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建:文学的良心

亮翁

汪建 1960年生，16岁从戎。天性浪漫却一直从事经济、管理等工作，几十年的岁月磨掉的是幻想，磨不掉的是情感。编过报纸，出版有散文集《雨来江南春正好》、《汪建杂文随笔》、诗集《槐树花》。业余与朋友一道侍弄文学季刊《三江潮》。现为市中区作家协会主席。

　　
　

　　小时喜爱侍弄文章，只是想堆砌华丽词藻表述所见所闻以博大人的赞赏而满足比同龄人聪明的虚荣心。长到十四五岁,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红岩》、《闪闪的红星》，又被英雄情结所迷惑，立志要学顶天立地的人物，特别是《红岩》使之产生了要做文学的理想。于是在父母晚上学习、弟弟入睡等候给他们开门的时间里，《成语词典》成了我排遣时光的最好读物。就这样读读写写，直到服役，直到退伍，直到成家为人夫、为人父都没有间断。当时把发表文章看作是向文学攀登的台阶，就这么走呵、走呵，志向在现实中被磨损，生活在琐碎中进行，那种“上马能杀狂徒，下马能草军书”的英雄情结在逐渐淡化。但是，当读罢鲁迅，读罢王实味，读罢王小波，读罢那些忧国忧民之仁人志士，你就再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学。难道文学就只是娱乐功能？那么那些让人千百年来传颂不绝的名句到底是纯文学还是纯娱乐？这里可以举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国忧”、“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当元朝张养浩的《潼关怀古》跳入眼帘时，我的眼湿润了。“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人间的繁华明明灭灭，百姓的苦难绵绵不绝，这是历史。文学是记载历史的，因此古有董狐的榜样，有司马迁的骨气。由此而悟出一个道理，文学真正的责任在批判（特别说明批判不是攻击，古时“批”字两意：（1）用手击（2）排除消除。“判”字三意：（1）分开（2）区别分辨（3）评判判断。合起为对言、行加以分析、评定），我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批判的社会将是怎样的社会。于是除了对家人，对亲友，对同事工作的责任感外，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于是拿起笔写了一些针贬时弊之类的东西，我以为，只要事实清楚而不是编造，话的情感成份就是次要的。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作家是什么，作家是社会的良知，既然不知不觉已经为文，就自然不敢亵渎这一良知，否则就是对社会的不敬，对民众的不敬。我被文学所误，误也不心乱，清人张潮有句话很受用“宁为盲主司所弃，不为名宿儒不知”。

　　几千年过去了，鲁迅死后公祭的棺椁上沈君儒写的三个字一直在心中抹不去——“民族魂”，魂之所在表现的正是鲁迅对社会，对民族的良知。

　　　　

汪增阳

属于良心的文学只是文学之一种。中国文学源头《诗经》之风、雅、颂就是三种文学。风——民间歌谣，老百姓的心声；雅——读书人显示自己（卖弄）才学的作秀；颂——御用文人的无耻表演。当然，后来许多文人也具有良心。例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白居易站在人民立场揭露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的诗歌等等。现代的鲁迅等都是具有良心的文学家。西欧文学还是有闲阶级（太太、小姐们）打发无聊光阴的工具。
当今文学垃圾确实不少，其实是一种恶俗的消遣文学，也不乏不要良心的御用文人制造的狗屎文学。但是，总有汪建本家等忧国忧民，有良心的作家。只要我们的文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中国文坛之弊端不是你我数人能够左右得了的。
很愿意与您探讨这些感兴趣的话题。
[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