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修谱简史

（初稿，欢迎提出修改意见）

汪姓起源单一（后面有专节探讨），始祖为鲁成公次子汪侯（生于公元前573年）。所以汪姓源于姬姓，汪姓得姓前的历史就是姬姓的发展史，探讨汪姓修谱史应该从春秋时的汪侯始。

（一）汪氏谱牒的始创期——玉牒、家传、私家谱。

1、汪氏最早的谱牒——鲁国玉牒。

汪姓最早的谱牒应追溯到春秋时的鲁国。鲁国因周公的特殊地位享有许多特权，《易纬·通卦验》云：“鲁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礼乐”；《礼记?明堂位》曰：“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鲁设有同周王室同样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宗伯”是周王室掌管王室宗族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项事务的机构，其他封国只能称“宗”或“宗人”，而鲁国亦称“宗伯”。汪姓始祖既为鲁成公次子，记录汪姓最早世系的当然是鲁宗伯掌管的“玉牒”。

从中国谱牒发展史看，春秋时已是谱牒盛行时期，鲁国作为周王室下的第一公室，安排专门机构编修谱牒是合乎实际的。但因为谱牒非专门著作，在历代传承中亡佚干净，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就有片断论述。所以，后期的汪氏家谱必然有鲁国“玉牒”的影子。

2、汪氏家谱的雏形——汪氏家传。

公元前249年楚灭鲁，汪氏八世祖汪欣举家奔秦。这正是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时期，谱牒也随着消亡了。汪姓人虽不再有“宗伯”专门管理修谱工作，但保留了记谱的习俗，他们靠记忆和口耳相传、简单的手记，一直把祖先的名讳、德行、官爵、墓茔给传承下来。据汪氏宗谱记载，在汉景帝 (公元前156—前143年间 )时十五世祖汪婴就进行过类似家谱的整理工作，这次整理，其内容应该是仿照鲁宗室编修“玉牒”的形式。直到汪文和渡江，汪姓人始终坚持记录，只是这种记录后来侧重于祖先的业绩，淡化了世系传承。这就是所谓的“家传”。 “家传”是最初级的家谱形式，是子孙为表彰对家族发展作出贡献，或做过官吏光耀门庭的先祖而作的传记，以显示后人的身份，正是这些“传记”为汪文和渡江后修谱提供了依据。

3、汪氏第一套家谱——“汪文和谱”。

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汪氏三十一世祖文和公渡江而南，生活稳定后开始整理编缉私家谱，桐城《三安汪氏宗谱》记载：“爰自其祖考沂而上之，至于颍川，凡三十世乃修谱牒，悉纪其德行、官爵、墓茔于各代之下。汪氏之谱盖始此而详焉。”“始此而详”说明此前有类似谱牒的“家传”等，这与我国修谱历程相一致，汉末正是大量“家传”出现的时期。“文和谱”的编纂，使汪氏拥有了正式谱牒，奠定了汪姓谱牒的基础。

汪文和修谱是真实可信的，仅从该谱对历代墓葬的详细记载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始祖颍川侯墓“在颍川城南三十八里伏龙山下，坐坎向离，十五丧合葬”；始祖的碑铭为“稽原后稷，究本周公。司方曲阜，作伯弧彤。绩纪太常，望实岱宗。改封上邑，命氏中都。身先居鲁，其后宅吴。寻流根派，摭嗣鸳雏。式刊元啸，敢颂洪儒。碑平失字，树古无株。空遗令闻，与天地俱。”从碑铭得知：始祖本人居鲁，后裔迁到“吴”地居住，原碑铭“碑平失字”，现碑铭为渡江后重刻。可见文和公为修谱，曾到历代祖先墓地考察、祭祀，并适当修理。由此还可以推断，汪文和前历代汪氏先祖对祖先的坟墓是做了大量的维护工作的。

汉代家谱的作用与前代大致相同，起“明系世、辨昭穆”的作用，因而，记录比较简单，这从汪文和谱简略明了的特点可以看出。必录项目有：①讳、字、谥；②何时任何职、封号；③娶何职、何地、何人女；④生子情况；⑤迁徒分派情况。选录项目有：①生、忌时间；②小传（含言、行、评价）；③葬地、碑铭；④说明。从以上内容看，文和谱是在“家传”、坟墓、世系记忆等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成的。

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正是谱牒再次盛行阶段。文和公修谱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

（二）汪氏宗谱的辉煌期——列入簿状谱状的官修谱。

1、晋代汪旭的《汪氏大宗血脉谱》。

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修谱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家传”。二是“家谱”，也叫单姓谱，每姓一谱。这是在家传的基础上，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穿起来，注明他们的血缘关系。文和公所修谱属于此。第三种是最高级最典型的“簿状谱牒”，后来又叫《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簿状谱牒”是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具有法律效力。

《汪氏宗谱》记载有《晋淮安侯汪旭上谱表》：

东晋成帝咸康二年丙申（336年）三月，诏天下索谱。淮安侯汪

旭，颍初陈郡阳夏县（今河南太康县）西乡靖仁里《汪氏大宗血脉谱》：

臣旭谨言：

臣等千载有幸，奉诏品量，分别姓氏。臣承黄帝之后，元嚣之苗

裔，周武王弟周公旦，鲁公伯禽之后。至成公黑肱次子汪侯，食邑颍

川。臣四世祖文和，汉建安二年为会稽令，因官渡江而家焉。子孙遍

布诸郡，靡不簪绂。不以臣无功，蒙恩擢用护军司马、丹阳太守、淮

安侯，食邑三千户。索臣由来，谨治旧谱婚室职状，诣阙拜表以闻。

臣诚惶诚恐，坐罪谨言。

敕付尚书佐著作郎、知谱袁彦叔。

袁彦叔曰：

臣读汪氏家谱，云承周公之苗裔，鲁周公之允，成公黑肱之次子，

汪侯之后也。谥令族氏观经传子义，实实不虚。汪錡、汪量，名包周

秦之朝；汪胜、汪晃，德照汉室显著。风烈品流，可谓刚宗胄族者矣。

汪旭撰的《汪氏大宗血脉谱》是汪氏第二次正式修谱，是在文和谱的基础上修成，谱名强调“血脉谱”，说明是侧重记载血缘关系的谱系，即家谱。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从汪旭上谱表可以看出当时官修“簿状谱牒”的一些痕迹：

①汪姓谱牒于东晋成帝时纳入“簿状谱牒”系统。

②编纂“簿状谱牒”是由皇帝下旨进行，由各家族提供原谱，再经朝庭知谱官审核认定。

③“簿状谱牒”所收谱都是山东大族，朝廷显官，汪氏凭其周公之裔，当然纳入高门之列。此时的山东大族与朝廷显官是一致的，因为当时官员就是从高门第的山东大族中录用的，所谓“上品无寒门”也。

④从袁彦叔的评语可以看出，朝庭设有知谱官，知谱官下设有专门审核谱牒的“族氏”，审核内容是将谱中所记与“经传子义”进行对照，查其虚实。

2、唐初汪华的《汪氏宗谱》。

隋唐之际，因改革选官制度，山东士族已经沦落，但他们仍矜夸门第。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彼此互结婚姻，自矜高贵；如果嫁女於一般族姓，往往要多求聘财。此种习俗曾引起一些非议，唐太宗对此深为不满，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1）贞观元年太宗下令秘阁秘书汪行忠对现有“行世”谱状进行“品藻”（等级评定）：

