难！   
　　正好朱祁镇乳娘的丈夫季福在锦衣卫里担任百户之职，他看到逯杲派往四方的锦衣校尉，离京前两手空空，回京后车载斗量，颇有些心动，也想讨个外差出京去发财。季福通过宫里一个叫夏时的太监找到了袁彬的关系，主动要求去江西”侦查”百官，自然，见到袁彬的时候也少不了提一提将来分成的事情。袁彬动了心，又不敢一个人做主，就拉上了另一个指挥使王喜一起，没向朱祁镇汇报就派季福出京了。逯杲耳目众多，季福出京的事很快就被他知道了，逯杲怎肯让自己的权益受损？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朱祁镇。   
　　季福被追回，问出是袁彬和王喜让他出京，事情扯上袁彬，朱祁镇一力维护，说：“只凭袁彬和王喜还不敢私自派人出京，事情一定还有主使的人。”于是又追查出夏时，明朝的事情一扯上太监，通常就不能以常理推断，逯杲发现夏时是所谓的主使，知道朱祁镇不会再追究下去，也只得偃旗息鼓。夏时一点事儿都没有，袁彬和王喜交了点罚款这件事也就过去了。逯杲知道袁彬和朱祁镇的关系铁，夏时又是太监不好动，便将矛头对准王喜，后来随便找了个私放囚犯的罪名安在王喜身上，将他解职，才总算出了一口气。   
　　吃了一堑，袁彬并没有长一智。   
　　当时锦衣卫缇骑四出，借侦查之名敛财，虽然大多数官员不敢管，但也偶有强项令偏要出头——刑部郎中何乔新就是个中翘楚，他执法甚严，遇到锦衣卫的人犯法也决不宽贷。正好一个袁彬的旧识犯在了何乔新手里，家人通过关系找上了袁彬，请求袁彬出面讲情。袁彬也是个念旧情的人，自己富贵了也没忘记当初一起站岗的老伙计，于是亲自向何乔新求情，却被何乔新严词拒绝，到了也没能救下那个旧识。   
　　若是逯杲或者门达，只怕会就此设法报复，何乔新得罪了皇上眼前的大红人，不死也得进诏狱脱层皮。但袁彬却丝毫没有想过要报复的意思，何乔新拿大明律法压他，他也就认了，只是转过头来拿出钱财安抚旧识一家的生活而已。   
　　经过这两次折腾，袁彬终于发现自己和这个官场是两个世界，他终究是个老实人，对官场上的种种玄机总也弄不明白。有时进宫忍不住和朱祁镇说些自己心头的疑问，朱祁镇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但这种事情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也没法靠顿悟明白。朱祁镇也知道袁彬老实厚道，于是对袁彬一力安慰，给他更多赏赐，将他提拔为都指挥佥事，却不再让他担任锦衣卫的实际职务。   
　　逯杲死后，门达上台。门达一力立威，他继承了逯杲广派校尉四出侦查的那一套，而且还有新的发展——鼓励乡人百姓向官府告密。河南裕州有百姓报告锦衣卫，说知州秦永昌贪暴。门达立刻派校尉把秦永昌抓到京城，严刑拷打之后，秦永昌被迫承认了罪名，门达将其抄家之后上奏朱祁镇。朱祁镇觉得门达果然有能力，大笔一挥——斩立决，而秦永昌的上级主管和负责河南地区的巡查御史等也都以办事不利等罪名一起下狱。   
　　这一下朝臣们认清了门达的真面目，他的好名声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门达的跋扈比之逯杲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上说他当了指挥使之后，“势倾朝野”，锦衣卫制造的冤假错案比起他当初平反的只多不少，“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   
