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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国牌坊最多的地方
太阳西下，夜色慢慢笼罩大地，操场上玩篮球的孩子们渐渐散去。不一会儿，三元牌坊下卖零食的商贩也散去了。高大的花岗岩牌坊恢复宁静，矗立在一片空空荡荡里。
借着昏暗路灯光，我们支起三脚架慢慢拍：这座牌坊三间四柱五楼，坊柱脚前后衬托着宫扇式片石，上板北面大书“科名”、“探花”、“榜眼”、“传胪”，南面是“甲第”、“会元”、“状元”、“解元”等显赫大字，显然，这是一座为了宣扬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带给当事者荣光而建立的牌坊。资料上说，该牌坊上还曾刻有明、清时县治内中科举人的姓名和年代，但风雨无情，岁月其实有痕，这些字迹现在都已辨认不清。
——这里是安徽歙县中学的大门口，“三元牌坊”大约立于明成化四年（1468年），算起来，已经是五百多年前的东西了。
“三元牌坊”历史上长期被用来做为县学宫的门坊，据说这能给学子们带来好运。
现在，每天上学放学的中学生们，也都毫无例外地要一次次通过这个写满“甲第、状元、解元、会元”的牌坊。这样的安排，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刻意，但，当地人说，今天牌坊后面这座重点中学的升学率，在整个安徽都名列前茅，却是不争的事实。
进到牌坊后县中学新修的铁栅栏大门里面，还可以看见旧时的石桥和“下马碑”，碑上满汉文对照写着：“凡一应满汉文物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无疑，这是清朝的东西。
“至此下马”的原因，是因为另一个牌坊，再往里走不远，教学楼旁是“古紫阳书院门坊”。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歙县籍的户部尚书曹文埴倡导在文公祠原址改建“古紫阳书院”时立，上面有曹文埴当时题写的“古紫阳书院”几个楷书大字，隽雅遒劲。该书院名称为皇帝御赐，时在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这个朱熹经常讲学的紫阳书院，曾为徽州最大，在南宋时更名列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围绕着歙县中学，还有很多牌坊。来这里之前，我们随便在学校旁边的一条叫上路街的小巷子里转了一圈，就看到了“父子明经坊”、“鲍氏节孝坊”、“柏台世宠坊”等三座牌坊。沿街居民看我们拍照，叹道，原来有十几座呢，现在拆得差不多了……
三元牌坊右侧十余米处，还有一座尚宾坊，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建，白麻石双柱三楼，间宽3米，通高5.5米。坊南北向，南面额枋镌“京闱乡贡进士江衷之门”10个字，月梁镂鲤鱼跳龙门图，上枋该双凤朝阳，字板书“尚宾”。北面月梁镂牡丹图，额枋镌“凤云庆会”其转角处的斜拱、枫拱，被誉为徽州牌坊斗拱之上品。
在歙县的众多牌坊中，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几座，都还不算出名。论年代论、造型、做工等诸方面，也都不算冒尖，基本都还尚未进入普通旅游者的线路。外来者大都看看目前徽州最热闹的经过旅游开发的棠樾村成群成片七座牌坊和县城中心的许国石坊就走了。
——我们找到尚宾牌坊的时候，这个老古董正孤独地躲在杂乱的建筑和围墙中间，周围荒草萋萋，成为杂物的依靠。上前搬开不知道是谁扔在上面的带叶大竹竿，我们才看清真容。
夜越来越深，歙县城里的夜市，依旧很热闹。吃饱喝足，我们再次回到许国牌坊时，橘黄色的人造灯光还不知疲倦的打在上面。远远看去，宛若一件出土的青铜器。该牌坊是古徽州最大的一座牌坊，四面八柱，又称八角牌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几百年了，即使在当下花花绿绿的现代建筑的包围中，仍是气势恢宏，透着威严，向世人展示其气派和辉煌。
这，大约是现在境况最符合建造者初衷的一座牌坊了。
牌坊的建立，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特符号，相当于西方的纪念碑，曾是社会最高荣誉的象征。现在，人们更多在乎的是其能否成为一种旅游资源。
古徽州拥有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集中成片的牌坊群，有牌坊城之誉。古徽州牌坊之多，令人惊叹。那么，这里的牌坊到底有多少座呢？
翻阅各种资料，众说纷纭，有说一千多座的，也有人说几百座，莫衷一是。
已经倒掉的不去管了，现在还能看到的，确实还存在的，有多少座？
也几乎是悬案。
初到徽州，采访歙县文物局，打问准确数字，文保股股长鲍雷先生只是对我们笑了笑，表示不能肯定。他给我们找来一份资料：目前，该县列入“国保”的牌坊有二处8座，“省保”7座，“市保”二处，“县保”计划若干处，因为资金原因没有怎么落实，更多的，散落乡间……当地的摄影家晋元靠先生十多年前踏遍徽州，出版了一本《徽州牌坊艺术》的画册。当时，晋先生在整个徽州一共拍摄到了123座牌坊，他说，肯定不全，就是这123座，找起来已经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在歙县找到的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是老专家邵国榔先生的说法：其他地方的不算，就歙县而言，前些年有个统计是105座，后来歙县地盘上划走一个徽州区，剩下的就是80座了……说起牌坊，年近七旬的老先生有些激动：本来是82座，前两年刚拆掉了两座。就在离县中不远的师范附小，拆下来以后，送到了屯溪一个石雕厂，说是去维修。
邵先生对此很是不忿：偌大个歙县，就容不下这两座牌坊？
不言而喻，牌坊这样的这些古代文物只会一天天减少，而不会增多。少一座，就是永远的失去一座了，不会再生……我们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古徽州何以有这么多的牌坊？有这个中国之最？
老先生说：人文郁起，徽商财力雄厚，使得徽州成为古代中国牌坊最多的地方。
