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砀山翰林汪汝弼故闻
汪本强著
汪汝弼，字富言，号梦楼，约生于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苏徐州砀山（今属安徽）人。
家世
汪汝弼是砀山汪氏第87世，属于宽公派杠公支和公长支。
所谓宽公派，是从73世景中公于明初永乐年间由歙县桃林因军职迁至合肥从戎说起的。景中公授徐州卫指挥使千户。其子彬公袭职，始迁徐州。彬公生儿子即贵公、胜公，贵公伤残，胜公袭职。贵公的后代即78世的蛮公由徐州迁往西北的丰县汪洼，形成丰县汪氏的一个长门分支；胜公生二子即宽公、蕃公，长子宽公袭职，生三子即澄公、清公、淮公，长子即七十七世的澄公袭职，始迁居砀山，形成宽公派。
所谓杠公支，即澄公生六子即铭公、锡公、钻公、镰公、钟公、録公，其中的钟公生四子，即相公、杠公、机公、杼公，这时已是79世了，形成砀山汪氏的分支。
所谓和公长支，即杠公生四子雍公、熙公、泰公、和公。和公本是末子，他又生了五个儿子，即辅扆公、虔扆公、敬扆公、拱扆公、襄扆公。因为子女多，砀山旧城（今城东三里）在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洪水淹没了，“涛绝三载”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修建今城时，和公出资在东关城门路南购买了一块城宅；长子辅扆公继承这片城宅，栽下了两棵皂荚树。他生下四个儿子，即廷献公、廷试公、廷对公、廷箴公，其中的廷献公不往下传，汪廷试成为实际上的长门，从而形成了和公长支。
82世的廷试公生一子镛公，镛公生一子即84世的润公，因幼年失去父母，在祖父的抚养下，以明经科为太学生，业满后留在国子监，官至典薄，从此开始了科举求仕的生涯。
润公生四子，即85世的德修公、德亮公、德馨公、德峻公。其中的德馨公生五子，即86世的化龙公、铁豸公、金彪公、田公、皋鹤公。皋鹤公系末子，出继给叔父、京都北城兵马司正指挥德峻公。皋鹤公官任甘肃榆林府、平凉府知府，生下八个儿子，即元瑾公、汝锡公、汝弼公、元理公、汝虞公、汝济公、汝霖公、汝猷公，其中的第三子即翰林汝弼公，他是砀山汪氏和公长支的第87世。
因为叙述翰林汪汝弼的“家世”，故在名前省去“汪”字，名后加个“公”字。为了方便，下文便直呼其名。
户籍变迁
汪汝弼本是属江苏徐州的砀山人，但为什么自称是时属河南的夏邑人呢？因为这中间有一番户籍的变迁。
那时，他是个在学读书的童生，因为诗文俱佳，在科举中很有前途。突然间，其父汪皋鹤因甘肃王亶望、王廷赞等地方官员集体贪污受贿的“捐监冒赈案”被查办大臣李侍尧查出，曾接受州县贿赂纹银1040两的汪皋鹤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四月间“依议”执行，又被时为砀山县令的郑濂抄出地亩租籽银1515两四钱七分，因而被革职发配到黑龙江卜奎（今齐齐哈尔市西南10里）戍役。
这样的家庭属于出身不清，严重影响着汪汝弼科举求仕的前途。
清代的各级科举制度规定，凡娼、优、隶、卒（不包括士兵），须在退役三世之后始得与平民同等，因其子孙作为士子若考取举人、进士，日后晋升成为高官，是要按例褒封三代的，象汪皋鹤这样革职后发配服役的子孙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该制度还规定不能冒籍，因为科举录取的人数各地均有定额，外籍人多录取一名，本籍人就少录取一名，所以定例不允许冒籍。
汪汝弼一看没有办法参加科举了，便离开县学，去投奔大伯父汪化龙。汪化龙时任刑部奉天（今辽宁沈阳）郎中。他让汪汝弼过继到自己的名下，这样，汪汝弼的父亲就不再是汪皋鹤，而是养父汪化龙了。汪化龙生五子，即元琛、元瑛、元琯、元琚、元璠，他又把长子元琛过继到其弟铁豸的名下，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是完成第二步。因为江苏徐州砀山县虽然和河南夏邑县隔省，但砀山的西南部和夏邑的西北部紧紧相邻，于是就把汪汝弼的户籍改为夏邑籍了。同时，把其子元瑛、元琚等也随汪汝弼一起迁往夏邑。从此，汪汝弼便自称夏邑人了。汪汝弼诗中的落款和清版《砀山县志》均能验证这个问题。
军功 进士 翰林