　　洋洋得意之下，门达也和当年的纪纲一样，总结出了锦衣卫抓人的套路。纪纲当时是将某官指定为犯人后敲诈勒索，待其家钱财被勒索一空后再行杀人，这一套传到门达之时，锦衣卫早就驾轻就熟。门达总结出的新经验是：“武官们都不好惹，看把曹钦逼急了又如何？他一横心干脆杀了逯杲。所以咱们主要还是要对付文官，他们只有一张嘴，再狠也不能拿咱们怎么样。”——文人们可算是遭了殃。在门达的特务统治下，锦衣卫历经数朝的监狱都不够用了，还在京城建了新的监狱以容纳越来越多的犯人。   
　　且说某回，一个为锦衣卫打杂的小吏犯法后被中府都事黄让打了一顿，门达知道后寻了个罪名将黄让贬到偏远的广西，这下举朝大哗，原来不光锦衣卫动不得，就是锦衣卫的狗也动不得！如此一来门达威权日盛，朝中大臣见了他也多是恭恭敬敬的模样，直追当年纪纲的气势。   
　　但朝中依然有人不买门达的账，大学士李贤是一个，都指挥佥事袁彬又是一个。   
李贤在天顺朝一直是内阁首辅，他不但不去讨好门达，反而经常在朱祁镇面前点出锦衣卫的种种不法之事，朱祁镇虽然没有惩处锦衣卫，但也没有责怪李贤的意思。这在帝王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王道霸道合一方能治理天下，用锦衣卫行霸道之事，用李贤就是行王道之事，哪一个对于朱祁镇这个皇帝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从这点上来说，朱祁镇比明朝后来的几个皇帝可强多了。  
　　而袁彬呢，他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还需要去讨好门达。在他来说，偶尔陪朱祁镇回忆过往，其他时候安稳地过日子就是了，他想不出任何自己需要讨好门达的理由。   
　　朱祁镇用李贤来搞的政治平衡门达不懂，袁彬与世无争老实过日子的想法门达也不懂。在门达心里，李贤也好，袁彬也罢，凡是不懂得讨好他的人都要受到教训。   
　　于是门达暗中指使人向朱祁镇告发袁彬有种种不法行为：用公家的木材盖私人住宅，向督工的宦官索取砖瓦，抢夺人家女子做妾等等。朱祁镇心里完全知道袁彬做不出这些事，但告发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他就让门达去调查清楚。   
　　当时有个叫杨埙的军匠，很为袁彬鸣不平，于是写了20条罪状，反过来状告门达的不法行为，朱祁镇同样交给了门达。朱祁镇很了解门达的手段，只对他说：“你怎么处理我不管，我只要袁彬活着就行。”   
　　门达本来想让别人出头，用这件事把袁彬整死，没想到朱祁镇将案子直接交到他的手上，而且明说了不许动袁彬，这下才明白朱祁镇对袁彬的感情有多么深厚。   
　　既然袁彬动不了了，换了别人恐怕就此罢手，但门达脑筋一转，想到了李贤身上。   
　　他传讯杨埙，诸多审问之下，杨埙明白了门达的意思，于是招供说：“我一个小小的军匠哪里能知道这许多秘密之事，都是李贤李学士教我这么说的。”门达大喜，立刻派人上报朱祁镇，要求会同三法司共同审理此案。朱祁镇没想到门达竟把脑子动到了李贤的头上，他没有主动要求不动李贤，而是派了个太监裴当去监审。   
　　会审之时，门达要将李贤抓来一起审问，裴当阻止说：“大臣不可侮辱。”门达就把将杨埙带上来，想着让他说出李贤是主使，再怎么不可侮辱也得抓来下狱了。没想到在内宫太监和三法司面前，杨埙突然改了口，说：“李学士是内阁首辅，我一个小小的军匠怎么会和他认识呢。这都是门锦衣教我这么说的。”   
　　门达错愕不已，一时没想好怎么接话，袁彬趁机在一旁历数门达的种种罪行。结果这一案门达全盘皆输，不但没有整倒袁彬和李贤，反而把自己拖下了水。不过他平日气势太盛，三法司的官员们不了解袁彬，却了解门达睚眦必报，最后竟判袁彬绞刑、杨埙斩刑。   
