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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5 15: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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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楚国在楚威王与楚怀王之交（约在公元前323年）打败并击毙於越国勾践之后六世的国王无彊、尽取越国占领的春秋时代吴国故地后，越王“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皆朝服于楚”[3]，这一带应为不载于史册的某越人诸君、王的 “土司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青阳庙前镇十字村曾出土木客独木棺大墓，当时专家考证是战国时代“吴越文化”产物，墓主无考。2004年，绍兴出土印山木客独木棺墓，经考证乃越王勾践之父允常之墓，从网上信息看，二者葬制何等相似乃尔！参照司马迁所记，可以断定，青阳庙前大墓盖为战国楚败越后“滨于江南”的“争立”为君或王的土君之墓，换言之在九华山北的杜村、刘街、庙前、九华等乡镇有此君王的城堡或部落营寨，多半会驻扎在山上[4]。
池州东部乃至今铜陵、繁昌、和南陵青弋江西北、青阳东北部丘陵和河流冲击平原地区都是吴故地，这在《春秋·左传》上所载的吴楚相争的战事上可以管窥，经楚国打败越国后尽取吴故地的数百年管辖，后来成为秦汉时的春谷县地。从秦汉两朝在皖南立县的情况看，楚人为威慑镇服那些争立后的越遗族诸王君们，在山区的河谷平原和山口的吴越故地边境甚至进入越故地的边缘地区建立一批单纯的军事基地（戍）以驻扎军队，其中有田有地的勉强适于华夏化的楚人居住的地方，这些军队的将士逐渐繁衍后代，收纳部曲，后来建起城邑如后来的黟、歙、泾等县。在池州范围内，大概就是为镇服九华山周边这个（或若干位）滨江的争立后的王（君？），东南部楚人设置了陵阳这个戍城，镇守在青弋江上游的“淮水”（今称清溪河，尾部已于1959年筑坝建成陈村水库，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皖南旅游经济区的进程中，改称“太平湖”）之北、九华山南的山口地带。屈原正处于楚威王、怀王两代君王打败越王无彊之后不久的时代，他在被楚怀王放逐后，就曾到达过陵阳，《哀郢》中他沉痛地诘问：“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招魂》后的“乱”词几乎是他曾来陵阳的实录[5]。而在沿江的春谷县到上游今江西楚已战胜扬越人而早已进入和开发的九江彭泽边境这一段，本是於越国“西州大江”之国土，楚人也设立了一些军事基地，后来在《三国志》因记述孙休、徐绍等人物而带出的虎林城（约位于乌沙镇翠屏山与马踏石，旧志记载此地有“三国大小砦”）、南陵戍（即今城区古部的十里长冈当时濒江水的猫骷髅盖）都应当是楚人始建的，其用途是禁锢“山处水行”的越人下江入江滋扰行旅、争夺渔利和外出为患。秦、汉两朝，因为未彻底同化皖南山区的越人，也仍然视沿江为卑湿险恶之地，沿江也因多血吸虫等瘟疫，确为险恶之地，华夏文化难于也难得开发植根于此，所以必须沿楚之旧，继续设戍镇守。
秦皇朝一统天下（公元前221年）后，与楚国相似，对越人“弃弗属”[6]，同样未实行有效直接统治。
两汉时期，池州大地上的春谷县开始为淮南王国及其后身庐江国所领，山区则仍是越地。汉景帝平七国之乱后，春谷与其邻县芜湖、泾县和黟、歙等是朝廷直属的庐江郡江南诸县名义上的辖区，却未对山区有效治理；到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始），则是原处今浙江温州的瓯越王国和福建福清一带的闽越王国政治移民的放逐“保留地”。这两次政治移民，《史记·东越列传》、《汉书》上都记载为“江淮之间”。尤其是《史记》年表中记载瓯越人迁移目的地是“庐江郡”，由于人们对汉庐江郡的认识囿于《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的地理志，在当代历史地理学者考证出汉庐江郡在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10年）前在江南有芜湖、春谷、泾、歙、黟五县和泾县西北另有陵阳一城之前[7]，许多学者以为瓯越、东越人移到了今淮河长江之间的庐江县一带，殊不知那一带在直到明清的古籍中都称为“淮南”[8]，而青弋江上游的今太平湖青弋江流域的河流却在汉《水经》和《汉书》中称“淮水”。