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倾轧历劫难 暮年余生梦仇池

汪鑫

宦海倾轧历劫难  暮年余生梦仇池

汪小红

苏轼，一代文豪，诗、词、文章兼备，尤其在词的创作中，冲破了传统藩篱，“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了绸缪宛转之度”，开创了豪放的词风。他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六岁进入仕途，但在官场中屡经磨难，几乎没有交过什么好运气。

《邵氏闻见录》中说东坡任扬州知州，曾旼罢州学教授，路过真州，见到新党骨干吕惠卿，吕惠卿问苏轼是个怎样的人，曾旼回答说：“学孟子”。吕惠卿大不以为然，责怪曾旼说话不伦不类。曾旼说：“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学孟子也。”事实上曾旼所说不假，东坡从政，时时以民为重，确在学孟子。再看《东坡易传》，苏轼在《易传》里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听民自择其所安而归，不可强迫天下人都来随从一人。

熙宁中，王安石锐意变法，投机分子纷纷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有吕惠卿、曾布、邓绾、邓润甫、吕嘉问、蔡确、章惇等，还有臭名昭著的蔡京、蔡卞兄弟。这些人志在利禄，只图升大官、发横财，新法只是他们攫取利禄的招牌，他们抓住王安石极力推行新法的心态，上书为其歌功颂德，如邓绾上书神宗，媚安石曰：“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王安石喜而用之。因其靠谄媚得官，被乡里传为笑柄，邓绾竟大言不惭：“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与王安石有交情的苏轼可没有那样作，他没有盲目迎合宰相大人的口味，而是根据亲眼观察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免役法，他认为劳役自古由上中户承担，今规定所有人户出钱抵免，则最穷之“单丁、女户，首欲役之。”无疑雪上加霜。他更担心以后“庸钱不除，差役仍旧”，百姓承担双重负担。再如青苗法规定农民自愿贷款，在执行中却变成强制放款，硬性摊派，牟取高额的利息，借以中饱私囊。苏轼看到这种情况后，上言：“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 欧阳修也指出：“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

执拗的王安石哪里能听得进去，“素恶其（苏轼）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后在变科举上苏轼与王安石又出现争议，“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但是苏轼并不吸取“教训”，仍然以民为本，对新法继续进行善意的“批判”，招致更大的危险，“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就是在被排挤出朝，担任地方官时期，苏轼仍“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结果几至杀身之祸。

以往论著多将苏轼列入反对变法者即保守阵营之中，实际上他只是主张变法应循序渐进，因势利导，不能操之过急耳。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苏轼议论贡举与神宗意合，神宗召见，问以政令的得失，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神宗死后，因即位的哲宗年幼，英宗高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一反神宗的所作所为，任命旧党首领司马光为相，其他旧党人士也纷纷位居要津。假如苏轼稍微圆滑一些，势利一点，获取高官不难。但他仍旧没有那样作，当司马光尽废王安石新法时，他又站出来说话了，“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的害处是“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而差役的害处则在于“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变差役为雇役，同变征兵为募兵一样，顺应历史潮流，“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可是司马光一概不听，气得苏轼叫他“司马牛”，这下又得罪了司马光，“光忿然”。不久，北宋朝廷陷入剧烈的党争之中，不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苏轼，不论新旧两党谁得势，都遭排斥，厄运不断。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又因元祐党人案被贬为颍州太守，对惨酷政治斗争早已厌倦的他，幻想与当年陶渊明一样，到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悠闲度日，以颐养天年。他在《和桃花源诗序》中表白了自己晚年的心迹，“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就在苏轼寻觅理想中的“桃花源”之际，凑巧有朋友送了一块仇池山所产水锈石给他，观之爱不释手，欣然赋《仇池石》诗言：“海石来珠宫，秀色如蛾绿。坡陀尺寸间，宛转陵峦足。连娟二华顶，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殷勤峤南使，馈饷扬州牧。得之喜无寐，与汝交不渎。盛以高丽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气压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还相逐。风流贵公子，窜谪武当谷。见山应已厌，何事夺所欲。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

日有所思，则夜有所梦。有一夜，苏轼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偏远的地方，这里山清水秀，形势险要，花果飘香，物阜天成，宫室人物犹如仙境。东坡一看，这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桃花源。仔细观看，见堂上题榜是“仇池”二字。醒来后他寻思道：仇池是当年武都氐人的故地，杨难当曾率众保聚于此，我怎么竟住到那里去呢？他询问门人，赵德麟说：“仇池是道家的福地，被称为小有洞天的附庸。《续博物志》中称，中国三十六洞天，仇池是第一玉尺，周回百里，名小有清虚天。唐杜子美曾有诗称其‘万古仇池穴’。”事后不久，到过仇池的工部侍郎王钦臣到颍州，对苏轼说：“我曾经奉使经过仇池，该山之上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确实是一个当今的桃花源。”后来苏轼写成《和桃花源诗序》记载此事。

苏轼梦中如桃花源一般的仇池，在今甘肃西和县南32公里的冯家坪乡。仇池山，《三秦纪》曰：“本名仇维，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仓（今西汉水）洛（今洛峪河）二谷之间，常为水所冲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复壶。”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仇池山“方百顷，四面陡绝。”《仇池记》中也说：“仇池百顷，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调均，竦起数丈，有逾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援而上。东西二门，盘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则冈阜低昂，泉流交灌。”北魏郦道元看来是亲自上过仇池山的，他在《水经注•漾水注》中有详细的描述：
汉水又东南径瞿堆西，又屈径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唾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巅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

正因为仇池山环境优雅，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形势险峻，易守难攻，所以成为陇南氐人保境安民的基地。早在战国时，白马氐人就在仇池山上开垦种植，采猎煮盐，使仇池日见富庶。东汉献帝建安初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氐人首领杨腾率部众避乱，辗转到仇池这一块远离尘嚣的乐土定居下来。他们艰苦垦植，生产劳作，使其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后来杨氏子孙保据此地，建立盛极一时的仇池国，疆域南至涪水、阴平、晋寿（广元），东至铁城戍（今陕西洋县东）、凤翔，北至阴密（甘肃泾川境）、略阳（秦安东北），西至今宕昌境，势力强大。在南北朝割据混战中，保境安民达300余年。唐代大诗人杜甫“安史之乱”后避居陇右，居住半年之久，其《仇池》诗言：“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历经宦海沉浮的苏轼，把仇池作为理想中的一块人间乐土也就不足为奇了，“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

纵观苏轼的官宦生涯，其“以民为本”的思想，使他不看上司的眼色行事，不会阿谀奉承，以致连遭厄运。但正如《宋史•苏轼传》评论道：“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我们同古人一样，还是喜欢历史上的苏轼，不希望他成为八面玲珑、见风使舵的政治佞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