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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2日16：30分左右，常州老中医汪慎安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大楼重症监护室病逝，享年89岁。此前，汪老因进食不慎，食物呛进肺部引起严重肺炎，虽经医院全力抢救，毕竟年事已高，最终不幸乘鹤归去。
汪老一生极具色彩，一方面他非常聪明，聪明得一般人难以置信，说他聪明绝顶绝非过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糊涂，糊涂得也让常人难以置信，说他糊涂透顶亦非不实。这两种犹如白天和黑夜截然相反的性格却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而且伴随他一生。
一.坎坷波折的一生
汪老1922年5月25日生于常州青果巷《三锡堂》内。祖父汪作黼系前清进士，洋务运动后离开官场从事实业，成就卓著，《三锡堂》汪氏成为当地望族。至今，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还收藏有清军机处汪作黼档案，近年来，上海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家也对他做过研究。
汪老是汪作黼长子汪元龙的长子，系汪作黼长孙。按理，生于这样的官宦诗书家庭，应该是十分幸福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正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一样，这个大家族里充满了明争暗斗。汪老家族中有人觊觎汪元龙财产的继承权，处心积虑要对他暗算。汪老母亲时时提防，不料，在汪老5岁左右时，其母仅稍离开一会，回来时发现，汪老已惨遭毒打躺在地上，人事不省。虽经救治，还是伤口糜烂达半年之久，流淌的脓血致卧床的棕绷都烂断，真正命悬一线。一个5岁的幼童受此巨大的肉体痛苦，令人唏嘘。病愈后自腰部到大腿留下一串铜钱般大小的七处伤疤，一腿瘦弱始终无法恢复。以后，汪老以顽强的意志，修文习武，身体素质好于常人。近90时，还不仅思维敏捷，还有一口好牙，血压、血脂、肝肾功能均正常，令医生赞叹不已。
汪老十多岁时，其父为他订下一门亲事。女方名王蓉仙与汪老同岁，是一位书香门第的闺秀，父亲王立丰是晚清秀才，曾在前清财政大臣盛宣怀家中任教，热心公益活动，民国时去北方赈灾，九死一生，获当时大总统嘉奖。王蓉仙14岁时丧母，18岁时，父亲突然在上海中风身故。根据当时风俗，必须赶在丧事之前成婚，否则就必须等到守丧结束。为此，汪老父母赶到上海，为这两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仓促举办了婚礼。
然而，上世纪整个20至30年代，中国战乱不断，再加上汪元龙为人厚道，不知理财，所有财务听任朝奉处理，家财逐渐流失，1938年抗战爆发，店铺和仓库全遭战火焚毁，常州也陷入沦陷区，汪元龙忧愤去世。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到汪老这个年仅19岁的孩子身上。此前，汪作黼逝世时，民国总统徐世昌书“模范缙绅”大字表彰，并写一篇百余字褒词，达官贵人、诗人墨客、社会名流千余人云集丧礼。而十余年后，汪元龙逝世竟连棺材钱都无着落。汪老与夫人和弟弟前去哭求朝奉，却一无所得。
汪老岳丈王立丰在当时是一位思想开通的人，逝世后全部遗产让女儿和儿子均分，夫人王蓉仙获得数千银元和十余亩良田的嫁妆。按照当时物价，数千银元是一笔很大的财富。然而，两个单纯无知的年轻人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没多少时间，数千银元或被人以借贷或以投资为幌子全都骗光。一次汪老赶往乡下去讨欠款，一连好几天不回来。夫人不放心赶去看他，当地人说，现在兵荒马乱，你俩人在这里闹不好连命都丢了。结果，两人一文钱都没要到，两手空空急忙回家。而十余亩良田，也一粒租米都收不到。这时，他俩已经有了一子一女两个孩子，除了典当家物，没任何其它经济来源。当时，常州作为阳湖学派的中心，文人们每晚举行诗会，其中一项活动是猜诗谜。汪老虽然年轻，但古文根底扎实，才思敏捷，常能第一个猜中谜底，获得少许奖赏，回家路上在摊子上买一碗面条给正在哺乳的夫人，自己喝粥。如果，没能第一个猜中，全家就都只能喝粥了。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夫人的姐夫帮汪老在谋到一份工作，举家迁居上海，有了固定收入，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先后又生下一子一女。当时，汪老只有20多岁，正年轻英俊，加上犹存的大家子弟偏偏风度，交际场合潇洒倜傥，探戈舞步如行云流水，许多年轻女性向他频送秋波。这段时间是汪老生平最值得留恋的一段时光。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还叫儿子去上海时，拍两张当年居住房子的照片，带回来给他再看看。