正因为两个异族附庸王国的臣民都移到这“江淮之间”，使得池州山区人口骤然机械增长，在今石台、青阳县、贵池三县区的深山峻岭之上，有大面积的人工开凿、又不知开凿年代和弃耕多久的梯田遗迹，应该就是这些移民艰难求生存的见证。就在元封二年，汉皇朝将原楚国建立的监控震慑越人的陵阳城邑升级建成陵阳县，连同庐江郡江南五县（芜湖、春谷、泾、歙、黝）与原故鄣郡合并成立丹阳郡，就是为了加强对山上越人的监视禁锢和防备，太守守宛陵，实际上是守住越人可能逃跑回故土的路。却视山区为未化之境，朝廷命官“足迹所未到”[9]，任随越人“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10]。山口河谷冲击平原上的城邑和沿江军事要塞对越人长期实行禁锢封锁，使得他们“不入城邑，不见长吏”，因而这一带越人文化及其身份认同仍然停滞定格于“周朝”。他们开凿梯田的事，山区父老相传是周朝的人干的，说是周朝时山上的人头多于雨点。这正是这段史实经过父老口碑这个“中介媒体”后的合理“折射”后的影像。
汉末建安年间（公元196年—220年），孙策、孙权兄弟割据江南，收刮赋税征集兵丁的客观需要，自然要降服同化越人遗族。周瑜、黄盖等将领都任过春谷长，自然在池州大地上从事过名曰“怀柔”，实际上是逼迫 “山越” 同化归顺的“工作”。老将程普也从南京石头城出发，一路讨伐过当时的宣城（今南陵县青弋江东北边地）、安吴、泾、陵阳、春谷等地的“山贼”。贺齐在建安二十一年又镇压过陵阳、泾县响应鄱阳尤突作乱的“山贼”，徐盛亦剿临城（今青阳北部）“南阿山贼”，建立临阳县，后来成为他封侯后的采邑。三国鼎立时代，孙权正式称帝后的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出生辽西的大将韩当 “封石城侯，迁昭武将军，领冠军太守，后又加都督之号。将敢死及解烦兵万人，讨丹杨贼”。此役的真正目的是打通丹阳郡与邻郡新都（后来的徽州）、鄱阳两郡之间的山间道路，以保障孙吴政权新的首都武昌和旧时治地建业（南京）之间的最直捷的陆路驿传。他从丹阳郡西南边的陵阳县出发，沿着黄山山脉与九华山脉之间的河谷打到今石台县横渡镇横渡村新桥石埭这个地方[11]，却有了意外的战果——发现并夺得越人的冶炼铜铁的工场，这在那个时代，不啻是现代战争中攻占敌方的军工基地和中央银行，因为武器和钱币都是铜铁所铸造。这河中三块大石头，在熟悉稻作农业提水灌溉的当地人眼里是“河中有石如埭”，而在以攻城略地为生涯的辽西人韩当的战报中，则恐怕是旧史志作品中所载关于池州的石城县的县名来源的那句话——“石、山夹河如城”。那时候，位于“牛渚”（采石矶）以下的汉代石城县已因 “（建安）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而并入建业，成为“建业小城”[12]，所以，韩当在此役后即“卒”，孙权给他封“石城侯”，这块他拼老命打出来的孙吴新领土，就成为他的采邑。再过三年，他那不肖的儿子韩综叛吴降魏，孙吴政权自然要收回采邑，如是，池州大地上继春谷、陵阳、临城以后，建起了第四个县石城县，其领土大概是秋浦河（池水）、黄湓河两个水系的全流域，最初的县城，大概在今石台横渡一带。到晋代以后，由于山中的越族已经消融，县城的军事防卫价值减退，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功能凸显，就往山外迁移，甚至是几度迁移。这可从唐代《元和郡县志》、宋初江西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池州，及其属县部分的字里行间研读出历史的真实信息。尤其是《太平寰宇记》，作者写作时手中持有《吴录·地理志》作为参考文献，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以上三国时代的对山越人的剿抚进程，只能说是汉人同化“山越”的量变阶段，飞跃性的质变则发生在孙权为帝的后期，第二代将领中著名人物诸葛恪自荐担任丹阳太守之后。他用在越人庄稼接近成熟之时，派兵进山全部刈除，“使无遗种”，使非常手段，逼迫陷于“饿穷”困境的越人下山归顺，将四万越人壮丁编入军队，才终结作为越人“保留地”的历史，汉族移民才陆续进入。
正因为如此，池州可以说是越文化最后被消灭的地方，或者说是越文化最终融入大汉族文化的地方。今天的物质形态的遗存尚有山里长期弃耕的梯田遗迹和金属矿冶遗址，青阳庙前的木客独木棺墓遗址和出土文物，可以申报为国家保护级的地表和出土文物，加以妥善保护，也必须加以妥善保护。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则山里土著居民方言语根语素与浙江方言相似之处甚多，甚至彼此可以不加翻译就可以互通，城郊里山一带的土著居民能听懂浙江人的土话，即是最富表征、最有说服力的。此外，池州傩事中的《开天辟地》、《打赤鸟》等傩舞也应出自越文化。
