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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广洋：中国宰相制度的殉葬者（上）
汪广洋(?～1379)，字朝宗，高邮人。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是汪广洋人生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此时的元朝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元末的一名进士，汪广洋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今安徽黄山区），等待机遇。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率领义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作为一个雄视天下的风云人物，当时的朱元璋求贤若渴，闻汪广洋才名，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朱元璋非常欣赏汪广洋的才能和识见，当即留任军中。后来，汪广洋的仕途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到朱元璋坐天下的洪武三年（1370），他被任为左丞，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是高邮历朝历代在朝中任职最高的官员。然而，似乎是为了论证那句 “高处不胜寒”的名言，在宰相任上，汪广洋三起三落，最终于右相任上被罢职，并且被斩杀于流放途中。如果说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左相，那么汪广洋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右相。汪广洋和胡惟庸一道，成为中国宰相制度的最后殉葬者。
一 汪广洋从担任左丞，到被“赐敕诛之”，十年之内，三起三落，惊心动魄，但看其间起落变化，颇有戏剧色彩。宰相本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高官员，在当时的大明王朝担任丞相的共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杨宪和胡惟庸五人。朱元璋平定天下后，首先立了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徐达常年在外领兵作战，实际掌握相权的仅李善长一人。洪武三年，李善长称病请假休息，中书省无人管领，朱元璋遂召在陕西参政任上的汪广洋为左丞相。当时，汪广洋的搭档是右相杨宪。杨宪是一个处事霸道、善于专权的人。汪广洋的职位在杨宪之上，尽管他的性格“宽和简重”，遇事处处避让，甚至违心依从，但是仍然不能免去杨宪的嫉恨。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罪名是“奉母无状”（《明史》）。明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便是大罪。至于刘炳是否真正掌握了汪广洋对母亲不孝的真凭实据，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汪广洋没有辩解、反击。朱元璋严词斥责汪广洋，一下子将其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感觉处分还不到位，担心他日后咸鱼翻身，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升级，汪广洋被迁徙到地处荒僻的海南。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一次起落。
汪广洋被贬，杨宪实际操纵中书省大权，很快升为左丞。他大肆玩弄权术，“市权要宠”。然而好景不长，李善长弹劾杨宪虚构事实，诬告大臣，陷害同僚，朱元璋很快将其处死，同时召回汪广洋。从被贬到召回，都发生在洪武三年，前后只是几个月时间。这一年，朱元璋曾经大封功臣。冬十一月，汪广洋被封为护军忠勤伯。在封伯的诰词中，称汪广洋“善治繁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明史》）。洪武四年(1371) 正月，李善长因病告老回家，由于徐达仍在一线领兵，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便启用汪广洋为右丞相。汪广洋曾经追随朱元璋多年，且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谨小慎微，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于是，精明强干的胡惟庸乘虚而入，进入中书省，担任了左丞相。而汪广洋仍然一如既往，对朝政几乎不置一词。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明史》）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二次起落。
也许是君臣缘分，朱元璋始终认为汪广洋是可用之人。时间仅仅过了一年，朱元璋就想起了汪广洋的诸般好处，于是再次下诏将其召回京城，担任左御史大夫。到了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再拜汪广洋为右丞相，以期达到制衡作用，改变胡惟庸一人独相的局面。但是汪广洋慑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沉溺于诗酒以自保，事事调和，随波逐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重要公务“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朱元璋很不满意，曾经多次约谈汪广洋，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可是汪广洋仍然我行我素，始终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奏称，刘伯温患病后因服用胡惟庸安排的医生所开药方，肚中长硬块不治而亡，显然为胡惟庸整蛊致死，而作为胡惟庸同僚的汪广洋应该知情。朱元璋宣汪广洋当面质对，汪广洋坦然回答：“无有。”于是，“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明史》）意思是以朋党为奸、欺君不报的罪名，把汪广洋贬往广南。胡惟庸投毒害死刘伯温本来就是一件扑朔迷离、疑点颇多的案子，一定要说汪广洋知情，那倒真用得上“莫须有”三个字了。说到欺君瞒上，朱元璋又想起两件事来：一是汪广洋任江西参政时包庇作奸犯科的朱文正；二是与杨宪同任左、右丞相时，对杨宪的罪行知情而不举报。朱元璋一向认为汪广洋为人忠厚，想不到这个忠厚之人竟也欺瞒到自己头上来了，一怒之下，追加了一道“就地正法”的圣旨，派快船追上汪广洋，将其斩杀在贬谪途中。《明史》如是记载：“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三次起落，而这一次落马，汪广洋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有人为此事作打油诗一首：“前脚才受贬，随后又断头。只因皇上疑，临死不知由。”（见《洪武奇观》）
