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民俗大全

汪拥军 · 发表于 2008-11-7 10:26:08

婚丧寿诞和社会交往习俗

婚  嫁

      婚嫁旧时，男女婚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女须恪守“三从四德”，男子可一夫多妻，官僚富绅常蓄婢纳妾，寒门小户也收养童媳，寡妇不准再嫁，妇女被买卖赠送，为奴、为娼，任人凌辱、玩弄，山区穷汉终身难娶。无力娶妻的男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还存在。50年代，300多户的华家垮，有中年以上单身汉60余人。农村婚嫁程序，有托媒、喝准盅(订婚宴，男女双方家长同意后举行)、起媒、过礼、报日子、迎亲等礼仪。男方需花大量用费，姑娘出嫁也要置嫁妆。民国时，县东一豪富嫁女，其嫁妆包括从出嫁到死所需的棺材在内的用品一应俱全，还有带庄田、庄屋、店铺陪嫁的。穷户只能换身干净衣服，向祖宗牌位和生身父母叩3个头，合房成婚。县北、县东山区，喜早婚早育，女大于男。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新事新办。一般男女议婚，除“父母命、媒妁言”外，增加“相亲”(男女见面)、“看家”(女至男家看家境)、“上门’’(亦称“过路”，男至女家认亲)等项。“喝准盅”(一般在男女双方同意后举行)后，男方可在节日或农忙时至女家探望或帮忙，将女方接来家中小住。起媒后，再不取女方年庚请卜者“合八字’’和择吉日，多选节Et、纪念日或腊月的双日举行婚礼。婚前，男女同至区乡人民政府领取结婚证书。花轿迎娶之习已除。干部职工中，自由恋爱、新式婚礼以及旅行结婚者增多。60年代后，出现女方要彩礼，结婚讲排场、比阔气之风。男女首次见面，如同意，要为女方购买衣料、鞋袜、手表，并给“见面利市’’几十或几百元。女至男方看家，须带回8种物品各8件，10种物品各10件的礼物。男至女方上门，又须馈赠姑娘及长辈更丰厚的礼品。起媒时，由女方列单，男方备物前去“过礼”。单列女方所需衣物(含大小尺寸)、首饰、家具，以及女方馈赠亲友、待客的“大礼”和“小礼”(鱼、肉、粑、烟、糖等)。80年代，“过礼，，发展到索要高档家具、服装和家用电器。城镇迎亲要用小汽车，宴请宾客不下数十桌。从议亲至婚成，少的花费数千元；多的达万元以上。人民政府与舆论常号召婚事应简，部分人对铺张浪费之风也予以抵制，然相互攀比，铺张之风有增无已。

      生育

      产妇分娩后，有“坐月”、“洗三”、“做满月”、“做周岁”之俗，亲朋携礼品前往祝贺。姥姥家常送摇篮、童车、衣帽等物，邻居多馈赠食品，布料之类。舅、姨等均有所赠，俗有“姑姑裤子姨娘袄，舅娘褂子穿到老”之说。农户得儿被称为“贵果子”，常为小儿系“长命索”，戴“长命锁”和项圈、手脚圈；穿“虎头鞋”，戴“虎头帽”，吃“百家饭’’(从许多人家要来的粮食煮成的饭)，穿“百家衣”(从许多人家要来的布角拼成的衣服)；蓄狗尾巴头，男孩穿耳坠眼；取贱名，叫“狗子”、“苕货”之类，祈求辟邪、祛病、好养。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习俗渐除。新中国成立前有祈子之俗，盼子心切和不育的人向“送子娘娘”或“龙神”焚香化表!祈求早生贵子。常以“五子登科”、“七子团圆”、多子多孙为荣。不孕和有女无儿者，常受村妇妯娌讥笑和公婆夫婿责难，郁郁终生。有女盼儿者，女孩常取名“引弟”或“招弟”；不愿再生女者，女孩取名“多伢”、“嫌伢”，溺弃女婴为常见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弃婴现象减少，重男轻女的思想仍存在，农村女婴被弃常有发生。

