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父的回忆录

汪乃涛 · 发表于 2007-5-16 17:38:20

大伯父的回忆录

整理/一汪清水

这是我的大伯父在临终之前写下的一片回忆录，当我含着眼泪将他老人家这篇充满深情地文章读完的时候，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在我的印象里，大伯父是一个严肃认真、心事很重的一个人，这种性格让我们年轻一代对他多少有那么一些敬畏，所以包括堂兄堂弟们就很少和这个不苟言笑的老人进行什么语言上的沟通和交流，就更不知道在大伯父的内心世界里还有着什么样的活动。

读完大伯父这篇回忆录，让我一下子打开了他的内心世界里丰富的情感。一个背负着全家重任、改变了兄弟姊妹们的命运的长者，在他临终之前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直到此时，大伯父还带着愧疚来回忆着他一生，他暗自神伤的自责自己没有更好的照顾好奶奶的后半生、没有把我的四叔从大别山贫困的老家带出来。这使得我更加理解大伯父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了。

以下是我大伯父的回忆录，我将它摘录下来，感谢大伯父临终之前给我们带来的最后一笔精神财富，以飤家人和读者。

（一）

在我孩提时期曾听长辈说过，我家是从固始县黎集迁居商城县的。至于何时何故由哪代祖宗搬迁至商城的尚不得知。但是黎集这个地方，后来我知道是固始县城东的一个集镇，紧靠镇旁有一条大沙河，属于淮河水系，河水由西向东而过。那时，河上无桥，来往行人靠坐船摆渡而行。镇上的居民汪姓较多，其辈数较长，记得父亲走亲戚时，比我长两三辈的颇多，与我同辈的却很少。

黎集这个地方，我的父亲弟兄仨都继承有一份家产。就在距黎集三四里处李家大围子。我家大约有四十石棵，一爹和老爹家各大约有七十多石棵。这个地方是个广种薄收的地方，在旧时代几乎年年遭灾，不是旱就是涝（注：我们老祖宗的家谱就是在明末的时候被一场大水泡毁的），一年到头来收不多少粮食，再加上离商城太远（约一百多华里，早晚不见太阳步行需要走一天）所以，每年把收上来为数不多的粮食就地卖掉，再回到商城买，以此来养家糊口。

从固始县黎集迁居商城后，老祖宗在距商城县城十多里路的九股松（或十里岗）的邓湾子安家落了户，并在此地也置了一份家业，我父亲弟兄仨都又继承有一份遗产，即在邓湾子附近。我家继承有十三石棵，一爹和老爹家各继承有十三、四石棵。一爹和老爹家的田地无论是固始县黎集还是商城县邓湾子都比我家多，这是因为他们两家一是人口少（1948年前一爹家只有五口人，一爹、一婶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二爹不在家，只有娘和一个妹妹）；二是他们两家不用替上辈还债。因此，他们两家的田产没有听说有什么变动，家庭生活比较富裕。而我们家比他们家大不相同，不仅人口多（1948年前我们家三代共九口人，即祖母、庶祖母、父母和我们弟兄五人），而且父辈还要替上辈还债多年。曾经听母亲说，她刚刚嫁到汪家那几年（大约1927—1928年），由于祖父借债累累，家里的讨债人天天不断，有时候一天来好几个，没有钱还帐还得管上一顿饭。讨债人的脸再难看，话再难听你都得受着，真不是个滋味。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生活艰难到何种程度。由于困苦的生活加上债务所迫，实在没有办法，就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变卖一些还了债。后来外祖父又把我父亲送到汉口洋行学徒，我母亲就带着我回娘家一住就是半年。母亲整天是以泪洗面。

在旧社会我家单靠继承这些田地收租过日子还远远不够，还得靠父亲在外帮工挣些钱才能勉强维持住全家生活。父亲从汉口学徒回来后（大概在1932年），就在外祖父开的染料店干活，一直干到1938年日本占领商城，我外祖父开的染料店歇业才不干。