汪汝弼变为夏邑籍后，投笔从戎，当上了兵卒，后来又成为头目。嘉庆七年（1802）四月，调到直隶总督严检的手下，做了一名军中的裨将，他参与活捉贼首魏洪升、张喜等人，立下军功。后来步军首领庆成受汪汝弼的祖父、时任兵马指挥通政司知事汪德峻的请托，经嘉庆帝下达圣旨，赐予监生的资格。汪汝弼在国子监（今首都图书馆）中读了三年的书。
嘉庆十年（1805）三月，汪汝弼参加乙丑科的会试，连考三场，凭着自己的文才和经历，获得了进士出身。
进士发榜后，可以参加翰林院的“馆选”考试。考前，汪汝弼找到汪承霈担保。汪承霈祖籍徽州，嘉庆五年（1800）六月任兵部尚书，汪汝弼的军功就是经他上奏的。这一次馆选，汪承霈鼓励汪汝弼好好考试，结果中了翰林，但不是庶吉士一类的优胜者，没有分到国子监中去当博士，而是在翰林院中干些抄抄写写的琐事，并能接触皇帝了。这时的汪汝弼年已四十余岁，便学了些做官的知识等，经吏部分到山东泰安当了候补知县。
承上启下的官箴
汪汝弼于嘉庆十八年（1813）当了泰安候补县令后，闲暇无事，巡视府衙时，在西边的走廊发现了一块石碑，这是原泰安知府颜希深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镶嵌在这里作为官箴自警的，上面写着：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汪汝弼仔细地读着碑文，想到其父汪皋鹤在任凉州（今甘肃武威）知府时因接受州县的贿赂被发配到东北的卜奎，虽然早已被赦回，但却受了很多的苦难，他觉得这道官箴对自己启发很大，便把它拓了下来，作为做官的座右铭，时时警戒自己。
他知道颜希深的儿子是颜检，颜检为直隶总督时自己曾在他手下当过裨将，与他是认识的。但颜检在嘉庆十年六月却因失察亏帑被降职了，现为山东盐政，在济南的任上，一时也没有正当的理由接触他，于是把拓本的官箴留下鞭策自己了。
嘉庆十九年（1814），颜检的儿子颜伯焘考取了进士，成为翰林中的庶吉士，当上了翰林院的编修，理应祝贺，于是就把第二次拓本的官箴寄给了颜检，并写了封信说明此事的经过和仰慕的话等。颜检见到父亲的遗物自然高兴，立志继承父亲的遗志，以廉政勉励自己。不久，颜检升为浙江巡抚，就把这道官箴的拓本刻石立在杭州的府衙之中，同时把拓本寄给嘉庆帝，以示清廉。后来，颜伯焘又把这道官箴托人刻在西安碑林中，让更多的人看到。
在官箴的传播中，汪汝弼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和勉励自己的功能。
徐文诰案
嘉庆二十年（1815），汪汝弼由候补知县转为正式的泰安县令。
泰安县城内有位徐文诰，家庭世代富有，建了一座二层的楼房，人称徐家楼。正因为此，盗贼等人常常到他家盗窃。徐家兄弟因而备下鸟枪，让贼人难于靠近。就在这年的开春，徐家兄弟忽然于一天的夜里听到有盗贼的警报，急忙拿着鸟枪向西南的木栅门走去，慌乱之间，见到两个人正向东走来，以为是盗贼，两枪并发，一起开火。等枪响过后，仔细察看倒下地的两个人，一是同族的徐士朋，受伤稍轻；一是佃户柏永柱，中枪后死了。他们都是徐家看夜的人。因为死人了，徐文诰便以盗窃杀人案报到县里。
泰安县令汪汝弼前去勘察，三审六问后作了问话记录。
过了月余，佃户霍大有的妻子跑到济南府喊冤，说主人徐文诰给他贿赂金钱，让其顶罪抵命，因贿金没有付清，心有不甘。济南府按察使（皋司）程国仁委派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知县郭志卿前往泰安复查。结果与汪汝弼的原勘结论相同。
程国仁生疑，又派济南府知府胡袒福、候补知府钱俊、候补县令周承宽会审，并以周承宽为主审。因为历城知县郭志卿与周承宽是同乡，周承宽以徐文诰疑贼谋杀罪结案上报刑部，判徐文诰一人有罪。刑部以一枪不能杀二人驳回重审。
程国仁又委派候补知县李风主持重审。李风以徐家兄弟合谋杀害柏永柱威逼徐文诰认罪。徐文诰让其弟徐文渊进京上告到都察院。都察院见此案几经审讯，真假莫辨，不敢自专，便将案情上奏嘉庆皇帝。
当时，社会上盗贼、教匪猖獗，地方官避盗讳贼，严刑逼供的做法到处皆是。嘉庆帝一见上奏的案情，觉得李风在重审中严刑逼供，不禁批道：“益觉可恨，真同唐之来俊臣矣。此李委员竟应正法，断不可恕。”圣旨下传山东，各级官员人人震悚。
就在这时，程国仁外调，原直隶总督温承惠被降职，调任山东按察使。他与汪汝弼同为已故宰相英廉的门生，因为这层关系，二人商定，复审时以汪汝弼原判上呈。
此时的济南知府胡祖福升任登（州）莱（州）道道台，他不把温承惠放在眼里，只去拜谒山东巡抚和舜武，二人谈到徐文诰一案，胡祖福说温承惠被徐文诰买通了，但温承惠以为自己资格很老，并不害怕。
