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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棱 碑 ——关于大方坡脚汪氏的故事 四棱碑是以列镇街东面街口边的一块石碑，在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它就在一场“破除四旧”的运动中，被砸烂后扔到以列镇街的排水沟——余家大沟里去了，只有作为地名，以它命名的那个地方，在一些老人的言谈中偶尔还被提起。
一
我家就住在四棱碑后面的街背后，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四棱碑，小的时候，我是从外婆的口中知道这块石碑、这个地名的。
外婆说，四棱碑以前是用来挂死人头的，凡是以列有谁被“正法”了，头就会被砍下来挂在四棱碑上，“以儆效尤”。也因此，儿时的我每次晚上回家经过原四棱碑所在的地方时，往往就会感到头皮发麻，心跳加快，很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四棱碑不是专门用来悬挂人头的，它是民国初期家乡以列社会知名人士李光庭先生的纪念碑。
光庭先生是大定府城关人，幼年时，因家境贫困，随父亲迁至以列街上居住，帮助父亲经营小摊买卖维持家中生活。由于从小接触社会，丰富了光庭先生的处事经验，使他通晓世事人际，成年后，他为人排忧解纷，主持正义，受到以列一带乡民的尊重。
民国元年，各地军阀崛起，贵州军阀刘显世为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曾派袁祖铭到大定招募兵员。袁祖铭到以列后，与光庭先生结识，两人十分契合，从此建立密切关系。民国三年，大定由府改县，光庭先生被委任为西三区（区公所驻以列）团防，负责西三区和今纳雍境内的小兔场、大龙场片区的行政治安。
据《大方县军事志》载：民国初期，以列一带土匪猖獗，乡民长期不得安宁。
光庭先生任西三区团防期间，公道正派、伸张正义，同情乡民、惩治豪强。赴任后，他积极带队清剿土匪，并设计智擒匪首，追歼匪众于牛集蓝家寨，从而清除了匪患，维护了一方治安。
他的事迹，在家乡以列流传甚广。尤其是他智斗当地土目安竺斋，修建以列小学的故事，更富戏剧性。
以列地处大定西南，边远贫穷，文化落后。虽有清道光二十七年大定知府黄宅中主持开办的以列乡村义馆，但不久便停办，所以，以列方圆数十里，没有一所学校，知书识字的人也没有几个。光庭先生为使乡民子弟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积极倡导办学，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他趁当地土目安竺斋搬到水城之机，将安家的一所祠堂从六仲的山沟里迁到以列街上，改修成学校教室，是为大定县立第四初高两级小学校，当时便有校长一名，教员三名，初小生三十二名，高小生二十五名。
安竺斋是水西土司后裔，有钱有势，号称“官家”，是当地一霸，此事被他知道后，他扬言要捉杀光庭先生。但光庭先生也有应对之策，当安竺斋带着人马从水城赶到以列时，光庭先生吩咐大家用两间教室列置安氏祖宗牌位，将从乡民家中找来的香炉及燃烧过的香签摆放在牌位前，点烛烧香、气派十足。并亲到离街二里的地方迎接，待安竺斋来到学校，光庭先生说：“官爷，您家祠堂位于山沟，年久衰败，冷冷清清，很不像样，现在迁来这里，又是你的头厅所在地。你上街来，也有休息的地方，且不两全其美。”安竺斋见生米已煮成熟饭，加之看到祖先的牌位也得到供奉，燃过的香也不是刚摆上去的，于是也就作罢。
由于安竺斋凭借其水西土司后裔的身份，残酷剥削和奴役其管辖的佃农和附近乡民，不少人家深受其害，有的甚至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清帝逊位后，民国肇起，光庭先生当上西三区团防，支持受害乡民据实向县、省告状，又利用自身与袁祖铭的关系，积极活动，终使袁祖铭派王电伦率队到以列剿办安竺斋，并将安氏在以列的家产依法处置。