1938年7、8月间，一股日军开驻武汉路过商城县住了两个月。在日军未到达县城之前，以飞机开路，对县城连续轰炸了几天，大概在七月份日军才逼近县境。此时，全县城的老百姓都往四乡逃难，日军进城时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而我家七口人（祖母、庶祖母、父母亲和我、二弟、三弟）跟随外祖父家一起往南山逃难，先后经过长竹园、瓦屋基、四道河等地，最后到苏仙石西畈寨住下。当日军撤离商城县，县城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我的父亲又回到城里给叶喜锋开的名叫新香村果店当帐先。大约在1940年，我家从苏仙石西畈寨搬到邓湾子，这次搬迁没有搬进城里住，而是搬回了从小住在乡下的邓湾子（1938年末跑日军前我家住在城里，在任巷、前巷、北大街青石牌坊外祖父家的房子）。到了1942年日军二次占领了商城，没有多久，日军又窜扰到武汉去了。这次日军占领县城与1938年那次一样，城里的人家都跑光了，乡下人也往偏僻的山区逃难，我家和一爹家就从邓湾子逃到峡口乡张伯鲁家主了十几天，待日军撤走后，才又回到邓湾子。

日军撤走后，学校开了学，商店也开了业，商城县一切都又恢复了正常。可是我父亲再回到新香村果店时，到了1943年却又被老板解雇了。从此，我父亲失业在家一直闲到1946年。在这些年里，父亲为生活到处奔波，结果是帮工没人要，做生意没本钱，日子过的非常艰难。在那几年里，家无隔夜之粮，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是常有的事。我记得那时我60多岁的奶奶养猪、纺线，猪没有等到养大，线没有等到纺多就变卖了，换些吃的和零花钱，家境十分贫寒。到了1947年贫困的无路可走，我就是在这一年因交不起学费而失的学。我父亲就把邓湾子的田卖了三石做本钱，在城内何巷口租了一间门面房做烟酒、油盐等杂货生意。一直维持到1949年5月，终于把本钱吃光花净，小小的杂货店也在东大街关了门。

到了这年夏天，父亲卖了一只金戒指，凑合四块现洋做本钱，在南关买回两捆洋纱，叫我和二弟学织袜子，二弟倒线我织，从早晨天刚一亮织到晚上天黑点灯，一天下来男袜可织五打多，女袜能织六打多，织好后由父亲烫熨好后拿到街上卖，就这样一直维持到1950年春，织袜子生意又做不下去买不掉了，我就在南乡苏仙石、皂子河一带挑货郎担，卖些针头线瑙等妇女用品。那时，乡下的妇女大都没有钱，差不多都是那鸡蛋、大米或其它东西给你换她们所需要的东西，如拿一个鸡蛋换你三、五根针或一个花卡子，一斤大米跟你换一双袜子或几架丝线等等，这样下乡三、五天就能换上几十个鸡蛋和几十斤大米。我就把换来的这些东西挑回来养家糊口，在家歇上两天，再下去串乡叫卖，就这样又混了一年，直到这年年底我参了军，才结束我当货郎的生涯。

我当兵走后三、四年里，由于家里无劳力，生活无出路，日常生活又处于极其贫困境地，现在回忆起来，真是苦不堪言。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家的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51年冬，我的庶祖母病故，四弟德安学铁匠帮人打铁，二弟德宇当上小学教师，三弟德宁考上漯河艺术师范，后迁至开封。家里十口人只剩下母亲和五弟德运，大妹德珍、小妹德菡五口人。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大大减轻。到了1955年，我军把过去实行多年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军官待遇普遍提高，我从过去供给制每月几块钱一下子提高到60元钱，从此，我又担负起养家的责任，每月给家里寄去20元生活费，从这年起家里才算有了固定收入。到了1958年，帮助五弟从家里出来考上了冶金技工学校在洛阳学习，家里又减少一口人的负担。随着弟兄们一个个长大，一个个逐年就业，找到工作，就由我们有收入的弟兄几个共同负担家庭生活，每月分头给家里寄钱供养家父母和年幼的两个妹妹，生活虽不富裕，但最低生活水准还能维持得住。像这样大家共同供养的方式，一直到两个妹妹1972年以后有了工作还在维持着，直到母亲1986年（父亲是1964年）去世才被终止。

（二）

我的曾祖父名叫汪伯雅，祖父名叫汪野瞧。祖父有弟兄三个。我的爷爷为大门，如果按家谱排序，大排行为老二，人们称他为二爷，二门排行为老四，我们叫四爷，三门大排行为老六，我们叫六爷。