我们现在所在的古徽州府城歙县，就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徽州原是历史上一个行政区域，后来衍变为一个地域的名称，范围包括现在安徽省的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和江西省的婺源等六县。安徽省名就是清初由安庆和徽州两府命中各取首字合成。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早在唐末即文风日盛，经过宋、元发展，到明、清达到鼎盛，千百年来，除府、县学外，书院、社学林立；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歙县就有书院14所、社学112所，私塾遍及全县城乡，“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有“东南邹鲁”的美称。
问题是，五千年的文明使得华夏大地随便那个地方，提起历史，都是深厚的不得了。全中国历史悠久的地方众多，为何独古徽州是中国牌坊最多的地方？
老先生说：这其中，最重要就是因为徽州有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年的“徽商”。徽州徽商的兴起与兴盛，给当地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徽州众多的牌坊中，建造最多的时期也正是在“徽商”称雄中国商界的明、清两代。
明清两朝，建造牌坊，一般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通常都要经过皇帝哪怕是名义上的批准，即“奏请圣上，旌表立牌”。其二，是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建造牌坊，虽然要经过朝廷批准，但朝廷并不给钱，哪怕是位高权重者，也不得动用国家财政。庞大的费用全靠建坊者自己和宗族自筹，没有雄厚的资财，是不敢贸然从事的。
“徽商”又被称为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人集团。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
早在东晋时期，史料中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歙县志》载，宋绍兴三十二年，徽州商人就已经在境内发行“会子”，代替货币流通。明嘉靖至清嘉庆的近三百年，是徽商的鼎盛时期，足迹几遍全国乃至海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在江浙一带有“无徽不成镇”之誉。出生在徽州的胡适先生曾这样自豪地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就逐步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
历史上，徽商与其他商人相比，最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又被称为儒商。“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徽商对此理解比别人要透彻很多。同时，一个家庭中，兄弟们一般也互有分工，如果大家都去苦读，显然不行，长期下去，只有去喝西北风。但是，都去做生意，也不行，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才是最佳选择。发财之后的徽商，除了回乡大兴土木建造家园之外，又开始创办书院。据典籍记载，唐宋明清四朝，歙县文武两科共举进士770人（明、清两个朝代，因科举入仕的进士共有623人），居全省之冠，在全国也不多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徽州拥有全国最多的牌坊，也就不显得奇怪了。
观照那段历史，客观来看，徽州牌坊的建立，除了对传统道德的尊重，应该或多或少都还隐藏着一个最朴素的愿望，那就是寄望和告诫后代子孙牢记“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经营持家之道，徽州人深刻的认识到，只有这样，才是良性循环。这在全国，可能也是一个特例。然而，在喜欢开玩笑的历史面前，个人乃至一个人群的愿望，常常显得微不足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徽州的牌坊，其实正浓缩了中国历史一个侧面。
（二）、寻找古徽州最早的牌坊
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位社会学家曾动情地写道：
“旅行中国社会的观光者，差不多在游踪所到的城邑乡村或郊外墓门之前，总可以看见一种旌表的牌坊或牌楼，在市声鼎沸中或苍烟落照中矗立着，这些都是古色古香的前代遗物。这些古色古香的遗物，有的因为年代太荒远了，石柱或已倾倒在碧草黄沙之中，在风露中微喘着，有草虫在其下低唱着不知名的曲调，顿使旅人们油然生思古的幽情，微感到人世沧桑之悲绪；有的仍然巍然独秀，在夕阳里发挥无限的光辉，无形中流露着一幕悲壮热烈的史实，使人临风悼意，使人起舞低昂；有的则又华美如新，它那壮丽的雕刻和古意的构图，在在都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美术的轮廓，又绩大，又伟严，如同鹤立鸡群似的，又如同鲁殿灵光似的，岸然痴立在镇市乡村生活的迷惘里。”（曾铁忱《清代之旌表制度》，原文见《妇女风俗考》高洪光等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牌坊既不能住人，也不供神，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一般认为其作用无非是宣扬封建礼教忠孝节义之类的东西，以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特别是贞节牌坊，每一座牌坊背后都有一部妇女血泪史……面对牌坊，对于这个老祖宗留下奇怪的东西，今天的我们体味各不相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感叹封建道德礼仪的坚强隐忍以及沧桑和辉煌，有人唏嘘这块生长牌坊的土地曾经经历过的沉浮起落……但是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每一座牌坊的后面，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每座精心设计精心雕刻的牌坊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内涵，却是谁也不能忽视。
