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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是雅昌艺术网上一位收藏家介绍汪氏先辈中的两位陶瓷艺术家的,发在这里也让各位宗亲了解一下他们的事迹。]
照藜与兴藜
——浅绛彩瓷中的“汪氏兄弟”
初国卿
按:此文应“海淡天高”树群兄之约所写,原刊于2014年第6期《收藏界》,最近收到许多玩家朋友的信息,要此文的文本文件。还有雅昌旧友说,为什么不发到雅昌民版,让更多的朋友参考。于是我将此文发于我的博客中,再发雅昌论坛民版,这里是发现浅绛彩瓷价值的肇始地,许多知名的浅绛瓷收藏家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并从这里练就了中国文人瓷画方面的专家。所以,浅绛的勃兴与价值重估,要感谢雅昌论坛,要感谢民版的几位版主。
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玩浅绛彩瓷,买的第一件藏品是汪兴藜的“青花纹与刘备招亲图浅绛大瓶”。那是在辽西古昌黎义县的一家寄卖行,大瓶虽身有裂纹,且缺耳一只,但66厘米的高大器型和三层青花纹饰,一面浅绛人物,一面书法诗作,既有纪年款,又有署名的彩瓷作品,着实让人喜欢。在看惯了满世界的瓷器包括官窑器在内大都为匠人之作的时候,见到这样具有书卷气象和文人韵致的大瓶,自然令人眼目一新,于是毫不犹疑地花三百元买了下来,尽管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我被打眼了。买到这件瓷器不久,我才知道它叫作“浅绛彩瓷”,它的作者汪兴藜是徽州人。汪兴藜还有一位兄长叫汪照藜,似乎比他更有名。于是我开始满世界地寻找这类瓷器。到2004年入藏最后一件浅绛彩瓷时,我的浅绛轩里已有28件汪氏兄弟的作品,其中汪照藜的22件,汪兴藜的6件。
一
浅绛彩瓷的创世到衰落,经历了70年;而衰落之后到成为藏界新宠,也是隔了70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世人重新发现浅绛彩瓷并成为热门藏品,这期间,汪氏兄弟,尤其是汪照藜的名字大概是玩家最熟悉的,几乎所有收藏浅绛的人,手中可能都会有一两件汪照藜的作品;早期浅绛玩家,也大都是先淘到汪照藜后再收到程门或金品卿的。因为在上百位流传到今天的浅绛彩瓷名家作品中,汪照藜的存世量可能是最多的,保守估计,他应当有一二百件作品存世,相比其兄,汪兴藜的则要少了许多。
在资料匮乏,缺少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要搞清楚当年浅绛彩瓷名家的生平事迹一向很难,直到今天,我们也查不到汪氏兄弟的生卒年和具体出生地。知道他们是徽州人,是因为汪照藜的作品上偶有“新安汪照藜”的署款。而知道他们是兄弟,则时间更晚。在2008年以前包括玩浅绛彩瓷最活跃的雅昌网近现代瓷论坛上,还都将汪兴藜的作品误为汪照藜的。这主要是因为繁体字的“兴”与“照”在书法上很相像,不细看难以区别。如玩家发在论坛上的汪兴藜渔樵人物方胜瓶、五如图方胜瓶、竹溪六逸人物瓷板等都曾误为是汪照藜的。后来玩家逐渐发现这是两个人,而且是两兄弟。同时,我还见过一网友收藏的汪燃藜乙巳年(1905)所作“捕鱼为业图浅绛彩温酒器”,这个汪燃藜是否也是照藜、兴藜的兄弟呢?因其作品少见,难以确定,但从“燃藜”之名看,当有兄弟之缘。如果未来对燃藜所作多有发现,确认其与照藜与兴藜的兄弟关系,那此文的副题就当改为“浅绛彩瓷中的‘汪氏三兄弟’”了。所以在当下,我们还只能先写这两兄弟。
知道照藜、兴藜是兄弟,一是我曾见过他二人合绘的瓷瓶;二是“照藜”、“兴藜”之名,也是兄弟起名的贯例。这一点,对徽州浅绛瓷绘家颇有研究的晨欣先生在《浅绛瓷绘名家中的徽州人》一文中也说汪兴藜是“徽州人,汪照藜之弟也”。尽管如此,说他俩是兄弟,还是缺乏铁证。但同是徽州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姓本家,又名字中同有“藜”字,称其为“兄弟”自也成立。因为在徽州,自古以来就有“九李十八张,天下无二汪”之说,更有“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华之后”的说法。
