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忆流年

greatfog · 发表于 2006-12-29 23:15:31

－－关于上海的片断琐屑

上海不是我的原籍，但我们一家三代在上海生活的累积时间几乎超过80年，我自己的绝大部分岁月更是在这里度过。60年的酸甜苦辣，更多的感觉则是一股暖暖的温情。

我出生在1945年6月，母亲是在上海怀的我，又“逃难”回到当年被称为徽州的乡下老家。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前最最黑暗的日子。后来听哥哥们说，我们逃难的船驶在新安江上，天空还不时有子弹呼啸着划过。
母亲为父亲生育了十个孩子（如果算上小产的一个，该是十一个），除去我和一个妹妹，应该都是生在上海的。但我们在填写任何表格的“籍贯”一栏，写的却都是“安徽休宁”－－那个古老的故乡。

父亲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考入上海邮局的。我们故乡地狭人多，生存环境极差。“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外地一丢。”是当年著名的乡谚。徽商，徽商，可都是这样逼出来的呵。那时父亲该是三十出头，已经在汉口做过好几年学徒。想不到的是，这个乡下人进邮局没多久，就干上了管理进出口外国包裹的事务。
当年的邮政局可是响当当的铁饭碗，上海邮局的局长甚至是英国人。那时的四川路一带估计比今天全浦东的人口还要少，四川路桥的邮局总部尚在建造中，苏州河上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桥，住在河北边的父亲每天要通过摆渡的小船到河的对岸去上班。两年后，邮政局大楼落成，父亲是第一批进驻办公的人员。那幢建筑严谨富丽，气势恢弘，门楼雕饰精细，大厅金璧辉煌，直到今天，仍是苏州河畔的标志建筑之一。
父亲在那所欧罗巴式的大楼里干了近40年，老年时常和我说起，母亲尚未来沪时，他一个人住在吴淞路单身宿舍里，下班后常踱进一家小饭馆，几杯绿豆烧（当时流行的一种白酒）和一碗腌笃鲜，就是最大的享受。

父亲在上海立稳脚跟后，就把乡下的母亲接来，借住在当时徽州人聚集的北京西路（当时称惠文西路）广仁里。我的二个哥哥和二个姐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据他们说，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父亲在邮局里上班，母亲在家里带着孩子，石库门里都是说着徽州话的同乡，时间过得飞快。
我依稀知道，摩登的百乐门近在咫尺，灯红酒绿的南京西路也在拐角处不远。但在哥哥姐姐的记忆里，父亲似乎与那些地方全都无缘。邮局到家，二点一线。唯一一次例外，是一年正在上海读大学的堂兄结婚，去莫干山度蜜月。父亲趁着邮局里的假期，也兴匆匆带着全家去杭州玩了一次，在西子湖畔住了多日。

东洋佬打进了大上海。安稳的日子结束了！生活越来越艰难，渐渐地，捧着铁饭碗的父亲也越来越难撑下去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上一袋大米，家里的首饰、家具一件件被卖掉。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他再也支撑不住，只有变卖了所有家当，带着全家老小回到乡下。仅仅半年后，日本鬼子投降了。他又赶紧离家，一个人匆匆返回上海，回到四川路桥的邮局里。但工龄却因此中断，这次“没有政治远见”的行动，也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父亲是个性格内向、严肃的人，他对工作极端认真的品质，无疑已成为我们这个家族遗传基因的一部分。他不善交际，溜须拍马、拉关系的事永远不会。每天，他都要提前许多时候赶到局里。和这样一个父亲在一起生活，我的心里总是有些畏惧的。他的乐趣就是晚上喝那么一点老酒，下酒菜则是无所谓。晚饭酒后，一张晚报，可以消磨许多辰光。
可能系家乡的传统影响，父亲对子女的读书一向抓得极紧，在亲友间是出了名的。已经年愈古稀大哥、大姐至今尚记得曾经因为功课上的小疏漏，被父亲发火打出了鼻血，拉掉了头发。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父亲，哥哥姐姐都顺利考上了大学，特别是大姐，在解放前夕以高分考进当时只有上层人家才能进入的金陵女大，对他该是最最欣慰的事。我的二姐是孩子中读书最拔萃的，不论在哪里上学，都是学校里的佼佼者。但不幸的是，因为逃难返乡，她竟在初二时罹染脑膜炎，死在缺医少药的山区小县城里。父亲直至离开这个世界时，还念念不忘这个他最最宝贝的女儿。