贞观元年元月  日敕秘阁秘书臣汪行忠：

仰各赍行世谱状投上。秘阁品藻，毋容非类买谱接枝，如有

犯者削籍。

此诏中规定，所收集谱状，由秘阁“品藻”，严令禁止“非类”（不同等级间）“买谱接枝”，违背者“削籍”处理。经过半年时间的搜集整理，汪行忠等根据“晋太康条例”整理出“行世”之谱，并上书：

贞观元年七月十八日，汪行忠，海内各族谱状，照西晋太康中条例。

臣汪行中顿首：

窃君得四海九州八十五都合一百九十八姓，惟有三十二姓与诸

姓不同婚媾，其谱系相承不虚者，乃可□□□□婚别，有一千六百

杂姓，史籍所□□□□定事意件录如前。计开

沛国朱 河间刘 陇西李 梁山姬 上党陈 安定胡 广平程

延陵吴 中山鲍 太原王 敦煌洪

右件十一姓为国之柱。

东鲁孔 汝南周 荥阳郑 宏农杨 高阳许 陇西牛 颍川汪 河内江

顿业葛 冯翊赵 河南方 扶风马 河东饶 庐江何 天水贺 武阳潘

京南叶 并州郭 清河张 武阳贾 京兆杜

右件二十一姓为国之梁。

    此上书明显降低了山东士族的地位，基本符合唐太宗之意，故太宗下旨认定为“族望敕”：

皇帝贞观元年七月二十下（全宝）

圣旨：依奏，天下同定者。

此“族望敕”中，汪姓凭其历史地位，被列入“国之梁”第七位。

（2）上面勘定的“族望敕”，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山东士族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丝毫没有降低。一是时间仓促，只有半年时间，二是统计不全，比后期勘定的《氏族志》“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少95姓91家，使得这第一场刊定姓氏的运动以失败告终。站在关陇集团的立场上，一贯表现宽容的唐太宗也不能容忍山东士族的自大。贞观六年（632年），他对宰相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于是，唐太宗下定决心修《氏族志》。参与修订《氏族志》的官员主要有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四人。他们的门阀观念浓重而且传统，但传统的门阀观念正是唐太宗所希望改变的，所以《氏族志》的初稿令唐太宗很不满。在这个初稿中，出身四姓之一的黄门侍郎崔民干被定为第一等，而关陇集团的地位并未被突出。唐太宗对初稿和山东士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唐太宗的“崇重今朝冠冕”思想的指导下，高士廉等重修《氏族志》，贞观十二年（638年）修成，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这个最终定稿以皇室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初稿中的第一等崔民干被降至第三等，其余山东士族也“例降一等”。

汪华的上谱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汪氏宗谱》记载了汪华于“唐贞观戊戌”年（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上谱表：

“臣上奉明诏，责臣家状姓谱，齐贵贱之由来，品源流之优劣，德

懋懋官，功懋懋赏。伏阅旧谱，公封创于姬旦，得姓始于汪侯，枝叶相

承，代膺簪绂，或腾芳周室，或著义秦朝，冠冕蝉联，悉称良最。暨汉

建安之岁，臣三十一代祖文和荣膺墨绶，治任会稽，遂居江左，牧守建

抚之荣，令书握兰之望，源流不惑，代次无疑。如臣得功，再锡信圭，

授左卫翌白渠府统军，以备宿卫。臣今谨缮写一通，具婚姻、职状，进

奉以闻。

“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言。”

汪华谱已是一部较完整的汪氏宗谱，也是后期汪氏宗谱的唯一篮本。华公谱以前的谱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根据其蛛丝马迹略窥一斑，但从现代宗谱的内容完全可以看到汪华谱的概貌：

①保留有汪旭、汪华的上谱表。

②汪华以前支派（分渡江前和渡江后）及序言。

③汪华以前世系图。

④汪华谱及以前称始祖为“汪侯”而非“颖川侯”，颍川是采邑。

⑤有《奉籍归唐表》，唐高祖、太宗封汪华诰书。

⑥汪华《垂裕录》。

⑦汪华前历代祖先遗像及题赞。汪华亲自给始祖汪侯、高祖汪叔举题词。

⑧汪华前历代墓图。

但由於崇尚旧族望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太宗朝的功臣新贵房玄龄、魏徵及李绩等人，仍然力求与山东氏族联姻，《氏族志》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所以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又不得不下《禁卖婚诏》进一步限制山东士族间的婚媾。

3、唐汪芬编的《汪氏宗谱》

高宗继位后，崇尚旧族望的习俗重新抬头，为强调新世族的地位，永徽六年，高宗下令重新考定族望敕。

乾封元年，武则天成为高宗皇后，关陇集团的勋贵们在“废后立武”政治斗争后凋零殆尽，而支持武氏的官员们因而成了政坛的主导。这个时候，贞观《氏族志》显然不再符合新贵们的要求。武氏的羽翼、出身江左二流士族的宰相许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为由，提出重修。武氏的另一个心腹、寒门出身的李义府在骤贵后曾与赵郡李氏合谱，但当他被出为普州刺史的同时，竟被赵郡李氏踢出来。李义府深以此事为羞辱，故而也附和许敬宗之议。显庆四年（659年）六月，在武则天操纵下，唐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李义府收天下《氏族志》尽焚之。《姓氏录》本是针对武氏和寒素新贵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姓氏录》的指导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样一来，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都成了士族。

李义府曾求山东婚姻而不得，于是紧接着《姓氏录》的修成，劝高宗对五姓七望十家四十四子实行禁婚，限制山东士族及陇西李氏。这时候高宗苦于头风，政事大多由武氏裁决，故李义府的提议当然被采纳。

随着武氏集团的垮台，人们对《姓氏录》也予以摒弃。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久，士族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求改修。中宗命柳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先天时，玄宗诏柳冲、徐坚、魏知古、陆象先、刘子元等继续修《姓系录》；开元初，玄宗诏柳冲、薛南金等复加刊纂姓系之录；开元五年（717年），撰成《姓族系录》200卷，重新考定的族望敕如下：

先奉敕旨：四海望姓家，永徽六年考定二十六姓与诸姓不同，各

得出处远近；其乾封元年君羡考定，至今伊令：

武阳李  荥阳郑  陇西牛  上党陈  并州郭 河西汪 安定皇甫

中山鲍  河间刘  雁门夏

右件十姓为国之柱。

武阳贾  白水张  扶风马  京南叶  陈留叶  冯翊赵  扶风水  

冀兆苏  京兆杜  河南荀  梁山姬  南山河  岭南庞  安定胡  

高阳许  南阳侯

右件十姓为国之梁。

敕旨天下诸州，不同者纳价，不依诏处分者，准敕合徒两年。诸

余可结为婚者一百五十，改之。主者施行。

                               唐开元五年四月八日下

从这道敕旨可以看出，玄宗采用的是高宗永徽六年考定的族望敕，该族望敕是依据贞观十二年的《氏族志》认定的“国之柱”、“国之梁”（即一、二等）二十六姓，尽管因武氏掌权于显庆四年唐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但高宗对《氏族志》的态度有过反复，所以于乾封元年又令君羡（非李君羡）再次推翻《氏族志》的认定，估计此景不长，高宗摄于武氏又废止君羡考定。玄宗即位的第七年（开元五年）重新发布此族望敕，最终核定经永徽六年和乾封元年考定的族望敕。