　　朱祁镇接到判决报告，气得浑身发抖，三法司官员瞒报，裴当却将当日情形如实相告。朱祁镇没想到门达的权势竟使三法司如此颠倒黑白！不管怎样，法律的严正性还是要维护的，他也不好直接驳回三法司的判决，于是迂回救援，命袁彬拿钱赎命。袁彬糊里糊涂卷进了大案，又糊里糊涂捡回了性命，朱祁镇知道他不适合官场，就将他转封到南京锦衣卫，远离北京的是是非非。此外杨埙勇敢告发也值得嘉奖，于是免去死刑，只是关押。同时心中对门达警惕起来，这样一个权臣不可长留啊。   
　　门达经此一事，也发觉到朱祁镇对自己的信任不再，正好此后朱祁镇身体状况不太好，他就将维护权力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位皇帝身上。于是门达花费大量钱财一力结交太子朱见深身边的太监，以求将来太子登基，自己还可以继续如今的权势。   
　　门达的主意打得不错，但他挑人的眼光太差。他挑中的是东宫太监王纶，没想到王纶自身难保，还没等朱见深登基就犯了事儿，还牵扯到了门达的身上。   
　　再找新的靠山已经来不及了，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六日，三十八岁的朱祁镇病逝于皇宫，庙号英宗。皇太子朱见深即位，宣布改元成化，是为明宪宗。   
　　门达被王纶牵连，被贬往贵州带薪挂职。他前脚刚出京城，后面御史们就开始和新皇帝一起算锦衣卫的账。朱见深从谏如流，在朱祁镇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将门达从路上追回下狱——三法司的狱，先是论了斩首之罪，后来因为皇帝丧期不宜见血，改为流放广西。   
　　而在新旧皇帝交接的时候，袁彬被朱见深想了起来，将其从南京召回，执掌锦衣卫卫事。   
　　不可一世的门达自作自受，败亡于自己的弄权之下。老实厚道的袁彬却得到了朱祁镇、朱见深父子两代的敬爱，他与世无争，得享高寿，弘治元年（1488年）以87岁的高龄病逝。袁彬去世时官爵为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为帝国超一品的大员，连母亲和妻子都是一品诰命，就连他的墓地也有明朝一最——袁彬的墓地是明墓中现存御制碑最多的墓，其殊荣可见一斑。   
       在锦衣卫的历史上，袁彬是唯一一个始终得到皇帝善待，而且在外朝也有盛名的人。他的性格本不适合这个特殊的机构，但因为偶然的机会，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扭转了锦衣卫在朝臣眼中的固定模式。但他的经历却无法复制，此前和此后，锦衣卫里再没有过他这样老实厚道的人出现，恶名跟随着锦衣卫，一直到王朝末路。

汪寿杰

第十五章  头号幸臣

　　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他在历史上为人所知的，除了信任太监汪直，弄出了个西厂祸国殃民之外，就是一生都在爱恋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万贵妃了。这段姐弟恋贯穿了朱见深一生，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万贵妃死后没多久，朱见深也追随恋人而去，庙号宪宗。继承皇位的是其子、庙号孝宗的朱佑樘。   
　　明宪宗庸君一个，而明孝宗在史书上却有贤德的名声，可惜朱佑樘寿命不永，以三十六岁的壮年之龄病死。其长子朱厚照即位，改元正德。   
　　朱厚照时年方才十五岁，他在历史上可是极为特殊的一位皇帝——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武宗正德帝。   
　　而正德朝锦衣卫故事的发端，大约得从刘瑾得势的情形说起。   
