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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研究闽台文化的精耕之作
-------读汪毅夫的《闽台缘与闽南风》
孟建煌
(福建师范大学硕导、福建师范大学在职博士、莆田学院教授, 福建莆田 351100 )
纵观汪毅夫先生的《闽台缘与闽南风》，首先可以看到考据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文字、音韵、校勘、训诂、辨伪等都应用得娴熟自如、得心应手。《闽南民间文献考释举隅》介绍了作者近年收集的闽南地区的齿录（同榜举人或同榜进士各具姓名、生年、籍贯、三代等情的履历汇编包括个人履历）、寿言、哀启、自传、书信和家训等各类民间文献，并就其涉及的文化、历史和闽台关系诸方面的问题加以考释。《闽南碑刻札记》从实物和出版物抄录部分闽南碑刻并加以考释，从而发掘出该部分碑刻在民间信仰、宗法制度、地方外事、社会问题、华侨历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
其次，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的学术视野十分开阔。作者不仅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和口碑资料，还十分注意发掘那些当事人或同时代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作者的老师、以其代表作《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而著称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孔立先生在为《闽台缘与闽南风》所作的序中提到的：作者一贯重视一般人不注意的文字资料，在本书中有进一步的发掘。除了大量引用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档案史料、发挥其以诗证史的特长之外，还执著地、不厌其烦地搜集民间文书，诸如寿言、哀启、齿录、家训、执照、诉讼文书、收租凭据、田亩丈单、通书、歌仔册、学籍档案、校友会刊物、私家信件等等，范围广泛而繁杂，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十分难能可贵。幸运的是，辛勤的劳动往往取得可喜的收获。
其三，全书的文风笃实温厚。《闽台地方史料丛抄》和《闽南民间文献考释举隅》是为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讲稿。在《闽台地方史料丛抄》中，涉及作者“在福建龙海某村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村中同姓村民有两个不同的起源，其祖坟一在本县、另一则在邻县（出于不影响当地人生活伦理考虑，此处隐其村名和姓氏）。”作者的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学术理念跃然纸上。
其四，研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的学术视野十分敏锐。台湾与大陆渊源深厚，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对这五缘文化，作者已用大量的史料加以论证。如在《闽台关系研究的两个问题——写给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学术报告》就以详实的史料证实了从“八闽”到“九闽”，1684年台湾成为福建台湾府，成为福建省的第九个府的事实。作者在书中以1895-1945年间海关档案所记的厦门口岸出、入台湾人数；湾游记里的闽台两地的旅运情况；“专售台湾”的历书和由闽入台的歌仔册；来自台湾的乡试诸生和出自福建的台湾进士；进香、探亲及其他章节，通过列表的统计数字、或游记、或历书、或歌仔册、或诗话、或年谱、或宫庙之“沿革志”等详实的论据，无可辩驳地指出一个历史事实：日据台湾时期，在闽台两地即海峡东岸和海峡西岸，不仅血浓于水的亲情不曾隔断，人员往来及各方面各层次的交往亦不曾隔断。从作者《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一文中可以看到，大批的日据时期在大陆印刷、在海峡两岸流传的闽南语歌仔册，再一次充分证明了：日据台湾时期，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并不曾“阻断”或“隔绝”。
其五，作者有着学术研究十分可贵的品格，那就是率真。敢讲真话，决不人云亦云，言不由衷。如对台湾与祖国大陆文化，很多学者只谈共性，不谈个性。作者则主张既要谈共性，也要谈个性。只有这样才符合辩证法，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只有这样，学者才能推动学术的进步。作者在《闽台社会史札记》、《闽台地方史料丛抄》、《流动的庙宇与闽台海上的水神信仰》和《从福建方志和笔记看民间信仰》等文不仅研究了闽台两地的某些共同的社会现象和民俗事象，也提出了某些差异性。如在书中所提到的清代在大陆几次出现的“银贵钱贱”现象，而台湾就没有。因为台湾不用钱，而用白银。又如通远王信仰，也从大陆播入金门。在大陆，人们看重的是这一神明的祈风有应的功能，因而被海上舟子和舟客为祈盼“顺风顺流”而作为祈风仪典的主神。而金门最常遭遇的灾难就是风灾，但金门人民看重的是通远王的祈雨功能。
总之，诚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孙绍振教授所说：“我读毅夫的文章，往往有大开眼界之感，除了他论述时有警策之处外，主要就是他的材料都是第一手的，原汁原味，好象上帝才创造出来，还冒着热气似的，其充分和丰富常常令我仔细揣摩。”[ 转引自刘大可《汪毅夫与闽台文化研究》载《东南学术》1999年第1期] 其所征引的史料有正史、地方史、还有野史、档案资料、诗文集、笔记小说、碑刻、庙宇签诗、口碑史料、田野调查报告等，其治学范围广及文学与文学史、史学与史学史、政治学与制度史、教育学、学术史等，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目前作者正在同时进行两部专著的写作。台湾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和闽台历史上的妇女问题已纳入作者的研究视线。我期盼着作者的新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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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1 23:4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