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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2-01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曹红蓓
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十年不修谱就是不孝。如果按着祖上所言，今日有相当多的人是不孝后人。
好在，民间还有人在默默修谱。他们在寻找祖上的记忆，在续写家族的繁衍史。
然而，随着城市化这一不能阻挡的势力横扫中国，随着地区间和人群间的不均衡发展，我们的家族中人为了争取不同的生存资料，注定要各自奔散。
家族意识将越来越淡。如是，重修家谱，虽然重新勾起了人们对传统中国家族的美好记忆，但，面对渐去渐远的亲人的背影，我们无能挽留。
认祖归宗的家族冲动
当地的800户常姓家族，开门迎入了300多年来第一个从关外回乡的族人
看着堂兄把谱单包裹从箱子底请出来，小心翼翼地拂净灰尘，常怀德按捺不住地兴奋。他把包裹揽在怀里，一层一层揭开褪色的绸布，尘封半个世纪的常家老谱就在眼前了。
等他喜滋滋地展开，却立时愣住：原来写在毛头纸上的老谱，因为折痕太重，纸质已变得干脆无比。一边展开，一边跟着一块一块地断裂。眼睁睁地看着写有祖宗名讳的家谱碎成一地，常怀德长吁不已。
为了忘却的纪念
常怀德现年73岁，辽宁省鞍山市工商管理局退休干部。1990年，58岁的常怀德送父亲的骨灰回老家辽阳县上麻屯乡稠树林子村安葬。在村里，见到久无往来的族人乡老，已届退休年龄的常怀德萌生了怀旧之情。近年来，常氏族人四处迁徙后，互不往来；而一旦常怀德们这一代人辞世后，这个家族的历史便再难接续。谈到这些时，大家突然有了重修家谱的想法。常怀德被推举为家谱主笔。
常怀德首先开始寻访家族的老谱。文革时，烧的烧卖的卖，老谱难寻。一听说哪家有谱，有更老的谱，他就立即赶了去，一刻不敢耽误。
辽阳一带的很多人，都是清顺治年间从山东迁徙而来。常怀德对“山东是常家的祖籍”这一点深信不疑。直到找到那张150年前的老谱单后，才查明了自家的祖籍。只见围绕谱单的上缘边角有一行蝇头小字，写明：辽阳常家先祖，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由山西省汾阳（现为市）某村迁来。为了找这张谱，他花了四年时间。
常怀德大喜，他按照谱单上的地址往山西省汾阳市寄信，寄了好几次，全被退了回来，理由是查无此地。常怀德不甘心，他往汾阳工商局、汾阳市志办、市政府办公厅等部门挂电话，每隔月余就挂一次，请他们协助查找，1994年发现老谱单，到1996年时，重修的家谱初稿已基本完成，而汾阳寻根一事，仍无进展。
又隔二年，一天，常怀德把电话打到汾阳市政府办公厅，报上姓名，接听电话的年轻女子马上回应：“您就是鞍山那找老家的吧。”在她的协助下，常找到民政局局长，又通过民政局查到了地名变迁后的常家现址。
1998年4月，66岁的常怀德踏上问祖之路。在山西汾阳市冀村镇仁岩村，当地的800户老常家，开门迎入了300多年来第一个从关外回乡的族人。
在汾阳住了一个多月，常怀德沉浸在眩晕般的幸福感受中。回到鞍山后不久，从汾阳传来的消息称他们也要仿效辽阳，开始修谱。
2001年，加入了汾阳内容、常姓起源、迁徙考证、当代族人录，长达20余万字的《常氏宗谱-辽阳一脉》正式出版，遂为辽宁档案馆、山西社科院家谱中心、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全国20余家文化单位收藏。是年，常怀德率辽阳族人举行了始祖迁居关东350周年祭暨颁谱仪式。他们立碑、修墓、杀猪，还请了东北二人转，好不盛大。
2003年，常怀德收到山西省榆次市东阳镇常家大院整饬一新后制作的风光光盘，同属一宗的榆次、汾阳、辽阳三地常家预备连谱。
2004年，鞍山当地媒体登载了常怀德修谱的消息，又有常氏族人看报后给他送来了200年前的旧谱。73岁的常怀德已开始在此基础上继续往前续书。
寻根问祖的最好依据
在一次次社会动荡和变革中，一个个家族劳燕分飞。而很多年后，家谱成了这个家族重新认祖归宗的重要依据，以及他们对自己祖先的珍贵纪念。
鞍山地区现约有一半的住户，是顺治八年从关内的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移民而来的，修谱逐渐成为许多鞍山人的自觉行为。2004年，鞍山成立了东北地区第一家民间谱牒研究中心，一年就举行了三次家谱展览。“十一”长假期间，每天上百人来参观公开展出的100多部近年新修的家谱。很多人是全家一起来，观摩、咨询修谱的体例知识。七天中，常怀德天天到场，充当义务讲解员。