光庭先生不仅是以列的名人，在大定，他也赫赫有名。
据《大方县志》载：清宣统三年，哥老会在大定公开竖“仁”字旗，参加者多为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士兵等中下层人士和少数士绅、知识分子和下级军官，而龙头大爷，便是李光庭。
后来从“仁”字旗下分支出来的“新公口”，是民国元年时光复大定的主要武装力量，贵州“自治学社”大定分社的主要成员简书、谭冠英等均为“新公口”成员。
但可惜的是，光庭先生正当盛年，应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人暗杀，英年早逝。
据《大方军事志》载：民国七年秋，李光庭升任大定县团防总理。民国九年，调任黔军易晓南旅任营长，驻防黔北赤水。次年6月，被原四川降匪吴银昌行刺于赤水县城的四川会馆。
他遇害后，易晓南派人将其灵柩护送回大定，安葬于牛集。一代侠士，终于魂归故里。
光庭先生为以列办学校、育人才、惩豪强、剿顽匪、安乡民，做了不少的好事。他所修建的学校，被多次扩建、几易其地，后来又分为了专门的小学和中学，尤其是中学，更是大方教育界的一面旗帜。
为感其功，乡民们在以列镇街上立了这块四棱石碑，上刻“除贼安民”四个大字，以彰光庭先生功德。
二
光庭先生逝世后，其侄子李鸿初继承了他的衣钵，成为以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
但是，李鸿初没有继承光庭先生“除贼安民”的侠义。相反，经常与人争强斗狠。
民国二十年，为与汪哲渊为首的坡脚汪氏家族争夺大定西三区区长一职，李鸿初与汪哲渊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家族械斗。
起初的时候，国民政府为糊弄民众，对于区长的任免，还是假装进行“民主选举”。
为争取选票，李鸿初与汪哲渊均规定，凡是投票选举他们的人，就可在其兄弟伙处领取盐巴一斤。
那时候的盐巴是非常珍贵的，外婆说，老百姓用一升黄豆换来的盐巴，还不够放一升黄豆磨成的豆腐。由于大家吃的都是块盐，为了节约，很多老百姓只能用一根线把盐巴吊在炕上，需要吃的时候，拿下来放在锅里晃那么一圈，便又赶快捞上来重新吊到炕上去，称为“吊盐”。
所以，很多老百姓在这场斗争的初期都得到了好处。
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是谁得的选票多谁就会被委任为区长的，而是要靠银子来说话。因此，今天你出的银子多，你就是区长，明天我出的银子多，我就是区长，一来二去，李鸿初与汪哲渊就结下了仇恨，从而发生械斗。开始的时候，这场械斗还只是李鸿初与汪哲渊两个人的私仇，但发展到后来，由于械斗的规模不断扩大，汪李这两个家族势力乃至以列和坡脚这两个地域的民众都被卷了进来。又由于坡脚汪家是穿青人，李鸿初是汉人，所以，这个仇恨便又衍生为穿青人和汉族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
在李鸿初与汪哲渊打火线的时期，以列和坡脚这两个地方的人就不往来了，互相之间见了面，还要相互辱骂。以列街上的汉人骂坡脚汪家寨子的人说：“大脚婆”、“通背猴”！汪家寨子的穿青人也回骂过来说：“楼精狗！”
这两句骂是很有典故的，也非常具有地方特色。
由于穿青人的女子都是不裹脚的，不像汉人的女子那样从小就要裹着脚，所以汉人就骂穿青人做“杀天苗”、“大脚婆”、“通背猴”；而汉人，据说因为一种病态的审美观，女子从小便要裹脚，于是汉人的女子脚都非常小，最小的，是为“三寸金莲”，是小脚中的极品，这像极了传说中的狐狸精的脚，所以穿青人便用“楼精狗”来回骂汉人，因为在以列，“楼精狗”便是指狐狸精。
这还不算，在李鸿初和汪哲渊的怂恿下，两个地方和两个民族的人还互编山歌对唱对骂。
汉人编：“穿青婆，大裤脚，裤脚能装半升米，穿双草鞋像条船。”“吃菜不吃白菜头，说亲不说通臂猴，白菜头头倒好吃，猴子名声难得丢。”
穿青人也不含糊，同样回击：“上十冲来下十冲，洋芋开花粉彤彤，洋芋开花逗人爱，小脚婆娘逗老公。”“上十坡来下十坡，洋芋开花粉朵朵，洋芋开花逗人爱，小脚姑娘无人说。”
