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阮大铖、阮鹗。其中，阮大铖列入“奸臣传”；阮鹗虽未入“奸臣传”，但其传记的内容，则完全是负面的。
阮大铖与阮鹗，出自同一家族，阮大铖乃阮鹗曾孙。《明史》总裁为张廷玉，与阮鹗、阮大铖同为明代桐城人。张廷玉主修的《明史》，不仅老乡处理成“坏人”，甚至还将老乡的籍贯处理错，这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隐情？
▲1955年浙江平湖城关出土的“平海寇碑”
文：“春（嘉靖三十五年，1556），皇上既易置节钺大臣，以侍郎绩溪胡公为浙直总督，都御史桐城阮公为浙闽巡抚” ……桐城阮公，即阮鹗。
阮鹗（1509－1567），字应荐，号𠙶峰，明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人（今属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 山镇）。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官南京刑部主事，浙江提学副使，右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福建等地。赐祭葬，赠通议大夫，谥忠定，浙祀名宦祠，皖祀乡贤祠。
明代著名人士陈继儒（陈眉公，1558-1639）有《 峰阮中丞外传》，是记载阮鹗生平最详细的史料。尤其是对阮鹗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倭史实有较为全面翔实的记述。因原文较长，现简述如下：嘉靖丙辰年（1556）春，升右佥都御史，任浙江巡抚；三月，徐海攻海盐、乍浦，卢镗、俞大猷等都被击败，阮鹗率部死守桐乡，总督胡宗宪不予援助，自此结下恩怨。阮鹗主张剿灭倭寇，胡宗宪主张招抚倭寇，督抚双方意见也不同，但嘉靖皇帝支持剿倭，并下口谕：“以后言抚者斩！”浙江仙居一战，阮鹗率谭纶、卢镗、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剿灭倭首徐海、汪直等，立大功，升右副都御史，任福建巡抚（特设）。嘉靖戊午年（1558）春，正当阮鹗抗击福建诏安倭寇时，遭反对派构陷而被逮入狱，福清、福安、兴化等地随即失陷。阮公被逮过浙江时，士民感戴阮鹗功德，自发到岳武穆祠为阮公祷告。嘉靖皇帝知阮鹗冤屈，下狱六天后仅将他贬为平民，返归𠙶山老家。直到隆庆元年（1567），经过阮鹗长子阮自崙刺血上书，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联名为其伸冤，隆庆皇帝为其官复原职，不过这年冬天阮鹗就因病去世。陈眉公在最后这样评价阮鹗：“阮公儒将也，非胡总督比也。”
陈眉公在文中还有很多生动细节描写，值得一读，如讲戚继光在梁庄时，看见有一人站在阵中，非常危险，戚继光便从后面拽曳，一看是阮鹗，吓得连忙跪请阮公不要在这危险之地逗留，阮鹗却拍着戚继光的背说：“危险我不怕，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有你这样的良将。”戚继光倍受感动，愿以死报答阮公。
明嘉靖丁未状元、内阁首辅李春芳（1510-1584），有《都察院右副都御使𠙶峰阮公墓志铭》，对阮鹗一生也有详细记述，并将其与汉代陈平相提并论，为阮公鸣不平。
除了以上记载，乾隆《浙江通志·名宦》、康熙《安庆府志·乡贤》、康熙《桐城县志·仕绩》等方志资料都对阮鹗是正面记载，在杭州有“忠定祠”，在安庆有石牌坊。
而负面记载的史料主要是《明史》，虽然只有区区177字，但几乎全是负面局部记载，其原因今天已不可考，但可以推想是跟《明史》的编修者直接相关，因为这些参与编修的人士多是明朝遗老，鉴于对阮大铖的价值判断，从而影响了对阮鹗的历史评判。由于《明史》是官修正史，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字，其负面影响却是深远的。
比较《明史》卷205和《明世宗实录》卷457中有关阮鹗的记载，可以看出，《明史》素材主要来自《明世宗实录》。而其后的《明神宗实录》卷512，则是对阮鹗的定论材料，但不知《明史》为什么没有采用。《明神宗实录》卷512显示，阮鹗的功过已在万历四十一年做了定论，当时已给阮鹗官复原职，并赐祭葬。全文如下：