      寿诞

      庆生日，年轻人叫“做生”，老年人称“庆寿”。有“散生”、“整生”之分，还有祝“双寿”和“阴寿”的。逢l0的年岁叫“整生”，但男做“虚”(虚岁)，女做“实”(足岁)。不少家庭在男孩过第一个10岁生日时，“做十岁”，奶奶、姥姥、舅姑姨伯叔婶等均有所赠，摆酒设宴。50岁以后的整生，贺者赠寿幛、寿联、寿面、寿桃(面制)、衣物等，宴前行祝寿礼。70年代后，城镇开始流行送生日蛋糕，吹生日蜡烛。同年夫妇(以男者生日为期)一同庆寿，称“双寿”。有的老人生日，其父或母健在，一般不祝寿，只“做生”。也有外出“躲生”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前，豪绅官吏常以祝寿为名，索取财礼，群众称为“打秋风”。做阴寿，系纪念死者诞辰，焚耷化纸，奠酒上供，寄以哀思。也有过生El不庆祝、不吃荤、不喝酒的，认为自己出生之日，正是母亲过难之时。

      丧  葬

      红安以棺殓土葬为习，丧礼有送终、收殓、停灵、出殡、下葬、定期祭奠等。老者弥留时，置正室地铺上，亲属跪以送终。焚化纸钱，然后讣告亲友。趁尸体未寒，给死者梳洗、擦身、更衣着，谓之“小殓”。抬尸入棺称“进材”，亦名“大殓”。非正常死者不进正室，在屋外装殓、停灵。厅堂停灵，棺前设供桌，点长明灯，接受吊唁。一般停灵3日，家属、村民轮番守夜(年青死者即日出葬)。旧时，停灵期间常请道士做道场，或请和尚念经。新中国成立后，多改为举行追悼会，陈列亲友赠送的挽联、挽幛、花圈，诵祭文或读悼词，子孙着孝服长跪答礼。出殡时，鸣炮竹，奏鼓乐，以挽幛、花圈为前导，长子着重孝执“引路幡”开路，众随棺后。下葬前，烧草木灰暖墓穴，鸣炮抬棺入穴后，校正方位，掩土垒坟，子女绕墓凭吊、化纸。旧时，选择墓地要看风水，下葬要择“吉日吉时”。时日不利，则浮厝野外或僻室以待，有的浮厝1～3年。葬后，丧户设宴款待亲友及帮办丧事者，俗称“吃大肉”。死后3日，烧“望乡台”(即烧纸钱和死者睡过的床铺草，或称“烧簟子”)，谓“魂灵遥望家乡”，祝祷死者早升“天界”；这一天，在堂屋设灵堂，所用灵屋一般由女婿家所赠。以后每7天“做七”j次，以“首七”、“五七”、“满七”为重，近亲参加吊祭。死后100天“烧百日”，子女除孝。满1年“烧周年”，3年除灵(即烧灵屋，也有满周年除灵的)。 1977年推行殡葬改革，干部职工和城乡少数居民去世，在亲友向遗体告别后火化尸体，奉骨灰盒入土(少数存放家中)，程序较简。

      交  游

      熟人相见，互问安好；久别相逢，常问及老少健康、男女婚嫁以及生产生活情况，县北人尤热情。相见握手之礼，于80年代普及农村。串门、拜访，除女眷，不擅入内室。探望急病或临危老者，常以午前为诚。客至，主人让路、让座，敬茶烟，侧座相陪。过去，老幼妇女均回避，留1人立桌边斟茶，边喝边斟，敬茶不止。将杯中剩茶倒尽，则不再斟。有新客至，须重沏茶。也有炒花生、瓜子相待的。客在堂，不打骂小孩。当餐时，须留客用饭。婚丧喜庆的酒宴主要有海参席、香蕈席、三丸席(即席上有鱼丸、肉丸、糯米丸)，以后两者居多。席间礼仪，由筵席内容而定。如寿筵则在开席时放鞭炮，宾客起立向“寿星”祝寿；如属婚筵，在出羊肉时，主人站在门口放鞭炮，新郎向宾客行礼敬酒，主家长辈至席前讲些客套话，宴会进入高潮。县南出菜讲“双上”(每莱两碗)，县北单出，用“品碗”(陶制高脚大碗，形似御膳菜碗，80年代已少见)。城镇则讲主菜数量，有12道、16道以至20道主菜的，均用盘碟。留饭请酒，讲座次，主人末座相陪，子女家属不共餐。正餐前，常煮面条“过中”；春节时则改用肉汤煮糍粑，谓之“喝茶”j客人不可不吃，又不宜吃完。俗规是“一吃二看、尝一留三”，表示主人诚心款待，客人食已尽量，实际是往时民间贫困，一物要待客多次的缘故。往时乡间鱼少，用整鱼待客，客每不吃，这种鱼是要待客多次的，人称“听话鱼”。70年代后，用来多次待客的鱼肉再不多见，酒席花样，名目繁多。