不久，和舜武得急病去世，程国仁回任山东巡抚，他以曾任山东官吏应回避徐文诰案为由，请朝廷另行派员审理。
朝廷晋升兖(州)沂（州）道道台童槐为山东按察使，把温承惠革职了。徐文诰一案，从此按程国仁的意见审理。
童槐一方面派出精干的马快捉住了贼首王大壮、王三壮；一方面把原告、被告隔离审讯，再当堂对证，弄清了徐文诰一案的来龙去脉，具文上奏。
嘉庆帝怀疑官吏们拉帮结派，互相倾轧，故特派钦差大臣文孚、帅承瀛赶赴山东泰安复查，结果与童槐所查的一致。嘉庆帝在上奏的案卷上批示；“胡祖福、钱俊、李风、周承宽、汪汝弼均革职，其任性妄断之周承宽，著发往新疆赎罪。”盗贼首领分别斩枭。发遣有差。至此，山东泰安县徐文诰案才算了结。
那时，有位叫方浚师的儒士觉得徐文诰案几经反复，便在《焦轩随录》中记载了该案的始末，立论说：“文人欺世盗名，古今一辙。”列举了张君在山东做官时所经历的徐文诰案和泰安县令汪汝弼的故闻。
现在的网络上却撰文说，汪汝弼畏盗如虎，接受贿赂纹银2000两，嘉庆帝把他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让汪汝弼背上贪官的恶名，这是没有根据的，也应了《焦轩随录》中“文人欺世盗名，古今一辙”的论语。
泰山刻石的《中军嶂》诗
汪汝弼在徐文诰案接二连三的复审过程中，作为原审的泰安县令，几乎处于被停职的处境。这期间，他闲游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泰山了。一些文士和熟悉的人们知道，他是英相的高才弟子，中过进士，点过翰林，诗写得好，字也写得漂亮。在游览泰山的时候，常鼓动他写诗，说是可以勒石刻碑，留名千古。
春天的三月初三，是个拜山神的传统节日，又有庙会，很多的人都去登山。汪汝弼便在众人的簇拥下，从泰山的中路开始了登山踏青的活动。泰山，又称岱岳，不远处即有王母池（今称万仙楼），再往上就是升仙阁（今称壶天阁），过了十八盘，就是南天门的升仙坊，因而人们常把泰山称为仙山。
一路上，移步换景，他们经过龙泉观（今称斗母宫），见这里的庙宇有三进院落，北边东厢为“听泉山房”，向南则有“寄云楼”，再往前进就是中天门了。过了中天门，他们远远看见碧霞祠，并沿途欣赏对松山一带苍松迭翠、碧涛生波的“松海”。山坡间有个对松亭，在这里他们边观山色，边听松涛。在茂密的松树间，坐在对松亭里，宛如置身于天井似的庭院中。
他们在南天门一带注目凝望，见这里“翚然云起”，“霅然阳开”，竟是那么的迅疾。远望西天边际一钩上弦的新月，鸿影似的很快消失了。月观峰不断地变幻着面目，时而清晰，时而雾隐，给人以“风霅”的感觉。
站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峰，犹如倚天的长剑一般，难怪人们常以这里为界，说什么云降此处以下往往会化为细雨，称其为“斩云剑”。但曲折的山涧谷中，云雾忽来，时而为雨，却又倏忽离散，洒下一缕阳光，遗憾的是怎么也不见雨后的彩虹。
他们顺着原路下山了，在歇马崖的北边是弯曲的盘道，那里有蔽日的林荫道，两边古柏森林，人行其间，如入洞中，人称为柏洞；在此歇息，直觉得凉气袭身，热汗顿消。
众文士旧话重提，让同游的这位县令赋诗。汪汝弼作为翰林又不好推辞，略作吟哦，一首五言的律诗便脱口而出，铺纸濡墨，记下了他们游泰山的历程：
仙山楼两面，一寺踞当中。坡吹松涛井，风霅右恒鸿。遥峰如倚剑，曲涧似无虹。暂作草坛憩，摩笔试勒功。
文士们让他落款，汪汝弼写下了游泰山的时间：“嘉庆乙亥三月三”。他秉笔而立，不禁思索起来，如果把诗题写成“游泰山记”类的话，未免俗气。他想起泰山宛若中军一样庇护着齐鲁大地，因而把泰山比喻为“中军嶂”岂不更有诗意，进而又想起边塞诗人岑参的《碛中作》，读过高适的《封丘作》，于是写下“中军嶂作”的诗题，最后写上“夏邑汪汝弼”的名字。他本是砀山人，每次总要在籍贯中落款“夏邑”，让他想起了户籍的变迁，这是多么的不情愿啊！
文士们读了这首诗，都说是鬼斧神工，不落窠臼。便把它镌刻在王母池（万仙楼）旁边的山石上。
世事沧桑，经过将近二百年的风雨剥蚀，砀山翰林汪汝弼《中军嶂作》的泰山石刻迄今依然存在。
送春
就在汪汝弼作为泰安县令，等待着徐文诰案复审的了结。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嘉庆皇帝关于“益觉可恨”的御批。当这个御批传到山东各府、州、县时，引来了汪汝弼的忧虑。他想到，这个案子惊动了皇上，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叫人真假莫辨。他预料到自己的泰安县令将被免职的问题，唉，免就免了吧，在这个贪贿成风、拉帮结派的社会里，当个县令又有什么意思呢？
