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戴锡可夫妇(资料图)
自来桥镇位于安徽省明光市东南部，20世纪40年代曾是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镇。这里交通不便，群山环抱，峰峦叠嶂。1940年3月，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成立。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抗日女英雄戴锡可就是在这里，用青春和热血写就了一个个生动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戴锡可，明光市(原嘉山县)人，1918年出生于女山湖南岸的戴巷村。当时，戴巷是方圆百里内较有名气的大村庄，有百十户人家，村中首富当数戴锡可的父亲戴嘉树。戴嘉树30多岁时曾任过盱眙县西乡(当时明光一带属于盱眙县管辖，统称盱眙西乡)桑戴区会长(相当于后来的区长)。戴嘉树思想比较开明，他认为孩子不论是儿是女都应读书识字。因而，幼年戴锡可和姐姐戴锡棉一道被父亲送往明光镇读书。1935年，戴锡可以优异成绩考入凤阳师范读高师。
读书期间，戴锡可接触了中共凤阳临淮秘密组织，受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产生了积极投身革命的愿望。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位大户人家的“千金”正在安徽第五临时中学高中部读书。学校停课后，她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四处寻找中共组织。由于当时中共组织仍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她没有找到，只得回到戴巷。
1940年初，时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汪道涵，在戴巷争取那里的一支地方武装，当晚就住在戴嘉树家。戴锡可见到汪道涵，便被他的博学多才以及清秀文静的外表、刚柔相济的气质所深深吸引。再加上投身抗日，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也是她在凤师读书时树立起的信念。当汪道涵离开她家时，她提出要跟随汪道涵参加革命。思想保守的母亲以死相拼，暂时留下了她。后来，她开始以不吃不喝和母亲叫板。母亲慢慢地做了让步，但并不是支持，而是对她的提法和要求装聋作哑。戴锡可后来才明白，当时她除对革命抱以坚定信念外，她那扇少女的心扉被汪道涵轻轻地推开了。她觉得她和汪道涵就是许多爱情故事中所说到的那种“一见钟情”。就在几天后，汪道涵第二次到戴巷的邻庄殷庄时，戴锡可与他约定10日之内在东乡见面。
1940年2月，戴锡可前往东乡涧溪，找到了汪道涵，参加了革命，当年夏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共同工作的日子里，两人互相关心，相互爱慕，于当年结为夫妇。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她成为汪道涵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协作者之一。
当时，皖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处于最困难时期，受到日、伪、顽、土匪、反动地主武装的四面夹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地方抗日民主武装也是刚刚建立，斗争环境十分复杂，摩擦不断，战斗连连。戴锡可先后被分配到自来桥、仇集、涧溪等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反顽工作。由于环境复杂，处境危险，她常常一天要转移好几处地方。
戴锡可口才很好，爱唱爱笑，待人和气，每到一处很快就能和那里的群众相处得很好。经常晚上点着一盏油灯和村里的老婆婆、小媳妇、大姑娘一边纳鞋底、做针线，一边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秋收时节，她一边帮助群众干农活，一边宣传抗日保家、减租减息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她还常常冒着危险，深入“拉锯”地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执行“三七分租，二五减息”政策，组织群众做好支前工作。
1941年，戴锡可担任自来桥区委书记时已有孕在身，但她仍坚持工作，带领区武装民兵与日伪顽展开斗争。当年秋，她临近待产期还带领区武装民兵劳武结合，保卫秋收。后被组织上送往涧溪东庄宋家分娩。由于环境复杂，戴锡可生下孩子后，被秘密安排住在宋家后院的芦棚中。秋天的太阳仍烘烤着大地，芦棚通风不好，中午棚内好似一个大蒸笼；晚上，气温虽然有所下降，但山里的蚊虫好似马蜂，叮得人无法入睡。戴锡可为使初生的孩子能够睡好，常常整夜地为孩子摇扇驱赶蚊虫。
孩子生下第三天，县总队计划拔掉石坝东南的上、下陈和南郢一带伪保武装，并引诱石坝日伪军出来，然后打伏击。时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兼县长的汪道涵路过涧溪，为妻子带来了两斤红糖。当在芦棚中看到又瘦又黑的妻子时，一贯刚强的汪道涵眼眶湿润了，他紧紧攥着妻子的手，半天没出声。戴锡可挣开被攥痛了的手，抱过熟睡的孩子说：“你看看孩子睡得多香。”汪道涵接过孩子，默默地点了点头。戴锡可又说：“孩子还没名字呢！”汪道涵看着孩子瘦小的脸自言自语地说：“抗战，这仗还有的打呀！赶走了日本鬼子，还有顽军，就算仗打完了，还要建设国家，革命，任重而道远啊！”说着，他突然微笑着看着妻子说：“就叫致远吧！”戴锡可点点头。
“近几天外面有什么情况，快说说，我都快闷死了。”戴锡可从丈夫手中接过孩子。
汪道涵忙说：“大前天，刘德荣率乌石山乡基干民兵收复了小横山；前天，县总队在六旅一部的配合下，在独山全歼了日伪下乡抢粮的一个营，伪营长孙坝夫和他手下250多人被俘。昨天、今天都没什么。”