      春节拜年，亲友间多送糍粑，今有改用果品的。70年代以来，凡求人办事或解决危难，多馈赠高级食品、名酒、名烟或高档衣物，乃至高档家具和家用电器的。相沿成风，流为社会弊端，中共各级组织和政府号召纠正不正之风，深得民心。

汪拥军 · 发表于 2008-11-7 10:33:45

祭祖先的传说

原来，在我们这地方每到旧历年，家家户户要祭祖先，在桌子上摆上三茶四酒、鱼、肉。豆腐、米饭等。其中一碗肉是很特别的：在一块半截砖头似的肉上插上一根筷子，问起年纪大的人来，才知道这是有来历的。

   据说，在元末明初时，陈友谅率领起义军曾在我们这地方驻扎，兵强马壮。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拥护他，许多后生都纷纷参加起义队伍。

   朱元璋登基后，就派兵将我们这里杀了一次又一次，共杀了七次，人杀绝了，村庄烧平了，田地全荒了。

   洪武二年，朱元璋听说这地方的人已斩尽杀绝了，又下了一道圣旨：把江西的人拨一部分到我们这地方来，家有三子抽一子，家有五子抽一双。但，谁又愿意远离故土、亲人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来呢?

   朝廷派来的官员无可奈何。最后，这些官员放出话来说：江西这地方只有筷子巷这地方的人不抽，如果有人不愿去，就搬到那里去。

   这消息象长了翅膀，一传十，十传百全江西有三个以上的儿子的人家很快都把该抽的后生送到筷子巷去安家。谁知等这些人刚刚安下家来，朝廷的执行官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一支人马，趁他们不备，一下把他们都抓了起来，反剪双手，用麻绳连在一起，赶到了我们这地方。  (据说，从那时起，我们这里的男人走路就喜欢剪着手)

   这些人到了这地方后，为了生存，只有男耕女织，勤扒苦做，生儿育女。为了纪念他们的故乡，纪念他们的祖先，在每年过年时，就在一块祭祀肉上插上一只筷子，于是这种风俗就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汪拥军 · 发表于 2008-11-7 10:35:00

家庭宗族习俗

家长　

      新中国建立前，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都由家长主持家务，家长一般为老年和辈分高的男子，具有绝对权威，年轻人只能俯首听命。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都靠劳动为生，特别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生产由队长或组长安排，家长管的事大为减少。随着社会进步，大多数家庭由有劳动能力和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壮年支配生产和生活。