在热心重修家谱的最初一批鞍山人中，有许多是与常怀德一样的离退休干部。现年75岁的侯鹏霄离休前曾任鞍山铁西区党校校长，他的修撰家谱之路历经了18年。
1987年，侯鹏霄的台湾堂侄、一位原国民党陆军高级将领回乡省亲，委托侯鹏霄寻找失散各地的族人。这位堂侄写得一手好书法，最后，新修《侯氏家谱》的书名就是由他题写的。
18年中，侯鹏霄四修家谱：1988年，钢板手刻的第一部家谱问世，印了15本；1992年，第二部油印的家谱出了70本；1998年，第三部出了130页，印行200本；2004年出版的第四部印300本。在参考包括常怀德的《常氏宗谱》在内的多部新修家谱的基础上，扩充至50多万字，入图600多幅。侯鹏霄自掏腰包一万元，台湾四支族人捐助一万元。
在这版家谱中，侯鹏霄竭尽全力搜罗到顺治八年从山东到鞍山的侯氏始迁祖的后人中的十分之一。借由报章报道，又联系到不少当初由鞍山迁往吉林和黑龙江的侯氏后人。侯鹏霄本人也成为当地修谱专家，目前除了续写自家族谱外，还同时义务担任四个其他家族的修谱顾问。
耄耋之年的才振兴，原是鞍钢下属一工厂的工会主席。开始重修家谱前，他只知鞍山才氏由河北昌黎县迁来，是为避族诛之祸而迁往河北的明代帝师方孝儒的后代。修谱期间，才振兴数次前往河北等地考察，找到不少依据，但仍嫌不够。
清查世系时，每敲门到一处不相识的族人，常常会吃闭门羹，然而才振兴并不计较。自己族人跟方孝儒的隐秘联系，使才振兴在艰苦的修谱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和布道的情怀。许多原先对修谱并不理解的族人，看了他新编的《瓦子沟才氏家谱》后，送来整筐的鸡蛋表示敬意。
家族意识的民间觉醒
重新觉醒是因为曾经丧失；家谱传统在中国被非理性斩断后，很难重新接续当年的美好
鞍山谱事远非孤例。2004年秋起，在江苏镇江市图书馆，原先冷冷清清的家谱查阅业务悄然升温。查阅者中，除少数家谱文化研究者外，大多数市民都是奔着为编修家谱寻找资料而来。
大陆现存旧谱大多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编修，至今已有七八十年历史。按照人类繁衍规律，一般三十年左右为一代，因此家谱每隔三十年左右续修一次比较合理。
目前，大陆的家谱编修已中断了二至三代。随着近年各地的重修行为逐渐由地下转至地上，家谱这根旧线的衔续也在人们眼前越来越生动地展开。
由上海图书馆牵头、全球22个编委会协力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于2000年立项，成书后将集存世中国家谱之大成。据了解，该书眼下已完成征集工作。此次共征到家谱目录61000份，其中近年新谱约占一半。收集到的新谱数量，从地域上来说，以淮河以南地区为主，其中江西、湖南最多，北方以山东为多。
民间修谱呼之欲出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一些地区就开始出现零星的新修家谱。当时的新修家谱处于地下状态，很多掩藏在地方志的名目之下。80年代的新谱，以江西为代表，主要发源自地理上比较封闭，且明清以来宗族文化发达的地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杭认为，这种为接续传统而发生的只有内因驱动的复兴，因为没有经济力量的支撑很快失去了后劲。
90年代初，继之而起的是浙江温州、珠江三角洲、福建闽南等一些经济非常活跃，与海外交往非常密切的地区。新的经济力量和外来资金的介入，使原有的家族传统被激活。在一些地区，吸引海外华人寻根甚至被作为招商引资的捷径。
90年代中后期，农村中的行政管理关系进一步变化，对新修家谱，政府采取不鼓励，不干预，以不发生械斗为前提的“鸵鸟”政策。各地的修谱，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高调行进，近两年渐趋发展态势。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认为民间修谱的基本条件是：族中要有读书识字的文化人充当编纂之职；有热心人主持筹措；有一定的资产经费；有相对安定的环境。总之，在适当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佐以经济支持，修谱就自然发生了。
修谱之举是先从民间自发兴起的，而学术机构、收藏机构的介入，在不自觉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浙江图书馆研究员袁逸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新谱整体的编修水平有些微词，但其对旧谱的偏好，在客观上给民间重修家谱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新家谱的传统变异