此敕中，汪姓排在一等“国之柱”的第六位。

开元五年的族望敕，与同年汪芬重修汪氏宗谱序可以相印证，序中云：“开元初，诏柳冲等复加刊纂姓系之录，于是乃定柱石之宗，而我汪氏著望河西，故自此声弛江左。敕旨以开元五年四月下，而吾谱亦成，因记其事，冀万古传芳，千年不朽。”

同魏晋南北朝比，唐代家谱的形式没有多大变化，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个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字迹工整，绘图清晰。

（三）汪氏修谱的转型期——从国修谱到私修谱

开元五年以后，没有再进行簿状谱牒的编修工作了。主要原因有：①唐朝一直实行科举取士制度，门伐观念没有实际用处；②开元后唐朝国力渐衰，没有实力编纂费时费力的簿状谱牒；③统治者除了李姓外，后宫和权臣的姓氏不断变化，“崇重今朝冠冕”的编纂原则赶不上时代的变化。

尽管政府不再编修谱牒，但人们观念中固有的家族观念还在起作用，于是官修谱牒便转为私修谱牒。汪姓在唐末有记载的私家谱是开成四年 （公元839年）所修，《汪氏宗谱》记载：“文宗开成间（836-840），歙令都指挥浚，复修其谱，并撰歙令以后诸传，遂考定前代之不同者。”

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五代时期，征战不已，权贵者大多靠战功升迁而上，基本上没有固定显赫的家族，贵贱变化、更替很快。人们忙于争权夺利，住居无定所。生活不太平，也无暇修家谱，论门第。所以，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时候，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了。北宋以后，一些学者多次谈到这个现象，如苏洵说：“盖自唐衰，家谱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见《唐宋八大家全集·苏洵·谱例序》）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家谱之学，遂绝而不传。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家谱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家谱就荡然无存了。

到了宋代，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开始兴起。这时的家谱其作用由政治生活转移到“尊祖收族”、“敬宗睦族”上，记载内容亦以宗族内部之事为主，这是修谱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汪姓在宋代人口发展较快，从居住的中心区域徽州向周边赣东、淅西扩散，曾多次修谱，著名的有：

①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修谱，赐状元及第、加常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太子太保、进封莱国公、泾野人吕蒙正序。

②宋熙宁七年（1074）苏洵序。

③南宋高宗绍兴7年（1137年）修谱，汪万石作序。

④据梅城《汪氏宗谱》记载，宋绍兴年间（1131-1162），61世汪机（知及四子，谱名恩四，字君怀，号双松）“从朱文公游学于武夷山，又自信州转至鄱阳……续辑谱牒”。此次修谱是否为绍兴7年修谱，值得探讨。

⑤南宋乾道9年（1173年）修谱，范纯仁作序。范纯仁字尧夫，是范仲淹次子，皇祐元年进士。

⑥淳熙十五年（1188年）修谱，朱熹（朱熹宋宁宗庆元六年，即1200年卒）作序（英罗《汪氏宗谱·忠孝堂》）并题字“家宝”。

⑦宋淳熙十六年己酉（南宋宋孝宗1189年）修谱，平章军国、参知政事、左丞相益公周必大于是年春三月甲辰作序。此次修谱疑与淳熙十五年为同一次。

此后，汪氏修谱更是是不断，《汪氏宗谱序》云：“暨宋开庆间（1259），十府君延之，又命诸子考订重编。继而鳙溪老人仔，国学致道斋斋长居安坦，翁有闻梅涧先生瑜、梦汶先生友颜，相继而作。”

宋代不仅修谱又形成一个高峰，而且修谱的体例有“革命性”变革。宋人改造和确定的体例延续到当代。北宋时，政府不再开设谱局，每个宗族都可自行修谱，政府不加干涉。为了继承修谱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积极参与修谱活动，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等人。这使家谱的质量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创新。对谱谍体例的创新以欧阳修和苏洵为代表。

欧阳修十分重视家谱，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唐代369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又编修自家的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不久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这是由于五代十国以来，由于社会急剧变化，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假如上溯太远，必然会遇到贫贱的祖先，他们觉得这不光彩。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八代、十代甚至百代，也就是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家谱。欧、苏体例的创新，重在图表的创新。元代已出现了由亲及疏、由远及近、一体共载的现象，不拘泥于欧、苏“小宗谱法”的限制。谱图也突破了五世为图的限制，出现了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图。

汪姓名人也踊跃修谱，如汪澥、汪藻、汪应辰、汪立信都曾修谱。范仲淹为汪氏宗谱题字：“汪氏遗谱，子孙保之”，就是为汪澥谱所题，汪澥曾师胡瑗，而范仲淹聘胡瑗教授湖州。宋徽宗二年，进士、观文殿大学士朱胜非题字：“忠贤将相，道德名家”，就是为汪藻谱所题，朱胜非拥戴高宗改元建炎，“建炎元年，敕婺源藻公为中书舍人，我谱存宋，敕命曰：“非特取其文章，实使与闻政事。”汪氏在宋时修谱在体例上一直使用“大宗之法”，这与汪氏在宗及以前的先祖大都做官、读书有关；在谱图上迁江南前使用的是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图，迁江南后采用是殴苏式的五世图。

宋代名人修谱现象实际是魏晋以至唐代官方修谱的一种精神延续。魏晋南北朝时选官必从“簿状谱牒”，所以官方修谱；唐初、中期为抬高当时“谋士劳臣”的地位，所以官方修谱。隋唐以来，选官以科举，门第不再是选官的基本依据，对谱牒的重视程度就降低了，所以唐中期以后，官方不再修谱。尽管官方不修谱了，但宋代的官员们自己便动手修谱，其动机很明显，一是中国人历来有追根究源的习俗，二是宗族观念使然，三不排除光宗耀祖的本念。所以宋时大凡取得功名或当上大官后，他们都会主动修谱。

从一些宗谱记载的内容不难看出，汪氏宋代修谱还是以修统宗谱为主。如英罗《汪氏宗谱·忠孝堂》朱熹序中云：“震登天禧三年进士…宗颜登庆历二年进士…谷登皇祐五年进士…藻登崇宁三年进士…愷登政和二年进士…鸿举登绍偿三十年进士…一脉六世，古所未有也。其他鼎为御史丞，世美兼制诰学士；义荣、义端以从兄弟而同登甲第；若容、若思以亲兄弟而并显当时。”这里的“一脉六世”系徽州迁江西德兴的汪藻（68世）家族，为爽公支强公之后；汪鼎（47世）为汪建长孙，汪世美乃汪鼎之子；义荣、义端（62世）与应辰（汪应辰，淳熙三年，1176年卒）同为爽公支仁恭裔；若容、若思为建公支世美后裔。

（四）汪氏修谱的萧条期——战乱和移民

1、元代修谱

历史进入有元一代，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汉族人饱受屈辱和欺凌的时代。由于蒙古人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汉人遭到血醒镇压和奴役，所以元朝修谱非常少。但有一定地位的家族名人还是执着地坚持修谱。如元代著名的汪氏家谱有：

①大元大德丙午（1306年）修《汪氏旧谱续编》，迪功郎、曹泾清父书叙《汪氏旧谱续编序》：“旧谱所传皆尊所出之祖，如祖之兄弟传之子孙散于四方者，族属疏远迁徙无常，因不能记其年代以致尊卑失序，视如路人者，盖亦多矣。是以讨论旧谱考古访今录其宗支，补其遗阙，上以继其本，下以齐其末，是宗者虽贫不弃，非族者虽富必捐，庶无朱紫之相夺其散而焉。可纪者亦录其所始之祖，讳及原徙之地名，俾后嗣纪之亦可谓不泯矣。”

