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之风汪曾祺
<table height="109" cellspac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 valign="middle"><td class="title" width="101%" bgcolor="#f9fcff" colspan="3" height="30"><p align="center">仁者之风汪曾祺</p></td></tr><tr><td class="grey" width="101%" bgcolor="#f9fcff" colspan="3" height="21"><p align="center">——写在汪曾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p></td></tr><tr valign="middle" align="center"><td class="grey" bgcolor="#f9fcff" colspan="3" height="20"><!--function source() parse begin-->新华报业网－新华日报2007-04-19 09:17 <!--function: source() parse end0ms cost! --></td></tr><tr><td width="101%" bgcolor="#f9fcff" colspan="3" height="21"><hr style="BORDER-RIGHT: #7cad26 1px dotted; BORDER-TOP: #7cad26 1px dotted; BORDER-LEFT: #7cad26 1px dotted; BORDER-BOTTOM: #7cad26 1px dotted" width="98%" color="#9db79d" size="1" /></td></tr><tr><td width="101%" bgcolor="#f9fcff" colspan="3" height="21"><a class="content"><!--function content() parse begin--><div><center><br /> </center><center><img src="http://www.xhby.net/pic/0/10/00/69/10006978_996071.jpg" border="0" /> <br /></center><center><br /><img src="http://www.xhby.net/pic/0/10/00/69/10006977_612693.jpg" border="0" /></center><center> </center><p align="center"> 汪曾祺在家乡</p><center><img src="http://www.xhby.net/pic/0/10/00/69/10006975_973607.jpg" border="0" /></center><p align="center"> 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p><p>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从江苏高邮走出的一代文学大师汪曾祺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p><!--advertisement code begin--><!--advertisement code end--><p><strong> “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strong></p><p> 现在，人们一般都把《受戒》作为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和揭开他个人创作历史上新的一页的开端，实际上并不正确。汪曾祺新阶段创作标志的作品应当是《异秉》。这篇小说原于1948年发表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后来遗失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异秉》，是汪曾祺1980年5月20日重写的，重写于创作《受戒》时的前3个月。何谓异秉？汪曾祺曾有意借小说中人物张汉之口解释说：“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靠的就是“与众不同”！</p><p><strong> 不同在哪？</strong></p><p> 首先是内容不同。新时期之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盛行。人们经过长期“左”的折磨，特别是十年浩劫，国家和人民都遭受空前的灾难。打倒“四人帮”，中国得解放，有良知的作家们借助文学来进行控诉、声讨，这是顺应民心的事，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文学不能一味控诉下去，如果文学一直充当批判的工具，那就与过去一直倡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只能附属于政治没有区别。正是在这个时候，汪曾祺以写健康人性和美为主旨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与众不同”的作品联袂问世。</p><p> 其次是形式的不同。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小说传统的“性格——事件”的结构模式，汪曾祺的小说却融合了散文和诗歌的文体因素，表现出强烈的艺术革新意识，显得从容潇洒，流动自如。不仅令人耳目一新，更让人思路大开：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p><p> 爱家乡也爱家乡文学后进的汪曾祺，喜欢称我们是他的“小同乡”。长期以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高邮文学爱好者得到汪曾祺的诸多厚爱。作为一名驰名海内外的文学大家，他不厌其烦地帮我们修改作品，热情地为我们的作品集写序，还不止一次兴致勃勃地为我们写字作画。我的房间里至今仍挂着汪曾祺为我写的一幅字，那是他1982年游湖南桃花源时写的一首诗：</p><p> 红桃曾照秦时月，</p><p> 黄菊重开陶令花。</p><p> 大乱十年成一梦，</p><p> 与君安坐吃擂茶。</p><p> 在汪曾祺辞世以后，特别在汪曾祺逝世10周年的日子里。我常常独自一人对着这幅字出神。洞察世事饱经沧桑的汪曾祺，已进入宠辱不惊的人生至高境界，他通过作品向我们讲述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引导我们发现和认识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健康的人性。</p><p><strong> “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strong></p><p> 许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都曾在自己写的关于汪曾祺的文章中，亲切地称他为“好老头！”汪曾祺在《汪曾祺自选集》再版时也曾这样坦然地评价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p><p> 我记得，在编选《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时，我建议他适当收入为他人作品写的序，他经过再三斟酌，收入7篇序文，全是为青年作家而写。当时，这些年轻作家并不都是很有名，有些只是因在鲁迅文学院听汪曾祺讲课这层关系才找到他。读这些序文，我们会为汪曾祺关于文学创作的那些精辟见解所折服，更为他对青年人的关爱而感动。他对青年作家的作品，从不因其稚嫩而嫌弃，而对作品中的长处却总是以欣喜心情慰勉有加，有时甚至有溢美之词。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年轻人的爱护与宽厚。</p><p> 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就有为他写传的想法，第一次向他当面提出来，他立刻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他说：“立传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的事啊，我才写了几篇东西？不配，不值。”看他态度明确，说得那么坦诚而直率，我退而求其次：“那就先为你整理一份创作年表吧？”经再三动员，他才勉强同意。看到不少评论文章对他的作品评价越来越高，他不是沾沾自喜，反而有点坐立不安，后来干脆公开撰文作自我评价以正视听。他说：“……人要有一点自知之明，……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他说：“……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70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一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甚至对自己的书画，他也谦虚地说：“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悬之室中，别有情趣耳。其实，这是不足观的……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p><p> 有意思的是，汪曾祺坦然地说了那么多关于自己作品的不足之处，人们对他的作品喜爱程度却反而愈益增加。不少人知道我与汪曾祺的关系，常常托我向他求取字画，以至于后来我每去北京之前，就先给汪曾祺去一封信，写明求索者的姓名，免得临时叫他一下子写、画多幅，不胜疲劳。但有一次去北京的前一天，魏毓庆同志专门找了我，十分恳切表达了她渴求汪老一幅字的愿望。到京后，我向汪曾祺转达了魏毓庆同志的愿望。他取出一个小本子，让我把魏毓庆的姓名和通讯地址写上，又接着与我谈别的话题。就在我与他谈话结束准备告辞的时候，他却关照我再坐一会，自己则在盛放字画的缸内找出一幅画，并郑重地在这幅画的空白处题字、签章后交给我。他说：“你来一趟也不容易，既然这位魏同志这么想要我的字画，那就早些带给她，不要让她失望。”</p><p> 1992年夏，我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吴星飞商定出版五卷本《汪曾祺文集》的事，汪老非常高兴，但他同时又特意于7月26日写信给我，嘱我一定要提醒出版社：“出文集，出版社是要赔钱的，而且不是一个小数，请出版社再考虑考虑！”</p><p> 这就是好老头汪曾祺！凡事推己及人总是周到地先为别人着想，这是何等可贵的仁者之风啊！陆建华</p></div><!--function: content() parse end0ms cost! --></a></td></tr><tr><td width="101%" bgcolor="#f9fcff" colspan="3" height="21"><p align="center"> <a class="a_black" href="javascript:window.close();" target="_self">【关闭窗口】</a> </p></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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