　　刘瑾是个太监。他的本姓很怪，姓谈，因为早年依附某位姓刘的公公，于是冒姓了刘氏。大明弘治十八年的五月，执政勤勉，享有明君美誉的孝宗朱佑樘因病撒手人寰，作为大行皇帝唯一的儿子，时年十五岁的朱厚照接班继位，是为武宗。刘瑾是东宫旧臣，厚照称制，他跟着搬进大内，做了个钟鼓司的掌事太监。没多久，又进阶内官监，提督禁军团营事务，俨然成为了天子身边的头号幸臣。   
　　刘瑾得宠，自然有他得宠的理由。朱厚照这个人，天资聪颖，幼时读书便能过目不忘，只是他生性好动，喜欢声色犬马，一朝登基，身旁又没了父亲的管束，满门子心思便都没能放到正经的地方。在他周围，有八名太监，以刘瑾为首，外加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和张永，号称“八虎”，这时纷然投其所好，进奉些珍奇异兽、美人歌舞不说，刘瑾更是带头教唆小皇帝微服出宫，跑到皇城外面去寻欢作乐。朱厚照被伺候得飘飘然不亦乐乎，对这些人自然格外亲厚，至于原本枯燥乏味的朝政，既是提不起兴趣，纵情欢娱之际，也就实在是抽不出多少时间来打理了。   
　　当然，皇帝贪玩，不问国事，只要还有下面的大臣们凡事勉力维持，以帝国严谨详备的文官体系而论，其实就未必真能出得了多大的乱子。只是刘瑾志向，却远非奉迎天子这么简单。他是要以英宗朝的大太监王振——就是那位一手酿成了土木堡事件的王公公——为人生楷模，以宠取幸的同时，更要百尺竿头努力奋进，达到肆意操纵朝政决策的地步。在他三番四次的建议和鼓动之下，朱厚照动辄变革旧制，更改成宪，把个国家弄得是乌烟瘴气，一塌糊涂，百姓由此饱受侵凌，苦不堪言。折腾大半年过后，就连中央政府的六部九卿，也有多半路来诉苦，说是因为刘瑾等人的横加干涉，各部门的日常工作都已经无法正常开展下去了。   
　　朱厚照怎么回答呢？他的对策是不理不问，不予任何肯定的答复。他大概是觉得，奏疏你们爱写不写，那是你们的自由，我管不着，可我也没有非得批复的义务。你们写你们的，我玩我的，咱们各不相干。有时候被逼得急了，就佯装悔过地向大臣们表示说，“我听说皇帝没有不犯错的，只要改了，就还是好的嘛”，糊弄而已。等到风头过去，便又统统置诸脑后，依然故我，一副浑然不为所动的架势。   
　　梗介的大臣们积怨日深，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出来。朱厚照登基后的次年，也就是正德元年的冬天，十月，以吏部尚书韩文为首，百官联名上奏，向皇帝发起了请愿诛杀”八虎”的行动。而在韩文背后主持大局的，则是时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刘健，以及他的两位阁僚，李东阳和谢迁。   
　　要说起这三位阁辅，号称当世贤相，早在孝宗年间便有俗谚，说的是“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李东阳善于筹谋，刘健能断大事，谢迁于时政总能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有了他们的从旁辅佐，孝宗朱佑樘生前某除旧弊，整顿朝纲，自然事半功倍，成效蔚然。为了表示对功臣的嘉奖，朱佑樘又特别赐予他们蟒衣朝服——蟒比龙少一爪，形神相似，人臣得此殊荣，实可谓尊崇至极——这也就开了日后大明朝的阁臣们因功而获赐蟒的先例了。   
　　而这其中，又以刘健学识渊博、品性刚直，最得朱佑樘信赖，将他尊称作先生，从不直呼其名。临终的时候，朱佑樘还曾经在病床上挣扎着坐起身子，拖过刘健的双手，百般叮咛，把整个儿大明江山和太子朱厚照一起托付给了这位阁老。托孤重臣嘛，刘健自觉重任在肩，如今眼看着朱厚照成天胡作非为，朝政日渐颓靡，就连朱佑樘生前钦定的诸多大政方针，也因为刘瑾等人恃宠乱政，到头来落得了个停滞不前，不了了之，他这心里如何能不着急？   