“牌坊起源于汉代坊墙上的坊门，门上榜书坊名以为标记，宋以后随着里坊制的瓦解，坊门的原有功能消失，但坊门仍然以脱离坊墙的形式独立存在，成为象征性的门，即为牌坊，立于大街、桥梁的显要位置。牌坊在南宋已经出现,至明则成常制。牌坊还有表彰性的意义,起源于汉时的‘榜其闾里'，经唐宋之‘树阙门闾'，至元明清已改用‘旌表建坊'的做法。” ——关于牌坊，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概括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
据专家考证，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诗·陈风·衡门》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到了唐代，我国城市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这种坊门的实用价值慢慢丧失，只剩下形式，老百姓就渐渐地称这种坊门为牌坊。再之后，牌坊才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在我国古代成为用于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一种独特建筑物。
其实，牌坊与牌楼是有显著区别的，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有屋顶，具有烘托气氛的作用。但是由于牌坊多建于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再加上长期以来老百姓对“坊”、“楼”的概念不清，所以到最后，两者就成为一个互通的称谓了。
现存的徽州古牌坊，可谓中国牌坊的一个博物馆。从建筑材质分，有木质的，有砖砌的、最多的还是能够历久弥坚的石头牌坊；从形制看，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八柱方形坊，有构造简朴低小的全国最小的双孝节坊、有集里坊、门坊和功名坊三位一体的贞白里门坊等等；
从内容看，又可分为三类：一为标志坊，门坊里坊之类，某处有纪念意义，便建牌坊作为标志，以昭示后人。如歙县郑村街道北侧一个巷口的“贞白里坊”、歙县城的“高阳里坊”、“古紫阳书院坊”等；二为功德坊，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显示官位与政绩的功名坊，最典型的有“许国牌坊”。二是标志科举成就的，如徽城东门外的“江氏世科坊”、“吴氏世科坊”等等；三为节烈坊：其中有表彰忠臣的，如歙县城的“豸绣重光坊”；有表彰孝子的，如“鲍逢昌孝子坊”；有表彰妇女贞节的，这类牌坊最多，著名棠樾村牌坊群中就有两座节孝牌坊。另外还有义字坊、百寿坊、墓道坊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么，古徽州是从何时开始有了牌坊的？徽州最早的牌坊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又是哪一座呢？
要搞清这些，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找到的答案同样不止一种：
从《歙县志》、《徽州古牌坊》等几种公开出版物来看，古徽州最早竖立牌坊是在元朝，即，位于现歙县郑村街道北侧一个巷口的“贞白里坊”。然而，歙县文物局鲍雷先生却认为，牌坊建立后，各朝屡有兴废和重修，现存的“贞百里坊”是不是就是元末的遗迹？存疑。从现存牌坊的形制严格来看，县中“三元坊”旁边的“尚宾坊”，可能才称得上是徽州最早的牌坊，时在明成化年间。
当地摄影家晋元靠先生，寻找到过他能找到的几乎全部的徽州牌坊，他的观点无疑也很重要。晋元靠先生认为，除了“贞百里坊”，本文上述的“三元坊”也值得考证。这个牌坊，现存观点认为是明成化年间的东西，但在这之前，这里有没有过牌坊？值得考证，这个牌坊，也有可能就是后世改造的结果。
年代更最早的一个观点是邵国榔先生，老先生认为槐塘村的“丞相状元坊”是古徽州大地最早的一座牌坊，该牌坊现在被认定是明朝弘治年间重修无疑，但中间的一块写着“丞相”二字的红石头，据考证应当就是宋朝的东西。该牌坊，当地人至今还称做“红牌楼”，说的就是中间的那块红石头，所以，至少在宋代，徽州就有了牌坊。
考证这些，枯燥而令人头疼，我们还是实地去看看这些牌坊现在都是什么样子吧。
先找“贞白里坊”，正是油菜花开的季节，在歙县坐上开往著名的棠樾牌坊群的公交车，几公里外就是郑村。
下车顺着公路进镇，不用寻找，远远就能看见“贞白里坊”，在一个十字路口，牌坊外面的三面都是大马路，能走汽车。牌坊里面仍是一条小巷，进出只能走牌坊下面，仅能容人和马车通过。
猛看起来，这座牌坊毫不起眼，仿木结构，一柱一间三楼，既不高大也不威猛，静默矗立。资料上说，这个牌坊高8米，宽5.7米。二楼匾额上有元代翰林国史院编修程文等撰写的《贞白里门铭》，旨在雄表元代里人郑千龄一家三代乡贤。郑千龄，字耆卿，曾任延陵巡检、祁门县尉和淳安、休宁县尹。操守廉洁，所至有惠政。死后，士民私谥“贞白先生”，并建贞白里坊“以导民风”。一楼额枋上有篆刻“贞白里”三字，为“奉政大夫佥浙江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事余阙书”。
抬头仰望，牌坊这时就显得太高大，二楼匾额已经石层剥落，资料上说的字迹，已是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不过，一楼额枋上的“贞百里”三个篆体大字，古朴典雅，倒还是清清楚楚。上枋下枋的“凤穿牡丹”和“双狮戏球”雕刻，构图洗练，虽然经历沧桑岁月的洗礼已经残损，但仍感受到其精致和水准不俗。
进到牌坊里面三、五米，路边矗立着一个方形石柱，石柱的两边各有一块矩形雕花板石相连，看起来，和“贞白里坊”的柱石一模一样，这可能是一座已经毁坏的牌坊的残迹。
从“贞白里坊”沿公路右行两三、百米，三座牌坊赫然相拥而立扑进眼帘，是汪氏忠烈祠前的三座明代石坊：忠烈祠坊、直秘阁坊和司农卿坊，是为崇祀徽州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汪华而建的忠烈祠的门坊。
汪华是徽州一个传奇到被奉为地方神灵的人物，千百年来，徽州民间浓郁的英雄情结和功名思想将其崇敬到尊奉为“汪公大帝”、“太阳菩萨”。此次我们的徽州之行，纪念汪华的忠烈庙和忠烈祠，见过的已经不止一个了。汪华活跃于隋唐之际，隋末天下大乱时起兵，率众攻取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自称吴王，自治一方保境安民，深受百姓爱戴。后归顺大唐，持节总管六州军事，被授歙州刺史，封越国公，死后谥号“忠烈王”，归葬歙县。从资料上看，郑村的这个汪华忠烈祠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眼前的景象却是残破不堪到让人无语，只见牌坊门外胡乱堆着杂物，晒着衣服，进的牌坊里面，更是垃圾成片。