耳边响起了子规鸟一声又一声的啼叫，这不禁让人想起蜀王的故事。那时，他把自己的王位让给相国，意欲归隐，却引得子规啼叫不息，声声带血，弄得蜀地的老百姓怀念起蜀王来，因而人们把子规鸟称为杜宇，又叫杜鹃。记得王实甫曾在《西厢记》中写道：“不信呵去那绿杨影里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连叫四声的鸟儿尚且知道“不如归去”，自己又何必恋权贪位呢？
汪汝弼端起酒杯，借此消愁。忽又想到，这难道是“梦尾”酒吗？自己本来是坐在末位的官员了，却还想着去参加盛美的筵席。在这绿草如茵的春天里，我这位翰林只是当了个泰安县令，犹如做了一场春梦，眼看着到了夕阳西下，日暮途穷的境地，这太不值得了。但是，他不甘心，时刻梦想着美好时光的到来。但这个美好的时光至少要到“隔年”才能实现。
“隔年”是嘉庆皇帝的六十万寿节，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前，皇帝必定要大赦天下，起用革职的官员，免除积欠的赋税等。可现在，因为复审徐文诰案，弄得“我亦欲归归未得”。
忧虑、苦闷、彷徨，汪汝弼在嘉庆二十二年（1818）的暮春，以《送春》为题，写下首七言的律诗：
子规啼急念情牵，婪尾花中罢绮筵。
飞到杨花春似梦，立残斜阳草如烟。
消愁心绪凭酒杯，看好韶光待隔年。
我亦欲归归未得，数声长笛暮江天。诗中表达了汪汝弼借酒消愁的心绪，同时，从“看好韶光待隔年”的诗中又可看到他期待着被重新任用，东山再起的心情。
现在，这首诗在网络上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但是谁又能知道他苦闷而祈盼的心情呢。
访汪东山故居
在徐文诰案查结的时候，汪汝弼的泰安县令被奉旨“革职”了，这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他回到了家乡砀山，看望早被赦归的生父汪皋鹤。接下来的岁月便觉得无聊，朋友之间送往迎来，隔三差五地也有酒场，但自己毕竟是革职的县令，那是昨天的黄花了。他便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来到省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顺便造访汪东山的故居。
汪东山是汪汝弼流落在江南的远房长辈，康熙年间因精通星象算命之术，与京都中的方灵皋、蒋南沙、汤西崖三人齐名，被称为卜筮中的高手。他经常往返于两京之间，有一次游览过泰山，远远地望着岱岳的白云，写下一首诗，其中的诗句说：“闲云莫恋山头住，四海苍生正望君。”
汪汝弼任泰安县令时，游览过泰山，和文士们谈起过汪东山，背诵过这首诗。他现在被革职了，但觉得汪东山的两句诗非常符合他现在的处境。到江宁府来，就想找汪东山的后人替自己占卜一下今后的官运。
他找到了汪东山的故居，只见大厅上悬挂着沈石田（明代著名画家沈周的字号）所画的一副芭蕉图。他猛然想起汪东山的两个歌女把芭蕉错称白菜，被人称为“双白菜”的故事。那时，迂腐的方灵皋曾多次劝汪东山不可亲近女人，行为要检点。这引起汪东山的不满，便在大门上贴了副字：“候中状元汪，谕灵皋，免赐光。庶几南蒋，或者西汤，晦明风雨时来往，又何妨？双双白菜，终日到书堂。”人们看到这幅字，传为美谈。
遗憾的是汪东山的故居早已易主，这里更名为“蕉轩”。他的后人成了不懂算命之术的寻常百姓。汪汝弼与蕉轩室主方浚师谈到自己因受徐文诰案牵连被革职的实情，二人无限感慨地叹息了一阵子。
随园楹联
汪汝弼到江宁府的第二件事就是造访了小仓山房，写下了一副楹联。
小仓山房是袁枚的一处园林，又名随园。袁枚出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馆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历任溧水、江浦、沐阳、江宁（均在今江苏境内）等的知县。看到官场腐败，自己升迁无望，便于乾隆十四年（1749）辞去知县的职务，居住于江宁，筑了个小仓山房，逐年扩建，成为园林，也叫小仓山随园。袁枚在随园中绝迹仕途，研究起学问来，写下五六部书，著名的就是《随园诗话》。嘉庆三年（1798），袁枚病逝。