②休宁人汪松寿于元代至治（1321-1323）纂修有《汪氏渊源录》。有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重编重印，木刻活字印本存世。

③支谱的出现是汪氏元代修谱的一个亮点，如泰定元年（1324）汪德馨纂修《鳙溪汪氏家承》，至正戊戌（1358年）汪斌重修，嘉议大夫、礼部尚书汪泽民作序，序云：“于是访求族家，得谱数本：荘寿所存溶堂翁谱、来安镇梦汶翁谱、高路志悦家藏谱、下坦招孙家藏谱、存心所编古逸民谱、伯卫所叙新谱，与吾睦肥堂谱，合而为一，互相参考”。

④元泰定年间刊刻的《新安旌城汪氏家录》。

元代的谱虽然数量少，但在汪氏修谱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为汪氏后期修谱提供了重要论据。

2、明代修谱

因元末战乱，明初实行大移民政策，汪氏家族受这次移民的影响较大，因为汪姓人口主要居住地在皖南、赣东，所以受“瓦屑坝”和“安徽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的影响最大。许多汪姓移民后裔丢失了家谱，且这次移民被政府禁止与原迁出地联系，所以明代许多汪氏家族没有修谱。当然也有一些家族因保存有老谱且出现了相对名人而坚持了续修，更有一些志士坚持修统宗谱，比较著名的有：

①嘉靖四十年（1561）汪子仁纂修《汪氏续修统宗谱》。

②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汪湘始篡《汪氏统宗谱》。有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重刻本存世，有172卷之多。

③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 汪鸿懦等纂修《汪氏统宗正胍》，崇桢八年(公元1635年 )汪士芳在该谱的基础上纂修《汪氏重修统宗谱》，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有手抄本存世。

④隆庆四年（1570）汪云程修《汪氏统宗正胍》。

⑤万历元年（1573）汪国言纂《新安汪氏迁派宝录提纲》。

⑥嘉靖二十九年（1850）汪镂纂修《汪氏世纪》。

明代也出现了不少支谱。如：

①洪武三年（1370年）汪华七子后裔汪贞一在元谱基础上续修婺源鳙溪《汪氏家承》，弘治九年（1497年）布政使汪希颜准备重修，并请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作序，因汪希颜不幸去世，汪贞一五世孙、巡抚汪奎主持重修。

②洪武六年（1373年）汪福三始修《潜阳汪氏宗谱》（潜山黄柏支），至1991年15修。该谱现与怀宁古埂支（康熙三十四年1695始修，2005年七修）合修。

③嘉靖十四年（1535）汪尚琳编《新安汪氏重修八公谱》五卷。

④隆庆二年（1568）休宁富溪《汪氏宗谱》。

⑤万历二十年（1592）汪道昆纂修《汪氏十六族近属家谱》十卷。

明代最值得一提的是，汪华三子达次子惠因镇巩昌，后代与汪古族融为一体，以至人们对他们的族属莫衷一是，但该支在元代还保存着简单的世系记载，至明朝终于实现了统宗，汪福（字伯升）编成《陇右汪氏宗谱》。该谱有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知国诰国史总裁杨荣作序；清道光甲辰续修，86世孙金铭序。

明代修谱没有摆脱宋代以来名人带动的窠臼，尽管明太祖朱元璋提出了旨在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圣谕六言”，但在没有老谱和没有出现家族名人的情况下是不会修谱的。

（五）汪氏家谱的普及期——从名人修谱到族人修谱。

1、清代修谱

自唐开元后由国家修谱转入私家修谱直到明末，汪氏修谱有两个特点：一是名人修谱，前面已有论述；二是修统宗谱，围绕名人家族尽可能将所网罗到的本姓成员收入谱中。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充分发挥宗族管理社会秩序的功能，借鉴明朝治国经验，也颁布“圣谕六言”，提倡以孝治天下；康熙九年重新颁布“上谕十六条”，大力提倡民间修谱，没有不修谱的家族，也几乎没有不入谱的人。现在我们见到的古代家谱，清代纂修的最多，占50％以上。这一举措，极大调动了民间修谱的积极性。清代以来的修谱，也有两个特点：一是由修统宗谱向修支谱转变。由于清初人口发展较快，修统宗谱的难度加大，人们只能寻求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宗族圈中开派修支谱。二是由名人修谱向族人修谱转变。新家族中，一般人口不多，少则几十上百人，多则数百上千人，有的家族中有名人，有的家族中无名人，根据惯例，名人被推举为纂修，无名人者则推举族中文化水平较高者担任。

清朝是谱牒发展的鼎盛时期，以至“村村有谱，人人入谱”，家家有谱。尽管清时大量编修的是支谱，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无法统宗的“统宗谱”，比较有名的谱有：

①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69年)《汪氏统宗谱》(清)汪元秋等纂修（开化云台大本堂）；

②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汪氏统宗正胍》(清)汪廷桢纂谱是在汪湘、汪鸿儒、汪象贤诸人编篡的各种汪氏统宗谱版本的基础上加以补充、续编而成，较为完整，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然复盖面较狭窄；

③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汪氏统宗谱》(清)汪礼纂；

④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汪氏统宗正胍》(清)汪凯南续修；

⑤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汪氏统宗谱》(清)汪德祖、汪肇基纂修；

⑥乾隆四十年（1775）(清)汪玑、汪嘉祺等编，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重印；

⑦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汪氏统宗谱》(清)胡建昌重修；

⑧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汪氏统宗谱》(清)汪杏荣重修。

由于元代的战乱和明代修谱不够普及，清代许多家族没有或没能找到老谱，他们便从自己的始迁祖起另立支派，编修支谱，所以清代出现了大量的支谱。如：

①顺治四年（1647）《武进汪氏宗谱》。

②乾隆十六年汪浚编修桐城《三安汪氏宗谱》。

③乾隆三十七年（1772）汪廷洽重修《汪氏世守谱》；

④乾隆四十八年《汪氏义门校正世谱》”

⑤道光九年（1829）汪承诜等修《颖川越荫堂汪氏家谱》；

⑥汪琳辑《汪氏维新公迁锡家谱》；

⑦道光二十年（1840）江熙修义和堂《宜兴汪氏续修宗谱》；

⑧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汪氏得罗公正胍统宗谱》(清)汪庾等修。

清代编修支谱有两种类型：一是有老谱，这种类型的世系承接当然真实可靠。还有一种是无老谱的，这种类型的世系承接成了编修家谱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怎样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找到老谱，元代谱甚至宋代谱。

怎样找？只能从家族记忆中的始祖名找。不外两种结果，一是找到了，一是找不到。找到的当然也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始祖的名字，一种是与始祖同名。这个同名的结果就导致了世系承接的错误。如“小一、小二、小三”，目前所看到的有十来个版本，如《潜阳汪氏宗谱》载：“小三字皖轩，号绍华，乳讳小三，随父任客居安庆府，生二子：华一，为一本堂始祖；华二，为敦本堂始祖。”汪茂和教授整理的汪氏简谱：“小三：名受，貤封文林郎。见潜邑山奇水秀，遂由婺源大畈迁居潜山县东门，迹载邑志。生二子：强、宾。”显然有一方是错误的。桐城《张家嘴、封门塥》始祖满柱、觉渊和青阳《五溪汪氏宗谱》记载的青龙、白龙都认念二为先祖。