见我们拍照，几位村民给我们指点：垃圾堆里还有一头石狮子，原来就蹲在牌坊下面的。忍着臭味，翻开来看，果然，依稀能看见狮子的脑袋和背藏在垃圾里面，是个大家伙，有两、三米长。想知道完整的狮子的样子吗？村人又热情地找来一张一位郑姓村民20年前与该狮子的合影，一个很小的黑白老照片，只能看到一个半人高的脑袋，除了感谢和唏嘘，不知道再该说些什么。
从“贞白里坊”沿公路左行两三百米，还有一个牌坊，是郑氏宗祠的门坊，柱石上的华文是我们所见的最精细的。大约是因为前些年一位美国人捐资70万元人民币进行过大规模维修，保存的较好。郑氏宗祠是歙县气势最宏伟、规模最大的祠堂之一，为纪念元末高士郑玉而建。郑玉隐居乡里，创办师山书院，讲经传学，尊称“师山先生”。郑氏宗祠建于明代成化丙戍年（公元1466年），万历年间重修。©开拓旅论坛 -- 开拓旅论坛 )BQ
出郑村，满目金黄的油菜花令人陶醉，俨然置身世外桃源。在油菜花中穿行几公里，就是棠樾村，一路上瞪大眼睛盯着看，著名的七座牌坊却是怎么也看不见。一打听，原来都让建筑物围住了，游客要从县城来的公路上远观，是看不到的。
那就先不看吧，时间不早了，我们决定过棠樾直奔槐塘。还未出村，一小伙追上来喊着买票，有些恼火，说，我们现在不看你的七个牌坊也要买票？遂急急赶路。
跟着一位热情地槐塘村民，走了也就一、两公里的样子，就远远看见“丞相状元坊”伫立村头。棠樾和槐塘两个村子离得很近，其实已经差不多连成一片了。“红牌楼”看起来也不大，四柱三间三楼，那块邵国榔先生所说的有“丞相”二字的红石头，就在正中央。
翻资料，“丞相状元坊”高11米，宽约9米，卷草式纹头脊，中有宝顶。明间龙凤板上刻“丞相、状元、亚卿、学士”。 约建于南宋，以后历朝皆有重修。为纪念宋朝的右丞相程元凤以及工部待郎程元岳、廷对御赐状元程扬祖、直阁学士程念祖而立，四人共立一坊。
至此，关于徽州最早牌坊的几种说法的实物，我们都看到了。
在槐塘村，看了“丞相状元坊”，当地人说，更著名的另一座“龙兴独对坊”不可不看。就在村子的另一头，是为纪念唐仲实和朱元璋对话事件于明正德（1506-1521）年间建立的。
穿越村庄，竹林边的这座牌坊直观看起来比“丞相状元坊”要华丽的多，纹饰雕刻复杂。牌坊东西向，三间四柱五楼，鳌鱼吻脊饰，挑檐下作仿木结构斗拱，梁枋与雀替均作半立透雕，镌镂华丽。明间二柱外侧础石上立一对蹲狮，枋额刻“龙兴独对”四个大字。
这个牌坊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上面刻有朱元璋皇帝和徽州大儒的一段佳话，说的是1358年，明太祖朱元璋至徽州，宣召贤儒，访问民事，向唐仲实等大儒请教天下之道的故事。
何谓“龙兴独对”？意思就是创立王业，独献对策。事情怎么回事？牌坊最上的大石板上就刻着经过：“太祖高皇帝自宣至徽，召故老儒者，访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实等来见。高祖问曰：“自丧乱以来，民多失业，望治甚于饥渴，吾深知之。”促实对曰：“大军克复，发获所归矣！”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否？”对曰：“颇怨。”高祖曰：“尔能博今古，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对曰：“此数君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火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 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事非得已。然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以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仲实曰：“诚如是，民之生息可以待矣！”太祖曰：“有不便者曷尽言之！”仲实等拜谢。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而去。” ——志书载：唐仲实，名桂芳，曾任紫阳书院山长，一生从文，文以气为主，著有《武夷稿》、《白云集略》40卷。
真可谓一座独特的牌坊，也可谓一段传奇。
天色不早了，急忙回头再到棠樾村去拍的著名的七座牌坊群，我最想看的是那座“义字坊”。——这座牌坊，在徽州摄影家晋元靠先生的嘴里，非常有意思：古代中国，讲究的忠孝节义，棠樾鲍氏世家至鲍漱芳时，官至两淮盐运使司，掌握江南盐业命脉，别的牌坊都有了，独缺一个“义子坊”。这获得这“义”字牌坊的过程，令人震惊。皇帝老儿先提赈灾，鲍氏家族遂水灾捐粮十万担、银三万两；皇帝又说，淮河大堤需要修，出资修筑八百里；又说三军需要粮草，又是发放三省军饷，捐粮多少多少，终于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获赐了这座“乐善好施”的义字牌坊……至此，这个家族希望彰显地对古代君主的忠诚、绵延千年的孝道、家族妇女的坚贞，重道守义的气节，才都终于铸造在巍峨的牌坊之中了。
传说难以考证，我们的震惊更在于，史志记载的该年代鲍氏家族的慈善款物数量的确很是惊人，说是富可敌国，一点也不为过。在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教育里，这些人被称为封建地主，眼前的事实却不由不让人感觉到这有些不贴切，不符合实际。在联想徽商的辉煌历史，这些人不是官僚资本家又是什么？……刚好看到学者韩德强的文章《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天涯》杂志，2005年第1期），韩德强先生惊人地认为：“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各王朝的中后期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看完，觉得韩先生说的有他的道理，遂顺便推荐给好事者不妨一览。
（三）、许村的8个牌坊：一个中国经典世家古村落的文化标本
几天徽州牌坊看下来，大大小小几十座，看得人头昏昏、心沉沉，脑袋里似乎塞得满满的，却又觉得空空荡荡，难以消化。也算看出一点门道，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识别牌坊的朝代：清朝的牌坊，一般都是柱子冲天；清代之前的，一般都有“帽子”。