我是在1956年小学六年级的后半年才来到上海的。抗战胜利了，父亲却与母亲开始了长达11年的分隔，我想这都缘于那段动荡的岁月。父亲在杭州有一妹妹，我们把那座城市当作相对闭塞的家乡与上海之间的一个中转站，暂时留在了那里。在此期间，几位哥哥姐姐都通过自己的选择，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我的小阿姐选择在杭州上高中，不随父亲来上海；大哥从老家的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二哥则坚持在乡下上完高三，接着也考进北京的一所高校。那时的父亲似乎很开通，而哥哥、姐姐期望的也是早点独立，投身到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中去。
初到上海，我的感觉是很复杂的。南京路的繁华与外滩的高楼、巨轮，都是杭州看不到的。而我一口的杭州话，在新转入的学校常常受到同学的欺侮与取笑。岁月如箭，记忆中的这些已经很淡漠了。

母亲带着我来到上海，住在苏州河边一条大弄堂里。老式的石库门结构很差，吱吱作响的楼梯，有缝的地板，拥挤的邻居。但它离父亲上班的邮局很近，尽管母亲很不愿意，却也在那儿生活了六七年。直到父亲退休，我们才搬进今天著名的多伦路文化街旁的一幢“新村”公房里。
现在回忆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不是学校的欢乐，而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漫漫长队和偶尔几次父亲带我去观看的京剧。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几年，物资奇缺，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每天去菜场排队买菜，是最最辛苦的家务。母亲是小脚，眼睛又深度近视，干活总是慢慢的。但为了早上的买菜，她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穿过黑洞洞的弄堂，一双小脚一跷一跷地走过高低不平的蛋格路，赶到菜场也只能排在长龙般的队尾，不等上个把小时根本不要想买到菜。她为此真是吃足了苦头。哥哥、姐姐每次返家休假，都会主动抢着去菜场排队。过年时，为了多买到一点小菜，我也多次起早排过队。天是那么的黑，风是那么的冷。最难受的是有时排了半天，竟会一无所获，至今想起来仍让我心头作痛。
父亲偶尔带我去看看戏，在我童年生活中打开了一扇难得亮丽的窗。父亲自己曾看过梅兰芳的戏，但带我看的却不是一流的班底，通常六毛钱一张的票子，二楼中排的座位。剧场记得是专演连本京戏的中国大舞台，演的是连台本戏《怪侠欧阳德》。因有机关布景，又是武打为主，所以我看得津津有味，现在还记得是新民京剧团王桂卿的主演。

高中毕业，正是全社会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敲锣打鼓天天欢送知识青年奔赴边疆西北的时节。是母亲的哭喊，拦阻了我青年的冲动，成为暮年父母5个子女中唯一留守身边的孩子。我进了一家后来出了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大型工厂。这一晃又是40年，我在这里找到了生活中的另一半，有了活泼与机灵的女儿。
生活像水一样飞快地淌过。文革中，我曾在外滩和平饭店的东墙花了2个小时看完聂元梓、蒯大富从北京送到上海专攻邓小平的100页大字报，脑海里一片茫然。当黄浦江上建起第二座大桥时，我又曾租了一辆巴士，载着95岁的母亲从上面缓缓驶过。母亲在陈毅广场上特意戴上老花镜，远眺着对岸的东方明珠，兴致勃勃地说：当年那里可是一片稻田呵。

而今，母亲已经追随着父亲，安眠在太湖之畔湿润的泥土里了。而我，也已早早退休，和妻子一起追随女儿，定居在北京一个叫做方庄的庞大社区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北京，我时常要与大表兄相晤。作为一位农业政策高级专家，已入耄耋之年的他仍是笔耕不辍，相陪他的一枝褪了色的关勒铭金笔，还是当年我父亲赠予的礼物。物是人非，唏嘘年华。不由想起女儿常说的话，上海是我们的根，上海是我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