汪汝弼比袁枚晚了一个朝代，但中过进士，同是翰林，又当过知县，有共同的话语。袁枚病逝至此不足二十年，理应到他的随园祭奠拜谒；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泰安知县的任上时读过袁枚《随园诗话》中的《泰山走向》一文。文中说：“泰山从古迄今，皆言自中干发脉。圣祖遣人从长白山，踪至旅顺山口，龙脉入海，从诸岛直接登州，越福山而达泰山，凿凿可据。”这是章槐墅观察使说的，圣祖康熙勘定的。袁枚硬是不信这个邪说，他从山左往来，见岱岳位于八卦中的震位，面向西边的兑位；再看看汶水和泗水，皆自东而西，证明泰山不是从中干发脉的，因而写了首诗说：“两条汶泗朝西去，一座泰山渡海来。笑杀古今谈地脉，分明是梦未曾猜。”他还在《随园诗话》中读过《泰山之大》的文章，至今还记得袁枚的一些诗句。他到随园的主要目的就在这里。
拜谒之后，汪汝弼在袁枚后人的陪同下到处走走，背诵些《随园诗话》中的诗句，谈论些《小仓山房文集》中袁枚说过的话语。他们来到随园的一处侧门，见那里没有楹联。袁枚的后人让汪汝弼这位翰林自撰并书写了一副。汪汝弼心想，写副楹联权作是对其两篇短文的酬谢和回敬吧：
偶谈旧雨人俱古，能坐春风客亦佳。
联句的意思一是赞扬随园之美，二是说尽管袁枚已经作古，但他留给人们的几部著作将来必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自己作为客人之一，前来游览随园时，如坐春风，心情是极佳的。
汪汝弼走后，袁枚的后人把这幅楹联镌刻在侧门的栏子上，流传至今。
临清知州
汪汝弼的心情为什么这样好呢？好得和他在《送春》诗中流露出的愁苦心情完全不同。主要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嘉庆二十二年（1818）四月，仁宗（嘉庆皇帝）“赐吴其濬等二百五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馆选时忽然想起了原来的翰林汪汝弼。
第二，汪汝弼曾在嘉庆十九年（1814）把官箴的拓本寄给颜检的同时敬献给仁宗一份，不久，他就成为泰安的正式县令。根据这份官箴，第二年四月，仁宗又亲自制定了官箴二十六章，并宣示给臣工，要求为官者公正清廉。不过，那时正在复审徐文诰的案件，出于维护大清法律的考虑，汪汝弼和其他官员一起被革职了。现在，事隔两年，嘉庆帝怎能忘记这位乙丑科的进士、翰林汪汝弼呢？
汪汝弼闻讯后，立即北上京都，进行了官场的运作。他找了三个人。
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与汪汝弼是同科的进士、翰林，只不过他是前几名的庶吉士罢了，后来官至刑部侍郎，武英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
姚元之，安徽铜城人，也是汪汝弼的同科进士、翰林，曾在河南任过学政，现为内阁学士。
作为汪汝弼的同年，这两个人都能在嘉庆帝面前说进话去。但汪汝弼自恃才高，另一个名字叫富言，不该说的话他却说出来，在官场造成不应有的影响。为此，他又找到第三位人。
汪廷珍，祖籍徽州府。凭借着北迁合肥与徐州的宗亲关系，与汪廷珍叙上关系。汪廷珍是嘉庆二十三年（181）三月新任命的礼部尚书，自然能说进话去。结果，在稍后的日子里，汪汝弼被任命为临清知州。
临清，在今山东省的西北部，接近河北，临近京都，有京杭大运河穿过，是南北漕运的咽喉要冲，因而是个直隶州，不同于其他散州，州官的品阶自然高一级。汪汝弼这位被革职的七品县令，一下子升为五品的知州，关键在于他是翰林和朝中官员的运作。
空中长廊
汪汝弼在任临清知州期间，年薪接近五十两，养廉银2000两。算起来月薪170多两，这不算什么。但比较起来却是惊人。
清朝的纹银是按两计算的，两的下面是制钱，即方孔圆形的小钱，又称文。一般说来，一两折算制钱一千文。千文则用绳穿起来，称贯，便于找零。官员的俸银是有地方负担的，雍正时增设了养廉银，是由国家发给的。
比较一下吧。乾隆三十二年，按成熟田地和产粮数额征税，扣除杂用外，砀山县共“征银257两一分五厘”，实征麦“每石折征银五钱”，（清版《砀山县志·田赋》）。那时，砀山知县的年俸银是43两4钱4分，主簿是33两1钱1分4厘。典史是31两5钱2分。由此可知，汪汝弼年薪2千多两能干些什么呢？
就说重修北土山吧，那里有混元殿、东岳庙、文昌宫、北土山等，工程浩大，“诸生捐助，官绅募化，得资二百馀（两）善银”，“数月之间，自山门至山顶，焕然一新”。现有一块石碑记载这件事，上面写着捐款者姓名，多者一千文，少者五百文。通过比较可知，汪汝弼的年薪两千多两纹银不是个小数。