万历四十一年九月，丁巳，复故巡抚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阮鹗原职，并与祭葬。鹗直隶桐城县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除南京刑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提督北直隶学政，升浙江提学、广东参政，三十五年，升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兼理福建，以平倭赐敕奖赉，升右副都御史，三十七年，被逮为民，隆庆元年，恩诏冠带闲住，至是以子自华请，遂复原职。鹗之宦浙也，始掌文衡，随秉节钺，当其开门全活数万人，功已卓矣，既而战仙居，战乍浦，所谓间关行阵勇壮敢战非耶，及其抚闽，则以无兵无食之时，而为加饷加赋之举，事固有济，谤亦随之，大抵以劳则在浙可录，以议则在闽可原，要以疆场之事，非所绳于常格之内也。比三品未考满，例与祭一坛，给半葬。
对于阮鹗在福建被逮这一关键问题，《明神宗实录》认为：“及其抚闽，则以无兵无食之时，而为加饷加赋之举，事固有济，谤亦随之，大抵以劳则在浙可录，以议则在闽可原，要以疆场之事，非所绳于常格之内也。”就是说当阮鹗任福建巡抚时，在兵力和粮饷缺乏的情况下，超常发挥，奋力抗倭，当事情有所成就的时候，忌妒诽谤也就随之而来，如果论功劳那在浙江的事迹是可记录，如果论争议的话那么在福建的问题也可查证，总之战场上的事情，不能用常规的思维来进行限制。
明万历七年《杭州府志》卷62《名宦·阮鹗》也有全面的大篇幅记述，其中提到，阮鹗被逮后，放回原籍，后又被参劾侵吞公款，死后才查清其款是用于犒劳士兵，从而获得清白，称“其功不可泯”，“入祀名宦祠”。
明万历三十七年《钱塘县志》载：“阮公祠：在武林门外，祀都御史阮鹗，匾额‘忠定’，隆庆六年建，李春坊《记》。”
清雍正至乾隆年《浙江通志》卷217《祠祀·阮公祠》载，雍正八年，浙江总督李卫重修忠定祠，并作长篇《重修阮公忠定祠记》，其文有，“杭人德公不忘，于武林门外筑室祀公，兴化李文定公既为之记……如公大节昭著，而俎豆不修，肸[bì]蠁[xiǎng]无所，又何以仰副大化而无愧于风励之旨耶？”
综上可见，明清官方史料和私人撰述足以证明《明史》“阮鹗传”乃是断章取义、片面之词。以上观点，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副编审张全海博士。我在《明季闲谭》《明朝大败局》，于明朝大背景下对阮大铖、阮鹗的相关事迹，作了全面的梳理，比较清楚地分析了《明史》对前朝历史处理的曲折与目的。
《明史》修撰者，抛弃明朝的定论，重新截取一个片面说事，涉及整个《明史》指导思想的确定。“阮鹗传”如果回归到事实，涉及的明代人物太多，定性很难。
在明嘉靖朝，弹劾阮鹗的是宋仪望。宋仪望时为御史，弹劾官员似为职责所在，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
宋仪望（1514－1578），字望之，吉安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明朝理学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吴县知县，惠政颇著。征拜御史，陈时务十二策。因劾胡宗宪、阮鹗忤严嵩，贬夷陵州判。嵩败，擢陵州兵备佥事。万历中累官至大理寺卿。又因忤张居正被劾归。
从宋仪望为宦经历中似乎看出，这个人有正直的一面，得罪过多位权臣、高官。实际上，明朝官员结党严重，官员间的派系又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宋仪望最终与张居正反目，张居正最终与首辅徐阶反目，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宋仪望、张居正、徐阶又是同党，共同的政敌就是严嵩。
胡宗宪、阮鹗等，皆出自严嵩门下。严嵩同样很复杂，他对明嘉靖朝抗倭形势的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严嵩在官场争斗中，败于徐阶。而胡宗宪、阮鹗的倒台，恰是严嵩官场失败的先声。
胡宗宪、阮鹗、戚继光，同是明代的抗倭英雄，而笑到最后的，只有戚继光一人。戚继光，又恰是张居正一系。
阮鹗一事，本在明朝即已平反。《明史》重新翻出旧事，与“严嵩传”等的处理又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明朝被彻底否定的只是严嵩之子，而不是严嵩本人。
关于严嵩、阮鹗、阮大铖，《明季闲谭》《明朝大败局》有详尽的分析，非片言只语所能言清……
发表于 2016-5-24 09: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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