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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13 09: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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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三兄弟作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组织者、 领导者, 主要从事了如下的工作。1 . 制定规划 从上世纪 50年代起, 汪德耀就一直参与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规划。1956年 4月,汪德熙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工作, 主持#稀有金属∃和#软冶金∃两个专题规划的编写工作。汪德熙担任科学研究的领导职务以后,经常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积极支持我国上马核电, 对乏燃料后处理和强放废液处理处置提出过具体意见。他建议在我国应建立经济合理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建立把铀、 钚从乏燃料元件中分离出来的后处理厂; 要重视三废处理工作,确定最终处置方案, 建立国家废物库。汪德熙关于国家核电建设、 动力堆辐照核燃料后处理以及放射性废物管理等方面的重要建议都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针对我国海洋的实际情况, 为了真正建立起反潜预警体系,汪德昭经过实地考察和深思熟虑,于 1958年提出了我国国防水声研究的指导思想,即由近及远, 由浅入深, 由高到低[1], 实践证明,汪德昭提出的这个指导思想是行之有效的。几十年来,在他的指导下, 我国许多浅海声场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1975年,汪德昭亲笔起草了我国海岸水声预警体系的研究发展规划。
2 . 组建科研机构 从上世纪 60年代起, 汪德耀领导的科研组承担有关细胞器结构和功能以及核质相互关系等国家重点项目的研究。汪德昭于上世纪 50年代后期,主管国家水声方面的科学研究,他建议组建一支年轻队伍, 开展我国的水声研究,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力支持。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对于快速发展我国水声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过几年的筹备和充实, 1964年 7月 1日,以水声学为重点, 包含声学各分支学科的综合性声学研究所! !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汪德昭担任所长。在此之前, 在他的筹划下,在我国先后建立起南海、 东海和北海 3个水声科学研究站。
1977年 8月, 汪德昭给邓小平写信, 建议立即恢复声学研究所。邓小平采纳了他的建议,1979年 1月, 声学研究所恢复, 汪德昭继续担任所长, 直到 1984年。1959年, 汪德昭组织并参加了在我国南海的中苏联合水声考察工作, 1968年,他组织并参加了我国北海的水声综合试验。
汪德昭还是我国首先倡导研究白豚的科学家,并带领研究小组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汪德熙从 1960年代起领导了钋- 210及其各种放射源的研制和氚的提取及其生产工艺的研究,是我国独立完成的核燃料后处理萃取法流程和轻同位素分离流程研究的主要组织、 领导者之一。
三、 汪氏三兄弟[1]科学生涯的教育学分析
(一 )家族成因使得汪氏三兄弟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汪氏家族具有非常浓郁的文化传统, 崇尚读书, 喜爱学习。汪氏三兄弟的祖籍是安徽省安庆,后辗转落户连云港板浦镇。汪氏三兄弟的祖父汪心培是板浦镇的杂货店老板。汪心培有两个儿子, 长子是举人,次子是秀才。次子汪寿序正是汪氏三兄弟的父亲。汪寿序, 号雁秋, 人很聪敏, 也很清高。他中了秀才之后,改习新学,离开板浦到省城南京,进入两江师范学堂学习。汪寿序崇尚民以食为天[1],喜欢农业, 选择了博物科, 是个勤奋好学的高材生。1912年, 汪寿序携妻子和两个儿子汪德耀、 汪德昭到北京, 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主事。1913年, 汪德熙在北京出生。汪寿序还有一子汪德宣, 排行第四, 先学生物, 后来经商。汪氏四兄弟一直在北京师大附小、 附中、 北京师大就读[ 8 ],接受了当时国内最好的基础教育。
(二)西方科学文明的洗礼, 使得汪氏三兄弟获得了民主与科学的气质
西方的文化传统具有民主、 科学的特点,汪氏三兄弟无一例外地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其特点是 1)时间长,汪德耀 11年、 汪德昭 23年、 汪德熙 6年。( 2)接受了完备的西方研究生教育, 接受了名师的指导。汪德耀首先在法国里昂大学学习,获得理科硕士学位。后转到法国巴黎大学, 得到著名的胚胎生理学家万特倍尔教授( PW intebert)和闻名的马哈博士 (M Parat)的指导, 于 1931年获得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汪德昭从1933年到 1956年先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 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物理和化学工业学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居里夫妇的镭学研究所学习并开展研究工作。1940年获国家博士学位, 1945年获法国科学院的 虞格 ( p i rx Hughes) [1]奖学金[ 9]。
在法国学习期间他得到著名科学家郎之万的细心指导。汪德熙从 1941年 8月起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校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 3)受到了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文化的熏陶。如:汪德耀喜欢阅读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作品,曾写信向他讨教, 并专程前往瑞士拜访他。经罗曼∀ 罗兰介绍, 汪德耀拜见了印度圣雄甘地[ 10]。汪德耀还与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有多次交往。通过与科技文化名人的交往, 汪德耀进一步受到了自由、 民主、 爱国思想的熏陶。
(三)情感与动机因素发挥了巨大作用
成就科学家事业的, 不仅是他们的天赋、 学识, 还源于他们热爱祖国、 奉献社会的美好情感与执着动机。感受了上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动荡和贫穷,经历了西方欧美国家科技的强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子报效祖国的心情愈加迫切, 对此汪氏三兄弟[1]也不例外。1992年秋, 厦门大学庆祝汪德耀回国从教 60周年, 汪德耀在会上激动地说: 驱使我一生不懈进取、 努力拼搏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热爱祖国, 我感到社会主义祖国越来越可爱。二是热爱科学,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科学工作者却应该有他自己的祖国,应该用其所学来报效他的祖国。 [1]汪德昭曾经回忆著名科学家朗之万对他影响至深的一段演讲: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不应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他富有社会责任,应对人类的进步尽自己的责任。 [1][ 11]这种责任转化成了汪氏三兄弟追求科学、 追求国家繁荣富强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四 )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迫切需要, 为 汪氏三兄弟[1]施展才华提供了难得的外部环境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空间。民族自立的迫切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 都需要中国现代科学有一个巨大的发展。新中国对科技人才的渴求, 对科技发展的期待, 比任何国家都要更强烈。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汪氏三兄弟在内的众多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回到国内,可以说是正逢其时、 如鱼得水。
(五)人才成长的黄金链
从汪氏三兄弟的发展历程看,他们是沿着一条人才成长的黄金链成长和发展的: 出生在书香门第;接受了当时最好的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 大学教育;及时地接受了西方文明教育;在国内最需要人才的时候, 回到国内开展研究工作。这是人才成长的黄金链,假如其中某一个环节缺失了, 汪氏三兄弟对中国现代科学贡献都不会如此辉煌。这种黄金链的打造既有其偶然性的一面, 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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