在传统的世系以外，如今编修的家谱中采取了不少新做法、增添了很多新内容。一是女性入谱；二是加入了一些研究性和人性化的内容，如姓氏探源、先祖传说，以及“感悟留言”、“艺文书画”，有的还列入族人获得的各种证书等。
但，“新修的精装家谱大都被电脑毁了。”有学者认为，南方一些地区的新谱匠，修出了很多大同小异质量很次的新谱。真正汉语知识扎实的文化人没有了，在家谱最重要的文献——序言中，人们看到的是半通不通的文言文。在史料价值方面，旧谱中有不少大家名谱，现在多是自说自话。
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在以前都是供在祠堂里，不示外人的。而现在不仅为公共图书馆收藏、供公众阅览，有的地方还进行公开展览。家谱的实际功能乃至性质，都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
除了足够的文化资源和经济支撑，方便的信息手段也是近年家谱重修之风日盛的重要原因。
颁谱仪式是家谱修制的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而目前重修的家谱，很多是在非聚居状态下产生的，多半只能通过邮寄颁谱，或举行半调子的颁谱仪式。钱杭认为这样的家谱只具有文化意义，没有实在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修谱的人中，为数不少者有修姓氏谱的野心。他们把修姓氏谱看成是自己向祖先的一个交代，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有一种真正的使命感。
同一姓氏的连谱以及不同姓氏的连宗，是以血缘寻求地缘联系的表现，在最初产生时往往具有明确的经济或政治目的。钱杭认为，今天这种情况在一些地区还有所反映，如温州，连宗的情况非常活跃。而更多情况下，它的实际意义已基本让位于文化意义。修谱的其他衍生现象还有异姓连宗，如以唐宋八大家为名号的连宗，以刘关张为名号的连宗等，学界认为，这些行为既是宗族文化的自然延伸，又是对现代股份公司制度的模仿。
家谱的中国命运
在中国，家谱信息记录和家谱的修纂起源于皇室资料，后发展为保存、记录贵族、官僚等统治精英们的世系，最后演变成为社会各等级服务的私人修纂行为。
从最早只列出父子辈分的世系表，到记录家族成员的出生、死亡日期的家族世系，直至拥有复杂的家族信息的族谱，包括前言、族规、世系表和传记内容，家谱的内容和体例在不断发展。
从宋至20世纪，私纂家谱已成为中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家谱有南北之分。淮河以南地区少战乱，长期定居多，宗族关系比较清楚。明清以来，南方家谱日盛。含有序、皇帝诰封、赠诗、题词等，内容丰富。相对而言，北方家谱层次比较单调。
1949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修谱活动处于停滞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过一些零星的修谱之举，很快被打压下去。然而作为一种古籍，家谱在民间有巨大的生命力，历经土改、四清、文革“三烧”，仍有大量存世。
20世纪80年代后，修家谱活动在全国重新出现。90年代中后期至今，修谱之风开始普及和盛行。
“没谱”一代的寻根诉求
家谱的本质仍是生命之链的接续。只有家谱，能够让最卑微的草民得以在文献记载的历史中，留下曾经生存的印记
“奶奶从柜头上请下谱匣子，实在舍不得劈了它，便踮着小脚，把它拖到灶台边，一页一页撕，一本一本撕。”“这是唐朝先祖兵部尚书造像；这是从徽州迁来庐州的世系表……那一顿稀饭，熬得特别浓；那次烧谱，印象特别深。”文革期间，和奶奶一起烧《戴氏宗谱》的情形，时至今日深印在安徽人戴健的脑海中。
鞍山侯鹏霄在最初开始修谱时，曾找过家族中最有文化的两人，但被拒绝了。这两人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不干，一出事戴啥帽子都跑不了！”
现代修谱人中，以离退休干部、中学教师最多。这些人多半是小知识分子出身，文革时正值壮年，政治上多少受过一定冲击，属于批斗时陪绑的一群。在他们对家谱的热忱中，能够清晰看到对过去时代的反思。
“从没见过面的宗亲，偶尔打过电话来，能说上一个小时。”他们觉得，无论多远的亲，总比同事要亲。跟宗亲说话没有什么忌讳回避，不像跟同事说话还要留有余地。“一次次运动对同志信任的伤害太大了！”