然而，这段时光只维持了4年左右。1949年上海解放，去一些私营企业工作。然而，私营企业由于政府的种种限制，渐渐难以为继，最后汪老也失业了。
夫人虽然是大家闺秀，此时却坚强地承担起负担家庭的责任。夫人生性诚实。她父亲在诸多子女中最钟爱她，所有财产都只让她一人知道，银行保管箱的钥匙也由她一人保管。父亲突然去世，银行负责人悄悄对她说，令尊财产只有您一人知道，您何不多拿些？她执意不肯，全部交给兄长处理。
夫人生性坚强，三反五反开始时，汪老正在山东办事，工作组到家里对她轮番逼供，她只是不断哭，却始终不说一句话。她对儿子说，你父亲的情况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不会同他们讲的。其性格之坚强可见一斑。倒是汪老回来后，毫无保留的侃侃而谈，毫无顾虑，事实上他也确实没什么事。
汪老失业后，四个孩子嗷嗷待哺，这时又有一个孩子呱呱堕地。夫人咬咬牙，将生下仅两天的婴儿送人，至今下落不明。同时，夫人学会了缝纫，以勉强维持家计，即使寒冬腊月，还经常深夜两点多钟起来缝纫。大女儿仅只有10岁左右，不但要完成学业，洗全家的衣服，还要帮母亲缝纫的衣服上锁纽扣洞，至今养成了非常勤劳的习惯。
就这样，熬过了三年多极度贫困的生活。
所谓“久病成良医”，也许是年幼时的病痛，汪老对中医很感兴趣，年轻时也曾拜一位名叫徐衡之的老中医为师，学过不少中医知识，有一定的中医学基础，常替一些亲朋好友开药方。到了1956年，在他34岁的时候，决定正式一从医为生。由于经济窘迫，做不起油漆木牌，只能将诊所名称写在纸上贴在大门口，又凑了15元钱在旧货市场上买了张写字桌，墙上贴4张针灸经络图，就算开业了。为打消病人的顾虑，初期还采用先看病，病好后再付费的办法。他不但认认真真为病人治疗，耐心劝慰，而且幽默风趣，从医仅仅一年多时间，在常州就有了一定名望，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多。
1958年，汪老被其他几名医生以合作化名义，拉进了一个联合诊所。不久，这个联合诊所被政府整编，一些业务较差的医生被淘汰出局，汪老等业务较好的医生进入了政府办的“广化区社会福利医院” ，成为医院的创建人之一，从此有了国家正式编制。该院后来扩充为《广化区医院》和《常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后又并入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以后，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就诊病人人数几乎天天在全院名列前茅。该院的员工工资是参照整编前工资制定的，汪老在联合诊所中工资原本就比较高，进入该院后也属高薪，然而，由于其业务出色，在1964年工资调整时，又加了一级。汪老从业没几年，不仅拿了高薪还要加薪，不可避免遭到某些没有得到加薪的人的嫉恨。
这一段安定富足的生活过了十年左右，文革开始了。文革十年浩劫对国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汪老一家也经历了是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汪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莫大的屈辱、毒打和各种折磨。
运动一开始，院长就以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名被打倒。医院里原来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出于嫉恨，将医院的骨干医生全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阀权威，强迫他们挂着牌子，跪在碎瓷片上。一名运动员出身的学员，甚至将其师用“大背包”从背上翻摔到地上。
而医院挨整人中，汪老所受到的迫害最严重，时间也最长，不但在医院内受折磨，还先后两次被关押到市里强迫监禁。
由于汪老平时没有医生架子，任侠好义，慷慨乐施，在单位里与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工人，人缘极好。很多人对他尽力保护。但是，越是有人保护，那伙整人的人就越加嫉恨，非欲置于死地不可，汪老成了漩涡的中心。一次，一位年轻医生看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铅丝勒进后颈，就上前将铅丝提起来，放到衣领后面，好让他少些痛苦。那伙人还讥讽说，“看他对他这么好，把当他老子了！”后来，这名医生也遭冲击。