南北朝时期，随着汉人大量南迁并逐渐习惯适应南方山区江浒生存环境，池州一带汉族人口增多，加上在历次南北战争和南朝内部战乱中表现出来的战略地位，到萧梁皇朝之初的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江南贵长池水（今秋浦河）和清溪河两河入江口之间、深水季节实际上濒江的十里长岗古南陵戍上，建起池州大地上的第一个郡城——南陵郡、县治城。南陵郡领南陵、石城二县，其中南陵是汉代春谷县割除东晋侨置的繁昌县地域后的剩余的大部分县域，晋代改为阳谷县，其相去西南边陲包括今池州贵池清溪河流域，也正因为这，许多旧史志虽然不能明确指认或错误指认南陵郡城具体地点，却都写上南陵郡城建在“春谷故地”，只不过错指的作者把“春谷故地”认作了“春谷故治”赭圻城。
另石埭县旧志引《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等书，载有大同二年分孙吴所立石埭县中的石埭场一带成立石埭县，这一点，因不见于梁代至隋代的史籍，池州旧府志都没有采纳。实际上，《梁书》、《陈书》都没有地理志，而《隋书》上记载了一个县：故冶。这个县在平陈后并几个小县为大县时，跟《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的名“石埭”的县一样，同样并入的是隋开皇九年后的南陵县。联系到孙吴的石城县里有石埭场，而且，这石埭场在赵宋皇朝时仍然是池州梅根冶官管辖下的两大工场之一（另一个是铜官场），完全可以说这梁代石埭县就是《隋书》中的故冶县。石埭的“埭”字，不见于汉代许慎所著的第一本“汉字大字典”《说文解字》，而首次出现于历梁、陈两代的南朝大学者顾野王所著的第二部“汉字大字典”《玉篇》，大概是隋朝来自北方的官员认为“埭”这个出自南方的字不雅正，甚至不认识也不承认这个字，就改称石埭县为“故冶县”。联系到《隋书》中广阳县被改为“南阳县”，说明隋初是改过池州这一带若干个县的县名的。这个梁代的石埭县，由于是割石城县地成立的，所以东部边界大概为今石台县七都镇与横渡镇分界的稠岭，南部包括今属祁门的安凌大镇，因为这个镇是五、六十年代因历史原因才落入祁门县的，本来可以看作历时千古的石埭冶炼工场大量工匠的粮食供应地，也是后来的石埭县的主要粮食出产地。西北部边境可能包括今石台仁里镇等传统的原石埭县属地，因为今仁里镇原贡溪乡接近杉山的铜岭坡上还有古人采铜矿的旧矿井。
《南史》、《陈书》和池州府旧志还记载梁代后期在吴石城县内侨置太原郡（今属东至县，原太原乡）。
到陈朝，南陵郡城又是北江州州镇所驻，北江州领有江南南陵郡，还领有设在江北今湖北黄冈和安徽安庆、巢湖境内的郡县，南陵郡领南陵、石城、石埭（故冶）、定陵（东晋时期在今青阳东北部、铜陵西部、南陵西南部侨置的襄垣郡属县）、临城五县。直到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派遣他的儿子杨广为统帅，发起“平陈之役”，陈朝北江州南陵郡的军民进行了抵抗，隋军先于江北岸击破陈军拥有战船六百余艘的水寨，后渡江拔除南陵郡城，擒其守将许翼，撤销北江州、南陵郡，将南陵郡所辖南陵、石城、故冶（石埭）、临城、定陵五县并入南陵一县，还隶宣州。矗立在池州城西的十里长岗上的南陵郡城在隋军铁蹄下夷为废墟鬼城[13]。这一历史进程，大致起自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至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历梁、陈两朝计86年。另将设在池州东南部山区汉陵阳县（晋避皇太后讳改名广阳县，隋初避炀帝杨广讳改称南阳县，其县城在诸葛恪同化山越人后，已从清（舒）溪河北的陵阳镇迁至河南的广阳镇）并入泾县。
今市某处，往往一锄头挖下去，碰到的都是古旧残砖碎瓦，可见得古南陵郡城城墟就在他们的脚下。如果能得到考古发掘清理，完全可以成为一处稀有的中古城墟遗址公园，申报一座城区内的国家级保护的地表文物，连同山里的越文化遗址遗迹（有的就在里山、马衙、墩上等街道办事处诉辖区内），池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硬件条件方面的无米之饮——国保级地表文物册上无名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隋皇朝在平陈之役后，不到三十年就在骄奢淫逸的杨广手里垮台。天下群雄竞起，逐渐归顺于原为唐公的唐皇李渊。而李渊为抚慰他们，将历史上本为一郡之地甚至一两个县的地方，都作为自东汉以来的直属朝廷下的第一级行政区划赏赐给这些英雄豪杰，让他们都来过一下当朝廷方伯——刺史的瘾，所谓“权置州郡”。