除却信任危机，很多修谱的人把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归因于人们的数典忘祖。他们发现，实际上家谱中的家训，在教化族人守法、敬老爱幼、敦厚和睦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谱烧了，家训断了，社会风气也坏了。”在一些修谱人看来，传统的突然断裂所造成的巨痛，现在才在自己身上慢慢回过味来。
“文革中的壮年人已经变成了老年人，他们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在宽松的政策、方便的外联和可得的经费的情况下，完成家族文化复兴的使命。这是老一辈的悲哀，也是他们边缘化的象征。”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说。
这种传统断裂带来的恐慌感觉，同样在农村体现出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唐军在山西做调查时发现，在一个以郭姓为主的不大的村子里，几条街以外的人们都不认识了。那里的乡土社会不再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城市化。正在主持修谱的郭氏族人认为，村里现在称谓混乱，长幼失序，修谱势在必行。
在温州、江西南部等地，还存在着家族聚居的基本形态，“他们守着一块乡土还没有动，家族对他们还有实际意义。”梁洪生说。在这中间，发起修谱、执行修谱和卷入修谱的情况很不相同。
地方上在举行颁谱仪式时，动辄以十辆大卡车招摇过市，请唱三天大戏。对族中“有头有脸”者来说，家谱是一种可供炫耀的文化资源，而颁谱仪式是家族力量的集中展示。另一些贫穷的族人，拿出修谱所需的10块、20块人头费都并不轻松，修谱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意味着打架时能多个人手，做工时能多条门路。
“我们不能一方面承认农民的自主，另一方面又不承认他们的意识需求。”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杭说。
寻根是人的本能，有移民背景的人群，自然会有追求永续修谱的倾向。因此，海外华人是近年大陆修谱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钱杭认为，归根结底，家谱的本质仍是生命之链的接续。只有家谱，能够让最卑微的草民得以在文献记载的历史中，留下曾经生存的印记。即使在城市里，虽然人们有更自我的表达方式，但在繁忙的凡俗事务中无暇顾及的宗族情感，仍然深藏心中，随时可能在恰当的时间一触即发。
家谱并不能重振家族
面对日渐城市化的现实，家族的观念只会越来越淡薄和泛化
2003年，梁传岷第一次来到南昌世侄梁洪生的家。4月的天气，梁传岷还穿着棉衣。为了修谱他已经走了一冬，身上卸下的由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宗亲赠送的谱牒资料，足有40斤重。
“再过半个世纪，如此有使命感的老人还有吗？真正把修谱当作自己事业在做的人还有吗？”梁洪生担心这次修谱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件事。
家谱遭遇城市壁垒
一些地方修谱人的做法，似乎在瓦解梁的担心。鞍山的常怀德在谱成之后，成立了常氏宗亲联谊会，共吸纳71名委员，19名常委。联谊会定好了下一次修谱的编写班底。一名现年30多岁的族人，被指定负责在30年后主持下一次修谱。除此之外，宗亲会还预备建立族史馆，联络乡村政府，资助家族中特困小孩读书，并调解族人纠纷等。常怀德的做法为鞍山的修谱人普遍采用，他们对永续修谱有着十足的信心。
然而在历史学者钱杭的眼里，现在就确定好下一届家谱的编写班底的做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认为，三五十年后的事情，只能由那时的时代做出选择，与现在是否指定人员，并无直接关系。
钱杭指出，在中国，家谱还会碰到真正的城市壁垒。一方面，大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和忙碌的生存状态不支持这样的传统，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空间，可能是家族文化在大城市发展的一个瓶颈。迄今为止，在我国，宗亲组织不能作为合法民间法人社团登记。而一些国家都有许多宗亲社团，比如在新加坡，就有630多个宗亲会形式的法人社团。