整人的那些人对他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狠毒手段来整他、迫害他，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罗列到他头上的罪名有：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包庇杀人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荒淫无耻糜烂生活方式、大流氓...。可是，都无法得逞：所谓学阀权威的帽子，作为一区级医院里的医生也实在够不上标准；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的罪状是偷听敌台，可是，从家里抄去的收音机连短波波段都没有；想打成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但是，公安部门却不肯受理；这伙人见不能将他打成反革命，只好退其次，戴个坏分子帽子，然而，单凭家里有台落地收音机、照相机、桌子上插鲜花和曾在上海生活过这样一些罪状，上级也不予批准；至于包庇杀人犯，更是子虚乌有。此时，开始上山下乡运动，这伙人想，一时整不了你本人，就整你家里人，借口“好人带坏人”，到居民委员会将汪老的夫人和三个女儿都下放到高淳农村。这是下放常州居民最偏远的地区了，隔河就是安徽地界。不久，汪老在高中读书的次子也去金坛插队落户。汪老妻离子散，痛心疾首，写了一首极度沉痛的古体诗，可惜已经不存。
不久，市里一家企业分属两派的两名群众发生扭斗，其中一人被殴伤，找到被剥夺医生资格的汪老医治。汪老正在劳动，诊断是脱臼，当即帮他接好。此人回单位后，申诉自己受伤情况，却被军代表认定是阶级敌人故意造谣，挑动群众斗群众。脱臼已被接好，汪老拿不出证据来为自己辩解。于是，市军管会批准将汪老押至市“强劳队”强迫劳动，时间达一年之久。释放后，在原单位拖板车。此时，汪老已年近半百，由于备受折磨，已经出现咯血，不仅要拖着瘦弱的一条腿拖沉重的板车，而且，因为全家在城里的粮油关系都被注销，家里连煮饭的煤球都没有，只好到铁道旁捡拾煤块，藏在裤袋里带回家，黑煤灰沾在衣服上，也无法洗澡。
医院某些人把他扣在城里，企图戴他“帽子”的阴谋拖了两年多，却始终无法得逞，高淳农村革委会一气之下，将他户口退还到常州。“好人带坏人”，好人还在乡下，而“坏人”却回到了城里。
1976年，改革开放，汪老终于得到平反，工资恢复和补发，他是医院最后获得平反的人。全家也回城了，日子逐渐好过起来。
尤其是，次子高中毕业后，插队落户农村，尽管条件非常艰苦，当时社会上也弥漫着读书无用，知识无用等谬论，但他始终胸怀远大理想，白天繁重田间劳动，晚上艰苦学习，自修了全部大学课程，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取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继而又师从一学部委员，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己培养的无机化学博士。宣读博士论文那天，8名学部委员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
汪老夫人出生书香门第，平生最敬重读书人，经常对儿女讲起其父亲的故事。她说到，他父亲知道儿子考上了当时的国立大学后，高兴异常，逢人就说，“我儿子考上了国立大学”；抗战逃难时曾遭遇一次险情，一名军官知道他身份后，对他十分敬重，“原来老先生是读书人。”对他全家悉心保护。她讲的次数最多的是，其父亲在盛宣怀家执教时的一个故事：
当时盛家少爷不肯好好读书，她父亲就责罚了他。盛宣怀夫人知道后说，“我儿子，我自己都舍不得碰一根汗毛，那先生居然敢打他！”。她父亲愤而辞馆。盛宣怀知道后，亲自向他道歉，“您责罚我儿子，是为他好，我感激不尽。妇人之见，先生千万不能放在心上！”
次子取得如此优异成绩，媒体常有报道。在街上，熟人老远见到她就喊，“博士妈妈来了！”经过十年的屈辱，现在终于扬眉吐气，这对汪老和夫人的后半生来说，是莫大的欣慰和骄傲。
以后汪老家庭安详幸福，日子一天好过一天。遗憾的是，夫人于1993年去世，享年仅72岁。汪老和夫人伉俪50多年，夫人去世，汪老是非常悲痛的。后来十多年的日子里，汪老还生过了两次大病，也都挺过来了。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中，小女儿与他相伴照顾，弥留之际，学医的小外孙悉心治疗，可惜终于回天无力。
二.精湛的医术
