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灌河流域暨新安镇】汪氏渊源录
    灌河位于江苏省北部,连云港市南端，流域面积大约8000平方公里，包括连云港、盐城、淮安、宿迁四市中的灌南、灌云、响水、涟水、沭阳、滨海、阜宁、淮阴、泗阳、宿豫等10个县区,它是苏北人民切切实实的母亲河,孕育着流域内的1000多万灌河儿女。其中,也包括居住在这里的数十万汪氏儿女。
     在过去的几百年,汪氏儿女在苏北各姓氏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无可抗衡的重要性,对地方的稳定和繁荣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提到苏北的汪氏儿女,就不能不提到灌南县新安镇,新安镇是灌河流域乃至整个苏北最重要的城镇之一,也是汪氏后裔在苏北的最主要居住地,新安镇建镇初期四大姓氏是汪王程赵,汪氏排在第一位,在苏北另一个重镇涟水县高沟镇,当初的三大姓氏是汪郑徐,汪氏也排在第一位。从这两个苏北重要城镇人口的数量可观汪氏人文力量在当地的重要性,及其汪氏后人在苏北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至于汪氏儿女如何能在苏北这片土地生存发展,茁壮成长,其间,各自又有着怎样的渊源,由于目前资料欠缺,现在尚不能完全给出准确答案,不过,我非常愿意就本人已经了解的相关知识,就灌河流域的历史因素综合汪氏渊源给大家一些不成熟的分析。
      远追华厦五千年文明,我们汪氏源远流长,公元前2717年时出生的轩辕黄帝,是我们汪氏人的远追始祖,黄帝传2千余年,历夏商周至春秋,经周文王姬昌,周公旦,再传至颍川侯姬汪,姬汪生于公元前573年,乃鲁成公姬黑肱（公元前590-前573年在位）次子，相传出生时左手水文右手王文，合成汪字遂以为名。姬汪传挺再传诵,诵以姬汪之名为别姓,迁居平阳府,后世以平阳为郡望的原因也就出在此处,汪诵乃汪氏人开宗辟代之祖,后世称为三世祖,追姬汪为一世祖,挺为二世祖,由此成其后二千五百余年汪氏计世祭祖的开端。
    我们汪氏之所以至今能保持着脉络分明,世系清晰,传承了一百多世却条理依然,在当今所有姓氏当中属非常少见的情况,这个中原因不能不提到我们的两位先祖,三十一世祖汪文和,四十四祖汪世华,文和公在东汉献帝时便封龙骧将军,公元197年,中原大乱,文和公南渡,迁族至新安江畔,孙策表授会稽令,封淮安侯,遂而考定谱牒，追溯其祖考溯至颖川侯，凡三十世，且详记德行、官爵、墓茔于各代之下。这是汪氏之谱牒自此详细的根本。世华公因后世子孙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单字华,称华祖,唐太祖李渊诏授他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诸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公，食邑三千户。华祖在歙时,祭祖溯源,追寻祖脉,给后世留下了更为清晰的宗代脉络世系图表。
   我们汪氏后人能在苏北得以生存发展,究其源头,既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也代表着他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但因他们的迁徙轨迹不尽相同,各有原因,在这里,也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追寻他们群体迁居的成因。
    且以灌河流域所属灌南县新安镇汪氏人迁徙轨迹为例,以一斑寻全貌。新安镇的历史很年轻,建镇至今不过数百年,在数千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茫茫海域。灌河这片土地最古老的称谓是东海上,据《淮安府志》记载：新安镇以及周边地区在一万五千年前是古海岸的沙堤，生活着古脊椎动物。一万年前，“淮海古猿”进化为人类。六千年前，谭芦大地震震出了大伊山、小伊山、伊芦山和朐山联成一体，在它的西和南部形成方圆一百八十里的硕项湖，湖南一隅即有先民居住于此，生息繁衍。《淮安府志》所记载的湖南一隅应在新集高沟一线之南，最早的居民也应该包括东夷人的后裔。