徽州的牌坊，除了这些常见的两柱单间、四柱三间的以外，奇形怪状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许国牌坊”不但设计创新，把两座四柱三间的牌坊有距离地排在一起，地基还采用“弹性基础”，甚至对后世木构房舍的建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从县城往北十多公里，丰口村头，还有一个四角牌坊，四根石柱组成四方形，四个单间牌坊闭合而成一个牌坊。这样的牌坊形制，在全国也很少见……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在徽州看牌坊，很快就看得人疲惫不堪。多，数量太多，多到人眼花缭乱。形制的区别姑且不论，还太重，太厚重，每座牌坊的背后都有沉甸甸的故事，都藏有深意，不管要读懂随便哪座牌坊，都需要花一些功夫。
徽州绩溪县龙川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家乡，在这里，我们看到胡氏宗祠前有个“奕世尚书坊”，南北两面分别镌书“奕世尚书”和“奕世宫保”，书法遒劲流畅，为明代书法大家文征明手书。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所谓“奕世”，即一代接一代之意。该坊是为户部尚书胡富、兵部尚书胡宗宪而立。胡富是明成化戊戌科进士（1478），胡宗宪是明嘉靖戊戌科进士（1538），两人刚好相隔60年荣登金榜，故冠以“奕世”。
走到世界文化遗产黟县西递村，村口的胡文光刺史牌坊上面有32个圆形镂空花翅，初始不以为意，明知就里后就不得不慨叹：这花的数目也不是随便刻的，不仅寓意花团锦簇，更是暗合胡文光为官32年一直平步青云的意思；还有，这个牌坊的四根石柱前后两面有12个穿榫，立着“八仙”和四位文臣武士的雕像，这不算太奇怪。机巧就在于四位凡胎俗子的文臣武将的位置竟然是站在仙风道骨的“八仙”之上，这有点不符合传统常理。那么，何以如此安排？据说这是胡文光刻意而为，以此昭示后人：做人上策为“出则为将，入则为相”，达不到这一理想境界了，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诸如此类的细节，很是诱惑人，却是看得人疲惫不堪。从四角牌坊继续向北，有一个许村镇，资料上说有8个牌坊。吉利数字，我们决定就在这个村子好好看看，别处的，都以后再说了。
进入许村，首先看到的是村外公路边的“冰寒玉洁坊”，清嘉庆十九年（1814）立，单间三楼，四柱冲天，宽4米，高5.5米，花岗岩质，没有什么雕刻，上面的字板西书“彤史垂芳”，东面书“冰寒玉洁”，两面皆注“旌表故儒童许可玑之妻程氏节孝”。
这座看似普通的贞节牌坊，在当地人嘴里，也有一个让人不知道怎么评说的故事：
话说儒童许可玑病故后，其妻程玉芳貌美如花年方妙龄，多人曾相求另嫁,比如徽州府官员林太导和杭州府官员吴仕宏等，程玉芳均闭门谢绝。凭着一手好刺绣养家糊口，一心一意在家侍奉公公婆婆，直至二老终年。后经徽州知府上报朝廷，恩赐建立这座贞节牌坊。牌坊建设到最后关头，三楼的一个顶板，却是怎么都合不了缝，众人便怀疑该女不贞。程氏闻言来到工地，面对苍天诉说道：自己在“一盏青灯自明灭”的清苦寡居长夜里，确曾有过思春的念头，但仅仅只是念头而已，并未有过什么出格的行为。苍天啊，何以如此？言必，大顶板当即合拢……
走到村口，迎面是“薇省牌坊”，建于明嘉靖中期，为纪念许村人许琯而立，直柱花岗岩石，四柱三间五楼，宽8.8米,高11米，花板用砂岩石，刻工精美，上楼字板大书“薇省坊”三个字。许琯为嘉靖二年（1523）进士，以后官至湖广参政。“薇省”这两个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很是生僻。这本是唐、宋时中书省的雅称，明代改中书省为布政司，长官称布政使，管理民政与财政。这个牌坊名“薇省”，是沿袭旧称，以标许琯官位，光宗耀祖。这个牌坊在许村照例也有传说：
许琯的时代正值大奸臣严嵩当道，“严党”猖獗一时。许琯深知严党必不长久，但同朝为官，又不可能不打交道，弄不好就要招来杀生之祸。这可如何是好？许琯深思熟虑之后特制了很多自己名号的小金字，每次送交严嵩文书时，落款就用这些金字。许琯的文书每次送到严嵩那里，其手下因贪财都把这些金字落款给抠下来据为己有。“严党”倒台后，大批官员倒台杀头，皇帝抄出这批没有落款的文件后，很是奇怪，一查，原来是许琯所为，不但没有治罪，还认为他不与严党同流合污，实属难能可贵，下圣旨为其树了牌坊，以彰其名。
薇省牌坊后面，不足百米处的小巷子口，“三朝典翰坊”横跨古街，巍然耸立。这个牌坊建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间三楼四柱冲天式，石质花岗岩质，梁柱光洁，保存完好。坊上有“三朝典翰”、“奕世承恩”等题字，是为明朝崇祯的中书舍人汪伯爵和他的儿子而立。中书舍人是明朝宫中的书记官，雅称“典翰”，儿子得到了和父亲一样的封赠，故称“奕世”。
在许村，说起三朝典翰坊的来历，故事也颇神奇：据说牌坊的主人公汪伯爵，就是李白著名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计汪伦送我情”里面那个汪伦的后裔。
汪伯爵有妾胡氏，不仅貌若天仙，而且天生独特体香，人称香姑。香姑的异香美色甚至传到了崇祯那里，在那个时代，皇上想得到一个女人，还不简单？不久，香姑就被送进京城，纳为贵妃。这汪伯爵为避免满门祸端，只有忍痛割爱，以妹相称送香姑进京，因此被授五品服俸。后，汪又纳吴氏。崇祯十年，香姑病重，急召汪及吴氏进京。吴氏此时有孕在身，由于途中劳累，提前产一男。三天后，香姑召见侄儿，并求崇祯取名。但是布衣不得面君，崇祯便点为典翰，赐名德章。这样，汪德章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典翰。之后，香姑又让崇祯下令建了这座三朝典翰坊。明亡后，香姑不知所踪。
如此这般神奇传说，在徽州听得多了，我们也不为怪。许村的另一座牌坊，是整个古徽州最小的牌坊，却是实实在在，牌坊名为“双节孝坊”。
这个最小的牌坊，现在挤在两户人家的围墙之间，显得更加矮小。这座牌坊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双柱一楼，中间是个月梁，宽2.9，高4.7米。牌坊虽小，却也是圣上旨意，平板中部立着一个“圣旨”牌，牌上立一小宝顶，字板注：“旌表故民许俊业继妻金氏妾贺氏双节孝坊。这个牌坊的故事，在今天听来，会觉得匪夷所思，特别是女同志：
村中传说，当年许俊业早年即出外经商，但一直境况潦倒。家中继妻金氏和妾贺氏年年盼夫归，没想到，最后盼来的，却是丈夫客死他乡的消息。许俊业死后，家境更加不堪，妻、妾二人靠着纳鞋底、打草鞋、刺绣为生，悲苦凄清，均双双守节而终。族人在清理她们的遗物时，竟然在隐秘处发现了她们一针一线积攒下来的一些纹银，这是她们毕生的积蓄，以备不时之需的。这深深感动了众人，于是上报朝廷立坊。这些银子并不很多，于是建成的这座牌坊，便成了徽州最小的牌坊。
为继妻和小妾同立一个牌坊，这在徽州乃至中国，都绝无仅有。
许村的其余4座牌坊，都出自一个许氏家族，可谓一个中国经典世家古村落的文化标本：