       要知道，皇帝毕竟年轻，涉世未深，纵有不对，也都是因为受了小人的蛊惑。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了答谢朱佑樘的知遇之恩，为了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今天便是舍弃了这身荣华富贵，也要和这班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们一争到底了。
　　“刘瑾必须死。他们这些阉人，恶贯满盈，得罪的是大明朝的列祖列宗，即使当今天子，也不能徇私纵容，法外施恩宽赦了他们。”   
　　内阁来势汹汹，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然而说到底，他们所依仗的，其实不过”皇帝应该这样，皇帝不应该那样”如此空泛的道德说辞。皇帝要是不依，非要由着性子胡来，这些职权不过“拟票听旨”而已的“高级秘书”们，又能有多少办法来与皇权相抗呢？   
　　朱厚照被群臣围攻，骑虎难下，于是想着同内阁打个商量，把死罪改判发派南京，如此大家眼不见、心不烦，皆大欢喜嘛。可没想派去谈判的人刚一进门，就给刘健铁青着脸顶了回去。内阁动了真格的啦。朱厚照虽然成天不务正业，可说到底脑瓜子还是好使的，大臣们列举出“八虎”种种恶行，他其实心知肚明，只是一来逆反心理作祟，不喜欢有谁仗着资格老学问高对自己耳提面命，二来刘瑾他们几个跟随自己多年，主仆情深，忽然说杀就杀，那也实在下不了这个手——就算阿猫阿狗什么的，养得久了不也都有些感情不是，凡事都可以商量，哪能这么不近人情呢？一次不行，他就再派人过去，非得把刘瑾说得回心转意了不可。   
　　只是他这次却托非人了。这天晚上，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东厂提督王岳奉着圣谕，跑来内阁替刘瑾向刘健讨条活路。进得大堂，正听见阁臣们阁臣们议论纷纷，说得大多是如何铲除奸党云云。众人越说声音越大，越说越是激动，忽然，就只见刘健奋然挺身而起，一把掀翻了桌子，仰天失声痛哭起来：“先帝啊！您的陵土都还没干呢，国家就已经被他们败坏成了这个样子，老臣就算是死，也是没有脸到九泉之下来见您的呀！”   
　　这哭得真可谓慷慨悲怆，“声色俱厉”，王岳一下子就被感动了。因为素来瞧不惯刘瑾为人，也因为嫉妒这家伙比自己跟皇帝来得亲近，他王公公和“八虎”本来就搞不到一块儿去。这时候眼见得刘健如此这般，不觉心意陡转，上前详加商定之后，径直回到宫里向朱厚照汇报说“阁议是”，内阁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您还是接纳他们的谏言，下旨杀了刘瑾吧！   
　　于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八虎”难逃一死，似乎已成定局。   
　　可刘瑾他们也没闲着。有人要杀，这被杀的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鱼死尚且网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八虎”在内阁有眼线，王岳前脚刚走，有个叫焦芳的大臣后脚就跑去向刘瑾通报了司礼监和内阁意图里应外合的情形。赶紧着，刘瑾带领大伙儿跑去找到朱厚照，众星捧月似地围成一圈跪倒在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陷害奴才们的，正是王岳。他和内阁暗中勾结，想要阻止您自由出宫，把奴才们视作了障碍，这才要痛下毒手。其实，不过就是放鹰遛狗，花费不过国库万分之一，犯得着这样纠缠不清吗？”   