    据宗亲“新安老哥”考证，约4600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蚩尤部族进行了涿鹿之战，战败的蚩尤部落则退居东海一隅，成为在这片土地生活的最早民众。 当然，最早的东夷人或只是借助一些孤立的小岛过游击生活，(大陆已经容不了他们)或是他们以后逐渐退化，融入了炎黄大家庭，或是因为生活的困窘,天灾人祸等因素而使他们逐渐的消失，灭亡。总之,在后来千百年的历史记叙中,基本没有详细记载东海上的人烟,或许他们确实不在了,在浪漫主义思潮里唯有神话色彩,如“烟波渺茫信难求”。
    灌河流域第二批大移民是在2000年前李广利封海西侯时，或许李广利并没有对这片土地有自己的认识,但却随之迁徙来了一部分民众，不过,那时的灌河水系还没有成型,包括高沟镇新安镇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广大的水域中,硕项湖烟波浩渺,古海岸还没远去。海西故国的遗址在如今的灌南县新集镇,在随后的千百年间,受地表环境的变迁,黄河多次夺淮的影响,淤积了大量的沙土,终使新安镇这片土地成为人类居住和生存的风水宝地,而时间也已推移到了元末明初。
    当然,前两次人口的迁移并没有在灌河流域留下大的痕迹,依旧是野草荒漠,烟波浩瀚,人迹寥寥,这是因为在李广利封侯后的一千五百余年里,荒芜处自然灾害最为人难抗,再有数不清的战争也影响到了这里,可以说在那战火连连的时代,匪盗猖獗,天灾人祸与自然所带来的威慑,使这片土地的原有居民遭到了磨难,日渐减少,或迁移或被周边所同化,古海西郡的治所在现在的涟水县(涟水的古称很多),民众必然向郡所靠近,荒芜处也就再难见荒凉人了,天高皇帝远过着神仙般生活的故事基本都是神话传说里出现的情节,可以说在海西这片土地上的人烟是少之又少。记得念书时,曾有历史老师对我们讲过,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是古时人口变动,减少的一个重大因素。
    灌河流域乃至整个苏北最大批量的移民,也是至今影响苏北民众话题的乃是源自明朝洪武年间事件,史称为“红蝇赶散”。这也是朱元璋立足南京后，为巩固新政权所采取的一个非常手段。
    据传在1370年8月，朱元璋对身边近臣说：地方民风非常奢侈，富民的衣食住行，竟然和公卿贵族一样,暴殄天物,不惜糟蹋。
     言下之意需要整治,须打击,其实,这是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报复苏杭一带的王府士绅民众对张士诚的拥戴所采取的借口,为巩固大明政权,对斩杀不服民众的行动找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民间曾有天上下白面的故事,便是针对朱皇帝此话的延伸,当然此故事的结尾自然是民众流离失所,逃荒要饭,朱元璋之语也成了引发“洪武赶散”（又称为红巾赶散”“红蝇赶散”）的导火索。
     此后,“苏州阊门”一带民众被尽数迁移，其中有一大部分其他地方民众为了避灾，皆冒名顶替为苏州阊门人。朱元璋起杀机要杀戮这部分所谓的奢侈民众时，身边一位近臣进谏并自称来自阊门，(原因还可探讨,总之达到目的)求得朱元璋对阊门人的赦免,改为移民。而私下民众皆被告知以阊门人身份移民可以免灾。
     这次移民范围之大,规模之壮观,对苏北乃至山东,河北等地民众的影响皆是前所未有。对于大部分苏北民众来说,追溯源头都会提到来自阊门。而相当一部分苏北籍的汪氏后裔也自称是来自苏州阊门,甚至许多介绍苏北汪氏的文章也是这样叙说,其实这却是误传,以讹传讹的结果,皆是为了附属阊门而免灾。
     当然,也不能排除一少部分人的先祖确实经历了红蝇赶散时期,据传张士诚开明,坐镇苏州时,广招四方贤能,来自徽州的汪氏后人前往报效谋求功名,再有,因红蝇赶散而引发的移民政策在其后延续了许多年,范围也扩大了许多,包括今日安徽的徽州和江西的一大批民众,而来自徽州的民众在苏北移民中占了很大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总移民数量的四分之一,他们大多顶着阊门身份,这便如今天某些面子工程凑人数,竟把学生排在成人中间,当然,当时的官吏政绩玩太了,欺瞒明太祖深了,小小的阊门竟然迁了几十万人,直把后人搞得困惑了,潜移默化中有了极大的影响,把阊门身份习以为真了,这也就难怪一部分汪氏后人会误认自己先祖是来自苏州阊门。
