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angwei33 于 2015-1-4 08:19 编辑
汪华：伟大的和平的使者 ——汪华与“大道和生” 钱耕森 沈素珍 汪华（586—648），字国辅，一字英发，又名世华，歙县登源里（今绩溪县瀛洲）人。终其一生历经隋末唐初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由乱而治的大趋势不断前进，一以贯之地坚持践行“和为贵”的理念，追求和谐共生即“和生”的目的，创造出辉煌的业绩，流芳百世，影响深远，至今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你争我夺，战火遍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日艰，颠沛流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心思安，渴望和平，追求统一。汪华顺应民心，以“和为贵”，力挽狂澜，为和平而战，为统一而斗，奋力构造“和生”即和谐共生的环境，让境内人民安居乐业，为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大业不断尽力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所以说，汪华的是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他既是一位和平与和谐的缔造者，又是一位和平与和谐的保卫者。 首先，汪华为一方和谐共生而奋斗 汪华从隋大业元年(605年)起,英勇地投入为构造地方“和生”即和谐共生的环境而奋斗的历程，他从胜利走向胜利。他首先平定婺源的山寇之乱，接着打跑了为乱的新安郡刺史，又接着击退并生擒来犯的宣州太守，随后，乘胜把余杭、遂安、东阳、鄱阳郡等地的战乱一一加以平定，赢得了一方和平的环境。汪华以此为基础，建吴国，称王。以“吴王”的名义，开始构建一方的和平建设。由于他坚持以“和为贵”，带领境内人民励精图治，在全国大动荡的乱局中，把境内建成为和平安定与和谐共生的一方乐土。他的“臣本田家，强起山谷，不忍盗贼戕害生民，遂率一方相与保聚，……。故能赈乏窒奸，镇安境土，抚养黎庶”（《奉籍归唐表》）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所以，史书大书特书道：汪华所建立的吴国，“为政严肃，尝罚明信，远近莫不爱慕。虽四方大扰，部内赖以平安者十余年。”（胡司业：《唐越国汪公华行状》）“当时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之时，而汪毕所治之地，为政宽宏，政清人和，且尽力调和土著与移民之间的矛盾，百姓安居乐业，十年不见兵戈，一派和平景象。”（《黄山市志》，2010年版） 其次，汪华为全民族全国和平统一而奋斗 唐王朝始建于武德元年（618年），但全国尚未完全统一，仍处于进行式中，阻力尚不小。但汪华为本地人民和平生活计，更为全民族与全国人民和平生活计，遂于武德四年（622年）九日甲子，下定决心，放弃既得的局部利益，以服从全局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决不搞分裂，决不搞地方割据，决不闹独立，与中央顽抗到底，或者讨价还价，而是心悦臣服地承认唐王朝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应天受禅，革命肇基”的“真帝王”（《奉籍归唐表》）。于是，他“识机慕化，远送款诚” （《唐高祖诏书》），心甘情愿地主动上表归唐，为全民族团结与全国统一的大业，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汪华所具《奉籍归唐表》如下： “伏以乾坤革运，帝王有真，据地利之善便者，当思天命之攸归。臣本田家，强起山谷，不忍盗贼戕害生民，遂率一方相与保聚，伊图左右，率属归心。故能赈乏窒奸，镇安境土，抚养黎庶，以俟定一。今闻应天受禅，革命肇基，令宣城郡长史铁佛奉表以闻。 武德四年九月甲子 歙州汪华状奏” （国家图书馆藏拓片——《全唐文新编》第一部第三册第1809页） 汪华的实事求是，真心实意，一心为民，统一为重，赤胆忠心，被唐王朝完全认可。于是，唐高祖为嘉奨汪华识时务，顺潮流，保境有功，统一有奨，就很快于九月二十二日颁诏予以嘉奨曰：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门下汪毕，往因离乱，保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识机慕化，远送款诚，宜从褒宠，授以方牧，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诸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公，食邑三千户，主者施行。 武德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中书舍人颜师古行” 可见，唐高祖的诏书既充分肯定了汪华过去所立下的“往因离乱，保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的老功劳，又充分肯定了汪华当下所立下的“识机慕化，远送款诚”的新功劳，特予以重奨：“宜从褒宠，授以方牧，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诸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公，食邑三千户，主者施行”。 此后，汪华日益受到唐朝皇帝的重用，他也越发忠于唐朝皇帝。所以，汪华从贞观二年（628年）起被调往京师后，不断擢任要职：左卫白渠府统军、左卫白渠府折冲果毅都尉、忠武将军、九成宫留守，甚至负责保卫皇帝夜寝时的安全。汪华任皇都与皇官的安全保卫重任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直到他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病逝前夕为止。 