顺便说一下，太平是一个对汪广洋特别有意义的地方。朱元璋第一次约见他是在太平，太平是他的发祥之地；而最终，他又被朱元璋斩杀于太平，太平又成了他的伤心之地。汪广洋虽然贵为宰相，但最终还是落了个客死他乡的结局。大约朱元璋还念汪广洋的旧日之好，只是处死汪广洋，而没有株连他的家人。惟有一个陈氏小妾，性情刚烈，得到汪广洋死讯，自杀殉夫。古代妻妾殉夫，往往被看作是贞烈行为，朝廷常常会为其立贞洁牌坊以示旌表。但是这个小妾的身份特殊，她是犯官之女，其父原为县令，因犯法妻女都被卖为官奴。明代法令，官奴只能赏赐给有战功的武将，文臣是不能染指的。朱元璋闻之大怒，立刻严令有司彻查此事。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汪广洋何时纳陈氏为妾无法考证，他被杀时虽为文官，但早年也曾是一位驰骋疆场的战将。
二 汪广洋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他就任宰相之前，有人就认为他根本不是一个做宰相的料。这还得从朱元璋与刘基论相说起。
刘基，字伯温，是朱明王朝重要的谋士，对于朱元璋得天下和坐天下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民间有将刘伯温神话的倾向，认为他的神机妙算可与诸葛亮媲美，故世有“小诸葛”之美誉。当初，李善长以其才智过人、功勋卓著而深得朱元璋信任，被任为首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而随着其权力逐渐膨胀，朱元璋担心自己被架空，有心撤换李善长。在撤换之前，朱元璋曾经征求过刘伯温的意见。蔡东藩《明史演义》第十八回“下征书高人抗志，泄逆谋奸相伏诛”，有一段较详细的描述。朱元璋有意易相，刘伯温劝其慎重，“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朱元璋撤换李善长决心已下，希望刘伯温能够出任宰相。刘伯温以“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婉言谢绝。朱元璋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以心目中的几个人选一一征求意见。刘伯温对杨宪的评价是“宪有相材，无相器”。俗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宰相，有时气量显得比才能更为重要。杨宪虽有才能但缺乏气度，因而不是合适人选。对汪广洋的评价是“器量褊浅，比宪不如”。既然杨宪不可，气量不如他的汪广洋当然更加不行。对胡惟庸，刘伯温直接摇头说“不可不可”，惟庸得志则“必为民害”，“祸且不浅”。朱元璋是个有主见的皇帝，他虽然诚恳地征求意见，但并不为他人意见所左右，大主意还是自己拿，想用的人选还是一一照用，于是汪广洋、杨宪和胡惟庸三人先后为相。后来事态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刘伯温的先见之明。但是，刘伯温以“器量褊浅”评价汪广洋，显然失之公允。
纵观汪广洋的三次罢相，其直接的原因并非器量小不能容人容事，而是他的容忍超过了应有的度，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恰恰是汪广洋的过度容忍导致了朱元璋对他的不能容忍。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谨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致到了窝窝囊囊、任人宰割的地步。李善长病休之后，朱元璋把汪广洋从陕西调回来担任中书左丞。本来明朝以左为尊，他身为中书左丞，比担任中书右丞的杨宪地位高，显然朱元璋的意思是让他主持政事。但是面对杨宪咄咄逼人的擅权专断，汪广洋小心避让，违心依从。杨宪仍不放过，步步紧逼，唆使他人弹劾汪广洋“奉母无状”。杨宪已经爬到他头上拉屎了，却不见他任何反击的言行，结果灰溜溜地被赶出了中书省，还被改判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去，委实是窝囊至极。后来杨宪被诛，朱元璋将汪广洋从流放途中召回，担任右相。这一回与他搭班子的是胡惟庸。胡惟庸精明强干，善于专权；而汪广洋政治上可靠，资格虽老，却没有野心。朱元璋这样的安排意在用汪广洋牵制胡惟庸，而汪广洋经历了第一次罢相，对官场似乎看得更淡了。他抱定了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你胡惟庸不是要权吗？全拿去好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绝不掺和。汪广洋采取此种“鸵鸟”策略，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当时朝廷中派系分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势力最大，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其次，而汪广洋无党无派，势单力孤，不具备跟其他派系抗衡的实力，只能当缩头乌龟，做逍遥派。汪广洋的表现让朱元璋大失所望：让你如此位高权重是有所倚重，你却如此逍遥自在，碌碌无为，不是标准的尸位素餐吗？于是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第二次罢免了汪广洋的职务，发配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令人奇怪的是，汪广洋越是想逍遥，朱元璋偏不让他逍遥，时隔不久，“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如同今天的纪委书记、监察局长，是监察百官的官。也真不知道朱元璋是怎么想的，竟让一个性情懦弱、与世无争的人担任这一要职。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仅上过惟一一次弹劾他人的奏章。洪武九年，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矛头所向，直指李善长和他的儿子——驸马都尉李祺。他说李善长恃宠而骄，皇帝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还不肯谢罪。对现任宰相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横跋扈的种种行为视而不见，却计较已经因病致仕的前任宰相，而且所言似乎也是鸡毛蒜皮、捧不上台面的事，这也许是为了表示一下姿态，表明他这个左御史大夫的存在吧。再次担任右相后，汪广洋更加地心灰意冷，甚至染上了“耽酒”的毛病。朱元璋多次对他进行训诫，但丝毫不见起色。正好有人告发胡惟庸投毒陷害刘伯温，朱元璋遂以知情不报的罪名将汪广洋贬往广南。
汪广洋最终的掉脑袋，也与他的懦弱相关。汪广洋一生谨慎，洁身自好，史书上没有他贪赃枉法的任何记载，民间也没有他徇私作恶的小道传闻，要挑剔他的劣迹还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最终他却招致杀头之罪，他的罪行实质就是没有揭发他人的罪行，或者旗帜鲜明地与他人的罪行进行斗争。《明史》的评价是：“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意思是说，汪广洋希望洁身以求自保，却因没有揭发奸人之罪而遭到“重遣”，实在是有愧于宰相这个位置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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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5 16:17:28
发表于 2014-7-15 20:4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