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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公改姬姓为汪姓是与时俱进——三谈汪姓来源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三世祖姬诵在那时可以把“姬”姓改为“汪”
姓呢?
我们还得从周朝以前的姓氏说起。
前面提到,黄帝因为生于姬水并在姬水一带活动,所以姓“姬”。黄帝有25子,根据其“德行”而“赐姓命氏”,得姓者14子,共12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我国的古姓不多,从黄帝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有资料记载的不过30个左右。当时还是母系社会,所以不少古代姓都是“女”字旁,例如:姬、姞、嬛、姚、姜、姒、嬴等。姓是表示同一血族、血缘,因此,姓是用来“别婚姻”的。古人早就知道“同姓不婚”,“同姓相婚,其后不繁”,这是符合现代“遗传学”科学的。
先秦女子一般不称名。“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就是说,只有在通婚时才使用名。这样一来,先秦女子的姓就起到了名字的作用。为了加以区别,一般在姓前冠以排行次第的称谓:伯(孟)、仲、叔、季。伯与孟都是老大,伯为嫡长,孟为庶长。仲为老二。叔为老三。季为老四或排行最小的一个。因此,孟姜女,姓姜,就是姜家的大女儿。
氏是用来“别贵贱”的,是表示男子的贵族身份、社会地位,是权势的象征。简而言之,姓表血统而示女系,氏表功勋而示男系。姓是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所共有的符号标志,氏是源于同一父姓始祖的被分出去的各支系的开氏始祖的符号标志。
大都是以国名为氏的,还有以地名为氏、以字等为氏、以官、爵、技、事为氏。
到夏禹时期,氏已经很多很多了。《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见,当时起码就有一万个邦国(氏族)了。西周实行“分封制”,从姬姓中就派生出1745个氏,还按其他的“分封”标准,又分封出大约700多个氏。这样,西周初期就有大约2500个氏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先秦贵族中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贵族有姓有氏,一般平民无姓氏;姓因生而定,虽经百代而不变,氏因家族而分,是可变的。正如郑樵所说:“三代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那么,当时男子是怎样称呼的呢?
我们以西周铜器铭文所见的“稽伯羽父”来说明。稽为氏,伯为长子,羽为名。父或甫,是性别的附加词。“稽伯羽父”,就是一个名羽的稽氏中的长子。这是正式场合下使用的全称,即“氏+行辈+名+性别”确实有些不方便。有的用简称,即“行辈+名+性别”,如,伯阳父,仲山甫。但更多的用“氏+名”,主要是“氏”对贵族男子来说是“别贵贱”的符号。如,屈原,屈为受封的采邑名;孔丘,孔为祖先的字为氏,宋公孙嘉之后,嘉字孔父。 也有用“行辈+名”,的,如前面提到的“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应该是:长子叫“泰”、二子叫“雍”、幼子叫“历”。当时不能叫姬泰、姬雍、姬历的。
写到这里,就要介绍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分封制”了,它们与中国的姓氏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所谓西周的“宗法制”,就是改变了夏商周“三代”时帝位承传的“让贤制”,而是明确规定帝位只传长子的“继承制”,而且“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嫡”为正妻,正妻所生的儿子谓嫡生,即正宗之意。 “庶”,旁支也,妾所生的儿子谓庶子、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
周王朝依据宗法制的基本精神,大规模分封同姓、异姓诸侯,这就是“分封制”,实质上是宗法分封。其具体措施是:周天子以首都为中心划出一大片土地,建立由国王直接统治的中央特别行政区,称为“王畿”;“王畿”以外的全国土地,划分为大小不等的地块,分封给同姓(姬姓)或异姓(与姬周王室世代通婚的)各路诸侯;周初,同姓(姬姓)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周公摄政时期又分封周朝王室子弟26国;异姓也被分封了诸侯国,例如,建立周朝的有功之臣姜子牙封到齐国,等等。除此以外,还有庶姓诸侯国,即与姬姓周王朝没有通婚关系的。到东周春秋时期,西周分封的诸侯国还有124个。
这种分封制实际上体现了基于以姬姓为主的独家血缘关系的宗法等级制度,以“尊祖”“敬宗”为信条,以“大宗”“小宗”为根本区别,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征,以“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为主要阶层。
每个封国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五等之分”产生“五等之侯”,即国侯、邑侯、关侯、乡侯、亭侯。具体说:
周天子,姬姓——嫡长子,姬姓。
周天子庶子,诸侯国君。
诸侯国君的嫡长子(大宗)——继承君位承姓。
诸侯国君的庶子(小宗)a,为卿大夫,被封到a邑,以a邑封氏。
诸侯国君的庶子(小宗)b,为卿大夫,被封到b邑,以b邑封氏。
(依次类推)
卿大夫a的嫡长子(大宗),继承卿大夫,继承a氏。
卿大夫a的庶子(小宗),庶子的儿子(士),分封到甲乡,以乡为氏,为甲氏。
卿大夫a的庶子(小宗),庶子的儿子(士),分封到乙乡,以乡为氏,为乙氏。
(依次类推)
周朝分封诸侯国以后,远古长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渐消失,为封国所代替。周初封国地位平等,均直属中央政府管辖,但国君的爵位各有高低。周王朝将封国国君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五级以下还有第六级“附庸”(“附庸国”)。