他们老弟兄三个，大门即我的爷爷奶奶只生一女，我叫三姑，从来没有见过面，听长辈说嫁给商城县陈家冲陈家，不知道民国哪一年，地方发瘟疫，全家死于瘟疫未有一人幸免。四爷四奶也只生一女，我叫五姑，嫁给商城县长竹园周家很少来往，记得在1938年跑日本路过长竹园时，在五姑家住过两天，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六爷六奶生有三子，长子汪象西，即我的父亲，谱名叫汪志鑫；次子叫汪冥阶，即我的一叔，谱名叫汪志尧；三子叫汪文生，即我的老爹，谱名叫汪志炎。由于大门我爷奶和二门四爷四奶膝下无子，六爷六奶就把长子我的父亲过继给大门我爷我奶，把次子我一叔过继给我四爷四奶，六爷六奶留下三子我的老爹，这样三门人家都算有了男丁支撑门户了。

四爷四奶的名字没有听长辈说过，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只知道我爷爷叫汪野瞧，奶奶叶氏是商城县苏仙石人，还是我母亲的亲姑姑。四奶姓氏不清楚，六奶姓张是商城县张小湾子人。

我的爷爷和四爷、六爷以及四奶在我尚未出生前都已相继去世，唯有我奶奶和六奶还给我留下一些记忆。特别是我跟奶奶一块生活了十八年她才去世，所以我对奶奶的记忆要更多一些。

先说我的六奶。在我刚刚记事的三、四岁时，大概在1933年以前，六奶和娘（即老爹之妻邓氏）与我家同住在商城县前巷子上下房。六奶大概在1934、1935或1936年卒于前巷，葬于邓湾子，出殡时我记得是大人把我背到坟地的。我还记得，六奶临终前非常惦念老爹（老爹是因与邓氏婚姻不满而离家出走的），想的实在没有办法就把老爹穿过的旧鞋抱在怀里，以次来减轻她对老爹的思念。但是，直到六奶临终时也没有等到老爹回来。老爹没能送终，家里人就把棺材停放在堂屋里，等老爹回来后才安葬于邓湾子的后山上。

把六奶的后事处理完以后，老爹就又外出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记得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年1946年夏天，我父亲和一爹去湖南恩施找过他，也见上了一面，回来时还带回一张合影的照片，从照片上知道老爹在外边又结了婚，女方姓张，叫张x茹，还有了两个男孩。但是，从1946年他和我父亲、一爹见过一次面之后的几十年里，就再一次渺无音信了，至今老爹一家人也就不知下落了。

再说我奶奶叶老太君，是商城县苏仙石人。在苏仙石一带，叶家也是一个大家族。奶奶在家排行老三。我舅舅和姨娘们都喊她三姑。我奶奶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叫叶竹溪，我叫外祖父，还有一个妹妹，我叫九姑姥，嫁到商城县冯店子冯家。奶奶和九姑姥姐妹俩最为亲近，在1938年未跑日本之前，九姑姥住在城内锌铜巷与我家住北街石牌坊很近，那时我奶奶经常领着我到九姑姥家去玩。九姑姥家很有钱，做什么好吃的总是叫我奶奶去，而奶奶每次去都要带着我，一玩就是一天。到了1938年跑日本时，九姑姥跑乡下住在冯店子，从那年起，奶奶和九姑姥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奶奶在老年的时期，因家境贫困，后人对她老人家的生活没有任何照顾，她和后人一样，子孙们吃啥她吃啥，没有吃的照样陪着子孙们一起饿肚子。我奶奶最大的嗜好是吸烟，那时日子穷的连毛烟都买不起，我奶奶就叫我拿个鸡蛋去换点毛烟回来吸。有时鸡不下蛋，，没有鸡蛋换，奶奶只有忍着不吸。

我的奶奶平时不多说话，年迈之时还在为生活操劳着，天天纺线，喂猪，没钱花的时候，就把这些卖掉，记得最清楚地是在四几年我上初中时，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奶奶把纺好的二斤线卖掉才替我交上了学费，我才得以继续上学。我奶奶活到70多岁，于1948年病故葬于邓湾子。

我还有一个庶祖母姨奶，说起来姨奶的人生经历，实在让人感到辛酸。我姨奶姓马，四川人，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穷，逃荒不知道跟谁来到河南给人家当丫环。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籍贯和自己的名字，只知道自己姓马是四川人，后来被我的爷爷纳了妾，成为我的庶祖母，我们都喊她姨奶。

姨奶到我家五、六十年来，一心扑在老汪家，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辛苦一辈子。她一年到头，给全家做饭、种菜、浇园，家务活样样都干，活干完了就领（背）着孙子到处玩。她老人家的一生对我们家的贡献很难说完说全。活到六十岁的时候还要过饭，来为我们这个家里解困。