      立嗣

      红安素有立嗣的习俗，分“过继”和“抚婴”两种。不育夫妇或无儿的寡妇鳏夫，立兄弟或他人的儿子为嗣子(也有极少数立孙的)承接宗祧，称为“过继”。“过继”系立家族或姻亲兄弟之子侄为子，先嫡后庶，先族内后族外。一般立幼，也有少数立成年男子甚至包括其家属为嗣的。过继外姓者需改姓，一般在三代以后可恢复原姓，称“三代回宗”。立嗣者选定对象后，央人说合，经被过继者及其家长同意以及近亲认可后，举行仪式。届时，燃烛、焚香、鸣炮、叩拜，筵请对方家长、亲房、外祖舅氏和房户长出席公证，立嗣书。也有兼祧的，一子顶两门，不脱离原家庭，兼承两家宗祧。“抚婴”，系抚养多子女家庭转让或被遗弃的男婴，视为己出，不须履行任何手续。在宗族思想浓厚的村庄或当此儿与邻里发生口角时，被抚养者常受嘲讽和歧视。新中国成立后，过继习俗渐淡，多尽赡老抚幼义务，继承其遗产，礼仪和手续简化。继养有子女的夫妇，因丧偶或离异而再婚，原子女由后妻抚育，或由继父抚养，由此产生继父、继母、继子、继女，以及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也有3次嫁娶，集3户或3姓子女于一堂的。在县北老苏区，先烈生前托孤，长者收养难童，形成义父母、义子女、义兄弟、义姊妹者甚多。新中国建立前，继养须经再婚者双方自愿，子女同意，亲属认可，言明抚养与赡养义务，请房户长、近亲、媒人公证。继养双方各有抚、养职责，关系处理得好的家庭不多。后娘虐待前子女，继父歧视随母孩童的事常有。新中国成立后，丧偶后再婚的继养子女受法律保护，多数能较好地履行继养义务，部分家庭仍有虐待和歧视现象。

      建祠

      新中国成立前，黄安各宗族多建家祠，称“某氏宗祠”，为族人供奉、祭祀祖先、议决族中事务、执行族规的场所。各祠有祖产，或田地、山林，或房产、鱼塘，佃于人，收租放债，收益作祭祀和举办族间公益用。每年清明、霜降(或冬至)日，聚男姓族人于祠内祭祀祖先，然后大摆筵席，竞日而终。抗日战争时期，二程区吴、韩、陈等族，将祖产兴办延龄、昌黎、天台等小学以及联合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宗祠收归公有，大多数用作学校校舍或粮仓。

      修谱

         新中国成立前，各氏族撰宗谱，名“某氏宗谱”，其中载本族源流、祠庙、土地、山林、塘堰以及各户人口情况。“续谱”一次，续排辈派，维护本族人伦秩序。1945年，黄安某姓续谱，历时3年，完成时，举行“化谱”仪式，延僧请道，设坛筑台，诵经作法，“谱斋”7昼夜，最后大放烟火，数十里外群众往观，酒肉相待。新中国建立后严禁续谱，60年代和80年代有个别氏族进行续谱，被劝阻。此外，还有其他宗族习俗，如立族规、玩族灯、“秧毛大麦”等。立族规族有族规、族长。族长又称“户人”，小族二三人，大族五七人，由辈高有钱有势者担任。各氏族订有族规。如：对父母不孝者要到祠堂里打屁股；弟与寡嫂、兄与弟妇暗合所生子女，被视为“黑人”；随娘下堂子女、招夫入赘的后裔，不入族谱；同姓男女青年爱恋者活埋；与外族械斗时所有男子须受命参加，违逆者处死或“革祖”(驱逐出本族)。新中国成立后，封建宗法制度逐渐崩溃，族长、族规消失。

      玩族灯

         新中国成立前的每年元宵，各大氏族常按姓氏组织玩龙灯，县南尤甚。届时，擎姓氏大旗，放铳鸣炮，敲锣打鼓，祭神串村，常挑起宗族纠纷，斗殴仇杀，世代不休。新集王、阮两姓械斗多年，诉诸法院也未解决，至新中国成立方休。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春节文娱活动，打破姓氏界线，各级干部与民同乐，但宗族矛盾尚存残余。1983年，觅儿公社阮、夏、王、李、周、彭、胡、董、艾、乐10个大姓，按姓氏玩龙灯147条，参加群众达9997人。玩灯承袭旧习，敬神礼拜，焚香化表。是年全公社玩灯烧纸15万公斤，烧香1万余公斤，耗资数十万元，引起纠纷23起，其中宗族械斗6起，打伤27人。政府再三禁止玩姓氏龙灯，但未完全禁止。“秧毛大麦”农村中有因夫妻不和造成女方死亡或危及男方生命的事件，有因邻里纠纷导致死人的事件，有因干涉婚姻自由引起的事件。事发后，死者家属、亲朋以至一房一村的男女，结队至对方家兴师问罪，吃喝盘桓，毁物拆房，弄得对方家破人亡，甚至发展成村与村的斗殴。这种纠纷，红安称之为“秧毛大麦”。新中国成立后，此类事件很少发生。