汪老1956年从医，仅一年在常州就有了一定名望，而当地有许多中医即使干了一辈子都没有多少人问津，成了所谓的“阴天郎中”。因此，一般人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汪老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记忆力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十多年前仅打过一下招呼的人，十多年后依然能记得人家的姓名、地址等情况。他去拜访人家，看一眼书橱里的书籍，尽管是他不熟悉的专业书，若干年后他依然能记得。因此，他能对浏览的医书过目不忘。
汪老不仅聪明勤学，还不惧辛劳。上世纪五十年代，交通很不方便，汪老每隔一天，徒步数十里为远郊农村的病人上门服务，买不起自行车只好苦两条腿，无论是酷暑的三伏天，还是寒冰封冻的腊月天，都是如此。即使如此，要打开局面还是困难异常的。有些危重病人同意让他治疗，其实这些病人是本来已经绝望， “死马当活马医”而已。没想到的是，竟然让他治好了一些危重病人。例如：
原住正觉寺弄的徐先生本来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胃癌手术后，体虚病危，家属已开始准备后事，汪老用针灸疗法配合中药治疗，挽回了他的生命。
北郊农村一位毛姓病人，17岁时开始患风湿性关节炎，后来瘫痪在床，家属见他病情危重，也彻底绝望了。汪老每隔一天步行往返二十多里路，上门针灸并辅以中药治疗，风雨无阻达半年之久。最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并认汪老为干爹。
由于治好了不少危重病人，一传十十传百，汪老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上门求医的人越来越多。许多被他治好的年轻人认他为干爹，因此，他的干儿子和干女儿多得数不过来。每逢节日，农村的干儿干女带着田间地头的蔬菜、土产，前来孝敬他。
汪老从医数十年来，救人无数。一个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经常有些幼儿手臂脱臼，啼哭不止，大人抱来找他救治，经他手一触摸就能立刻接好，当看到小孩举起小手拿糖果时，母亲满脸的愁容顿时转成笑颜。
汪老对不孕不育症的治疗也有独到之处，经常有许多多年不育的夫妇，经他治愈后，抱着孩子来感谢，夫妻双双脸上洋溢着无比幸福。
汪老另一独到的医术是治疗癫痫病，经他治好的癫痫病人无数。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患上了这种病，父母亲哪个不心如刀绞。一位在南京中科院某研究所的母亲带孩子来看病时说到，她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人在马路上癫痫病发作，倒在地上抽搐，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有这种病，内心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他善于治疗癫痫的情况，在南京流传较广，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从南京乘车到常州来请他诊治。汪老治疗癫痫，不主张用有强烈副作用的西药，坚持用针灸和中药治疗，只要孩子发病还不太久，治愈率相当高，而且经他治好后，再不复发，其中一些孩子后来还上了大学。
对于前来求治的人，无论是小孩手臂脱臼还是治疗癫痫，都是分文不取的，也不卖药，药方都由病人自己拿到药铺去抓药。
汪老对脉理的精通，更让许多人赞不绝口。
北郊的一位姓黄的企业家妻子怀上了二胎，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希望二胎是个儿子，但是，B超结果说是女孩，夫妻俩又请汪老诊脉。汪老诊脉后说是男孩。黄先生疑惑的说，“汪老，您看把握大不大？如果真是男孩，我就认罚了，如果不是，我就罚得冤了...。”汪老毫不迟疑的肯定是男孩，后来，果然生下男孩，现在这个男孩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事实上，怀孕前几个月，B超不一定能看到子宫内的孩子的小雀儿的。
不过，汪老私下也对家里人说，如果孕妇的脉理表现是男孩，他就说是男孩；如果显示是女孩，就说自己也吃不准，以免有些重男轻女的人去将孩子流掉，“孩子是一条命，那样是伤阴德的”——他说。
另一位中药房的柜长说得更神奇了。他说，汪老诊脉不仅能知道是那妇女怀孕情况，还能知道以前有没有做过人流，甚至能准确说出人流次数。柜长后来一想，这不行，万一汪老说的人流次数和女方丈夫知道的次数不一致，不要闹出家庭矛盾来？就提醒汪老，这事不能这样，以后就点到为止吧。