找不到怎么办？有的存疑，如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一支汪氏，始祖汪兴淑于元末明初“始自江南徵州府婺源县迁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居二年再迁孝邑郭下乡敦厚会石牛寨居住”，其祖父78世汪允生六子：监、钺、铭、镇、录、铨。汪兴淑为谁所生则不清楚。有的找不到则找近似的、相似的靠上去。这样一靠，自然出现了许多矛盾。如桐城《高林汪氏宗谱》，始祖名汪庙荣，于元末、明初（谱上说法自相矛盾）迁桐，清康熙时始修谱，未找到老谱上的名字，于是就找了一个名汪荣一的靠上去，推算汪荣一生活年代，应在南宋时，比汪庙荣早二百年之久。

清朝修谱出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姓氏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就是通过类似的修谱活动最终完成了全民族的大融合，所有中国人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成了炎、黄二帝的后代。这是继司马迁修《史记》进行的第一次民族大整合以来的第二民族大整合。

清朝是全国各姓修谱的最繁盛时期，全国所有姓氏、所有家族都有了自己的宗谱，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全国各姓氏修谱都有失真期，有的早，有的迟，但所有姓氏最大的失真期都是在清朝。汪姓也不例外。

我把在修谱过程中出现的胡乱攀祖现象称为“祖先认同现象”。所有姬姓汪氏都成为汪华和汪铁佛后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清朝有两次大移民，一是乾隆移民，一是咸丰移民，这两次移民，一部分迁出的族人还能回归修谱；而一部分迁出的族人另起炉灶重新修谱，如宿松县福一公支下一支族人于乾隆时迁陕西平西三阳镇，就从重新修谱，有道光十年三修谱存世；还有一部分族人一直没有修谱。这两次移民导致了不少宗族的分化。

家谱体例在清代得到充分发展。这个时期，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谱序、传记、著述、祠堂、家规、家训、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20多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记述，还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家谱不至中断，还规定了 “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家谱纂修更系统，更完善，价值更高。宋代以前，由于家谱主要起“奠世系，辨昭穆”、“别郡望，辨婚姻”，以及朝廷选拔官员的作用，因而家谱的内容比较单调，仅以记载家族成员为主。明清代家谱记事记人范围的扩大，也是对欧、苏体例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这就使家谱成了家族史或社会百科全书。这是修谱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这类族谱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不可低估，可惜后人没有加以很好地利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指出：“我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

2、民国修谱

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但百姓还是相对稳定，这一时期仍是修谱的高发期。

①续修谱。对清代谱进行续修，是民国时修谱的重要内容。如《旌德板桥汪三晖堂家乘》，民国十六年汪时鸿编修。

②补修谱。一是清时未能修谱的，这次予以补修。如汉阳汪氏，明初74世善庆五子自环溪先后迁至鄂西汉阳，因兵燹失谱，90世汪厚山于清末创修未酬，并请翰林学士李哲明序，民国37年由91世汪明恕成功。二是清时已经修谱，因移民未能与老家取得联系而失修的，这次进行补修。

③合修谱。这是清代修谱的新特色。汪姓人口经过明、清的发展，至民国时出现爆炸性增长，编修统宗谱困难多多，于是同一区域的本家有创意地走上了合修之路，如湖北红安民国三十六年由三支汪姓联宗续修；太湖县境内九支汪姓族人于民国九年创修《汪氏会谱》；民国三十二年汪兆翔、汪霖龙等合修的六州堂《武进汪氏统宗谱》，有二十三支之多；桐城汪氏也于抗战前准备共建总祠、合修会谱，因遭境内由叶姓为首的其他姓氏阴挠而作罢。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汪葆春还坚持重修了《汪氏统宗谱》。

抗时战争爆发至解放前夕困战乱和贫困很少有汪姓人修谱。

（六）汪氏宗谱的黑暗期——焚谱与藏谱

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意志、百姓观念的变化和文化水平的极端落后，人们普遍认为修谱是封建的东西，对于老谱多数人用于糊窗户、作手纸，有的卖掉。

特别是到了“文革”，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所有历史的遗留都作为所谓“封建”残留而毫无例外地遭到破坏，侥幸逃脱“四清”洗礼的历史文物在文革中大都荡然无存。汪氏宗谱同全国各姓宗谱一样遭到毁灭性地摧毁。

在这个人性极为扭曲，倡导“ 不破不立”，企图割裂历史的非常时期，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与潮流抗争的“保谱”故事。如桐城青草镇青峰村一汪姓村民看到自己宗族的家谱被“造反派”焚烧，竟奋不顾身地冲进大火抢出了两本谱头，因他家成份是顾农，比贫农还要穷，且一字不识，所以“造反派”们没有追究他。同镇钟楼村一汪姓老太，于文革时数年如一日，每天天未亮将本族三十余本宗谱背到菜地掩埋，晚上怕被盗，待天黑后又从菜地挖出背回家；1969年房屋被洪水冲塌，退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扒出宗谱，带领全家页页翻洒。青阳县杜村乡一汪姓村民汪吉祥利用自己是“造反派”司令的身份，事先将自家的谱埋进菜园坝，然后砸碎谱箱，烧一堆纸，宣告已提前焚谱，智骗“造反派”，使宗谱得以保全。潜山汪孟麒与汪孟金堂兄弟抢在红卫兵抄家前将老谱藏到夹壁缝和柴堆里，使老谱逃过浩劫。

正是这些敢冒天下大不违的贫民百姓作出了功在千秋的伟业，使我国的谱牒文化得以流传。当然，也有一些有见解的政府官员为家谱的保留作出了贡献，人民永远是记得的。所以，现在全国大多数家族还能找出一两套比较完整的家谱，为新时期修谱提供了依据。

（七）汪氏宗谱的复苏期——冲破禁区，走向兴盛

1、冲破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对宗谱的认识有所变化，我们汪姓少数族人在解冻初期，就敢于冲破禁锢，率先修谱。

如安徽省岳西县来榜镇汪东汉等汪姓人于1987年率先冲破禁区，开始该家族的第六次修谱。因当时政策和思想都还比较保守，大张旗鼓地公开修谱必然会若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决定把修家谱改名曰“修家誌”。因为当时正掀起修地方誌的热潮，“家誌”和“家谱”比起来，好象少了“封建的东西”，更具有“时代气息”，因此，诞生了进入新时期的第一部叫“家誌”的家谱。

同年湖北英山、罗田两县汪姓人勇越雷池，决定合修宗谱，延用“忠孝堂”名，于1988年修成忠孝堂《英罗汪氏宗谱》。因当时限制，错误较多，他们于2001年进行了第六次重修，同时又有新的宗支加入，于2005年修成。

1989年，鄂梅蔡山第十届续修汪氏宗谱成功。

实际上，那时修谱的压力是很大的。如潜山县同源堂族人，于1989年准备续写默谱，当时起草了一个决议，其中第二条云：“族众定严加保密，具事不得泄露，如泄露情因引起麻烦者，承担一切责任。”当时的压力，一方面来自政府，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官员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总把修谱等同于搞封建迷信，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甚至本世纪初，如2004年怀宁《古埂汪氏宗谱》七修启动，准备借用镇会议室，镇委书记就说：“政府会议室岂可借给‘谱办’开会搞迷信？”另一方面的压力在于民众自己，总是心有余悸，特别是工作人员基本不敢涉及修谱之事，我在2001年修谱时，还有好心的同事劝我不要参与其事。