汪拥军 · 发表于 2008-11-7 10:37:04

红安衣食住行习俗

衣着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乡人衣着不外乎“对襟(女为偏襟)短褂褶腰裤，大襟长衫罩棉袍，布鞋、木屐和线袜，凉壳、斗笠、瓜皮帽”。随季节而分单、夹、棉。北乡人穿长袍一直延到20世纪60年代初。县北山区穷苦农民有的无棉衣，靠烤火过冬。男女衣着以自织土布为主，少许人有机织布(俗称市布或洋布)衣裳，备走亲串友用。富家则“穿绸摆缎”。黄安土布，着意细、白，也讲究花色。县南的“柳条花”布、“米筛花”布，县西的“格子花”布，朴素大方。土布以白色为主，秋冬染成苏月(浅蓝)、锡蓝、红青、墨青等色。贫困户则用黄泥沤黄布、养麦花沤绿布、木梓树叶沤青布，或购颜料自家染成。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国产细纱布、卡叽布、灯芯绒等逐渐取代土布。新中国成立初，风行列宁服、中山装。1949～1978年间，男女服装以黑、白、蓝、灰4色为主，款式无大差别。70年代末至80年代，衣料品种、颜色增多，的确良、涤纶、呢绒、羽绒、乔其纱、柔姿纱等进入城乡家庭。滑雪衫、茄克衫、西服、连衣裙、风雨衣等，为群众喜爱，城乡无大差别。

   新中国建立前，城乡人多戴瓜皮帽，一般是青缎面，硬壳，形如半截西瓜；冬季，农民多戴黑色棉线帽，俗称“狗钻笼”，顶端缀黑色棉线球，形如一个长筒，上部有一口，可卷起戴于头上，寒冷时外出，将卷起部分下垂至颈部，兼作围脖用，只留眼睛在外。新中国成立后，瓜皮帽为前面有檐的解放帽和工人帽代替，狗钻笼帽为帽檐可放下来护耳的棉帽或呢绒帽所代替。60年代前，县南人喜戴凉壳帽遮阳，这种帽以高粱秆皮编成，形似清代官员戴的顶子帽，质轻薄，上用色布饰檐角、帽顶，以白线或花线缀花纹、帽缌，另用珠粒连成长串或编织挑花线带做帽带，农村妇女常用它赠送夫婿或兄弟。70年代以后，城乡人民都改戴用麦草编成的草帽。

   50年代前，人民穿的鞋虽青布做成，然“女讲花”、“男爱白”。青年妇女多穿绣花鞋，花鞋有满花、半花之别；小伙子爱穿“旋底鞋”，鞋底由四五层布壳缀衲而成，每层用白细布包边。农民劳作或远行时，多穿草鞋，自己编制；雨天则多穿木屐，走远路时穿油鞋。油鞋形似蚌壳棉鞋，底和帮均布质，衲线，涂桐油制成。新中国成立后，解放鞋、胶鞋、塑料底布鞋、塑料凉鞋遍及城乡。至80年代，各种胶鞋、布鞋、运动鞋、旅游鞋、皮鞋成为城乡人民的日常用品，靠家庭妇女做鞋穿的很少。

   饮食新中国成立前，农村以大米为主食，大小麦次之，并辅以其他杂粮，1日3餐，干稀兼食。晚餐常吃“汤饭”，以中餐剩余米饭加菜煮成。县西除早餐食粥外，午餐和晚餐食干饭，喜留锅巴加米汤煮成“锅巴粥”吃。县北少吃粥，中餐煮热饭，煮1顿吃3餐，早晚爱吃油炒剩饭。穷困户谷望接麦，麦望接谷，农忙时食1餐干饭，照顾干活的劳动力，农闲半粮半菜，甚至只吃几个红薯或一捧花生当晚餐，名日“点心”。新中国成立后，杂粮减少。80年代，农民家有余粮，干稀随意。