在诸侯国内,诸侯一般只将封国的中心地区留归自己直接统治,其余土地再分给他的亲属(嫡长子以外的庶子等等)——卿大夫,此类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也可将自己分得的“采邑”再分给他的亲属(嫡长子以外的庶子等辈)——士,称为“禄田”。诸侯国、采邑(邑、关)、禄田(乡、亭)的地名直接转变成了“氏”。可见,周朝的“宗法制”“分封制”,实际上就是利用血统的亲情来保障他们世世代代的血族统治,万里江山为一家之天下。
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政权,到鲁成公元年(前590年),过去了500多年,已经进入春秋晚期了。几百年以来,这种“宗法制”“分封制”,按照自然的发展趋势,随着人口的繁衍,各诸侯国与大大小小的卿大夫、大夫贵族集团分出去的支族必然越来越多,每分一支就要产生一个新的“氏”,这样,各国的“氏”就难免雷同、重复,产生大量的“同名氏”,造成人名的混乱。
到了东周(公元前770年),周王朝的实力与威望已经开始逐渐下降,已不足以统摄天下诸侯了,周天子的号令,有的诸侯国已经不太听命了。到了春秋晚期,原来以“宗法制”维系着的血缘、亲情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淡薄、模糊,血缘亲情意识很少被人提及,它们早已经被淹没在诸侯兼并、强宗倾轧的残酷争斗中。社会进入了“大动荡”“大分裂”“大兼并”,结果是“春秋无义战”,到战国时期,只存七雄争霸了。春秋中晚期以后,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家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也日益激烈,最后相继形成了政出家门、陪臣执国政的政治格局。
孔子的“礼崩乐坏”之感慨就是由此而发的。
在社会的大动乱之间,不少诸侯、卿大夫、士彻底地失败,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氏”“领地”“采邑”,变成了平民、庶民,“别贵贱”的“氏”,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的符号,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了。
在社会的大动乱之间,一些原来是平民、庶民,变成了“新贵”,他们并不关注原来“氏”的意义,不屑再遵守原先的姓氏制度,更乐于破坏旧的姓氏制度,催生新的姓氏制度。
于是,从春秋晚期至西汉,这种“姓氏两分”的制度没落了,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姓氏制度,这就是:“姓、氏混言”、“以氏为名”、“以名为姓”、“姓氏合一”。
真正形成“姓氏合一”的姓氏制度,是在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政治结构以后。秦的“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41个郡,郡以下为县,县以下为乡。这种政治结构没有了国、邑、关、乡、亭五等之封,也没有了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甚至连皇帝的儿子们也与平民一样,没有自己的封土。这样一来,与“宗法制”原来相联的世卿世禄制消亡,原先代表贵族阶级高贵出身门第的“氏”也黯然无光,“氏”只剩下标记直系血统的符号作用,与先前用来“别婚姻”的姓已没有任何区别的必要,也没有任何区别的意义了。
自此以后,中国的姓与氏终于合二而一了。明顾炎武在《日知录·姓》中说:“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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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改汪姓,就发生在春秋晚期,由三世祖诵公启动并完成,这首先是因为诵公顺应了社会的发展,符合了时代的需要。
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姓氏制度的改革,不能想象,在那个年代三世祖诵公作为孙子辈敢于启动改自己爷爷的姓!大逆不道,不肖子孙!还不给爷爷打死,给家族骂死!就是今天也没听说过哪个孙子起来改爷爷姓的,谁敢啊!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放在这个背景下,从根上来看姬姓改为汪姓。
在不少的《汪氏家谱》中都写上:“……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子孙因以汪为氏”。
家谱上这种传统的姬姓改为汪姓的“手纹说”,显然是受了汉朝以来“谶”学的影响,也有一些“君权神授”的味道,这种写法也应受到尊重。
对于姬姓改为汪姓的另一种理由,有的认为是“汪”姓“珍贵说”。但为什么汪姓比姬姓更“珍贵”,未见有所说明。实际上,那个年代“姬”姓还未退出历史舞台,汪姓怎么比姬姓会更“珍贵”哩!从姓氏学的角度看,任何姓一律平等,没有“珍贵”和“低贱”之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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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祖诵公立了大功。他在春秋中晚期间,在姬姓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审时度势,及时地把我们的一支从姬姓中演化出来成为汪姓,汪姓2500年的兴旺发达,到2010年11月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时,人数已达456万,在全国是57位,占全国汉族人口比例0.37%,成为我国的一个大姓(2012年百家姓排名,汪姓仍占57位,而据2013年统计,汪姓占56位)。否则,公元前251年,楚灭鲁,姬姓的命运可悲惨了,我们的先祖可能为了避祸而改姓“鲁”了。
西周的“分封制”不仅没能巩固、保住君主的统治,还造成了姬姓的大裂变,大分化。一直到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东周姬姓王室彻底完蛋。姬姓大改姓,至今的统计,从姬姓分化、衍生出来的中华姓氏大约有2400多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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