2、由余悸到默认

进入90年代，汪姓修谱活动更加频繁。如1990年安徽越国堂编修了《汪氏家史》。（见《汪氏宗亲网》汪华后人《宁波四明大雷游记》贴）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汪海波于1994年给本家族第五次编修桐城《梅城汪氏宗谱》。他于1985年要求住在桐城的胞弟汪汉文找谱，当时没有找到，1992年自台北回到桐城新渡镇，找到浙江安吉良朋，可惜是残谱，回台后到家谱中心还未找到。1993年再次回桐未果。同年五月他委托人找到了家谱。十一月取到家谱送到台湾。年末他再次回国，奔波于桐城、芜湖等地，动员修谱，收集谱稿，直到翌年二月才返回台湾。于是年五月完成该谱大任公一支的编排工作。

台湾人员回国修谱对推动国内修谱有很大帮助。官员们认为不能干涉台湾人士的修谱活动，因为是统战工作的需要；百姓看到政府官员对台湾人士修谱持默认态度，也就放心起来。

1995年《南雄县汪氏家谱》修成，广东省地方史志学会理事、南雄地方志学会会长、副研究员魏家琼作后序。可见当时一些涉及史志方面的政府官员对修谱工作持赞成态度。

90年代末，修谱工作基本得到默认，地方官员基本不再干预。

实际上，国家早就对修谱持肯定态度，只是人们的思想被文革顽化，有后顾之忧。

3、走向兴盛。

迈入新时纪，汪氏修谱工作有了新的特点：

①修谱与联谊相互促进。如汉阳2005年成立“汪氏家族续谱工作室”，在完成修谱使命后适时转为汉阳汪氏宗亲联谊会，将单纯的修谱工作转化为综合性的联谊活动。

2008年以来，各地汪氏纷纷成立联谊会，对汪氏修谱也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各地汪氏成立的规模较大的联谊会有：08年北京汪氏宗亲联谊会、08年10月鄂豫皖周边越国堂宗亲会、08年9月汪氏（上海）联谊会（筹）、2009年1月合肥汪氏宗亲联谊会、09年3月广东及海外汪氏宗亲联谊会、江汉平原通谱联谊会、09年4月重庆宗亲会；其他联谊会如05年汉阳汪氏宗亲联谊会、08年太湖汪氏联谊会、09年汪氏（红安）联宗理事会、浙江大陈汪氏宗亲联谊会等。

②地域合谱成为发展趋势。如2003年金寨暨周边鄂豫皖地区实现了14支汪华后人的联合修谱，完成《越国堂汪氏同宗谱》。2009年安徽太湖全县暨周边地区27支汪氏族人联合修成《太湖会谱》。

③汪华文化研究会宗谱部的成立无疑为汪氏修谱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最终实现全国总谱的编纂提供了组织保证。目前宗谱部工作尚处于启动阶段，随着汪华文化研究会工作中心的转移，宗谱部会将编纂全国总谱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由汪氏修谱史不难看出，汪氏宗谱脉络清晰，总的世系真实可信。尽管清代以后在世系传承上出现了不少胡乱嫁接的现象，但总的来说，他们依然是姬姓汪的后人。

历代纂续宗谱名氏

周纪   嵩公，字子高，仕中大夫，居平阳，上表纂修谱牒。

汉纪   文和公，字君睦，仕龙骧将军、会稽令，居会稽，上表修谱。

晋纪   旭公，仕军司马、丹阳太守，封淮安侯，居会稽，上表修谱。

唐纪   华公，字英发，仕歙州刺史、上柱国、越国公，居登源，上表修谱。

       芬公，续修宗谱，自序。

       环公，礼公，遵公，极公，以上先达协芬公修谱，未详系出何派，姑记之，以俟后考。

       浚公，仕都指挥使，居歙慈姑，续修宗谱。

       道安公，仕兵马使、都虞侯，居慈姑。奉诏移镇婺源，遂居环珠。唐末扰乱，保障徽、饶士庶，世食其德，立庙武口崇祀。宋追封八字平阳王。尝修宗谱。

宋纪   梦贤公，名翔凤，字高梧，太学上舍，歙西笙桥人，编辑庆源谱。

       希确公，字端臣，贡元，下堠人，协修庆源谱。

       延之公，行十四，命子惟厚公等考核编续大畈谱。

       仔公，号鳙溪老人，续修大畈谱。

     思温公，字汝直，登进士，仕显谟阁学士，赠少傅，四明籍婺源人，修四明谱。四明，即今宁波府。

       大猷公，字仲嘉，登进士，仕敷文阁大学士，赠少师，谥庄靖，思温公之子，续修四明谱。

       应辰公，字圣锡，绍兴科状元，历仕端明殿学士、吏部尚书，谥文定，封开国侯，玉山籍婺源人，修愿公支谱。

       逵公，字季路，登进士，仕吏部尚书，赠少师，封开国子，应辰公之子，缵成愿公谱。

       庭桂公，字秋芳，号存耕，登进士，仕司户参军，大畈人，续修大畈支谱。

       光远公，字文明，号源塘，仕两浙运判，龙溪人，纂修龙溪溯本录。

       居安公，歙唐模人，修建公支谱。

       立信公，字诚甫，号紫源，登进士，历仕兵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赠少师，镇江籍大畈人。尝寄书与休西门昇公，欲修统谱，因驰驱王事未果。书见统谱。

       昇公，休西门人。

元纪

居安公，字容堂，仕学谕，大畈人；有闻公，字明子，号坦翁，居安亲侄；瑜公，号梅涧，浯村人；友彦公，号梦纹；志悦公；招孙公，大畈人；存心公，即悦心，大畈人；炎昶公，字懋远，号古逸民，大畈人；庄寿公，大畈人；德馨公，字伯卫，号菊坡，大畈人，庭桂公孙；宗臣公，字公辅，号紫岩，有闻公之子。以上先达，各续宗谱，时人称曰十一家谱。