   菜食以家园菜为主(城镇除外)，随时令产什么咽什么，爱酶制咸菜。农历十月，各家均酶菜，将白菜叶、菜秆、菜心、萝卜等，拌以辣椒粉、蒜瓣、姜丝、食盐等酶制。还酶制霉豆腐、皮子果，晒制小麦酱、黄豆誓、花生酱等。夏季用嫩豇豆酶制盐豇豆，色泽金黄，香脆，颇具地方特色。住北京的红安籍老首长，难忘家乡盐豇豆，常嘱去北京的人别忘携带此菜。80年代，人们开始追求副食的精美，讲究花色、营养。

   红安人嗜茶，尤以县北、县东为甚。县北农民早起第一件事是烧水沏茶，一年消费颇大。新中国成立前多喝末茶，以六安茶为上，陶土小壶以干丝瓜瓤为盖，热壶而沏。新中国建立后，本地青茶逐步自给有余，到80年代，普遍饮用条状绿茶，少数家庭饮用乳晶。果汁等饮料。过去少见的香蕉、苹果、柑橘和梨以及月饼、蛋糕、饼干等开始畅销城乡。

   住新中国成立前，黄安住房大体有4种：一是茅草屋，以土砖砌墙或用土“干打垒”，茅草为顶；二是土砖墙瓦屋；三是乱石墙瓦屋；四是条石青砖作墙，檐下用石灰抹长幅，上绘人物花鸟，山墙前后竖有垛墙，高于瓦面。富裕人家房屋式样多为“四水归池”。不论一重或数重，都喜在屋上开天井(长约1．3米、宽0．7米，天井下砌池深0．3米许，比天井略大。俗云：“水为财”，“四水归池”取四方之财归自家之意。厨房多在天井旁耳房内，俗尚“亮厨房、黑卧房”。厨房顶喜装明瓦，或开“猫笼”(小天窗)；卧房则较黑暗。一般农家建房，共山(头)合脊者多，独门小院者少。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房屋多改为“明三暗五(或暗六)”样式：中为堂屋，有的在堂屋后设一小厨房，也有在院内另建厨房的；两侧为卧室，每间隔成前后两小间，房前后或左右开窗，顶装明瓦。

   行新中国成立前，走亲访友，赶集上店，多为步行。主要交通工具有一种专运货物并能坐人的手推独轮车，车身抹光油，并涂红色，叫“红车”，多供老人和妇女出门使用。富户官家有马匹、布轿和篼子(两根竹杠夹靠背椅)代步。县城和七里坪、八里垮设有轿行，并有靠抬轿为生的雇工，待人租用或雇请。新中国成立后，交通事业发展，轿子和载人的独轮车渐消失。

   1985年，县内各乡均通班车。1989年，县南农村绝大多数家庭有自行车，摩托车进入城乡家。

汪拥军 · 发表于 2008-11-7 10:38:03

红安民俗---生产习俗

播种浸谷种时，农户以少许谷粒浸水平铺碟内，置神龛上或灶神前，祈求神灵管好种子，保佑丰收，同时便于观察种谷出芽状况。农业合作化时，此习消失。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有所恢复。

      开始扯秧叫“开秧门”，有吃肉喝酒及祝祷之习。至今部分农民在开始扯秧时，仍买肉加菜吃一餐，称“杠脚肚子”(即滋补以加劲)。

      插秧农户均互助，一般不待饭，只送食物至田边“过中(午)”、“过下(午)”，须还工，有“拜年酒，盅换盅；栽秧工，工换工”之说。缺劳力农户，常一次请若干人整田插秧，名“打晚工”，须待酒饭，可不还工(车水、收割等农活亦如此)。农业合作化时，插秧农户自家送食物“过中”、“过下”。