     据目前对新安镇汪氏的了解,参照新安镇周边的四大姓氏来说,汪氏移民显然是在红蝇赶散后期。其时,现在的新安镇镇址还没有定,即便是新安镇东南的莞渎街历史也比新安镇长。而移民迁移的步骤也是在过渡中所形成。移民后期一是因红蝇赶散的延续,另一是徽商的兴起,电视连续剧《新安家族》讲述的就是徽商汪氏人,而在那之前,徽商已经发展,在中华大地是响当当的招牌,就如现在提到浙江义乌的商人一样。
    当然,商人做生意要讲究准确的时机和地点,苏北既是盐业的原产地,也是丰富的渔业资源盛产地,硕项湖畔,渔业丰富,“古来硕项是名湖，内隐渔樵活画图；无数偏舟浮碧浪，夜灯万点醉酣呼。”“湖色茫茫万顷鲜,红村渔艇望相连，”这皆是古来吟诵硕项湖的名句,今天的渔场,渔场口逐渐成了后来徽商的集散地,初始每月一集至一月多集再至日日成集,如今和它相连的汪石桥,汪庄等地名也从侧面说明汪氏人在那里曾经的辉煌,不过,那里初期既没有渔场也没有汪石桥,最初被徽人称之为月来集后改再改至悦来集,取意由每月聚集改为高高兴兴来做生意。
    随着徽商在苏北的崛起,渔场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开始考虑另谋其地来满足发展,前面提到新安镇周边的四大姓氏为周武惠管,他们的迁徙便是源自于红蝇赶散,红蝇赶散在苏南等地都是成族成片的迁移,这时在新安镇周边他们已经站稳了脚根,可以说是各自划地为营,把新安镇周边土地瓜分殆尽,后来的徽商只有从周惠等大姓人家购得土地,当然,紧靠盐河边的土地,一来地势低洼,本就常年在水域里,二来也多是没瓜分净的土地,购买花费要少一些。
    徽人选址在此,还有一个故事:当时安徽歙县的名儒程鹏对众人道：“我等徽人欲在此创立大业，需寻找土地肥沃、土质凝重之地；土肥，则能五谷丰登；土质凝重，架屋盖房，才能坚固耐久。事关子孙永远，不可轻率。”盐河边的土地经过长期的水浸和日晒，土质凝重，和渔场之地土相比,称量上略重些。
     新镇按五行八卦而建，“状若长龙，镇市计分八牌，环列五庄”。新安镇疆域“东至莞渎界7里。西至沐阳六塘河界12里，东北至莞渎界9里，东南至长乐镇界7里，北至湖坊镇界12里，西南至安东鱼场镇15里。东西宽19里，南北长19里，东北至西南24里，西北至东南19里。”
     镇上庙宇殿堂、亭台楼阁，规模宏伟；九庙十八庵，琉璃碧瓦，斗拱飞檐，蔚为壮观。因为地广人多，物产丰富，生意兴隆，当地人认为以徽人故里“新安”为镇名有失乡人体面，欲改名“朐南镇”（取海州之南意）。诉讼至海洲府，知州亲临视察，见新安镇状若长龙，规模宏伟，认为既已定名“新安”，何以非要改为“朐南”？于是便劝当地人罢诉息讼，然而当地户门大族（周、惠等）不听，常有排挤徽人之言行。程鹏率众徽人据理力争，诉讼双方各持己见，致使缠讼达40年之久。明末崇祯九年，海洲知府陈维恭升堂审理这起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积案。听罢双方的陈述，他沉吟许久，认为以新安为镇名，并无不妥，况且生米熟饭，木已成舟，遂裁定不予更名。并正式宣告以“新安”为镇名载入海洲府版图。
     新安镇建镇后人口众多,尤其是苏南迁来了众多家族,周惠刘段金郑管武等,皆占一定比例,且在周边都已成庄,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里的人口排布顺序却依次为“汪王程赵,周武惠管”这后面的四大姓氏迁移历史皆自红蝇赶散,且在新安镇周边都形成了各自的势力,惠庄,管庄,大周庄,大武庄,但在姓氏排序上却让汪氏人拔了头筹,外面的人提到灌南新安镇总以汪氏为第一称,这个中原因还得从徽民的结构来析说。
     古徽州是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地，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所置的歙州,汪氏四十四祖汪华据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保六州民众免遭兵刃，成为了徽州的地方神， 在随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徽州形成望族众多，八大世家姓氏分列其中，其中汪程最为著名，程姓以东晋初年程元潭出任新安太守，居屯溪区篁墩起，程汪两氏分列为古徽州的第一第二大姓，他们相互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或为表亲或为内亲，（具体例子在文献及各自宗谱中皆有记载，如某娶程氏女，某娶汪氏女等、）所谓剪不断理还乱，程鹏建言立市,岂能没有徽州汪氏人鼎力相助?