汪汝弼的纹银首先用于扩建自己的住宅，那时他住在东关城门内路南汪氏祠堂的西部。后来人们把扩建、修缮后的汪汝弼住宅称为汪翰林宅。
接下来，汪汝弼又修缮与扩建了汪氏祠堂，里面供奉着汪氏分支的一些先祖，最主要是82世的汪廷试、汪廷对等。
汪汝弼又拿出银两，在翰林宅与赴宴庵之间架起了一道空中长廊。长廊的下边用原木支撑着，两边架起横檩，排放木板，再立起栏杆，从东城河的上空直达赴宴庵。赴宴庵位于砀城东北角（今渔场一带），西边毗邻送子观音庙。观音庙向北有一座三孔的石桥，桥北正对着的土山，那里有汪汝弼先祖的园林。观音庙向西有一条路，顺着路西去，然后拐向正南，就是北关城门与大街。砀城的四关就数北关的道路不通畅。
汪汝弼架筑空中长廊直通赴宴庵，这个赴宴庵是被人们叫俗的，应正名为赴园庵，园和宴音近，又因为空中长廊终结时，必须有个庵棚，目的是让汪氏的后人或达官贵人到砀城北关外土山一带的园林中游览，避开北关不通畅的道路。
据康熙四十七年（1708）汪浩的记载，那一带“亭台耸峙，竹木掩映，名花时卉，交错其间。”园中有座“且憩亭”，“每逢花朝月夕，偕数老友辈舒步郊外，饮酒作乐。”而汪廷对“构亭于土山之东，额之曰来山亭。”“亭之径幽而曲，亭之水清且涟，亭之木森而秀。二三知己，酌酒杯咏，致足乐也。”
汪汝弼大概是受江宁小仓山随园的启发，或受《阿房宫赋》的影响，在砀城筑了道空中长廊，类似于复道，让人们不再弯弯曲曲地走过北关城门，而直达土山的园林。
现在，这道空中长廊早不存在了，出进北关的大街和城门也取直了，土山一带不见园林，已成为居民的住宅，那座供人登眺的土山夷平了，故址却在城门的东北方向。
代批六指案
汪汝弼在临清知州的职位上干了一年，第二年的春天，他到南边的东昌（今山东聊城）府去看望时任知府的养父汪化龙。叙谈之间，汪化龙在致仕之前需回砀山老家一趟，要汪汝弼暂留东昌府，代他签转省抚下发或州、县上报的公文。因为是父子关系，汪汝弼任职的临清州又暂属东昌府管辖，而清代的官员一般是不能随意离职的，所以汪汝弼就欣然同意了。
在暂留东昌府期间，汪汝弼恰好遇到县里上报的六指案。
这个案件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一位青年结婚，当天晚上忙于应酬喜酒，在热闹而又混乱的时候，独坐新房的新娘被外村一位手长六指的人奸污了，因而悬梁自尽。诉讼时县府错捕了本村一位手长六指的年轻人，屈打成招，结案上报到府里审批。恰巧汪汝弼暂留东昌府，他把案卷看了一遍，认为是县里三审六问过的，就随意代批了六指案。
临刑前，本村六指的父亲到狱中探视儿子，儿子说绝对没干过此事。父亲心里有了底，但儿子还是被错杀了，造成了冤案。
其父化作算卦先生西行至陕西一带，暗中查访，终于找到了化作理发匠潜逃在外的六指真凶。他的父亲不动声色地到县府喊冤告状。县府捉来真凶后几经询问，真凶供认不讳，逐级上报，最后把这位真凶杀了，为六指案平反。
在追究责任时，汪汝弼因为代批六指案，造成了冤狱，罪责难逃，免不了过堂受审，遭到凌辱；而他又是暂留东昌府期间代批的，这要追究养父擅离职守的责任。寻找关系去活动一下吧，但这些关系又被堵死了。
坠金自杀
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七月，老皇帝死于行宫，新皇帝即位，就是道光帝了。
这年的十月，道光帝调整了各部的尚书，原来的礼部尚书汪廷珍没有实权了。
那就去找同科的翰林穆彰阿。这位满族的高官却受到新皇帝的指责，道光帝下诏列数其罪行；“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我皇考大公至正，惟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肆行无忌。”“从宽革职，永不叙用。”汪汝弼失去了朝中这位重要的靠山。另一位同科的翰林姚元之也受到降职的处分。
汪汝弼思前想后，决定自杀。他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年底坠金而死。
所谓坠金而死，就是平时在上衣的领口下缀一金扣子，关键时刻为防止受辱和身首异处，吞进口中，下到肚里自死。
汪汝弼自杀后葬在砀山城西北汪林村南，立有石碑，文革中被砸，现无痕迹可寻。他有两个儿子即之桢、之鼎，是砀山汪氏和公长支的88世。之桢生文英，文英生重品；之鼎生俊英，俊英不传。
