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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台盟中央副主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汪毅夫的《闽台缘与闽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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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20 21:11: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评汪毅夫的《闽台缘与闽南风》

孟建煌

(福建师范大学硕导、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05级博士生、莆田学院教授, 福建莆田 351100 )
摘要: 汪毅夫先生将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应用得娴熟自如, 作者的学术视野十分开阔、敏锐 ,文风笃实温厚,还有着学术研究十分可贵的率真与实事求是的风格,同时充满人文关怀。
关键词:汪毅夫  闽台缘   闽南风  

沉甸甸的22.2万字,封面以米黄为底色,由周焜民先生题写书名,用遒劲有力的棕色行书凸版印刷的“闽台缘与闽南风”七个大字,透着一股清新,让我爱不释手。我一口气研读下来,感慨万千,除了佩服,还有敬重。扉页上特别吸引眼球的一幅简笔幽默画形神兼备,逗人地勾勒出作者对学术研究的执著。作者汪毅夫先生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厦门大学“985”二期工程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台盟中央副主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他的新著《闽台缘与闽南风》(2006年7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有个副标题:闽台关系、闽台社会与闽南文化,概括了全书16篇学术论文的主旨。
纵观汪毅夫先生的《闽台缘与闽南风》,首先可以看到考据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文字、音韵、校勘、训诂、辨伪等都应用得娴熟自如、得心应手。《闽南民间文献考释举隅》介绍了作者近年收集的闽南地区的齿录(同榜举人或同榜进士各具姓名、生年、籍贯、三代等情的履历汇编包括个人履历)、寿言、哀启、自传、书信和家训等各类民间文献,并就其涉及的文化、历史和闽台关系诸方面的问题加以考释。《闽南碑刻札记》从实物和出版物抄录部分闽南碑刻并加以考释,从而发掘出该部分碑刻在民间信仰、宗法制度、地方外事、社会问题、华侨历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畅所欲言〉与1897-1928年间泉州的市井文化》就施舟人教授的藏本及其他藏本,龙彼得教授提及的版本、文体、俗字、俗语和民生诸问题,索隐发微,考据取证。从而进一步指出:《畅所欲言》出版前后30年间泉州的市井文化具有从近代到现代之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以及从闽南到台湾之文化传播的地域共性。《闽台地方史料丛抄》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要》中对乾嘉考据学的十个方面学风特色概括中得到启发。其中“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即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论述在多方取证的基础完成之后,尚待“续证”的支持始得逐渐接近于“信”、接近于全面客观;“遇有力之反证”则当“弃之”。该文就过去自己论著中曾经涉及闽台地方史的若干问题补充举证。如作者10余年前就在《随意随俗的走向与闽台民间信仰的共同进步》中,曾报告闽南西岑村“同姓不同宗”的事例。举了离台内渡归籍于晋江西岑的台湾进士施士洁在主事重修施氏家庙,怎样采取变通的办法处理“同姓不同宗”的问题。又从自己同年在福建龙海某村做田野调查、从庄孔韶教授主编的《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从兰林友教授的研究得到理论和实证的支持。
熟知汪毅夫的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博导汪征鲁教授曾说:“毅夫兄在学问上深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每每以材料见长,以考据取胜。”①
其次,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的学术视野十分开阔。作者不仅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和口碑资料,还十分注意发掘那些当事人或同时代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作者的老师、以其代表作《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而著称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孔立先生在为《闽台缘与闽南风》所作的序中提到的:作者一贯重视一般人不注意的文字资料,在本书中有进一步的发掘。除了大量引用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档案史料、发挥其以诗证史的特长之外,还执著地、不厌其烦地搜集民间文书,诸如寿言、哀启、齿录、家训、执照、诉讼文书、收租凭据、田亩丈单、通书、歌仔册、学籍档案、校友会刊物、私家信件等等,范围广泛而繁杂,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十分难能可贵。幸运的是,辛勤的劳动往往取得可喜的收获。
我们从《闽台缘与闽南风》的16篇论文、后记的写作时间可以看出,作者大多是利用节假日、出差旅途抽空完成的,有的是在新年、有的是在国庆长假、有的是在新春,有的写于凌晨、有的写于中午、有的写于午夜,有的作于北京、有的记于上海。《闽台缘与闽南风》历时二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所有可资利用的时间写成的。作者不但巧妙的处理学术研究和政府工作的关系,还把学术研究的成果直接用以指导自己分管的政府工作,做到相得益彰。例如,书中所收的《闽台关系研究的两个问题》、《闽台关系史丛谈》以及《闽台地方史丛抄》中有关“临水夫人和注生娘娘之辨”的章节,均用于作者指导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和布展规划。汪毅夫先生对闽台文化情有独钟,先后出版有10多部有关闽台文化的著作。2006年7月他的新著《闽台缘与闽南风》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与他家学渊源有一定关系。汪毅夫先生出生于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台湾名门望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第一人、台湾进士汪春源的四世孙。