      插秧时喜“撵笼”，插得快的将插得慢的围在田中，胜者笑呼“掏乌龟”。被围者称“立笼”，常脸红。此习延续至今。

      耕耘农田用水，规矩多，常引起纠纷或械斗。主要规矩有：一是每块田地按固定塘堰供水，不得任意到其他塘堰放水灌溉；二是幼苗期遇天旱，塘中存水不多时，相同苗田用水，从上到下，“上滚下沥”(上边田满田跑水后，敞开田缺让余水沥到下边田，直到水完为止三是禾苗含苞后，遇天旱，塘中存水不多，则“救苞不救扁草’’(即不论上下田顺序，先救含苞孕穗苗田)；四是在他人田过水，不许起沟(即挖沟)，不许折水(减少田中原有水量)。农业合作化时，用水由生产队决定。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旧规恢复。

      县北薅秧时喜唱山歌，常一人领唱，众人接唱句尾2字。如“樱桃好吃树难栽，馍馍好吃磨难捱，白饭好吃田难种……”其中的“难栽”、“难捱”、“难种”由众人接声齐唱。

   收获  县南流行“吃新节”。这天，农户自田中抽回3根尚未成熟的新谷穗插神龛上，报告神灵和祖先“丰收在”。(参见岁时习俗)

      个体生产时，农忙季节谁要用稻场，常于前晚在场上留一扫帚或用石头压一草把，或洒少许粮食，以示有人占用。

      脱粒或晒粮时遇雨，在场者和近邻常主动协助抢收。邻近亲友因故未参加时，有的还事后登门致歉。农业合作化时，按参加者的劳动时间或数量记工分。

      饲养黄安农家，以饲养牛、猪、鸡为主，鸭、羊次之，鹅较少。饲牛为耕田，根据家境情况单喂或伙喂。农家重养猪，誉之为“零钱拨整钱”的好办法。部分人家养猪以自食，可向屠户常年赊肉，猪肥时屠户赶去宰杀，可不给现钱，结账后付给余款，也有存下来以后再称肉的。

      逢年过节，卖猪或宰猪要在灶前敬神，还要把套猪的绳子解回，在灶房门边“呼唤”猪儿3声，以预兆家畜不脱手，养猪发旺。喂鸡以食蛋、肉或售作家庭零用。旧时，农户多靠鸡蛋换盐、火柴和煤油等。居家喂鸭的不多，但有放群鸭的，离家野宿，周游稻田、水面，以野食为主。县北多山地，有养羊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农家饲养家畜的习惯相同，养猪成为家庭主要副业，屠户卖肉再不赊账。

      每年春季，有鱼贩用具弹性的加长扁担挑着竹编纸糊上过油的鱼篓，四乡游售从阳逻贩来的鱼秧(鱼苗)。农家以村、房头、户所辖水塘，买鱼苗(多为鲢、鳙)放养。逢年节，请网匠捞鱼，也有用小网自捕的，按股份分配。如某户有婚丧等用度，也可在征得管理者同意后，少量捕购。网匠报酬，按实际捞鱼的重量提成，一般为二八分成，客二主八。捞得的鲐、鲤、鳜、青等“野鱼”，归网匠所有。

      纺织黄安农家妇女，在新中国成立前多“走菜园、锄旱地”，很少干水田农活(因裹脚之故，后来虽不裹脚，但相沿成习)，主要从事家庭纺织、挑花、绣鞋。农妇多会弹棉花，女孩七八岁就学纺线，十三四岁就学织布。每年自中秋节后至次年端午节前，常每天纺织至深夜。妇女纺织，除供给一家人穿用外，多用自纺的棉线或自织的土布，换进外地来的皮棉，再纺再织。一般比价为1斤棉线换1斤4两(16两制)皮棉，1斤土布换2～2．5斤皮棉，叫“打转机”，打上几回转机，三四匹土布的本就可换成七八匹，自穿有余。30年代以后，“洋纱”、“洋布”兴起，“打转机”的渐少。新中国成立后，农妇参加农田劳作，纺织习惯逐渐消失。

