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意识的复兴
● 肖经栋(上海资深媒体人)2011-03-19 【联合早报网】
最近,一位在沪浙商给我发来他写的家史,读来饶有兴趣。这位朋友祖籍浙江绍兴,父亲家境贫寒,无田无地无房,自然读不起书,自幼到商家做学徒。朋友的父亲从最底层的“跑街”做到经理,后到杭州参股创办肥皂厂。
朋友有兄弟姐妹六人,分散到全国各地。而子孙辈则更加地分散,有的还移民去了美国。朋友萌发撰写家史的念头,是被外甥女一句话给触动了:“我们的曾祖父、祖父是做什么的呀?”。家史的撰写费了朋友不少功夫,但他觉得值,因为不但给自己的后代理清了家族的发展脉络,而且还借撰写家史,密切了家族其他人的关系。
通过资料整理,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家族的小辈与前辈走的是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他们已淡出政界和军界,向专业人士和商界发展。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他们的后人,好几位也十分了得,是当代新经济阶层和新社会阶层的精英。
类似撰写家史的举动在中国还不少。在当今的中国,小到家史、村史,大到市志、党史,均是当成一件要紧的事情来办。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点出了中华民族具有修志治史的传统。官方有党史办、方志办等机构专司修志治史工作,民间则有族谱修订。
在当今的中国,族谱修订、家史撰写则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和活跃,这背后则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在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传统被颠覆,族谱之类被视为封建糟粕而被大量焚毁,子女批斗父母等传统社会无法容忍的事情,成为当时的时髦之举。
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的繁荣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与定位。韩国的影视剧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风靡一时,很大程度上在于韩国的习俗礼仪有着中国的衣钵,容易引发中国人的共鸣。
文革期间,中共用政治批斗手段颠覆了中国社会传统。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传统却从另一个层面遭到了颠覆。中国的社会传统多数不于城市中存在,因城市是因行政管理的需要,或市场交易的需要而存在,这两者讲究的是秩序和规则。农村社会的运作,却主要靠社会伦理来维系。相比而言,社会伦理比规则更加稳定和有效。
如在笔者农村老家,村里尽管有不孝敬老人的现象,但极少发生殴打父母的事情。这并非是法律执行得特别严格,而是因为在老家,殴打父母是一件被视为天诛地灭、无法被社会容忍的事情。即便再坏的逆子,面对这样的社会高压,也是不敢轻易出手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人口进入到城市务工,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和小孩。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方式也日渐向城市靠拢,原有的熟人社会慢慢崩溃,家族的向心力也越来越弱。
面对这种情况,通过修订族谱来凝聚家族,则显得十分有必要。加上经济的繁荣、大学教育的普及,在财力和人力上均给族谱的修订提供了条件。于是,近年来,中国族谱修订成为一件普遍的事情。
失去的东西方觉其珍贵。中国族谱修订兴起,背后反映的却是家族意识以及家族凝聚力的弱化,单凭一个修谱的动作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为此,在面对农村熟人社会的瓦解,如何建立一个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又能够继承中国传统精髓的社会结构,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缺乏宗教信仰,家族意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个空白点,从而起到调和社会,维护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也是为何中国古代政权只到县这个层面便结束,但社会仍然运行了两千多年。为此,如何引导现在家族意识,显得十分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