十九世纪末,晚清政府腐败,国势日渐衰落,1895年4月17日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4月28日在京参加举人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此三人中,只有汪春源后来成为进士)挺身而出,到督察院上书,表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的决心。5月2日汪春源等人又参加了由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再次“垂涕而请命”,要求清廷“拒和、变法、迁都。”表现出知识分子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现任台盟中央副主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福建省台盟主委的汪毅夫先生曾说:“这段历史在我心中留下极深印迹。在我的生活中、工作中和研究中,思乡怀土之情贯穿始终,我的许多研究凝结了我对先人、对故土的悠悠思念之情”②
其三,全书的文风笃实温厚。《闽台地方史料丛抄》和《闽南民间文献考释举隅》是为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讲稿。在《闽台地方史料丛抄》中,涉及作者“在福建龙海某村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村中同姓村民有两个不同的起源,其祖坟一在本县、另一则在邻县(出于不影响当地人生活伦理考虑,此处隐其村名和姓氏)。”作者的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学术理念跃然纸上。在学术研究中作者的思路开阔,不拘泥于现有的理论框架,勇于突破,又充满人文关怀。这种做学术研究如果涉及到不利团结或别人的隐私,最好隐其名,或干脆就不发表的作风。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也能让当下一些热衷于暴料个人隐私、炒作马路消息的文章作者深思。
其四,研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的学术视野十分敏锐。台湾与大陆渊源深厚,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对这五缘文化,作者已用大量的史料加以论证。如在《闽台关系研究的两个问题——写给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学术报告》就以详实的史料证实了从“八闽”到“九闽”,1684年台湾成为福建台湾府,成为福建省的第九个府的事实。从闽省“内地”与“台地”的官员互调,可以清楚的看到福建“内地”与“台地”的官员互调于1688年,即已成清代在职官制度方面的一种惯例。从福建乡试与台湾考生,可知在1687年开始福州府与台湾府、福建的内地与台地,因福建乡试而设立了常年交流的契机。从清代幕府制度与台湾“无福不成衙”的历史状况分析,厘清了一个迷误:原先认为“无福不成衙”是因福州是省垣,而当时闽台管辖未分离使然,其实是清代的回避制度使然。“无福不成衙”反映了一个历史真相,即在清代台湾各级、各地、各种衙门里几乎都有福州人士担任教职或者幕友。福州以及福建内地其他各府到台游幕的人士,对台湾的公共事务和文学事业均发生了影响。从班兵制可明白班兵制是清廷为闽省内地与台湾之间大批人员定期移动、定点移居而设置的特殊管道。从“福建台湾府”到“福建台湾省”论述了福建与台湾的亲密关系,两者实际上是联成一气的。但是过去有人认为:台湾在1895-1945的“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是处于隔绝状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还以此为“台独”寻找历史根源。作者在书中以1895-1945年间海关档案所记的厦门口岸出、入台湾人数;湾游记里的闽台两地的旅运情况;“专售台湾”的历书和由闽入台的歌仔册;来自台湾的乡试诸生和出自福建的台湾进士;进香、探亲及其他章节,通过列表的统计数字、或游记、或历书、或歌仔册、或诗话、或年谱、或宫庙之“沿革志”等详实的论据,无可辩驳地指出一个历史事实:日据台湾时期,在闽台两地即海峡东岸和海峡西岸,不仅血浓于水的亲情不曾隔断,人员往来及各方面各层次的交往亦不曾隔断。从作者《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一文中可以看到,大批的日据时期在大陆印刷、在海峡两岸流传的闽南语歌仔册,再一次充分证明了:日据台湾时期,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并不曾“阻断”或“隔绝”。
其五,作者有着学术研究十分可贵的品格,那就是率真。敢讲真话,决不人云亦云,言不由衷。如对台湾与祖国大陆文化,很多学者只谈共性,不谈个性。作者则主张既要谈共性,也要谈个性。只有这样才符合辩证法,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只有这样,学者才能推动学术的进步。作者在《闽台社会史札记》、《闽台地方史料丛抄》、《流动的庙宇与闽台海上的水神信仰》和《从福建方志和笔记看民间信仰》等文不仅研究了闽台两地的某些共同的社会现象和民俗事象,也提出了某些差异性。如在书中所提到的清代在大陆几次出现的“银贵钱贱”现象,而台湾就没有。因为台湾不用钱,而用白银。又如通远王信仰,也从大陆播入金门。在大陆,人们看重的是这一神明的祈风有应的功能,因而被海上舟子和舟客为祈盼“顺风顺流”而作为祈风仪典的主神。而金门最常遭遇的灾难就是风灾,但金门人民看重的是通远王的祈雨功能。
总之,诚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孙绍振教授所说:“我读毅夫的文章,往往有大开眼界之感,除了他论述时有警策之处外,主要就是他的材料都是第一手的,原汁原味,好象上帝才创造出来,还冒着热气似的,其充分和丰富常常令我仔细揣摩。”③其所征引的史料有正史、地方史、还有野史、档案资料、诗文集、笔记小说、碑刻、庙宇签诗、口碑史料、田野调查报告等,其治学范围广及文学与文学史、史学与史学史、政治学与制度史、教育学、学术史等,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目前台湾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和闽台历史上的妇女问题已纳入作者的研究视线。我期盼着作者的新作。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资助项目(2006B098),福建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JA06144S),福建省莆田学院科研基金重点项目(2006Z001).
注释:
① 汪征鲁《独具慧眼,厚积薄发——汪毅夫〈闽台区域社会研究〉读后》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② 方友德  丁晓峰《愿为祖国统一大业竭尽绵力——福建省副省长、台胞汪毅夫访谈录》载《台声杂志》1998年5月
③ 转引自刘大可《汪毅夫与闽台文化研究》载《东南学术》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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