在嘉庆甲戌年（1814）由汪硕炳主修的《汪氏宗谱》中关于汪汝弼的记载是：“汝弼，字富言，因军功奉旨钦赐监生，候补县正堂。”甲戌即嘉庆十九年，那时汪汝弼任候补泰安知县。所谓候补，按照清代的官制，吏部候选后，尚未补授实缺。到嘉庆二十年（1815）汪汝弼就是泰安县令了。但宗谱中未说明他是进士、翰林，这与他后来的自杀有关，被后世修谱人抹掉了。
家世衰落
清朝初期，砀山汪氏中的和公长支从84世的汪润成为国子监的典簿开始，科举求仕，先后四代人及第居官，至87世的翰林汪汝弼自杀而开始衰落。
其实，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82世的汪廷试、汪廷对修建的北土山一带的园林已经倾败蔽残，修葺过一次。为什么要修葺呢？因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月，充军黑龙江卜奎戍役的汪皋鹤被赦归回到了家乡砀山，因为他在甘肃冒赈案中并未参与捐监、分肥的活动，罪行较轻，戍役期间，又在文化的发展上起着积极作用，表现较好，所以一回到砀山，就被当时的砀山教谕康茂园聘为教书的先生。恰在这一年，砀山的安阳书院迁到北关土山一带，改为北山书院，这也是乾隆五十八年修葺北土山一带园林的重要原因。出土的石碑（见《古郡数往》第218页）和《北山书院义田碑记》均能验证这个问题。
汪汝弼自杀后的三十多年，又把北山书院迁到汪家祠堂和汪翰林宅中，并恢复了安阳书院的旧名。这标志着和公长支的正式衰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天，安阳书院又改名为砀山书院，再后来改为砀山第一高等学堂。解放后，这里成为砀山县人民政府。2008年，县政府迁出，这里成为“在水一方”的居民小区。
从此，汪氏祠堂和汪翰林宅从砀城东关消失了。
7、官箴的来历与汪汝弼的传承
1993年9月21日，时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总理在全国分行行长反腐肃贪的工作会议上说；“我在上海工作时讲过，‘人不畏吾严而畏吾廉；人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周谷城先生听到后，说这段话很好。这段古代名言，我从小就会背诵，就是不知道是谁说的，你们大家有兴趣，就帮着查一查，查到出处后能把它完整地背熟就更好了。”
《金融时报》的总编辑杨其广先生历经数年查找这段名言的出处。查到后来写信转寄给朱镕基总理。如今，在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领导及秘书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这段名言的微型复印件。
这段名言是古代的官箴，全文如下：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36个字的官箴出自何人之手呢？它是明代山东巡抚年恭完撰写后勒石刻碑的；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农历八月，山东泰安知州贞庵主人顾景祥题跋后重刊立碑；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时任泰安知府的颜希深再刊并跋，立碑于府衙西厢房内。
嘉庆十九年（1814）七月，时任泰安候补县令的砀山人汪汝弼把立于西厢房内的石刻碑文拓了数幅，然后把其中的一张拓本寄送给官任山东盐法道的颜检。
颜检是原泰安知府颜希深的儿子，出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于乾隆丁酉（1777）考取拔贡，初入仕途，始任礼部七品小京官，后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仪部随从的身份陪伴80岁的高宗（乾隆帝）巡视山东。恰逢内阁学士尹壮图奏陈吏治腐败，“督抚声名狼藉，官员逢迎上司”。乾隆帝认为自己五十五年来“勤政爱民”，若如尹氏所说，“竟系被人蒙蔽”，逼令尹氏出查，借以证明所言不实。颜检虽离泰安很近，却以公事繁忙为借口不敢去看父亲留下的官箴。乾隆五十八年（1793），颜检升任吉安（今江西吉安市）知府，取道山东，因与泰安郡守徐大榕是老相识，便来到署内，忆起出生及幼年嬉戏之事，无限感慨，索然而去，竟没到西厢房把父亲的官箴抄下或拓取。
二十年后，嘉庆乙丑科的进士、翰林汪汝弼任泰安县令，拓下颜希深的官箴，寄送给官任山东盐政法道的颜检。因为这一年颜检的儿子颜伯焘中了进士，成为翰林，汪汝弼是作为贺礼寄送的。想不到这段官箴却因此流传下来。