      手艺黄安农村常见的手艺工人有裁缝、木工、石工、弹匠、剃头匠、篾匠、铁匠等，县南一带多白铁匠、秤匠。匠人收徒，3年出师。出师后可自业，亦可随师做活，第一年工资较低。各种工匠在农家做活均不留宿，早去晚归。木工斧不离身，晚归时一定带走，夹在胁下，起防身、避“邪”之用(石匠晚归则扛走“五尺”)。木工做活的台案，不喜他人坐，自己的工坊内也常无坐凳，故有“博师(木匠)门前无凳坐”之说。木工的斧头，不用时不放在台案上，常竖凳脚边，斧口朝内，以防伤人。木匠工具虽多，很少用工具箱，常将应用工具插在锯绳上撬紧，用斧子扛着上工。

      工匠到农家做活，一日三餐多为早鱼、中肉、晚喝酒。贫家无鱼肉，酒是少不得的。工匠较多时，早、中餐共饭时(晚餐例外)，总是默默注意跟着为主的师傅动筷咽菜，总要留一碗菜不动筷，以示主人好客，菜多。农村剃头匠是轮流到主户就餐，只吃中餐，随茶便饭。剃头时不收钱，以一年为期，收获后按各户男性人数收谷，单价年初议定。农历腊月最后一次剃头时，主家给师傅半升以下的大米，名叫“圆头米”。剃光头，上午从左边下刀，下午从右边下刀，和尚从前面下刀，道人从后面下刀。酒匠也在主户就餐，蒸一瓮酒待一餐饭。铁匠则自己在红炉上煮饭，不麻烦主人。

      农村建房，石木工匠由房主雇请，“小工”由亲朋主动协助或应承，仅待茶烟酒饭，不付工资。

      上述手艺习俗，至二十世纪80年代仍在农村流行，但不及以前严格，许多年青工匠多不讲究。

      其他除夕午夜，农户备牲礼、茶酒、香烛，出户面东迎神农、伏羲，称“接天方”。并在室内及牲畜栏圈上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红纸条幅。今与“接年”合并。

      立春或春节时，有丐者穿大红袍，扮春官，沿门颂吉词，口报农事季节已到，谓之“说春”。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消失。

      农历大年初一早，县北农户喜吃糍粑煮面条，曰“糊田埂”，愿“田埂不漏水”。

      农民干活，在鼓劲加油时喜“打呵嗬”，常由一人领头，众人附和，此起彼伏，持续良久，也有用以助威的。

      黄安农村，无论大小村庄，皆置石碾，大村庄有的置多副，备农户碾米麦食用。1 962年前，农村一直有“扯碾子”之俗。村民先在硬石窝里选巨石，请石工凿成碾盘、碾磙。碾盘状如茶盘，直径约2米，厚0．5米，正中凿孔以装木柱或铁柱为碾心；碾磙高约0．7米，厚约0．5米，圆轮形。碾盘、碾磙凿成后搬到村边安置，口圹扯碾子”。碾子出窝前，村民家家张灯结彩，敬神，坐夜，各户都分配有参加扯碾子的人数，故亲朋群集。碾盘移动前，将盘侧立，中心穿轴，两边有粗木扎的架子(名“鹰架”)支撑，致碾盘不倒又能滚动，轴架前后系粗绳。移动时，有一人坐架上执旗指挥，由众人合力前拉后扯，或走，或停。滚不动时，在碾盘石下抛活鸡、鲜肉“祭路神”。凡遇此举，常招来方圆数十里村民围观。1962年，县内两处扯碾盘出现伤亡事故后，人民政府大力推广动力轧米机械，“扯碾子”的活动从此在红安消失。

      禁山(公山或私山不许砍柴、放牧)、禁渔(公塘或私塘养鱼不许滥捕)、禁牧(禁止牲畜损害庄稼)时，在一年开头或在每月初一、十五日，有“禁头”沿村鸣锣宣告。违者被罚款或扣工分，称“罚禁”。

      新中国成立前，乡村屠户在出售猪肉时，常在高处大树上擎竹扫帚(名“竖标子”)以招来者。售完放下，免顾客跑空。新中国成立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