尽管文革时期，宣传知识无用论，医院掌权的一些人对他百般污蔑，然而，他在常州的名望依然很高。那时医院要迁新址，需重建大楼，但是，钢材、水泥、砖头等建筑材料紧缺，医院派两名革委会委员四处求援。其中一人是个麻子，麻子委员指着自己的脸对人家说，“看在我的脸上，给我们点材料吧！”另一位委员也说，“就看在他脸上，给我们些吧。”然而，人家似乎对看麻脸并无多大兴趣，收效甚微。后来，汪老到某个单位去拖东西，那里的人纷纷求他开药方。偶然谈起医院需要建筑材料，那单位立刻乐意提供。以后，医院就专门派他出去搞材料，他拖着板车出去，到人家单位后，就替他们看病开药，人家就提供建筑材料给他们医院。后来，整个医院新建所需的建筑材料，几乎全是用他的药方换来的。
改革开放后，汪老被落实政策，新领导对他也十分尊重。病人也越来越多。上海的一批企业家经常热情邀请他去上海看病，每次去都是轿车接送，住高级宾馆。
不仅在国内，海外一些华人也经常来向他求医。一新加坡华人闻知他医术高明，特地赶来向他学医，回新加坡后，收了 数十个门徒，在当地华人报纸上登载文章说，自己是拜常州汪慎安大医师为师的。还夸张地说汪老是“达摩禅师的第十八世传人”，当然，此不过是报纸为博得广告效应的伎俩，未免荒谬不经，实不足信。
汪老退休后，依然有许多人登门求医。其中，既有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也有贫困的农民工，一些外籍友人也慕名而来，常常不但屋子里，连院子里都挤满了候诊的人，凳子不够，许多人只能站着，即使是酷暑和寒冬也是如此。
有一次，一对有公职的夫妇也站在院子里等候，旁人问他，他有公费医疗，为什么还来这里找私人医生？丈夫说，他妻子的不孕症就是汪老治好的，还说，去医院看病虽然可以报销一部分，但往往要做很多不必要的检查和开高价药，而汪老不需要做这些检查，也从不开不必要的高价药。
2006年，汪老8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他原来就职的医院，求医的人到他家里扑了空，络绎不绝赶到医院来找他。可是，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于是，出现了医生躺在病床上替病人看病的怪现象，时间长达4月之久，由于躺着没法写字，院方还派了一个年轻女实习医生替他代写药方。这种情况恐怕在医疗界也是极其少见的了。
就这样，汪老的晚年一直在治病救人的乐趣中度过，直至临终前最后六个月。
三.幽默风趣的乐天性格
汪老一生虽然救治了许多病人，而且医德高尚，但从不“唱高调”，从不把道德二字挂在嘴上，而是幽默风趣，俏皮话不断，没有医生架子，病人很乐意和他谈话，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有个农民工可能是与妻子久别重逢，“一晌贪欢”，第二天，浑身寒颤，四肢如绵，面色惨白，被人用板车送到汪老处求医。这位农民工后来说“汪医生一搭脉就知道我的病因，真神。还对我说，‘年轻人，你没什么病。不过得记住，老婆只能当药吃，不能当饭吃，以后要牢记！’”后来，服用了汪老的一两帖药后，很快痊愈。
文革期间，汪家祖坟被毁，墓碑被当地农民扛回家去作材料盖房子，汪老十分痛心，但也无可奈何。一天，一位当地农妇来找他治病，对他说：
“汪医生，我怎么全身发冷？”
汪老微笑说：
“你睡在坟墓里，怎么会不感到冷。”
农妇很奇怪：
“我怎么住在坟里了？”
汪老说：
“你用我家的墓碑砌墙盖房，你家不是坟，是什么？”
改革开放后，医院里的年轻女医生和护士纷纷请汪老教她们跳交谊舞。汪老跳了些时候说，“拖你们就像拖一辆辆黄包车，累死啦！”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每当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来临，汪老总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打发——“当它假的”。他把令人恐惧之极的运动当假的玩。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他对专案组“有求必应”，就像打开了自来水龙头，哗哗直流。“坦白交代”自己是中统兼军统的双料特务，还与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和沈醉等都关系密切，把小说和电影里的情节嫁接过来，情节惊险曲折。专案组和军代表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乐不可支。但是，他们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一次次内查外调，几乎把大半个中国都跑遍，每次都满怀希望出去，两手空空回来，最后，仅只能把他口供整理上报公安局。但是，公安部门认为，这两个特务系统势同水火，不可能一人在这两个系统中都当特务，也根本不能与公安局掌握的任何一个特务组织挂上钩，所有材料都荒诞不经，不予立案。
然而，他对政治运动的玩世不恭，也让他自己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专案组觉得上了当，誓不罢休，一次次往死里整他。