许村是个古村，南朝梁时，新安太守任昉看中此地风水，辞官归隐于此，村名遂为“昉溪”。到了南唐末年，户部尚书许儒为避战乱，携父自雍州（今陕西）避居歙之黄墩，为寻子孙万世之基，特请当时有名的术士寻找风水宝地，后得术士之言，四个儿子分居杨（婺源杨村）、洛（饶州乐平洛口）、昉（歙州昉溪）、董（休宁董源）等四个富贵之基。其中二子知稠，迁到了昉溪，后因许氏繁盛而更名为“许村”。
许儒之后在许村传到十八世徐友山时，风风雨雨，朝代已经更替到了元代，现在村中仍在使用的高阳廊桥，最初就是元朝的许友山所建。开始是座双孔石墩木桥，明代弘治年间改为石拱桥，嘉靖（1557）年间重修时增建了桥廊，清康熙（1719）年间再修，一直保持到现在。到了二十世许伯升，这个家族拥有了第一个牌坊“五马坊”。
许伯升时代，该家族已经是徽商世家，广有良田，家蓄甚盈。此时却是乱世，元朝气数将近，天下兵荒马乱。元顺帝廿五年(1357)，义军领袖朱元璋率军经宣州至徽州，在许村得到许伯升的鼎力相助，许不仅尽卖田产倾其积蓄充作军需，还干脆投军，兄弟五人，除四弟许周安年幼在家守业外，尽投朱元璋。
革命胜利明朝建国后，许伯升在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之职。上任不久，许伯升即感到自己谋略不足难堪重任，加之朱元璋已开始滥杀有功之臣，遂请调地方。洪武五年(1374)，许伯升调任福建汀州知府五品正堂。到任后，许伯升办了三件大事深得百姓爱戴和朝廷器重：一是活捉倭寇300多人，令倭寇闻风丧胆，从此不敢再骚扰汀州；二是剿除土匪；三是廉洁奉公，身先土卒，使汀州“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百姓称之为“清天知府”。
许伯升毫无疑问是个好官，福建汀州百姓感许公恩德，其人故去后竟慢慢将其神化，在汀水旁建了许公庙，供人祭拜。庙前对联曰：“多索一分一厘是祸国殃民，少一冤一枉乃为官正道”。据说从明洪武年间一直到1949年，汀州每二年都会派人来许村一本堂(许氏总祠)，代表汀州百姓祭拜。明正德二年 (1507)，朝廷下旨于徽州许村建了这座五马石坊，以旌表许伯升，同时在福建汀州建木坊。关于“五马坊”这个名称的来历，一种说法是许伯升兄弟五人皆于明有功，遂称五马；二是“五马”为古时对五品知府的尊称，故名。
五马坊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四柱三间五楼的石坊，宽8.2米，高9.7米，由砂岩雕刻而成，雕工十分精美。
关于“五马坊”的，更令人惊奇的是，许伯升于福建汀州病故运灵柩回徽州时，许村许氏总祠一本堂，招东十门西八门筹资日夜赶建许伯升墓道石坊。这墓道石坊，二柱一楼一门高一丈五尺，从入徽州地界开始到许村村头，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然建起53座。
为什么要建53座？据说是因为许伯升享年53岁。
这不仅仅是传说，这53座墓道坊，直到解放后很多还存在。1953年修建县城到许村的公路时，歙县人民政府还强调保护许伯升墓道坊，绕道另辟路基，1960年前后，终被人为所毁，殊为可惜。
许伯升有四个儿子，长子都福支祠留下了大邦伯第的门坊，至今尚存，为三进五开间，总进深约60米，开间18米。砖砌门楼，四柱五檐，楼檐下每组斗拱都有昂如象鼻伸出，门厅及两庑木构架，中进构架仍是明式，有檐下斗拱，丁字拱内藏花，瓜柱下置莲花斗。共有木柱99根，堂上有楹联一付“堂构喜重新忆冀北归来济济一堂襄盛典，贤良怀旧泽仰汀州政绩煌煌百世著英声。” 为徽州著名的砖质牌坊之一。1998年中央电视台开拍太平天国时，摄制组选定大邦伯第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府。
二子早逝。
三儿子美祖因为守墓，后世被称为大墓（慕）祠支。该祠堂建于明中叶年间，三进三开间，现门厅已毁，中进为清中叶样式，后进至今保留着明代原貌。
小儿子留下大郡伯第门坊，建于明末，四柱五楼，宽9.6米，高8.6米，水磨砖砌，梁坊雀替等处有细致雕刻，花团锦簇。三层檐四角翘起，带鸱吻，中脊两端装鳌鱼，门匾上大书“大郡伯第”，小字为“赐进士第湖广武昌府推官唐中楫晖，为中宪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许伯昇重立”，当地人又称“种福厅”，实际上就是许伯昇四子泽同的支祠。曾经是许村人大型活动场所，后来因为搞建设，现在只留下门坊保存完好，为徽州现存的砖质牌坊精品。
在许村，我们访问了许伯升三儿子美祖大墓（慕）祠这一支系的后世许士淳，老人的辈分是三十八世。
许士淳老人儿孙满堂，加上他的后代，严格算起来，他们这个家族在许村已经有四十代人了。老先生终生从教，退休后的一个重要爱好就是研究家谱。走进老人家里，首先使我们惊奇的是，老人拿出的一张家族世系表，竟有两米多长，一般的小桌子根本放不下。这张家谱上面的字迹也就黄豆大小，问老人花了多少功夫？老人说，退休后，比较清闲，画着画着也就成了这样。不仅如此，老人和儿子，还搞了一个家族的网站（http://xucunxuji.51.net）。摊开家谱。老人给我们细细讲述：
许伯升之后又过了几十年，长子大邦伯的一支到了二十五代，出了个夫妇老寿星，分别为101岁和103岁，朝廷旌表他们为“人瑞之侣”，勅封“征仕郎晋赠奉直大夫” ，赐建“双寿承恩坊”，便有了双寿承恩坊。
双寿承恩牌坊建于明隆庆三年（1570年），选用黟县青岩石建造，为四柱三间五楼，高9.73米，宽8.12米，第三层镌有“双寿承恩”四字，第五层中部立一显赫“龙亭”，内刻“恩荣”，字为双龙缠绕。牌坊的柱、梁、拱、隔扇各主要部位栩栩如生的雕刻着“狮舞寿球”“龙凤呈祥”“松鹤延年”“猴献寿桃”等12组图案，楹柱两侧有奔狮图。
为两个百岁老人建牌坊，这样的尊老牌坊在全国极为罕见，可能也是绝无仅有。
据许氏家谱记载，夫妇老寿星为二十五世许世积和夫人，许世积乐善好施，据说“许阁老”许国大学士就得到过他们的资助，牌坊的“行状”就是许国所作。
许世积生性乐善好施，村中凡修路建亭之事，都慷慨捐赠，从不吝惜钱财。明万历元年（1573年），徽州府筹建万年桥，原先打算按人口摊派费用。许世积则建议应当按田亩的多少来分担费用，这样可减轻穷人的负担，并带头拿出一大笔捐款。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建桥费用很快得以落实。如今，这座历经风雨的万年桥，在歙县历经各朝修复后仍在发挥作用。