　　关键是最后一句：“要是司礼监的人选合适，左班官（朝臣）怎么敢这样猖狂！”   
　　朱厚照一听，脑子里咯嘣一声脆响，顷刻间恍然大悟——他是担心刘瑾不在了，自己难再找到如此贴心的奴才，玩起来不够痛快，还是隐约觉察到了所谓阁权对于皇权的威胁，抑或两者兼有之，这些心理的细微变化，旁人实在难以琢磨。只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刘瑾找准了事情的关键，三言两语触动了皇帝某条敏感的神经，群臣交劾虽然声势浩大，可到了这会儿，却都不如他的几个响头来得更加奏效。   
　　“这次就要他们仔细瞧瞧，这大明江山，到底是内阁说了算，还是我做皇帝的说了算！”   
　　朱厚照当下心意已决。刘瑾他们八个，这次我是保定了。至于那个王岳，实在可恨，只是他管着东厂，宫里人不好拿他，也怕走漏风声给内阁知道了，传旨，叫锦衣卫，把这个背主弃信的奴才给我扔到镇抚司诏狱里面去。   
　　拘押东厂提督太监，正德朝锦衣卫执行的第一件公务，一登场就弄得非同凡响。   
　　说归说，锦衣卫办事，那就是可靠。王岳都已经倒了台，内阁却还依旧蒙在鼓里。第二天，照样韩文牵头，三阁辅坐镇，百官“伏阙固争”，恳请法办刘瑾等以谢天下。朱厚照这次不跟他们玩太极了，少年天子彻底撕破了脸皮，对首辅都敛起平日多少还算谦恭礼敬的表情，劈头盖脸就是一声暴喝，“刘瑾是朕的忠臣，也是大明的功臣”，公忠体国，实心用事，你们这些朝臣非得杀了人家，简直不知道安的是什么祸心。难道真以为我年少无知，可以由着你们随便使唤的吗？那好，我今天非但不杀了，我还要重重地提拔他们！   
       旨意剥去王岳司礼监及东厂提督的职务，改由刘瑾掌管司礼监，丘聚、谷大用分别提督东、西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各据要地”，替朕把北京城看严了，再有谁啰嗦，和王岳一样，自个儿去镇抚司答话！
　　真是晴天霹雳，百官愕然，情知大势去矣，国事不可为了。李东阳的态度尚算缓和，以为来日方长，可以慢慢计议。刘健和谢迁真是心灰意冷，就此乞求致仕，退休还乡。朱厚照也不拦他们，甚至连循例再三挽留的客套都免了。你们要走，那就赶紧走人，朕也不亏待你们，沿途都让官驿接送，退休金什么的，也一个子不少全发给你们，总之别在这儿跟我添堵就成。   
　　“焦芳检举有功，入阁预政，顶替刘健走后首辅的空缺吧！”   
　　接下来，便轮到了刘瑾掀起一股反攻倒算的高潮。   
　　首当其冲，落进诏狱的王岳给他们判了个充军南京，走到半道，便被刘瑾派去的刺客击杀身亡。刘瑾又清点出所有在刘、谢辞职的时候上疏挽留的大臣名单，连同北京和南京在内，共计一十五人，全都交付锦衣卫廷杖以示惩戒——甚至于只是传阅了相关文件的官员，也全都被他连根刨起，照样廷杖痛打一番，然后轻则罚掉半年的俸禄，重则勒令辞职，让他们两袖清风地追随阁老去了。   
　　即使如此仍不解恨。次年春三月，刘瑾假传圣旨，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头，当众宣布说，经过有关部门的详加盘查，现在已经彻底查明，朝廷里出了奸党，为首的奸臣就是刘健和谢迁。这两位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必然追加处罚，剥夺赐予他们的诰命以及一切特殊待遇。至于其它从犯，凡是榜上有名者，有官的罢官，够不上罢官的罪行，一律流放！   