“汪”是徽州大姓,公元197年汉龙骧将军汪文和避乱渡江南迁,孙策授其为会稽令,遂居于歙县,为徽州汪氏一世祖。之后徽州汪氏兴旺发达。其14世孙汪华生有9个儿子,后裔在境内分布最广。歙、黟为汪华长子建和第八子俊之后;婺源、休宁、祁门为汪华第七子爽之后;绩溪为汪华第九子献之后,构成徽州汪氏放射形分布,而且汪氏人口众多,这就是“十姓九汪,皆华之后”的来历。不仅如此,在徽州之外,还有“天下汪氏出徽州”之说,由此可见徽州汪氏在全国的影响。
画浅绛的汪氏兄弟出自徽州人文渊薮之地,其姓不凡,其名自也不俗。“照藜”复“兴藜”,都与“藜”结缘,可谓意味深长。
“藜”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嫩叶可吃。在我辽西的老家则称其为灰藿、灰菜。老茎可以用来做拐杖,称“藜杖”。《晋书·山涛传》记载说:“魏帝赏赐景帝春服,帝以赐涛,又以母老,并赐藜杖一枚。”古诗中又有“杖藜”一词,唐代杜甫《暮归》诗道:“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姚合《道旁亭子》说:“南陌游人回首去,东林过者杖藜归。”北宋诗人孙季秀《题屏》诗中有:“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南宋诗僧志南的《绝句》也说:“古木阴中系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都是将“藜杖”入诗的最好句子。
在与“藜”相关的典故中,最有名的是“藜火”和“青藜”。 晋王嘉《拾遗记》里载:“汉刘向校书天禄阁,夜默诵,有老父杖藜以进,吹杖端,烛燃火明。取《洪范五行》之文,天文与图之牒以授焉,向请问姓名。云‘太乙之精’。”南朝时的《三辅黄图》一书也记有此事,并增加了“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一句。后因以“藜火”和“青藜”为夜读或勤奋学习之典。正是因为有此神授,刘向才成为一代经学大师。于是刘向的子孙后裔,就以“藜照”、“藜阁”等为堂号,自称藜阁刘氏,以纪念刘向这位杰出的显祖。所以后世也以“照藜”之典喻勤奋读书,又因是黄衣老人持青藜而来,所以“照藜”之名者,字必带“青”。而名“青”者,则以“照藜”为字。如清末民初浙江有位著名书法家刘山农(1878—1932),原名青,字就是“照藜”。另一位上海书法家刘文玠(1881—1933),名青,也是字“照藜”。
由此可见,汪照藜之名正是来源此典,而从存世的汪照藜浅绛瓷上也可见到他的字正是“子青”,还有“筱青”。而其弟汪兴藜,或还有汪燃藜,也是随其兄而名,都有“藜”字。从其传世作品上看,汪兴藜又称“仰和”,这当是他的号。
二
照藜与兴藜兄弟,在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的创作上,虽然未能达到如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一样的成就,但却以大量的创作,形成独特的风格,在浅绛彩瓷的发展史上自成一派,不可轻视。
汪氏兄弟的主要创作时期是在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我所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汪照藜作品是光绪二十年(1894)的“灌溉图蒜头瓶”和“群仙高会图笔筒”,最晚是1925年的“渔樵耕读帽筒”,跨度在30年以上;现存最早的汪兴藜作品是1906年的人物方壶,最晚的是1910年的人物帽筒。可见这位弟弟的创作时间并不长。汪照藜在1925年仍有创作,这在浅绛瓷绘家群体中,大约是最后的香火。但他晚期的但风格已多是粉彩,即使是浅绛,也大都画得粗糙,且底款为“汪照藜造”,我判断这是以他的名字注册的“汪氏公司”所为,不一定是汪照藜亲笔所为了。
在30多年的时间里,汪氏兄弟的创作应当数量很大,器型也多种多样。如文房器有笔筒、墨盒、水盂等;观赏器有瓷板、琵琶尊、蒜头瓶、象耳瓶、方瓶、六棱瓶、方胜瓶、壁瓶、嫁妆瓶、帽筒等;实有器有杯、壶、盘、碗、小碟、盖缸、将军罐、冬瓜罐、粥罐、花盆、水仙盆、鱼缸、枕头顶、渣斗等。各种器型应有尽有,这在当时的浅绛瓷绘家里是不多见的。