汪老开朗乐观，凡事想得开。食堂的工人说，文革期间，晚上要批斗他，他就事先到食堂买一大碗红烧肉，说“吃饱了，就能在台上站得动。”
尽管一生历经坎坷，吃尽了苦，但再大的难，再大的苦，无论对谁，即使是自己家里人，他从来都不提一句。他就以他的乐观和开朗，坚强的走过来了。
四.以德报怨和糊涂人生
汪老完全没有医生架子，与很多工人农民的人缘都很好。而且，任侠好义，大少爷脾气一生未变，买东西从来是“三不主义”——不问价钱、不看斤两、不要找零。
他似乎对散钱出去感到一种巨大的享受。爱差遣人，每次差人做事必给“赏钱”。当听到别人道谢时，心底里有说不出的快活和得意。每周必去公共浴室一次，数十年风雨无阻。进浴室后，凡助他脱衣或帮他购物的，一律都给“赏钱”，而“赏钱”往往比所购物品价格高。其实，他每次进浴池都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他不是去洗澡倒像是去散钱。这个习惯一直未改，直到去世前两、三个月，因无法行动才不得不终止。
汪老生性非常乐观，总以善良天真的眼光看世界。所有他认识的人，在他嘴里，都被官升一级，甚至几级，科长被说成局长，局长被说成市长，普通职员变成经理，经理则成了总经理...。倒不是他有意夸张，而是他自己真的相信。
他一辈子都没认为，世界上竟会有骗子，凡是他认识的人，或他仅见过一面的人，都是好人，绝对不会来骗他。于是，只要人家三句好话一说，他就飘飘然，一次次上当受骗。
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听起来简直让人觉得荒谬到极点。1970年左右，妻儿都被下放农村，有个人通过哄骗他，搬进了他已故姐姐的住房，还想得寸进尺，要汪老把自己住的房间的一半隔出来让给他。汪老居然欣然答应。遭到儿子激烈反对。那人挑拨说，“你怎么在家里做不了主？”他因此还对儿子十分生气。
他一生不断的被骗，而且，被骗后依然很高兴，不像是被骗，反倒像是占了便宜，下次照样再被骗，而且毫不记恨。于是，假古董、假瓷器、假和尚、假尼姑，纷纷上门，凡是上门的都必定会有所收获，绝不会空手而归的。有一次，武进某佛寺据说要建塔，他一下捐了13万元，至于是真是假，也没去考证。
尽管他记忆力超群，在受骗方面却一点也不长记性，所以，一生都积不下钱来。这方面他堪称是糊涂透顶了。
他不仅不记仇，也豁达大度和以德报怨。
常州北乡有个农民，得了胃癌，胃切除4/5，一度身体十分虚弱，经汪老用中药调理得以康复。汪老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帮助他办了厂，成了企业主，但是，由于冒失经营，这个企业一度濒临倒闭。这位企业主居然有一次把人家托他捎带给汪老的数万元悉数吞没。以后，依然涎着脸来求药方，汪老还是照样认真开给他。
汪老同医院有名医生，原本是部队的一名卫生员，转业到医院后工资很低，1964年眼巴巴希望能升一级工资，不料，院领导却将工资加给了汪老，从此，对汪老恨之入骨。文革期间，他煽动一些人一次次恶斗汪老，往死里整。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因他是国民党部队“解放”过来的，也被关进“牛棚”。深夜，汪老被一声惨叫和倒地声惊醒，发现此人已割腕，企图自杀，慌忙呼叫，将此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也许是良心发现吧，后来落实政策时，调查人员核实他过去揭发汪老的材料时，他说，“是我瞎说的。”
2001年，汪老办80岁的寿宴，他还特地邀请文革中批斗他的人一起来喝寿酒。不过，这些人能来的已不多了，有的因罹患重病而死，也有的因子女进监狱忧郁而死，也许是作恶多端，冥冥之中遭了报应吧。
2010年8月，儿子们按虚岁为他办了90寿庆。此时汪老膝下子孙满堂，而且出类拔萃，十分优秀：
长子刻苦钻研，多项成果在全国推广；
次子任重点大学副校长，分管学校科研，兼任国家级和省级许多学术团体的主要负责人；
两个孙子都出国留学，长孙获得国内外双硕士学位，二孙获得国外博士学位。
汪老的晚年是幸福的，他认为这一切是其母亲长年念佛吃斋之善报，因此，他晚年信佛，自称居士，家称《般若轩》，也常捐款佛寺。
然而，我们倒认为，如果真有报应的话，那应该是他自己多年救治病人所得之善报，而非信佛之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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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30 15:07:10
发表于 2010-12-31 12: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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