汪道涵见妻子笑得很甜，又说：“根据地废除保甲制，乡村制、公民登记制的实行也已开展得差不多了。全县54个保，将改建为250多个行政村。”
汪道涵走后，戴锡可知道区里有许多工作要做，更是归心似箭。孩子生下才十几天，她就想把孩子寄托在宋家，她开始做起了宋家主妇的思想工作。宋家主妇姓汪，是汪道涵的远房姐姐。戴锡可就左一声“他大姑”，又一声“好姐姐”地央求着人家。可宋家主妇任你磨破嘴皮就是不点头，说急了，宋家主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埋怨戴锡可说：“天下哪有你这样当妈的，孩子才十几天你就要走，你怎么忍心呢？抗日、工作，就是你一个人的事吗？再说了，你的身子也没调补好呀，会落下病的。大兄弟临走时交代过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这叫我怎么做呢？”
最后，宋家主妇坚决地说：“不等孩子满月，你决不能离开我家，要不你就别把孩子交给我。”戴锡可没办法，只好继续住下来。
在孩子生下第28天时，一大早，戴锡可听人说日伪军又组织兵力计划对皖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为期一个月的“大扫荡”，皖东军民全面动员，要打一场漂亮的“反扫荡”战斗，她再也无法等待。她找到宋家主妇，说：“他大姑，孩子今天满月了，我这里有一块银元，你拿去办几个菜，咱一家人中午喝个满月酒。”宋家主妇接过钱，中午弄了几个可口菜。午饭后，戴锡可一切收拾妥当，含泪把孩子抱给宋家主妇：“他大姑，孩子就交给你了。”宋家主妇一脸的无奈，一连退了好几步，双手直摆：“不行！不行！孩子太小，孩子太小！”戴锡可恳求地说：“你答应的，这满月酒都喝过了，你可不能反悔！”就在宋家主妇稍稍迟疑的一瞬间，戴锡可将孩子送到她的怀里，并把一块银元塞到她的手里，眼泪像断线的珠儿散落下来。过一会儿，宋家主妇的抽泣声伴着小致远的哭声送走了初为人母的戴锡可。
戴锡可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斗争中，她动员群众筹集军粮，组织妇女为抗日将士做军鞋，号召青年参加新四军，带领区队参加战斗。通过大量艰苦的工作，自来桥一带群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增强了。在给部队集中送粮时，广大群众用肩挑、背扛、驴马驮，送粮的队伍在武装民兵的护送下，一路高呼革命口号，一路高唱抗日歌曲，那情景前所未有，十分感人。许多村里出现母亲送儿当兵，年轻的妻子送新婚的丈夫当兵，并悄悄订下协议不立战功，不见家乡父老妻儿的感人场面。
1942年1月，汪道涵调任淮南行署副主任，戴锡可任嘉山县妇抗会主任。1943年3月8日，戴锡可、王榕、陆璀、洪波、黄彬、杨寒等70多位妇女代表在西高庙召开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这期间，明光、大溪河、五河等地的日伪军不断出兵“扫荡”。为迎头痛击日伪军，新四军十一旅及县、区武装集中兵力迎敌。戴锡可也随县总队到古沛、桥头一带发动群众，并组织妇女做支前工作。当时，戴锡可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由于长期奔波操劳，加之生活艰苦，缺少营养，1943年夏末，戴锡可在桥头甫子岗的一农民家中早产了。由于体质虚弱，当时条件又差，孩子生下七天后就夭折了，戴锡可也病倒了。当时正遇日伪军“扫荡”，为给戴锡可安排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养病，县委派人请进步士绅汤策安设法安排地方。汤策安思来想去，最后提出把戴锡可安排到大郢乡伪乡长桑国权家。他认为在特殊时期，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首先，桑国权对汪道涵十分敬佩。1940年春，桑组织的800人的自卫队有一大半被整编到抗日武装队伍中。1941年夏秋，桑被伪旧县区长徐进贤利用，武装去女山湖北岸抢粮，后被汪道涵教育后，再也不做与人民为敌、与新四军为敌、与抗日政府为敌的坏事。那以后，桑家渡口成了新四军过往女山湖南北的红色通道。其次，戴家在当地有一定的实力，戴锡可的姐夫曹冬林虽是教书先生，但在“安青帮”中辈分和“老头子”江介仁相同，比徐进贤还高一辈。时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周济之同意汤策安的意见，但反复强调不能走漏风声。
汤策安亲自前往大郢乡找到伪乡长桑国权。桑国权一听说是汪道涵的夫人、县妇抗会主任、戴巷村戴家二小姐，不敢怠慢。为封锁消息，桑国权悄悄地把戴锡可安排在自家里屋，让老婆端吃端喝地服侍20多天。这期间连一里地近的戴家的人都不知道。戴锡可的身体略有恢复后，立即又奔往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戴锡可被调往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任山东沂蒙山区土改工作队队长、胶东行署工商局科长、安徽省人民银行人事科长、浙江省人民银行人事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华东工业部上海益民工业公司经理、国家轻工业部食品局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部巡视员等职。后因长期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65年在北京逝世，年仅47岁。戴锡可离开皖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后，因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再回去过，但那里的人民没有忘记她，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很多老人提到戴锡可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她是抗日女英雄。
发表于 2016-3-10 12:33:47
发表于 2016-3-11 14:0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