节公，贡元；颐公，仕学谕；杞公，仕朝奉大夫；性公，仕修职郎；标公，仕南昌县尉。以上先达，同重续婺邑愿公支谱。

京公，仕知府，新建人，修新建谱。

斌公，字以质，号云坡，大畈人，续姓氏论。

松寿公，又名正心，仕学谕，休石田人，纂《渊源录》。

泽民公，字叔志，登进士，仕礼部尚书，谥文节，赠谯国郡公，修宣城谱，又与淳安族及陕西陇右王之孙会订谱。

庆公，号静斋，仕教谕，人称雄川先生，歙龙溪坦头人，修龙溪谱。

子修公，字伯长，至正进士，雄川亲侄，协辑支谱。师山郑公撰序，见师山文集。未付剞劂，子宗翊公克承先志，协亨公重为编纂。

周公，字子文，婺高路人，尝与吉水县宗人会订谱。

文燝公，进士；克明公；正昂公，仕儒学；与贤公，仕照磨，休西门人。以上先达，各修各谱。

德麟公，号屏山，德馨公弟；德钧公，号东湖；德本公，号海樵；德庆公，号见山；文彬公，号以质；延寿公，号云坡；天则公。

以上先达，婺大畈人，同修大畈谱。

明纪

叡公，字仲鲁，号蓉峰，仕左春坊，纂修《汪氏家乘》。统谱自此始。

泽公，仕都尉、府知印，叡公之子；潜公，仕三江盐大使；文枢公；沔公。以上先达，婺东浯村人，同叡公编辑《汪氏家乘》。载郡志。

云龙公，号秋潭，岩镇人，修岩镇谱。

亨公，字仲远，号荆川，歙龙溪坦头人。纂《追远集》，春坊公撰序，见春坊文集。

宗翊公，字德芳，举孝廉，坦头人，缵承父志，襄亨公修辑。

宗贵公，名承礼，字爵一，七品散官，坦头人，襄亨公修辑。

回公，字思本，仕刑部员外郎，休邑万安街人，重修《统宗谱》。

菊新公，字希渊，大畈人，编辑《汪氏蒙求谱》。后义泉公重纂续。

奎公，字文灿，号炯轩，成化进士，仕巡抚，婺东浯村人，叡公四世孙，重修《统宗家乘》。刊梓自此始，今名正德奎公谱。

恒义公，字元清，号遗安叟，歙坦头人。同奎公修《家乘》，尚书胡公富撰序。有奎公赠元清公像赞，见《新安文献志》。

天时公，字廷运，恒义公堂侄，同奎公修《家乘》。

进公，又名煟，字希颜，号止斋，登天顺进士，仕布政使，大畈人；舜民公，字从仁，号静轩，登成化进士，仕巡抚，大畈人；坚公，字守贞，登成化进士，仕大理寺丞，大畈人；俨公，字仲温，成化举人，以子鋐贵赠吏部尚书，大畈人；玺公，字廷信，成化举人，以子玄锡贵赠户部左侍郎，大畈人；星公，字应明，成化举人，仕户部员外郎，大畈人；嵩公，字季高，成化举人，仕同知，大畈人。以上七公，会六邑之宗，以大学士李文正公制谱序，刻意统修，以驰驱王事未遑。遂将草绪谱稿传于后俊。

时亨公，字希泰，号义泉，大畈人，增订《蒙求》。

玄锡公，字天启，登正德进士，历仕户部尚书，大畈人，编《足征录》。

尚和公，休西门人，同编《足征录》。   循公，登进士，京兆人，开国公支，同编《足征录》。

鋐公，字宣之，号诚斋，登弘治进士，历仕吏部尚书，赠少师，谥荣和公，大畈人。欲修天下之宗谱，有志未逮。

椿公，字仲龄，号颐斋，唐模人，修辑《流芳集》。

思公，字得之，登正德进士，历仕布政参议，大畈人。

麟公，字应孔，袭封都指挥使，陕西巩昌人，越国公达公之后；

俊公，字抑之，号石潭，登弘治乡会两元，历仕礼部尚书，赠少保，谥文庄，弋阳人；

伟公，字器之，号双溪，登弘治进士，历仕左侍郎，弋阳人；

佃公，字有之，号东麓，弘治解元，正德进士，仕翰林院编修，弋阳人；

文盛公，仕侍郎，湖广人；      宗元公，仕侍郎，湖广人；

珊公，仕侍郎，池阳人；        景清公，处士，休西门人。

以上先达，或通会，或通书，各汇谱稿，咸以为统宗之地。因驰驱王事，有志未逮。后通府湘、县尹鸿儒、中翰云程诸公缵先世之遗绪，遂作统谱两部，竣梓颁行：一为十二支湘公谱，一为二十八宿正脉谱。

乾隆朝纂续宗谱名氏

湘公，字可湘，号南渠，嘉靖举人，仕通判，大畈人。纂修十二支编次之《统谱》，成于隆庆四年。

鸿儒公，字为之，号麓冈，嘉靖经魁，仕知县；长卿公，玄锡公之子，字子仁，号见东，太学生；嘉宾公，字守敬，号思舟，邑庠生，休西门人，作《统谱十二原》；士贤公，字进可，号三潭，礼部儒士；同文公，字国书，号心印；隆公，字汝际，号容源，邑庠生；铻公，字成之，号惕斋，侯门教读。以上七公，大畈人，协湘公修辑十二支编次之《统谱》。

云程公，字子登，吏部荣和公之子，荫中书舍人，大畈人。纂续二十八宿编次之《正脉谱》，竣于隆庆六年。

潘公，典仪；象贤公，庠生；涵公；纶公；良训公，庠生。以上五公，大畈人，协云程公修辑二十八宿编次之《正脉谱》。

仪凤公，字子韶，号思庵，信行人，修信行支谱。

泓公，仕知府，新建人，重修俊公下新建支谱。

世隆公，字惟昇，号石田，歙龙溪人。倡修龙溪《正宗谱》，尚书胡公松、中宪洪公垣撰序，隆庆三年告竣。与湘公《十二支》、云程公之《正脉》同时编辑。

本爵公，字廷卿，号印石；伯和公，字鸣鸾，号瑞斋；伯周公，字德之，号朴斋；伯余公，字德懋，号石潭；文考公；永岩公；槐公；天赐公，号后山；天珦公，号昆山；显光公。以上先达，歙龙溪人，协辑《正宗谱》。

道昆公，字伯玉，号南溟。登嘉靖进士。仕兵部左侍郎，赐一品服，尚方剑，巡视九边。松明山人。修建公下承满、承可、承吉、承绪四房支系，名曰《十六族谱》。查建公二十七承字，今仅修四承，尚遗二十三承未录。

志祥公，字心所，歙枫树岭人。修建公谱，乡大中丞江公东之撰序。

士贤公，行实见前。万历初年，编辑族原，旋嫌太简，梓行复止，增以祖像、墓图，补载遗派，名其谱曰《纂要》。惜赍志以殁，未付剞劂。国朝乾隆乙未，歙坦头族与士贤公同出中元公支，缵承其志，付梓以传。

应蛟公，字翔之，号登原。万历进士。仕户部尚书，赠太傅，谥清简。婺段莘人。尝与中宪公得时公、廉宪尚谊公刻意会修统谱，惜赍志以殁。子元兆公，克成先志，于崇祯三年会集畈族士芳公纂修，以千字文位列上中下等二十字编次，于崇祯未竣工，今名曰崇祯谱。

得时公，字养中，万历举人，仕知府；尚谊公，字宜言，万历进士，仕按察使。以上二公与应蛟公刻意会修统谱，方就绪而应蛟公殁世，时、谊二公亦因年迈遂罢此议。

士芳公，天启甲子举人；文伟公，仕同知；允登公，仕苑马寺；尚和公，仕经历；可遇公，仕训导；元兆公，字本中，崇祯进士，仕平湖县；绍志公，仕都司；元泰公，仕都督府都事；宾贤公，仕经历；可献公，仕教谕；元孝公，仕教授；大震公，仕经历；光庭公，邑庠生；国柱公，太学生；元济公，郡庠生；见登公，郡庠生；蛟升公，邑庠生；新鸣公，郡庠生；其贤公，邑庠生；家騄公，邑庠生；兆元公，邑庠生；士立公，邑庠生；待济公，郡庠生；禹臣公，邑庠生；士超公，郡庠生；宗洙公，邑庠生；秉晋公，邑庠生；腾声公，邑庠生；来仪公，邑庠生；惟弦公，邑庠生；当泰公，邑庠生；其亨公，邑庠生；述古公；有松公；尔鹏公；巨贤公；鸣晓公；举卿公；士庸公；四民公；继益公。以上先达，大畈人，惟元兆公段莘尚书应蛟公子，俱襄士芳公修辑千字文编次之《统宗谱》。业经梓竣，奈值改革，未及刷行，仅得红样数部传世。