汪氏兄弟的浅绛彩瓷创作主要在光绪朝的后平期,作品内容丰富,既有历史重大题材,又有民间风物传说;既有人物山水、花鸟虫鱼;更有渔樵耕读、品茶醉酒。
历史题材的瓷绘内容似乎是这两位兄弟的拿手好戏,历史上的许多故事都曾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如汪照藜的百里溪拜相、破镜重圆、风尘三侠、霍小玉传;汪兴藜的管鲍分金、刘备招亲、笔林七贤、李白回书、笔溪六逸、和靖爱鹤等。民间传说中如汪照藜的彭祖长寿、单衣顺母、窦燕山教子、富贵寿考、一堂五福、十二花神;汪兴藜的五如图、加官晋爵、郭巨埋儿、关羽送嫂等。同时配有大量历史诗文,使瓷上的浅绛历史瓷画更为生动,更有内涵。
对于日常生活的创作题材,那更多的是汪照藜的选项。在目前发现的汪氏兄弟的浅绛彩瓷作品中,还有没看到汪兴藜表现日常生活的题材,他几乎是清一色历史题材的创作。而汪照藜则不然,他既有历史题材的,更有生活题材的。如砍樵、钓鱼、读书、醉酒等生活小景都会出现在汪照藜的瓷绘中,尤其是饮茶和耕织图系列最为突出。如己亥年(1899)的“坐对茶经”执壶,癸卯年(1903)的“客去茶香留舌本”提梁壶,庚戌年(1910)的“寒夜客来茶当酒”提梁壶,辛酉年(1921)的“谈心解渴总相宜”人物执杯,茗饮系列题材似乎是汪照藜最擅长的,所以每一件也都画得纯熟而充满诗意,且没有重复之感。所以我深信汪照藜不仅是一位多产的瓷绘家,还是一位喝茶高手和茶文化爱好者。
在中国古代,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男耕女织,是最为美丽的小农经济图景。因此,《耕织图》就成为最流行的绘画题材。中国最早的《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俦所作,并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后来许多画家纷纷创作,演绎为中国绘画史、科技史、农业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瓷器上出现的耕织图纹,始见于康熙时期,多用青花或五彩表现。浅绛彩中的耕织图目前仅见于汪照藜,其中他画得最好的是乙未年(1895)的“耕织图琵琶尊”。这件作品收在陈建欣先生编著的《浅绛彩瓷画》一书中。此尊高45厘米,四面绘有耕织图内容,分别为“选种”、“饲蚕”、“灌溉”“收刈”,每幅画上均有题诗。整件作品庄重古朴,大方端庄,其四时田园风光所呈现的耕织图画面和小农经济场景,既素朴温婉,又风华独标,令人赏爱不已。我还曾见过一件汪照藜甲午年(1894)绘的“灌溉图”蒜头瓶,画得也是《耕织图》里的场景。我藏有一对他甲辰年(1904)绘制的“插秧碗”,表现的也是《耕织图》的内容。汪照藜选择《耕织图》上浅绛彩瓷,不仅是他对市场的把握,更有他瓷绘审美上的独特选择,这一点正是汪照藜不同于其他浅绛瓷绘家的高明之处。
在瓷绘风格上,汪氏兄弟尽管手法多样,但其在光绪时期的主体作品却很有些独到之处,不仅有突出的个性,还更具有更浓郁的“浅绛”色彩。
在“浅绛”色彩上,兄弟二人的风格是一致的,即是很典型的“浅绛”。我们知道,浅绛是中国山水画中的一种设色技巧,即画面以淡红青色彩渲染为主,多用淡的赭石和淡花青类颜料,而照藜与兴藜兄弟的瓷绘正是尊循这一用色原则,所以他们的作品看上去虽是淡抹轻染,但却简静素雅,充满融融古意。
在人物造型上,二人风格也很一致,其人物大都是当时海派如任伯年、钱慧安等人的风格,面部多是高额头,稍拱嘴的“光绪人”形象。这一点,在汪兴藜的作品中也有记载,如他绘于丁未年(1907)的“青花纹与刘备招亲图双耳大瓶”和“竹林七贤图双耳瓶”上就有这样的题款:“仿海上名人画法于珠山。”
与画意不同的是,兄弟二人在书法上却大相径庭。汪照藜的书法风格为“二王”一路,颇近似于赵孟頫和唐寅,流美而华滋。而汪兴藜则厚重朴拙,很像吴昌硕一路,且多有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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