当鞍山的家谱爱好者委托鞍山市图书馆申请注册协会时，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表示不可理解。从2002年10月提起申请，到2004年3月正式成立，民政部门组织召开了两次专家论证会，来讨论这一民间组织的适当性。最后，组织由家谱协会，改名为现在的谱牒文化研究会，才得以批准成立。
家族泛化后的自由组合
家族群体的生长可以充分地满足其成员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等本体性的需求，这无疑赋予了其成员的群体生活以积极的意义。随着家谱的复兴，在乡土社会中，家族文化以民俗节日的联欢、祭祖、上坟、修祖庙、演戏剧，以及同姓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等形式逐渐恢复起来。
与此同时，在大城市中，同姓俱乐部以另外一种新鲜的姿态演绎着别样的家族文化。
2001年，罗弗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言称自己也姓罗，邀请她参加罗氏宗亲会的联谊活动。罗弗觉得这事有点玄，所以第一次活动就没去。第二次又受到邀请，罗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结果感觉非常好，她庆幸自己发现了同事同学老乡以外的另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没有的是功利因素、利害关系，有的是人员进出的变化，以及从毫不搭界的各个行业带来的独特经验。
宗亲会像个大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像朋友。其中固定的成员大致有十二、三位，都是老家在外地的北京居民，绝大多数已成家。他们大都具有硕士学历，大部分来自民营企业，并有自己创业的经历。对年纪较轻的罗弗来说，宗亲会里的兄姐，都是成功人士，每每跟他们交谈，收获颇丰。他们也有意识地发展会员，但在人员上有选择性，不是有姓无类。每有新人加入，介绍罗氏起源便是保留节目。
宗亲会一到两个月抽一个周末时间搞活动，实行AA制。有时组织野餐、钓鱼等户外活动，有时是读书、观影等室内活动。一次大家一起去看了电影《冷山》，在随后的聚餐中，就讨论到人性问题。
宗亲会还出资扶助了一个贫困女孩完成学业。原本他们是想赞助一个姓罗的女孩，但罗弗去青基会交钱的当天，刚好罗姓女孩被别人认捐了。他们商量后认为，只要有心，并不需要非得姓罗的，于是就捐助了别的孩子。
家族力量越来越小
事实上，1949年以后，中国传统的家族组织在经历了3000余年的发展之后已基本湮灭于无形。
作为家族符号的家谱，现今它的复兴，是否意味着沉寂多年的家族势力又有复兴的可能？
钱杭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家谱是宗族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宗”可以因血缘世系而客观存在，但“族”就不存在了，因为家族完全聚居的形态没有了。城市的分散居住，是对宗族最致命的瓦解。
唐军分析了人口政策的作用，多年计划生育的结果，使家族网络越来越小，对个体来说，社会关系网会成为更加实用的社会资源。
唐军在以山西某村为例考察家族势力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时发现，1949～1979年都曾顽强存在并生长的血亲力量，在当下更加宽松的制度空间下，却处于不作为状态。
“这或许反映出人们现代性意识的增强。”唐军认为，在以家谱为代表的所谓宗族文化的复苏中，功利性需求减少，精神需求增加。
钱杭也认可这一推论，他说：“整个社会发展清晰地显示出以地缘取代血缘的历史趋势。”他经常提示他的热心于修谱的农民朋友们，在家族文化的重建上，应以不去干预社会公共事务进程为度。“事实上，有些地方的家族文化和经济行为也在自觉地保持一定距离，”钱杭说：“家谱复兴的是家族的自觉意识，而不是家族本身。对此，我们要正视它，给它客观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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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9 13:4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