她吃饭最喜欢的是用菜汤泡饭，不管菜汤里有没有油水，只要有盐味就行，她最爱吃辣子，生的熟的都吃，有时用火烧几个辣子就能吃上一顿饭。充分体现了四川人爱吃辣子的生活习惯。她有了病从不吃药、打针。只要她睡上一天或饿上几顿饭照样把活干。

我是50年参军的走时我对姨奶说：“干上两年我就回来了。”她回答说：“等你回来就见不着我了。”说过这话刚好一年，于1951年冬下着大雪德宇到潢川军分区告诉我姨奶就在这年冬季大雪天里去世了。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这天晚上难过的一夜也没睡着，想想她这一生真是命苦啊！特别是想到对她的后事的处理，更使我悲痛万分。

可怜的姨奶啊！你走了，在阳间你受了一辈子罪，在阴间去享福吧！我在默默地祈祷着。

（三）

前面已经提到我父亲弟兄三个，都是六爷六奶所生。由于二爷二奶和四爷四奶膝下无子，就把我父亲过继给二爷二奶，把一爹过继给四爷四奶。六爷六奶只留下老爹，这样三门子都有男丁支撑着门户。

我父亲弟兄三个排行老大（大排行是老七），一爹排行老二（大排行十一），老爹排行老三（大排行十二）。

从老爹说起。老爹名叫汪文生，谱名汪老焱。在三六年前，与城里南大街邓四爷外号叫“邓电话”的大姑娘结婚，婚后生有一女孩名叫汪德英。不久，老爹因对婚姻不满弃家出走。六奶去世时曾回来过一次，四六年我父亲和一爹曾去湖南恩施看过他一次，回来时带回一张四人合影的相片，从相片上知道他在外又结了婚。女的姓张，名叫张×茹，还有两个男孩，记得其中一个名叫汪德馨。四六年我已上了初中，我还给老爹去过一封问候信，老爹回信时还给我寄来五万元，我就用这五万元做了一套黑色平布学生装。从四六年那年起，以后五六十年里再也没有联系过了，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至于为什么？我猜测可能是怕前妻（我们喊娘）去闹，据说娘曾去找过他，所以老爹他干脆就和家里人断绝来往，叫你们都不知道他们一家的下落。现在推测一下，老爹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他有八十六，七岁了，像那个嬸嬸恐怕也有七老八十了，那俩个男孩也将近六十岁了。他们成家立业也会有好几代了。可是他们一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就这样无影踪失散了！

自老爹离家外出后的几十年里，我娘领着汪德英生活，先是住在娘家，以后娘俩自己单独住。一直把汪德英养大成人。在七几年时，曾听说汪德英在鹤壁矿务局机修厂工作，并且结了婚，但一直未曾见过面联系过。一九八六年我母亲去世时和娘家过一面，后来听说在八几年娘也去世了。老爹一家情况大致就这样。

一爹名叫汪冥阶，谱名汪志蕘他与张小湾子张伯鲁的妹妹结了婚，也算是俺老汪家一门老亲。我们都喊她一嬸。张世元、张世禄、张世昌都是他娘家的亲侄子。一爹的家一直住在农村，先住在张小湾子，后来他在邓湾子盖了几间瓦房就搬到邓湾子一直住到现在。一爹家人口不多，先有一个男孩叫汪德全，乳名叶小玉，活到十几岁就病故了。后来又添了两个女孩，一个叫大丫头，另一个叫二丫头。她两个解放后都嫁出去了。大丫头嫁给了本湾子张剃头的儿子叫童义，二丫头嫁给了天堂凹不知谁家，听说她姊妹俩现在也不在人世了。最后又添了一个男孩叫小又，大名叫汪德发，今年也有六十岁了，他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一直没能成家，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一爹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没饭吃饿死的，一嬸也在一九八几年病故了。一爹一家现在只剩下汪德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了。写到这里真叫人心寒。苍天呀!世上灾乱怎都将到他家啦？这难道都是命运所致吗?