而四棱碑，原本是正义和公道的象征，但在这场斗争中，却成为了阵地。
民国2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曾在北伐战争中任东路军参议、总部秘书的沙包穿青人陈金华回到贵州，骑马来以列赶场。因陈是坡脚汪家女婿，被李鸿初知道后，便叫人在四棱碑上贴了一张条子：“沙包来了一只猴，上街下街随你游。以列自有真人在，杀尽你这一群猴。”
陈金华也不示弱，因为他毕竟是北京大学出来的，正规科班出身。见贴后略一沉吟，便回了一条，贴在四棱碑上李鸿初原条的旁边：“以列街上一条狗，上街下街落你手。老子施威给你看，杀尽你这一群狗。”
两个“杀”字，一样的杀气腾腾！
后来在汪家十几个持枪兵丁保护下，陈金华才顺利返回，全身而退。
据说汪家子弟读书不才，于是大力支助女婿陈金华上进，以扬汪姓威名，陈金华这次回黔，汪姓也认为是向李姓扬威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才让陈金华骑马到以列赶场。不过这也引起了李鸿初的警觉，他闻陈金华回黔省当官，恐对己不利，千方百计设法陷害，最终投毒致陈金华“失音流涎”之病，使其不能做官做事，并于民国36年病逝于以列。
可惜一代英才，竟成为家族械斗的牺牲品，未能学以致用、造福桑梓。
经过这件事后，以列周边的穿青人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就不敢再到以列来赶场了，但是不赶场不等于附近的乡民们不需要购买柴米油盐，同时，乡民们自己种的诸如苞谷、大米、叶子烟等还要拿到街上去卖。于是，坡脚彝族张家、穿青汪家和蔡家人龙家就商量着在坡脚龙家寨子的上面、观音大坡下踩了一条小街，人称龙场小街，以辰日为集期。后来，为了能把场赶闹热，张家、汪家和龙家还分别在龙场小街的两边修了两排带铺面的房子，再栽上两排垂柳，正规六二五地做起了生意，并且从此之后，不再到以列街上赶场。直到现在，龙场小街上的那两排老木房子大多还在，垂柳也还有一两株，鼎新乡政府还将这条街改造成了古镇，只不过是解放后，除小家小户的房子外，其他的大多都易了主人，特别是汪家等大地主的房子，有的成了供销社、有的分给了贫下中农。这正好应了那句老话：“千年田地八百主，只见田地不见主。”
由于种种原因，李家和汪家的械斗，最后竟然发展到拉帮结派、勾匪买枪的地步。以列周边的土匪、土目，都给搅了进来，有小兔场的熊朴、熊小树清，有野麦地的惯匪张三母，董地的陈少安，乌鸦寨龙井边的陈全生、陈子连，还有土目安瞎子、安达那等。这些土匪、土目在两个家族的勾买下，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并相互对以列镇街和坡脚各个寨子进行报复性掳掠，械斗的时候，双方都宣布，如割到敌人一只左耳，奖10元小洋，砍到一只手，奖大洋一块，砍下一个人头，奖大洋5快。一时之间，两地路断人稀，市场萧条，学校停课，一片荒凉景象。
对此，以列文人李秀簧先生曾在其诗《汪李斗争长歌行》有过形象的描写：“白日怪鸟屋上栖，黄昏豺狼遍街啼。百里之间行人少，家家户户绝猪鸡”、“野妇村姑被凌辱，牛马家财一扫空”、“李家土匪才将走，汪家又来土匪群。匪来匪去匪世界，何时得住太平村？”
而在汪李二姓的火线斗争中，不管是哪家取得胜利，砍下对方兵丁的人头，则都要拿去挂在四棱碑上，颇有古时示众的意味。
直到民国二十四年五月，李鸿初被枪决于大兔场，民国二十六年一月，汪哲渊被枪决于大定城北门外庆云阁持续四年之久的汪李二姓火线斗争才告结束，四棱碑才不被作为砍头示众的地方。
三
解放后，以列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共产党领导那些祖祖辈辈被剥削和欺压的广大贫苦群众翻身做了主人，而那些欺压贫苦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一个个都逐渐被揪了出来，特别是那些惯匪，虽然新生的人民政府去除了砍头的刑罚，他们的人头没有被挂在四棱碑上示众，但因恶贯满盈，终究也难逃法网。