　　这两次廷杖打得，午门外血肉横飞。要知道，在此之前，大臣们就算被施以廷杖，也可以穿着衣服，裹上一层厚实的棉布垫底，皮肉之苦固然难免，然而主要的作用是羞辱一下受刑者的脸面而已。到了刘瑾这儿就不同了。因为对大臣们深恶痛绝，刘瑾更改了廷杖的规程，一律要脱下裤子挨揍。也正是从此以后，大明朝才开始出现了大臣们因廷杖致死的案例。   
　　刘瑾如此处置朝局善后，对于朱厚照而言，自然相当满意。他是比刘健他们在的时候更加自在了，现在是谁也不敢管，谁也管不着，喧哗得意，更甚于前。刘瑾也是个聪明人，趁势专挑皇帝玩得兴起的时候跑去找他请示公务。朱厚照把眼睛一瞪，说我拿你们这些人干什么用的？别有事没事跑来烦我。该怎么处理，你自个儿拿主意去！   
　　于是从此“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见着刘瑾，倒头就跪，连名字也是不敢称呼的。都察院曾经在文件里误将“刘太监”直写作了“刘瑾”，最后弄得要都御史屠滽领着部下向刘瑾磕头认错才算了事——刘瑾的权力大到了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来讲，兵部，凡是都指挥以下的官职任免，刘瑾只要给主事官员递过去一张“某授某官”的纸条，自然即刻奉行，连到皇帝那边走个过场的步骤都可以省略。甚至包括兵部、吏部本身文武官员的职衔进退，一律“先于刘瑾处详议”，得刘公公拍了板，你们才能再到皇帝那儿汇报，皇帝又是懒得搭理这些闲事的，原封不动批复下来，都按刘瑾的意思办理即可。   
　　至于任用亲党、贪贿敛财这些就不必多说了。时局如此，锦衣卫也自然颇为自觉地倒向了刘瑾一边。这时候锦衣卫的主事，姓石，叫石文义，地道的小人一个，成天跟屁虫似地在刘瑾身边绕来绕去，原本应该由他亲自过问的公务，全都扔给了麾下的高得林和杨玉处置。这两位也不是什么善茬，在任上徇私舞弊，排除异己。但凡刘瑾有何差遣，立刻侦骑四出，说拿谁就拿谁，绝不含糊——因为锦衣卫的职权特殊，以至后世评价，认为刘瑾之所以能作恶多端，很大程度上，是多亏了锦衣卫和他携手共进所赐。   
　　比如当时官员，无论是遭到贬斥，还是奉命出任地方，无论走到哪儿，身后总会有锦衣卫跟踪盯梢，就算无关痛痒，只要给逮着了丁点儿把柄，立刻就是诏狱伺候，插翅难逃。有位名叫王伯安的官员，胆子算大了，上疏去告了刘瑾一状，回头就给发配到贵州去做了个驿丞。他心说走就走呗，走得远了也就无所谓了。还没来得及动身，正在杭州胜果寺盘桓，大白天的，忽然就看见两个锦衣卫过来了，说皇上有旨，赐你把自己淹死。王伯安不干，说这是皇帝要我死呢，还是刘瑾要我死？你们把话讲清楚再说。锦衣卫可不是吃素的，你自己不肯死，我们就送你一程得了，径直把王伯安五花大绑捆成肉粽，拖到江边给扔进了水里。   
       反过头来，刘瑾对于锦衣卫工作的发展建设，那也是大有帮助的。大明律载有明文，用来拘押囚犯的木枷，重不得超过三十四斤。刘瑾不管这个，创设了重达一百五十斤的巨枷，官员犯在他的手里，一律枷上三天示众再说。这三天可真是要了人命了，朝堂内外顷刻枷死一片，不可胜计。高得林和杨玉对刘公公的新发明颇为赞叹，身体力行，在全锦衣卫进行普及推广，久而久之，竟然变作了锦衣卫刑讯的一大特色，延用百年，直到明亡清兴，锦衣卫随之消失的时候，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天下乌鸦不见得都是一般黑的，锦衣卫里也有好人。锦衣佥事牟斌就不屑于石文义这位“甩手掌柜”的为人，也不肯与高、杨之辈同流合污。只是个人能力有限，他所能做的，也仅是善待那些被刘瑾络绎不绝地送到诏狱里来的官员们而已，伙食管够，也不必过多无谓的刑讯。这就得罪了刘瑾。刘公公闻讯暴跳如雷，说人都给你送来了，你还拿他们当自个儿亲戚朋友似地不肯下手，这算什么事儿呢？人情不是这么容易做的。你不用刑，那就自己体验一把廷杖的滋味儿，再蹲进牢房里自生自灭去吧！   