嘉庆二十年（1815），颜检升任浙江巡抚，仲秋时节，他把父亲的泰安官箴即汪汝弼寄送的拓本刊刻并跋，置于杭州治所大厅的墙壁上。
道光二年（1822）颜伯焘由翰林院编修出任陕西延榆绥（今陕西延安、榆林、绥德一带）道的道台。颜检教导他说：“你今到外面做官，要随时以官箴勉励自己，不能松懈。”说话间拿出父亲的官箴给伯焘看，把拓本赠给他自勉，并让他收藏好。颜伯焘遵嘱带着官箴前去赴任。后来，在一起做官的同事知道他有拓本的官箴，都争相索取，但那一带又缺乏雕刻的名匠，他便于两年后的立秋日，写好跋文，连同拓本一起，写信寄给长安令张爱陶，让他请人重刻石碑，放到碑林，以便广为流传。张爱陶受颜伯焘之托，遵嘱刻石立碑，于道光四年（1824）农历十月置于碑林。
颜希深、颜检、颜伯焘是今广东省连平县元善镇人，祖孙三代均系官箴的践行者。他们或为巡抚、兵部侍郎，或为总督、太子少保，身经雍正至咸丰五代君主，目睹统治阶级贪污腐败、贿赂盛行的内幕，将官箴带在身上，并当作为官的宗旨和座右铭，勒石刻碑，自励勉人，使廉政为民的名言广为流传，泽及后世，实在是可贵的。而在传承官箴的过程中，原泰安县令汪汝弼的拓本，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广东省连平县的连平公园内立有拓本重刻的上述官箴的石碑，连平县“宫保第”的楹联更是启悟着为官之道：“清白存心，精勤任事，勉为良吏，力挽颓风。”在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今天，特别提出廉政的问题，重温和研究这段古代的官箴，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而，在传承官箴的过程中，砀山的汪汝弼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8、砀山北土山建于何时
近几年来，砀山县城的北土山被人炒作得热闹起来，筑建时间却说法不一，前后矛盾。
为了说明问题，现把清朝康熙四十七年（1708）秋天汪浩撰写的关于砀山北土山的节录文字简析如下：
晚年筑圃于城外，亭台耸峙，竹木掩映，名花时卉，交错其间，额其亭曰“且憩”。夫人世沧桑，古今旦夕，而世之奔走名利场中，碌碌一生，至久不息者在在皆是。公以且憩名亭，识解之超脱于此，可想见一斑矣。 《汪氏宗谱·贡监生正宸公孺人孙太君合传》
遂隐居独善，构亭于土山之东，额之曰来山亭，亭之径幽而曲，亭之水清且涟，亭之木森而秀。二三知己，酌酒杯咏，致足乐也。 《汪氏宗谱·儒学训导迪宸公传》
前段中的正宸公即汪廷试，字正宸，“生于万历己酉（即三十七年，1609）九月十七日末时，卒于康熙庚午（即二十九年，1690）十一月初四日末时。”后段中的迪宸公即汪廷对，字迪宸，是汪廷试的同胞弟弟，“生于万历癸丑（即四十一年，1613）三月初九日卯时，卒于康熙庚申年（即十九年，1680）四月二十四日末时。”
两文的作者汪浩，字正庵，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官至广西太平府太平州（今广西崇右市）知州，汪氏第83世，于康熙四十七年退休后至淮阴校勘《汪氏宗谱》，因而来到砀山写下上文。距晚卒的汪廷试已经18年了，迄今也有300余年，是比较可信的。
从传中可知，汪廷试曾于康熙八年（1669）援例入国子监，成为太学生；汪廷对曾因“统领乡营，为一方保障”，被院道推荐，于康熙九年（1670）的岁贡中殿试第十二名，援儒学训导。因此，不论且憩亭还是来山亭，应在康熙十三年（1672）后才筑建的，此前已有北土山了。
有人说北土山是汪廷对在雍正年间（1723——1735）倡建的（《中国梨都砀山》）、还有人说是乾隆五年（1740）倡建的（《砀山北土山碑文》）。这都是不正确的。
北土山是明初永乐七年（1409）堆土而成的。这一年，是永乐帝在南京登基后第一次返回北京，路过砀山，让僧人海辨筑建了永庆寺，用来庆贺永乐新政，同时筑建了北土山。因为永乐帝朱棣曾在建文三年（1401）二月于砀山的夹河击败了盛庸的军队，这是靖难之役的关键一仗，为他后来成为永乐皇帝、建立永乐新政奠定了基础。笔者已在《古郡数往》的《夹河靖难的燕王朱棣》和《永庆寺 千佛阁 天齐庙 北土山》两文中作过论证，恕不赘述。
|
|
发表于 2013-7-10 17:3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