再说俺家。我父亲名叫汪象西，谱名汪志鑫。母亲叫叶玉华、叶玉蓝，谱名叶善珍。俺这门子最大特点人丁旺，父母一生养育了我们五男二女，现已发展到三代五十一人之家。即按二零零一给父母树碑来统计，德宣家有八人；德宇家有十人；德宁家有十五人；德安家有七人；德运家有五人；另外德珍家有三人；德菡家有三人。总共有五十一人之多。可以称上是个大家。

俗话说得好，生有五男二女的人有福。可是从我家情况看，爹妈生下我们五男二女并没有享到福，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我父亲在新香村帮工被老板叶喜峰解雇失业后，一直到一九五三这十年间，父母为一家生活心没有少操，力没少出，苦没少吃，罪没少受。那种极端贫困的滋味可以说样样都尝到了。那些年可以说，吃没有吃的。家无隔夜之粮是常事，为了省粮食，把吃干饭改吃稠稀饭，把一天三餐改为两餐，没有钱买大米就买麦麸子烙麸子巴吃，有时连锅盖也揭不开了就饿肚子，记得三弟德宁他曾对我这样说过，有一次中午放学回家看没有烧锅，他饿着肚子又回学校了；那些年可以说，穿没穿的，成年没有添过什么新衣服，都是小的捡大的衣服穿，我捡父亲补了又补的衣服穿；那些年还可以说，住没有住的，几十年都是租住人家的房子，所以我母亲那时说，他们是扒拉命，奔波劳碌一辈子，地没置一分，房没一间，啥也没有落到，只落到几个灰屁股孩子。母亲这句话既概括了父母一生又概括了我家家境。

十年过后，从一九五四年起，由于我们兄弟几个一个个长大成人，一个个参加了工作，家里吃闲饭的人年年减少，于是家里就靠在外工作的几个人每月按时给家里寄钱生活从此家里也算有了指望，每月可收到的钱基本上能养活家里几口人。因那时生活水平低，每人每月十块、八块也就够了，当然这算不上富裕，只能说是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比前十年好的多。这是因为那时我们兄弟几个都是低工资，并且也都成家有了孩子，每月从几十块钱的低收入给家里寄一点，自己留一点，大家日子过得也都是紧巴巴的。

因此，在那些年里曾因家庭负担，矛盾不断，生了不少气，在我们夫妻、兄弟之间都出现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生气生到不开交的时候，有时甚至提出离婚；有的不相往来，伤透了脑筋。特别是剩下母亲一个人，按说谁都能养活她，她又不讲吃不讲穿，可是在我家，在德安、德宁、德运、德珍家都住过，但是住不久都又气鼓鼓地离开了，那些年也真难为母亲了，五男二女养不了一个妈让她有一个固定的家。直到母亲第三次犯病，偏瘫卧床不起时，才才把德安找来商量把妈送回老家，让德安一家照顾妈妈，并答应我和德宁、德运、德珍、德菡每月给德安寄去五十元，经德安一家同意后，我和德宇、海涛三人把妈妈护送到德安家，二年后妈妈一九八六年就病故了，妈妈吃了一辈子苦也就苦到头了。

现在想想老一辈他们的一生吃没吃到，穿没穿到，与现在人比福没想到，苦与罪可尝到不少。在他们健在时，我们当后人的没有请他们下过一次饭馆，也没有给他们过过一次生日，这固然受到当时的经济限制的一面，但也有我们后人没有想到的一面，这不能不叫人心里不内疚。现在改革开放了，人们生活质量普遍得到提高，不像过去要啥没有啥，买啥都得凭票，现在是要啥有啥，啥都能买到，开始过着较富裕的生活，可是二老却享受不到，他们早早就走了。

为了弥补我们内心的遗憾， 2001年我们兄弟妹妹几个人一商量，给爹妈坟上打了个拜台，立了一块碑，以此安慰父母在天之灵。

我们家第二个特点是，父母让子女读书上学在所不惜。这是什么思想，受什么影响支配他们这样做，至今不得而知，只好用事实来回答。

我是老大，上学最早最多，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在前巷住，我六岁时就开始启蒙，读的是私塾，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写字是描红。不久我们家就从前巷搬到北大街青石牌坊，因心铜殿小学离家近，我就在铜殿小学上一、二年级。到了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商城县城，我家跑日本往东乡苏仙石时，由于苏仙石没有学校，又在西贩寨读了一年私塾。后来苏仙石在叶家祠堂办了一所小学，我又在叶家祠堂上了小学。大概在一九四零年，我家从苏仙石办到邓湾子，当时邓湾子附近也没有学校，我就在二姑父家里读私塾，念的是四书五经，后来因一爹在何家贩教小学，我跟着一爹，吃住在何家贩小学上了一年学，直到高解山办起小学时，我才回到邓湾子在高解山上小学，一直上到毕业。