其在新落成的文昌阁上书写联句“分黄山半点秀气,镇东海一郡文风”更加激化了里人对徽人的矛盾,清时状元汪应铨经过时改写此联:“分黄山秀气,振东海文风”便有效的化解了当地人的对立情绪。在长达四十年的官司诉讼里,需要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支撑(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更需徽人团结一心,汪氏人在其中自是鼎力以助。
     从目前获知的宗谱信息是:汪氏爽公支新安镇始迁祖是75世宗洁、宗渊、宗泾、宗泽等人,他们该是最早进入这里的汪氏人之一,宗洁等人皆是同宗兄弟,他们在70世共祖,同门兄弟十三人分散与苏北各地。由于手里缺少他们确切进入灌南新安镇的时间,唯有依所传世数及其自身所处的状况用数字来大致推断,约在公元1500年前后,当然,与程鹏结伴的同期徽人或非是宗洁等人,而是他们的后裔,经过高沟、渔场等地的过渡他们或在当地已经繁衍了三五代,但这些后裔与前辈徽民依旧保持一致,形成高度统一的团结一心的整体,使徽民在其后取镇名的斗争中压倒当地里人取得了胜利。
     建公派75世儒公支系82世汪一本、汪一正、汪一鹏等兄弟是灌南新安镇建公支系的始迁祖,嘉靖年间他们在盐河西岸立足后便迅速繁衍发展,不久独立成庄,使汪氏人口数量在新安镇占有了绝对优势。而他们也必然在徽民与当地里人争镇名的官司中作出了贡献。
       俊公后裔78世惟秀、惟元、惟敏在明后期自金寨县葛山迁至新安镇,使汪氏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又有了增加,这也使汪氏在当地八大姓氏中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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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支汪氏人的迁徙轨迹,与“红蝇赶散”不能说没有关系,但与苏州阊门绝对是相去甚远,它只是过渡点,真实的汪氏迁移过程与徽商兴起有着绝对的关系,徽民背井离乡,远离家园,靠技艺养家糊口,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徽商与徽文化,以建公派83世汪一渝为例,他携带家口，定居海州府板浦古镇，做起滴醋生意,秉承“恕心能及物，有道自生财”的经营理念，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汪恕有滴醋”已经名达四海，誉及五湖。
      徽人秉着团结的精神,在新安镇得到了长足发展,清朝后期,汪氏人在新安镇有了自己的宗祠,上敬华祖,下合子孙,宗亲间的矛盾得到了有效的化解,但凡因打骂伤及祖先之德者皆会受到全体族人的指责。
      汪氏人能到一个新的地方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成为当地的门户大族,在某种程度来说,与全体徽民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有关,这也是汪华文化传世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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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0 16: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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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0 21:1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