附会同校订人名：应元公，万历丙辰科会元，任巡按，新安卫籍大畈人；元标公，同科进士，任吏部文选司，歙坦头人；若极公，癸丑进士，任监察御史，旌德人；元功公，乙未进士，任兵备道，歙丛睦坊人；始亨公，己未进士，任给事中，襄阳人；桂公，壬戌进士，任行人司；游龙公，辛未进士，任知县，怀宁籍大畈人；国士公，辛未进士，任知县，桐城籍大畈人；惟效公，辛未进士，任推官，祁门查湾人；运光公，辛未进士，歙丛睦坊人；文伟公，举人，任同知，婺大畈人；季舒公，戊午举人，歙丛睦坊人；宗友公，乙卯举人，休洪坊人；元兆公，甲戌进士，仕知县；士芳公，天启甲子举人；先登公，邑庠生，黄陂人；康运公，丁卯举人，歙松明山人；邦求公，监生，婺乐平人；可遇公，贡士，仕训导，大畈人；有澜公，恩贡，黟黄陂人；尚和公，监生，仕经历，大畈人；义臣公，监生，丛睦坊人；元臣公，监生，丛睦坊人；能振公，监生，歙信行人；得昌公，监生，歙稠墅人；肇岐公，监生，休西门人；子德公，监生，歙潜口人；成章公，监生，潜口人；承宗公，邑庠生，休西门人；懋学公，中书，休西门人；自新公，邑庠生，休西门人；当泰公，邑庠生，大畈人；其贤公，邑庠生，大畈人；士超公，郡庠生，大畈人；玄庆公，邑庠生，大畈人；懋莘公，邑庠生，大畈人；元荐公，邑庠生，祈朴墅人；溶公，邑庠生，祈朴墅人；武扬公，邑庠生，黄陂人；有涛公，邑庠生，黄陂人；会昌公，邑庠生，黄陂人；伯俊公，见任歙县，潜山籍大畈人。以上先达会同校阅订正。

祖逖公，名正蒙，字圣公；祖尹公，字维任；应辰公，字守枢；秉智公，字惟精；秉印公，字君章；秉环公，字环中；应枢公，改名元标，字承景，号和邱，丙辰进士，任吏部文选司，寻晋福宁藩臬。以上先达，歙龙溪人，编辑本支分迁等族系图，诣婺会修崇祯宗谱。

逢年，字力先，休西门人，修西门支谱。

国朝

学泰公，字如周，歙龙溪人。康熙壬戌，编续龙溪谱，绘画祖像、墓图，稽考分迁，汇集成稿。赍志以殁，未梓。

钟斗公，字北初，号素庵，贡士，仕教谕，新建人。康熙丁丑，续辑新建支谱。

怀绶公，字文彬，岁贡，仕训导，休邑洪方人。康熙辛巳，编辑《传知录》，增订《汪氏蒙求》，行世。

祖琳公，字盛礼，仕知州，孙村人。乾隆甲午，校正新建谱。

龙书公，邑庠生，字子湘，号静溪，孙村人，同校正新建谱。

志琦公，仕教谕，歙西溪人，修西溪谱。

宏佈公，字敷政，号龙川，歙龙溪人。乾隆甲戌，倡修婺邑司空惟德公分迁等族宗谱，太守何公达善、乡大中丞胡公宝瑔撰序，谱名《龙川》。载邑志。

宏桂公，字庭芳，号小山，国学生；宏希公，字有光，号西溪，国学生；宏铨公，字士衡；承淏公，字清源，号钟山；宏表公，字如衷；承昌公，字骏生；承旻公，字上庸，号海峰；士攀公，字蟾一，号梅亭，国学生；士宸公，字圣涖，号虚舟，国学生。以上人名，同为（龙川谱）纂辑厘订董梓。

兆谟，字开周，修礼生，梧村人。编辑处忠公下谱稿，未付剞劂。其后廷洽等续修梓行。

廷洽，字汝和，梧村人。乾隆壬辰，续编付梓，太守戴公知诚、乡大冢宰程公景伊撰序，名《世守谱》。

国排，字慎思，梧村人；长培，字鹏南，国学生，歙清流人；坤，字以载，国学生，长培堂弟；度，字左仪，邑庠生，坤之子，壬辰年同登源修处忠公支下谱。

增订汪氏宗谱纂要名氏

原纂谱稿（万历庚辰）

士贤，字进四，号三潭，礼部儒士，婺东大畈人。

同文，字国书，号心印，大畈人。

重编续梓（乾隆乙未）重编总纂

宏佈，字敷政，号龙川，歙东龙溪人。

重模图像

宏桂，字庭芳，号小山，国学生，龙溪人。

重编系图

登涌，又名熙，字灏亭，内阁供事，枫树岭人。建祺，字惟吉，龙溪人。浚，讳承瑛，字廷璧，邑庠生，龙溪人。

参考订正

象坤，讳承相，字干臣，号倚南，邑庠生，龙溪人。嘉諘，考讳文杰，字酉庄，龙溪人。

清誊谱稿

光珵，字献廷，龙溪人。

校阅红谱

宏希，字有光，号西溪，国学生，龙溪人。沛然，讳承綍，字纶如，号雨亭，邑庠生，龙溪人。明邦，考讳腾蛟，字景舒，龙溪人。嘉诰，考讳梦兰，字在三，龙溪人。应鸾，讳嘉训，字庭礼，邑庠生，龙溪人。征祚，字晋侯，国学生，龙溪人。

襄    成

承陶，字舜治，龙溪人。承辉，字焕文，龙溪人。士柱，字擎一，龙溪人。

从    事

宏慨，字义臣，龙溪人。邦继，字绍周，龙溪人。宏煌，字文辉，龙溪人。邦典，字景尧，龙溪人。昇宇，字寰中，龙溪人。承福，字笃周，龙溪人。承镐，字肇周，龙溪人。承桢，字惟周，龙溪人。士攀，字蟾一，国学生，龙溪人。士宸，字圣莅，国学生，龙溪人。明万，字汝豊，龙溪人。善性，字秉良，龙溪人。

会    订

梦旂，字观鲁，号东堂，乾隆戊子经魁，授咸安宫教习，爽公支龙溪人。钢，字永坚，号钝斋，乾隆甲午经魁，爽公支大畈人。度，字左仪，邑庠生，俊公支歙北清流人。

捜载历代修谱名氏后记

史载历朝兴废，谱纪百世源流。史不修，则无以考其实；谱不续，则无以统其宗。如我汪氏，纂续宗谱，代有名贤，指不胜屈。惜历年久，遭兵燹朽蠹，残缺不全者，什有八九。以故子姓寡闻少见，即或家有所藏，不过前明隆庆间湘公与云程公所修两谱耳；而从前纂辑诸谱与谱之修于某氏者，亦曾见及焉否耶？呜呼！谱牒之修也，上以承前，下以启后。今历修之谱与历修之人，同辙而忘，杳然罕觏于世，则近今所修辑，至数传而后有不如今之视昔者，又安能免欤？佈深有感于斯，故不惮艰辛，不辞跋渉，遍访六邑诸宗，远搜博载，汇集广传，俾后之览者，虽未得睹其谱，而见此修谱名氏，咸知源流相接，支有万而本则一。其于历代纂修之意，未必无少补也。于是乎记。

时皇清乾隆乙未年癸未月乙未日，爽公下大畈輗公支歙东龙溪族八十六世孙宏佈百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