一言以蔽之，汪华既是和平与和谐的缔造者，又是和平与和谐的保卫着。汪华的一生，无论是在战乱的年代，还是在统一安定的年代，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在中央，都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贡献卓著的伟大的和平使者！ 汪华作为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除了社会现实需要所负于他的历史使命以外，他一定还赋有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光辉灿烂的“和”文化传统的基因。 最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光辉灿烂的“和文化”传统的基因 我 我们中华民族的“和”文化传统起于何时？ 一般都认为起源于尧帝所说：“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这个时间，虽然已经很早了，但是事实上却还有更早的源头。这就是轩辕黄帝所说的：“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轩辕黄帝，是尧帝的六世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华民族“和”文化传统与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之日，乃是完全同步的，真可谓历史悠久。 “和”文化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和”文化的价值很多很大。对其认识，主要有三： 其一，孔子的高足有子提出了“和为贵”的理念。“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以礼治国理政，不限于周代，夏代和商代亦通用。“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但是，以周代为主。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但是，到了孔子有子之时，业已“礼崩乐坏”了！所以，他俩就提出了“和为贵”作为“礼之用”，以挽救“礼崩乐坏”的危局。然而大势所趋，非他们所能拯救得了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和为贵”的理念，深刻地揭示出“和”的重大价值，影响深远，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时常加以引用。 其二，史伯提出了“夫和实生物”的理念。我把它概括为“和生”的理念。史伯还提出了“和”之所以能产生万物的有力的论据：“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我认为，这实是我国“和”文化史上对“和”所下的第一个定义，而且又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颠扑不破的经典性的定义。 史伯认为由于“和”不同于排斥“他”的“同”，而是包容了“他”，承认“他、他……”的多元性；又由于“和”主张多元的他与他的之间的关系，必须能达到并保持“平”，即“平衡”的关系，我在“平衡”的基础上，增加了“平等”与“公平”的关系，而不能是失平、失衡的关系，达到了“平”、“平等”、“公平”、“平衡”的关系，也就达到了“和”、“和谐”、“和平”的关系。至此，就一定能产生出新事物。不断的“以他平他”，即“以和”，就能可持续发展下去，就能产生万物。 显然，史伯在公元前774—前771年之间所揭示出的“和”的价值就在于“能生物”，在时间上比孔子与有子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还要早两百多年。特别是在价值上远远大于把“和”仅仅作为“礼之用”的价值。因为，“和实生物”包含了作为“礼之用”的“和”在内，回答了哲学上关于万物生成论的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而作为“礼之用”的“和”则仅仅局限于社会的领域而已，却丢掉了自然界的领域。所以说，史伯实是孔子和老子的先驱。 尽管史伯所揭示的“和生”的价值如此之大，但是人们往往却忽视了它。这是个很大的遗憾！我们应尽快加以克服，应大力去弘扬它！ 其三，史伯的“和生”理念，影响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生”说。因为老子的“道生”说的另一说法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表明老子认为“道”是通过阴阳二气在互动中，经过冲激达到并保持和谐、平衡状态时，就可以产生万物。可见，老子的“道生”说，其实也就是“和生”说。但是，老子在传承史伯的“和生”说时，把“道”、“阴阳二气”、“冲气”与“和气”增加进去了，这就发展了、超越了史伯的“和生”说。 所以，我多年来努力把二者打通并特地将他们概括地称之为“大道和生学”，并又特地将他们两人定位为：史伯为“大道和生学”的创立者，老子为“大道和生学”的建成者。 “ 和生”的价值极其广泛，诸如：“心平气和”可以健康长寿，“家和”可以万事兴，“和气”可以生财，我国以构成“和谐社会”与构成“和谐世界”为追求的梦与奋斗的目标，联合国以“和平与发展”为理念，等等，不一而足。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9月18日访问印度）把“和”提到了“天下之大道”的高度。 总之，上述黄帝的“万国和”，尧帝的“协和万邦”，史伯与老子的“大道和生”，孔子与有子的“和为贵”，早已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汪华等精英人物在内的代代相传的基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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