　　只不过，全依着前人老路，逞威作福，如此而已，却还不能真显出他刘瑾的本事来——值得史家浓墨重彩的人物，无论忠奸，大多得有点儿创意才行。前面说的巨枷只是其一了。大明朝直接隶属皇帝的特务侦缉系统，一个锦衣卫，外加东、西厂。两厂自然是该太监管的，刘瑾推陈出新，在此之外，增设内行厂，作为统辖两厂的最高权力机关。两厂变作三厂，搭配锦衣卫，“厂卫之势合矣”，上至群臣，下至百姓，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再没有一处地方能逃得掉刘公公的慧眼如炬，明察秋毫。“远州辟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大家伙赶紧躲瘟神似地逃得远远的，闭门谢户，不再敢轻易上街走动了。   
　　刘瑾们干得那些事儿也是颇为奇怪，奇怪得有些匪夷所思。比如江西南康县石姓农户，在端午节泛舟竞渡，居然被问了个“擅造龙船”的罪名，斩首抄家。又清点京城里的闲散人口，无论有没有工作的，一律驱逐出城，大概借口是要维护市容市貌。这些人可不干了，千余人齐聚在城门外劫持人质，自称反正难逃一死，甘愿以死刺杀刘瑾报仇。眼看着要酿成民变，刘瑾这才有些慌神，下令取消了这项政策。   
　　至于命令寡妇不许在家守寡，必须再嫁，有谁家里死了人还没来得及埋的，必须火化，简直荒唐至极，完全让人摸不清刘瑾脑子里究竟在琢磨些什么。又是弄得”京师哗然”，不好下台了，刘瑾这才找了个替罪羊，说是别人倡议，和自己无关，把罪魁祸首处死以安民心。   
　　关键是刘瑾还大搞连坐，一家有罪，邻里乡亲全都不能幸免。其实这些安分守己的官员和百姓能犯下什么滔天大恶呢？都是偶然有些微不足道的过错落在了刘瑾手里，到头来竟然会落得个家破人亡。于是《明史•刑法志》论及刘瑾擅政的情形，有“民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之谓，想来这数千条无辜的性命里面，撇开三厂直接犯下的罪孽，怕也有多半是锦衣卫所为的了。   
　　只是平心而论，无论石文义也好，高得林、杨玉也罢，充其量，其实昙花一现，跑跑龙套而已，难得说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奸佞当道，为虎作伥者自然多如过江之鲫，要在碌碌众生里脱颖而出，那就又还要点儿与众不同的见识才行——刘瑾虽然势倾中外，不可一世，但是说到底，他毕竟是个太监，是皇帝身边的奴才。有道是，铁打的皇城，流水的公公，说不准哪天风向变转，风云流转，难免树倒猢狲散，荣华富贵转眼就成一场空。真是想要屹立不倒，就不能在刘瑾这一棵树上吊死，就得顺着竿子往上爬，一直爬到皇帝跟前，那才是有了保障，才可以真正肆无忌惮。刘瑾自己就是个鲜活的榜样，这道理明摆着，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位明眼人，便是正德朝锦衣卫故事里的第一位正角儿，皇庶子钱宁。

汪寿杰

   外表文弱的汪广洋和善良的马皇后、太子朱标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马皇后和太子朱标的相继去世，给隐匿于登州府的汪广洋的三个儿子，带来了灭顶之灾！福山丞相三子，定夺家族“一分为三？”，就有了最基本的原因。
       汪广洋家族，为什么会有一部分子孙迁徙今山东临清呢？这需要超越历史的时空，运用合理的“蛛丝马迹”来做出答案了。

wangbin0329

看完明史确实很有意思

固始汪德进

看完锦衣卫秘亊，了解了一些明史，寿杰 校长转载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