许村人传说，少年许世积勤奋好学，其父许玉宗却要求他弃学经商。父命难违，世积只好去苏州学做生意。当时，族人许琯也正好在苏州游学，处境艰难。许世积则邀其同吃同住，并按月资助他的生活费用，终助其荣登甲第，官至湖广参政。现存的“薇省坊”即为许琯而立。有一年，苏州闹饥荒。有合伙人就唆使经营米市的许世积囤积居奇以发横财。许世积不为所动，照样以常价出售大米，并平息了米市。此义举为苏州百姓所称道。在家乡，族人中有不肖之子，背着父亲把田地卖给了许世积，其父得知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许世积，许世积分文不要，就把地契还给了他。无奈，这家实在太穷了，没过多久，这位父亲又亲自出面要把田地卖给许世积。许世积又按当初的价格买下这些田地，并连地契也没有向他要来。没想到，不久之后，这家人竟然以地契为凭，诬告许世积霸占了他的田地。官府知道许世积的为人，打算调查此事。许世积却出面制止了，并把田地悉数归还。正当此事在村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许世积的夫人得知诬告他丈夫的那家人已经没米下锅了，于是她就背着丈夫给那家的妇人送去几斗精米。许世积得知此事后，就假装埋怨道：你怎么可以帮助诬告我的人？夫人回答道：是他丈夫不好，与他妻子又有什么关系？许世积笑道：你真是我的夫人啊！
在中国传统里，人们是相信轮回报应的，徐世积这一支到了近代，后世就是著名的徽商许家泽。今天，许家泽一家出了五个博士，为人所称道。人们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在许村，这个家族还有一个不是牌坊的“牌坊”——墙里门。
这个故事听起来，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很是不可思议，令人唏嘘不已：传说当年许伯升和其余四个兄弟在外做官时，留在许村的六第许周安却英年早逝，斯时，弟媳胡氏已身怀六甲，留下一个遗腹子。许伯升回家料理丧事。胡氏决心闭门养身，专心教儿，她将此意愿告诉许伯升。许自然满足了她的愿望，便在她的居室之外加砌高不可望的围墙一道，仅开一道小门供佣人出入，并凿井一眼于院内，专供弟媳家用，派一老妪为其专事筹办生活用品。不久，胡氏生下一子。许伯升为侄子取名“天相”，乃吉人自有天相之意。这样，胡氏母子便过起了与外界隔绝的日子。儿子许天相长大成人外出远游后，胡氏便独自守家，到永乐十九年（1421）72岁的胡氏离开人世，52年未出家门一步。
那口井当时取名“福泉”。母亲逝世后，许天相见邻里乡亲吃水要到远处河里去挑，十分不便，便叫人将自家居屋西北角围墙拆去，将福泉井置让于院墙外，供村人共用。至今，这口井仍在使用。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仅井在，那个门，那堵墙都在。门上还有石头的匾额，记述着这段往事。可惜的是，文字在文革中被凿的面目全非，好在，有心者保存了那段碑文：“墙里者，祥里也。墙里易为谓之墙里，本其始也。其始奈何余二十祖伯昇公兄弟六人，其六弟曰周安公，年二十四病卒。弟媳胡儒人年二十，幸有遗腹。伯昇公为固其墙。 凿井于内，名曰福泉，择二三老媪伺侍，米薪油盐，自外纳之，自牅。且曰：若生男名以天相，生女名以吉人。所以养之慰亡者，无不备至。已而生侄天相，时明洪武二年，已酉也。越十三年，庚申，伯昇公应聪川正直之聘，授福建汀州府知府，年五十二，以勤劳卒于官舍，惜不见侄，天相公娶妇生子。而弟媳胡氏儒人，凛凛冰霜，享年七十二岁，未曾一出门庭，众称为节妇里。盖专表胡氏儒人，后人曰为墙里。则兼德伯昇公之恩也。余独念天相公一线之延，续续继继，至嘉瑞时，而益繁衍。故筑祠，宇于遗地之南，以奉周安公暨胡氏儒人春秋之祀。本毛诗高颂长发其碑之句，易墙里为祥里门，将三百年矣。其惟子孙答之不知，其所以名祥里者死于墙里也，因以墙里原为胡氏儒人旧居，非所谓不忘其本者耶，呜呼贞节之后，朝廷每欲立坊以旌，而胡儒遗愿不许也。”
——伯昇公十三世孙许吉凤叩首百拜，大清嘉庆十七年岁次壬申孟冬日。
（四）、最后的贞节牌坊
看着眼前这个不是贞节牌坊的牌坊“墙里门”，不能不感叹封建礼教下遍布徽州的贞节牌坊，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其实是多么血淋淋的啊！
关于所谓“节烈”，早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鲁迅先生的《我之节烈观》，对此的深刻分析，今天读来仍是让人压抑到透不过气来：“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
在徽州的最后一座牌坊上，刻着这样一行字：“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真是触目惊心。
不需要更多的描述了，再来看看鲁迅先生怎么说：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杂文集《坟》。）
关于“贞节牌坊”，事情的另一面说起来同样让人沉重，许村是安徽省的历史文化保护区，邵国榔先生在整理该村的文物资料作统计学的研讨时，有一天突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该村现存的8座牌坊中，明建6座，清建2座。明代的除了1座是庆寿牌坊外，其余5座都是功名坊，而清代2座都是节孝坊。
为什么该村明代没有节孝坊呢？是否原先有，后来被拆掉了？
邵先生又到许村查访，许村确实曾经拆除过4座牌坊，明代的三座：宗祠的门坊、许仕达的功名坊、始祖许儒的墓道坊。清代的一座，正是节孝坊。而明代许村的孝贞节烈的女性并不少，民国年间的《歙县志》上“青史留名”的就有25人。这是否说明，明代的许村人特别尊重男性的功名，清代特别尊重女性的节孝呢？
还有，许村的这种现象只是一个特例，还是整个徽州都是这样？
邵先生对此进行了仔细梳理发现：在歙县城，现存17座牌坊的9座功名坊中，明7清2；6座贞节牌坊，明2清4。从整个歙县和徽州区来看，现存功名坊中，80%是明代的，20%为清代；贞节牌坊中却是只有7.5%明建，另外92.5%全是清朝所留。也似乎可以说明明代的人特别尊重男性的功名，清代特别尊重女性的节孝呢？
在重男轻女的男权世界里，清代的徽州人何以在建牌坊这件事上，很奇怪的突然间不再注重功名了。
那么，是清代的徽州人科举失意，值得夸耀的东西少吗？
恰恰相反，新编《歙县志》载：明代歙县中进士者210名，清代达413名，有功名的清代歙县人是明代的几乎一倍。从中可以看出，不能说清代的歙县人不重功名，但，徽州清代的功名牌坊却只有明代的五分之一，这种表现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邵国榔先生认为，显然，这是清代徽州的男性不愿显荣？
为何？
这其中隐藏着一种普遍的对朝廷的不合作心态。