由此可见，只要有上学读书的地方，不管是私塾还是学堂，不论离家近还是离家远父亲他就叫你不停地去读书上学。父亲供子女上学可以说是不顾一切，这说的是上小学。上初中时，不管家里有多大困难，生活多么艰难，只要有一点力量，父亲也不放弃子女求学。我在高解山小学毕业后，就考上了信阳师范学校商城分校附中。这所学校是抗日时期（大概是一九四零年）从信阳迁来的，设在城内北塔附近（即现在的一中），而我家在农村吃住怎么办？父亲那时在新香村帮工就与老板叶善举商量，答应我在新香村吃住。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在信阳师范附中上了一年，到了一九四三年，父亲被新香村老板叶善举解雇了，我也没地方吃住了，就在这一年，我从信阳师范附中转学到能吃住的学校华岩寺育才中学上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到了一九四六年我初中毕业后又考上了云楼高中，上了半年高中，到了下学期，家庭经济实在支撑不住了，没钱交学费我被迫失学。从此我再也没有求学机会了。

现在我回想起来，自我父亲失业后，家里经济、生活一直是很紧张，那时父亲找帮工没人要，做生意没有本钱，成天着急。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父亲能够让我读完初中就很不错了，何况后来又让我上了半年高中，其中父亲的艰难程度就不言而谕了。

父亲对我是这样，对其他弟弟妹妹同样，只要你能够读进去书，家里再困难也让孩子们去上学。在我当兵的几年里，我们家里的生活困难到极点了，但是父母亲对子女上学仍然支持着。先是支持二弟德宇到潢川师范读书，后又供三弟德宁到开封艺术师范读书，大妹妹德珍也在商城县读完了高中，唯有四弟德安和小妹德菡读书读的少。

父母为什么这样重视子女上学读书呢？我还记得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穷不离猪，富不离书。”意思是说人再穷也要养猪，养猪能把零钱变成整钱，人再富也要读书，丢掉了书就意味着快要败落了。

我们老一辈都能如此重视上学读书问题，我们怎么样呢？那时，由于受家庭环境的限制和历史的、社会的以及个人的原因，我们兄妹七人没有一个能够读到大学，现在我想，假若那个时候家庭条件允许，加上父母这样重视子女教育，我们兄妹几人总会有人能够学出好成绩，那么到今天他的人生价值、社会地位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为此，我要告诫我们汪家的下一代，一定要记住，重视对自己子女的培养教育，要舍得教育投资，不惜一切把后代培养成才，要深信“知识就是力量”，

大伯父的回忆录写到这里，留下了一个逗号就嘎然而止了，此时大伯父的哮喘病已经不能自制住进了医院，他把这篇让人心酸的回忆录交给了我的大姑，我的大姑又转交给了我。大姑说，大伯父是流着泪写这篇回忆录的，他说他已经写不下去了，让大姑修改，因为亲身经历过家庭的风风雨雨，这让大姑不能自控，大姑脆弱一些，修改不下去，就让我代她修改，我毫不犹豫的应承了下来。其实，对老一辈的人生经历，我并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只好修改了一些断句和错别字。我想，还是保留原汁原味好一些。对于大伯父对我们下一代的希冀，我还想接着絮叨几句，以慰大伯父的在天之灵。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打开我们汪氏宗谱，但凡那些功成名就的本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重视自身的学习和修养，在我们各族之中，出现过斐名中外的核物理专家汪志馨、中国兽医学研究专家汪志凯以及大、中、小学等名望之师无数，这是他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榜样。

如今我们这个50多口的大家族，虽然都还不富裕，但是各自的家庭都还算幸福，我们已经告别了老一辈那个年代里生无所养、居无所栖的困境，迎来了今天一个繁荣盛世的好时代，衣食住行已经不是困扰我们生活的重要问题了。老一辈在那样一个困窘中尚能在牙缝里挤出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钱来培养自己子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忽视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呢？

我们历代祖先重德重学，他们以德学为宗，昭示后裔。故我们后代要谨记谆谆祖诲，不负祖望。相信在今后很长的时间段里，一定是我们汪氏家道蒸蒸日上、事业发达的黄金时代。汪氏后人将把这个读书世家风范永久的传递下去，使我们汪家读书之风长盛不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