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猷州刺史左难当升为宣州总管府总管，奏请朝廷设置池州这一刺史州，管秋浦（隋开皇十九年割南陵县西五乡所建县）、南陵二县。到贞观元年，一代明君李世民即位，改变那种天下被各路英雄碎分，政令难一的局面，裁撤这些“权置州郡”自然是他治平天下首要的革新措施，于是，池州被撤销。可是历史发展到此时，由于隋朝已经开通沟通浙、江、淮、河四水的大运河，水上航运可直达长安之东，长江上皖江这一段，再也不是南北朝时那样，仅是统治者与“沿江蛮”摩擦、北方与南方争战和南方军阀内部混战的战场，而是已经成为祖国中南、西南各道州郡通往首都长安的交通要道。然而在这一段重要的水运航道上，上到江州（今九江），下到和州（今和县），偌长的江濒之地，没有州郡治地，连濒江县城都很少，诚然是朝廷镇守的薄弱环节。进入中唐之初的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由于唐朝失去对北方领土的控制，赋税主要来源转移到江南。江南人民不堪重负，因此江南第一次民变——方清、陈庄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在歙、饶两州。但由于起义地点临近宣城这个重镇，歙、饶各州也还拥有防戍本州的团练兵等武装力量，他们在歙州附近立足不住，就由方清带一路人马转战到秋浦（今贵池）乌石山，一路由陈庄率领“断绝江路，劫掠商旅”，袭扰对江舒州（今安庆市境）沿江地面。时为江西观察使李勉幕僚的李芃请求在秋浦置州，以重兵守其要地，讨伐盗贼。李勉上报唐代宗，得到批准，于是以宣州的秋浦、青阳、饶州的至德、再割泾、青阳、秋浦等县地设石埭县[14]，置池州，以李芃摄行刺史事。李芃带领人马来秋浦县，进驻能够扼控池口河和青溪河入江口的原南陵郡城附近，选择可以进乌石山（今梅村乡乌石村）清溪河畔、三台山下建起池州州治，并把原在山里的秋浦县移来附郭。一举“扼襟要”，使江上的陈庄和山里的方清不得合纵，各个击破。
从此，池州作为一个郡府治地的城池地位，没有任何改变撤徙。杨吴和南唐政权是康化军治地。赵宋皇朝，是池州池阳郡，南渡建炎年间，一度还曾成为制府镇地，领江南东路诸州。元朝是江浙行省江南御使台监察下的池州路。明朝是南直隶池州府。清代先后是江南省、江南左布政司、安徽省所辖的池州府治地。并且从赵宋太平兴国年以后，一直领有贵池、青阳、铜陵、石埭、至（建）德、东流六县，其中。沿长江上下，是东流、贵池、铜陵三个濒江县，至德、石埭、青阳在山里，整个池州府境，好似在江边打开的一把描金镶玉宝扇，府城正好处于扇柄枢轴的位置，离江滨不过数里之距，春夏三面环水，水势平天，秋冬亦有清溪河直达城东，绕城南，浅底木帆船泊临府门，是当时长江上难得的浅水良港。历朝历代，西南中南一带的湘、赣、鄂、粤、蜀、黔、滇等地，赴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南京等首都，走水路都是必泊之港。赵宋王朝将尽、安庆城未建之前，更是上至江州，下至升州（后来的江宁府、南京）的中途唯一濒江郡城。池州境内的长江岸线，又是邻近的宣、歙等州的水运集散地，明代嘉靖《池州府志》上记载：驿传方面的大通水路递运所的船只和船工，徽州、宁国（郡治宣城）二府都必须拨付银两津贴。这些，都足以证明池州在近代以前，都是名符其实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北清溪河连接护城壕的一段，特别宽阔，谓之落篷湾（今辟为百荷公园的人工湖水面），水北的小土山名“百牙”，意即每天下午，有一百来个商行牙人，在此等候百舸归来，好上船趸货评值，可见当时池州商业活动之盛况。
千年池州，在今长江下游各濒江城市中，作为州郡治地，晚于江苏的扬州、镇江、南京；省内，虽有历阳（今和县）、芜湖等城镇充当州镇郡治的时间早于或略早于池州，但其后被撤销降格的时间却比池州长得多，因此池州城可以毫不牵强地称作皖江上最为古久、长江下游第四个濒江郡城，悠悠千载，都能够以东南雄郡的姿态屹立在大江之滨，终极原因正在她的交通区位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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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4 14: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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