明朝的徽州，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歙县“龙兴独对”，接受当地大儒“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方略；民间传说中，许国“许阁老”在建八角牌坊时，敢于从容的戏耍皇帝，死后也被传说成仙驾鹤……，徽州人说起这样，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可是到了清朝，事情成为另一个样子，清廷的官僚结构虽然号称是“满汉对等”，但这“对等”的汉人，陪衬的成分居多，凡事其实总是唯满人马首是瞻，稍有不满流露，便会招来横祸。徽州籍的道光朝大学士曹振镛，身居军机大臣，私下说起为官之道，竟是“少说话，多叩首”，如此这般，又有何“荣”可“显”？
邵国榔先生进一步分析说：在封建社会，男性追求功名，客观上也是环境所迫，一旦登科及第功成名就，就不但解决了饭碗问题，自己人格得到满足，还光宗耀祖。但在清朝，士人们有了功名之后，内心却总是有种难言的失落感，他们一般都是儒家的信徒，而统治者都是异族，在他们内心深处，满洲统治者再怎么位高权重，总归是蛮夷。满脑子汉官威仪的他们却要向夷人俯首称臣，屈膝下跪，自称“奴才”，谈何人格？
明大学士许国的孙子，就拒不出仕清廷。同为“宰相”，清朝官至军机大臣的曹振镛，虽有“代君三月”之荣，但在徽州民间，人们却总是喜欢数落他是小老婆生的，自小顽劣，讥讽它的为官之道不过是“少说话，多叩首”……曹振镛告老后，不在故里定居，这也与家乡人的这种态度有关。
这样，在家乡建功名牌坊，又有什么趣味？清史留名的徽州文人，志在书画、医学、文教者，是明代的好几倍。
在儒家的观念里，一个人格完美的男子汉，应该是忠孝双全的，清廷，他们不愿意合作，无以显忠。孝，自己都不愿意显荣，自然也就懒得再向朝廷乞讨一个追封敕赠的官爵来使祖宗荣耀。那么，就彰扬自己家庭内部女性的美德嘉兴吧，给她们立个贞节牌坊，也算一种的表达。
不仅如此，事情其实还并非这么简单。满洲贵族入关前，还保留着“夫死随叔”等原始遗风，对于代表当时汉族文化的贞节、孝行，在观念上非常淡薄。相比之下，汉族的节孝在当时显然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先进性，因之，徽州人给女性立牌坊，应该还有彰显民族文化的自尊成分。至于满清政府在巩固政权后，也积极提倡忠孝，以培养“愚忠”和“奴才”，邵先生说，这和徽州人热心为女性建立牌坊的良苦用心，似是而非。
整个徽州的最后一座牌坊，就正是一个贞节牌坊。
好了，我们去看看着古徽州的最后一座牌坊，来结束我们的徽州牌坊之行。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大清王朝覆灭已然是早晚的问题了。
之前一年，西方式的邮政局在徽州开业。
更早的光绪二十六年，本县基督教堂在县城创办了新式学堂——崇一学堂。
这一年，史书上记下了和歙县教育有关的这么几件事情：在县城九管创办官立两等小学堂；在县城紫阳书院创办徽州第一所中等学校新安中学堂；在唐模创办端则女子小学堂，这是本省最早创办的女子小学之一。同年，设县劝学所，管理全县教育工作，知县兼监督；古老的渔梁街上，祀奉宋以来有功于修坝事业的人们的崇报祠，在该年度得以重修，徽州知府黄曾源题额曰：“崇报立达”，作修坝记，勒碑于祠。
也是在这一年，不知是否正是在这位徽州知府黄曾源大人的主持下，古徽州最后一座牌坊“孝贞节烈坊”建成。——这是古徽州大地上最独一无二的一座牌坊，其最大的特殊在于并非像以往那样是纪念某人或者某个家族，而是用于旌表整个徽州府有记载的所有孝贞节烈者的总牌坊。
这座牌坊还可能是整个徽州由最高地方长官主持动用官方资源组织修建过的唯一一座牌坊。
然而，正是这座意义非凡的牌坊，却可能正是整个徽州最寒碜的一座牌坊。
时光刚好过去了100年，2005年的春天，歙县文物专家69岁的邵国榔先生对我们感叹说：府老爷组织修建的，也是石头的都造不起了，只好用砖头砌，可见当时经济的凋败。
一个疑问，既然如此，为何还非要造？
我们注意到这个知府黄曾源，搜索资料，得知此公是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字石荪，光绪进士，由御使台出守徽州、青州、济南等州郡，为一介清官。清帝退位后，黄曾源率子阖家寓居在青岛市湖北路51号，同姻亲刘廷琛为邻。黄曾源随身所带古籍内有《四部丛刊》等巨著万余卷占居室一层楼，建立藏书楼称为“黄潜志堂”，与刘廷琛的“潜楼”及于式枚的“潜史楼”并称青岛“三潜”藏书楼。
我们可以想见一些这位旧式官僚文人当时的一些心境，大厦将倾，无力回天，能做一点是一点，建造这个纪念碑式的贞节牌坊，是在大清王朝消亡前，拼劲全力唱起的最后赞歌。
站在现在人们的立场，这位黄知府无疑是个老顽固，愚忠的代表性人物，这个人后来的行状也很有意思，不仅积极参与张勋复辟，竟然在溥仪成为日本扶植的傀儡———满洲帝国皇帝时，还向溥仪俯首称臣。
这个有史可查的徽州的最后一座牌坊，现在，对于我们，是最难找到的一座牌坊。
徽州摄影家晋元靠先生带着我们在歙县苍老的小巷子里转到头晕，才终于看到了一角：牌坊的正面是民居，大半已经盖在了房子里头，成了房屋的墙，看不见了。想从右侧去看，是县委家属院里面一户人家的厨房，站在阳台上话，能看到上半截的局部，可惜，主人不在，不得入内。另一侧是高高的围墙，没有办法。背后是县委大院档案局大楼，上到楼顶的一间办公室，我们总算是看到了上半部。
这一天，我最想拍到这个最后牌坊的额枋镌刻的“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的大字，看来是不可能的。晋元靠先生说，几年前，那户人家盖房子前，他曾拍到过。
便回去给我们找，找了一下午，我们需要的其他照片都找到了，唯独就是这张怎么找也找不到了。见鬼！
1912年，民国元年，歙县废府留县，本县直属安徽省。一个时代终结，皇帝消失，牌坊从此退出徽州历史舞台。
就像面对深厚而沉重的中国历史，我们时常只能默默无语一样，面对徽州的这些牌坊，我们也常常觉得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1840年，西方人邪恶的鸦片和坚船利炮撞开国门，整个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受到重创，对于自身的历史，很多年来多是全盘否定，像泼一盆脏水，希望泼得越远越好。古人讲中庸之道，现实是常常非左即右，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历史？本次游徽州牌坊，最多感慨的是，对于自身民族历史文化，我们太无知。看看这些牌坊，某种意义上，算是可以补上一点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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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1 22:10:27
发表于 2007-8-24 12:3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