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汪新良 于 2015-4-28 08:36 编辑
昨天( 2015年4月26日),我刚从杭州出席首届浙江书展归来,得知文友汪国真先生于当天凌晨病逝,终年59岁。 在我收到的书信之中,论书法,诗人汪国真给我的信要算是够漂亮的。他的信,用毛笔写在八行红格宣纸信笺上,竖写,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八行书”的标准。《后汉书》称,古人写信,“书唯一纸,纸八行”。汪国真的信,字大,虽然不是“书唯一纸”,也不过“二纸”而已。他的信,内容很简单,如果用电脑写成E-mail,两、三行而已: 叶老师: 您好!新年将至,送上贺卡一张,谨祝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希望您多多保重,我和许许多多读者在等着看您的新作。得便望联系赐教。 祝 好! 汪国真上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信中所附贺卡,也别具一格。贺卡上印着椰子树下,一对夫妇牵着孩子的手在徜徉,旁边印着汪国真的诗《深深的心愿》: 有一个深深的心愿 愿孩子们身体健康 生命像那奔流不息的江河 有一个深深的心愿 愿年轻人心情快乐 生活像那轻盈美丽的云朵 有一个深深的心愿 愿中年强健 老人长寿 回忆美好得像诗也像歌 有一个深深的心愿 愿我献出的不仅是一颗爱心 还是人间一片瑰丽的景色 我与汪国真相识,是1992年8月在北国边陲的一次笔会上。他,斯斯文文,俊秀的脸庞上戴着一副秀琅架眼镜,越发显得文雅,帅哥一个。36岁的他,看上去像个大学生。他毫无锋芒毕露的那种诗人狂态,却腼腆得如同一位姑娘。 那时候,正值苏联解体——“8·19”政变一周年。我们参加笔会,一起从中国东北越过中俄边界,前往俄罗斯远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那时候的俄罗斯又穷又乱,汪国真被小偷偷去一千卢布,而我的旅行包则被小偷用刀片拉了一刀,照相机险些被盗。对于我们来说,此次俄罗斯之行是难忘的。 那时候,汪国真正处于大红大紫之中,在中国文坛刮起了“汪旋风”。 那年初,汪国真来上海,在上海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他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那天下着蒙蒙春雨,读者排成长蛇队,从楼上一直排到楼下,盛况空前。他在短短3小时内,签售了4000册“汪诗”,用掉7支签名笔!须知,任何上海作家签名售书,从未出现如此壮观场面。至于上海诗人,在我的印象之中,似乎未曾有过签名售书。 我不由得记起,曾经在上海接待印度诗人苏尼尔。他告诉我,印度文学界有句夸张的话:“诗人比读者还多!”诗的稿酬本来就比长篇小说少,而印度诗集的出版又异常艰难,所以诗人的稿酬犹如胡子上的饭粒。在印度只有安贫乐道者,那才是诗人。 在中国,诗人的境遇跟印度差不多。除了唐诗三百首以及唐宋诗词之外,出版社几乎很少出版中国当代诗人的诗集。诗集的征订数难以逾千,有时甚至连100册都不到。诗人们不得不拉赞助,不得不“包销”诗集,惨淡经营,才勉勉强强印了千把册,算是“问世”了。可是,汪国真的诗集,却如此走俏,如此红火,几乎成了奇迹。汪国真的诗集,不仅许多出版社争着出版,而且还有那么多盗版本呢——盗版书商的眼睛,向来只盯着畅销书。我在文学圈里,听到不少关于汪国真的议论,说他的诗不是诗,浅薄得很,是“迎合”少男少女……甚至有人掀起一番“倒汪运动”。 在我的心目中,汪国真是一个谜。 我曾找了“汪诗”来读,觉得别具风味,给我清新之感。不过,这样的诗,会在中国诗坛上刮起猛烈的“汪旋风”,我仍不可理解。 在这次北国之行中,一个夜晚,他跟我长谈,这才使我渐渐了解了他,明白了“汪旋风”最初是怎么刮起…… 在我看来,他不是一团稻草,不是一桶汽油,不是在顷刻之间腾起烈焰。他如同煤球炉,经过慢慢的引燃,炉火渐旺,终于“红”了起来。 他的经历很简单:1956年6月22日生于北京。中学毕业以后,曾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工人。后来考上暨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 他是一位青年,他为青年写诗,写青年之诗。他曾经自称他的诗歌创作得益于四个人:李商隐、李清照、普希金、狄金森(美国)。他追求普的抒情、狄的凝炼、李商隐的警策、李清照的清丽。 他的诗,最初是在许多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年杂志的发行量大,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他的“青春诗”渐渐在青年心中扎了根。这样,年复一年,他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自己庞大的读者群。然而,此时文学界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虽说他也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一些诗。 他的诗,在青年中不胫而走。青年杂志《女友》看准了“行情”,特邀他开辟了“汪国真专栏”。他还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的专栏作者。 出于对“汪诗”的喜爱,有的青年读者收集“汪诗”,抄录成册,出现了“汪诗”手抄本。他得到了“上帝”——青年读者的认可和拥戴。一位女教师把“汪诗”手抄本交给在北京学苑出版社当编辑主任的丈夫看,她的丈夫主动找到汪国真,愿为他出版第一本诗集。 1990年4月20日,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交稿,5月20日便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据汪国真向我透露,此前,他曾把自己的诗集交给南方一家出版社,在那里未遇“伯乐”,压了很久未能出书。 1990年5月19日,《北京晚报》为汪国真诗集的出版发了一条几行字小消息,翌日王府井新华书店立即涌来大批青年读者购买“汪诗”。 《年轻的潮》竟重印5次,总印数达15万册——这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是不可想像的数字。 1990年7月4日,汪国真的诗集《年轻的潮》被《新闻出版报》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文艺类图书仅此一本。 1990年10月,汪国真应邀到北京许多大学作诗歌演讲,受到大学生们的热捧。 …… 这清楚地表明,“汪诗”不是“自上而下”、由诗坛权威捧起来的,却是“由下而上”、由青年读者拥戴而形成“热点”。 与汪国真同行的那些日子里,不论在宾馆、在餐厅以至在大街上,他常被青年们认出(因为他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露过面),要他签名。有的青年,当场背诵“汪诗”。这样,他仿佛成了青年中的“上帝”。 在当时,论资历,汪国真很“嫩”;论作品,他也不过出了几本薄薄的诗集。然而,他已成了中国诗坛一颗耀目的新星。他的成功,道出了一个真理:不论作家还是诗人,应该真诚地贴近广大的读者,尤其是贴近年轻读者。只有和广大读者心相通、心相连,才可能使文学家走出象牙之塔。 他的诗集一部又一部出版,一直处于畅销之中。他的诗集《年轻的思绪》获1991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汪国真爱情诗精品赏析》获1992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汪国真哲思短语》获1993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此后,1996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与汪国真见面。后来又多次在全国文学界会议上见到汪国真。 2006年8月,我与汪国真在河北石家庄重逢。他告诉我,最近他正在筹备书画展,而且正忙于为400首古诗词谱曲。他还主持电视节目。 多才多艺的他,人到中年,益见光彩。 令我叹息不已的是,汪国真猝然而故,他写给我的信,真的成了“历史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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