自此，四棱碑上，不再挂有示众的人头。
但是，好景不长，就在人们的日子开始有盼头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而来。
以列虽地处偏远，但在全国的大气候下，人们的政治热情也空前高涨。为响应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 》中“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四棱碑被作为四旧破除了。
听外婆说，那一天，以列的公社书记扛着大锤，几锤便把四棱碑砸断，随后，由几个青壮男子像扔垃圾一样的扔到了以列的排水沟——余家大沟里。
四棱碑被当作“四旧”破除后，人们在它原来的地方修了一个土台子，成为了以列政治活动的中心，各种造反派、保皇派在这里做政治宣传，贫下中农在这里批斗“地富反坏右”。各种造反势力今天你上台讲演、明天我又在台上演讲，抑或相互批斗，“你方唱罢我登场”，很是热闹。
起初的时候，批斗还只是文斗，但到后来，从文攻发展到了武卫，造反派们便在这里大打出手，四棱碑对面另一头街口的李汉山等以列小学的教师也未能幸免，也被揪了出来作为“臭老九”批斗，造反派的打手们甚而还将草塞到汉山先生等的嘴里，让汉山老师等人坐“土飞机”，汉山老师等人的身心，也像这个古老的民族一样，伤痕累累。
汉山老师是光庭先生的侄子，是我恩师蔚元先生的父亲，在他去世后多年，蔚元先生也像他一样，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家乡的这片土地上，竖起了一块教坛丰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文革发展到武斗阶段后，坡脚区造反派形成了两个派别，即“七·一七”和“九·一八”，“七·一七”派以坡脚中学部分师生和少数农民为主，人数较少，力量较弱，“九·一八”派是以农民为主，人数多，力量强，又得到区人武部的支持，双方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多次相互夺权，成立了无数个革委会，颇有鲁迅先生“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感觉！
而在四棱碑原址上所搭起来的土台子，便成为他们宣传其主张的讲台。1968年11月，这两个造反派还在坡脚区公所附近的白磨坟一带以石头、木棒等作武器展开械斗，战斗了两个多小时，结果是“七·一七”派败退以列。此后，“七·一七”派以以列为据点，“九·一八”派以坡脚为据点，成鼎足之势。
其实，对于派性斗争，群众是非常深恶痛绝的，有人愤恨地编顺口溜说：“X老修（“九·一八”派头头），X驼背（“七·一七”派头头），各管一个委员会。革命干部靠边站，牛鬼蛇神当宝贝。组织训练武斗队，贫下中农打残废。革命生产受损失，广大群众齐反对。”
但是，噩梦终究会过去，1976年，“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搭在四棱碑原址上的那个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土台子也终于被乡民们撤除。
四
现在，四棱碑或许依然静静地躺在余家大沟的沟底，与垃圾为伍、被污水冲刷，如一页与我们渐行渐远而最终模糊的历史，等待着我们去擦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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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2 20:49:59
发表于 2013-12-13 10: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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