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汪直

琴溪桥

读懂汪直

1、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研究明代嘉靖“倭患”问题，一开始就提出许多疑点；后来看的资料越多，我就越感到明季“倭寇”之说，是一个被人为地扭曲了的问题。开始还只把这看成一桩历史错案，应该做些“翻案”的研究；后来受到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启发，我意识到这远不是一个“翻案”那样简单的事，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光荣的祖先把路选错了！
2、“倭寇”问题的核心人物是王直。王直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海上贸易；同时，为了保卫这种贸易，他被迫领导了武装抗禁的斗争。我在1982年写了一篇研究王直的专文（初稿），正拟修改发表，就发生了东北卓长仁等人劫机去韩国的事件。这一事件使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被撤职。中国是一个“禁忌大国”。在这个节骨眼上，写那样一篇为走私集团“说好话”的文章，“你是什么意思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只有“识时务”，“顾大局”：把文章压着不发了。
3、但是，一个躁动的中国，烂事总是不断。其中，走私贩私成了社会的“保留节目”：年年有，月月有，可能还天天有。紧接着A海关、B海关、C海关都惊爆出走私大案，缉私艇帮着武装走私，我军的战斗机、潜水艇都来……。反正什么怪事、奇事都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发生了。所以，研究王直的有关资料，我只能永远地放进资料袋里！1999年8月7日，我在资料袋上无奈地写上:“王直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是一个正直的史学家应予正面回答的问题。但中国的忌讳太多，总不能如愿。这材料蒐集十六年以上了。可能还会沉睡许多年！”
4、然而，十六世纪中国海商的武装抗禁斗争同二十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猖獗走私，它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不能因为后者的违法犯罪而放弃对前者的科学研究。但是，我们可爱的“公仆”、“可敬的”法官、甚至庄严的“看守所”会去理会这些吗？
5、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它的意义主要不是使粮食增点儿产的问题，而是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劳动力。农民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开拓自己的视野。于是，他们成为新兴城市的建设者，成为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后来又成为“农民企业家”，等等。城市则主要归功于特区的成立和建设，归功于以“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等手段，尽量吸引外资，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加工厂”，加强和繁荣对外贸易，让“中国造”去征服世界！有了这两碗酒“垫底”，中国人就敢喝“烈性酒”了，就“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了（《红灯记》李玉和的道白）。
6、中国在明朝确实有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但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现在好像还没有人说得清楚。学者们研究中国的晋商、徽商，研究从北宋初年就出现的“交子”（一种初始的、有银票职能的纸质凭证），等等，但却没有涉足对外贸易领域。封建锁国的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古代中国政府一直沿用所谓的“六部”，根本没有管理外贸的职能部门。中国历代皇帝妄自尊大，好大喜功。他们老指望别人向他们“进贡”，而那些奢侈的贡品只为皇家享用；他们高兴了，就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赏赐”给“外夷”。所以，贡也好，赐也好，与民生福祉毫不相干。什么狗屁“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一种“东方古典形象工程”：它是中国皇帝无知、猖狂和虚荣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对社会进步，对世界人民之间的交往毫无正面意义。因而，它与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完全沾不上边、“风马牛不相及”的。
7、如果我们注意到晋商在中国金融发展上的突出贡献，徽商在国内贸易上出色表现，以及他们在中国资本主义早期萌芽中的特殊地位，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闽商和浙商。王直虽然是徽州人，但他却是闽、浙商人的领袖。明中叶的闽商和浙商，他们习惯并擅长于沿海贸易和真正的对外贸易。这是他们所处特殊地理环境造就的，更是残暴的“锁海”政策逼出来的。这是古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之光。
8、因为对外贸易的存在和强力发展，它拓展了国外的商品市场，刺激了国内商品生产，吸引了大量失业、破产的农民和社会下层的劳动力转到非农产业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的垄断集团或称领导、管理集团。商品、市场、资本、劳动力、经营管理者，所有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都作了初步的准备。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有可能把中国的视线引向大海，把中国的国家和民间势力扩张到海外。这个时候，中国向海外殖民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基本具备。如果把握得好，不仅中国国内的深刻社会矛盾可以因矛盾的转移而得以纾缓，而且还可以大大加强中国的国力，冲破封建的禁锢，开启民族的智慧和视野。
9、王直当然不会作这样的思考。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开辟着这样一条道路。如果走这条路能够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或者默许，或者放任，或者至少不要残酷镇压，中国就可以形成一支全无后顾之忧的、强大的海上势力；中国国内（至少是沿海地区）就可能出现众多的手工工场；封建的自然经济就可以逐步由商品经济所取代（至少在东南沿海一带是如此）。而由于这些因素的带动，中国就能够“百业兴旺”，由一个形式的“礼仪之邦”，变成一个实在的工商强国。
10、如果是这样，工业革命就不会在西方率先发起；近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就不会由西方人垄断；近代哲学大师就应该是一批中国人；鸦片战争也不会在中国发生……。这并非“痴人说梦”。这样的思路完全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启发的结果。如果去除一些特殊的时代因素，进行一次有严格条件限制的类比，我们就会发现，历史和今天是那样的相似：同样都是“发展——禁锢——再发展”这样一个对立统一的运动逻辑。不过，今天的中国成功了，而昨天的中国却葬送在血雨腥风之中！中共八大，事实上确立了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路线；但是文化大革命却以“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对“唯生产力论”等为借口，对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进行残酷的镇压；而今天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伟大的复兴。但是，400多年前，一批优秀的中国人曾经不自觉地实践着发展中国经济之路，然而他们却都倒在了屠刀之下和血泊之中，并至今背着“倭寇”和“汉奸”的骂名！
11、显然，我们应该从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去探寻明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契机，而不是仅把目光停留在国内交易的发展和国内钱庄或典当业的兴旺上，更不能先入为主、作茧自缚，硬把外贸主力军中国海商的经济开拓诬为“倭寇”骚扰，并进而把这种“骚扰”妄指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大破坏因素。如果我们不能从迷雾中冲突出来，我们就将会继续在迷团中苦撑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民族智慧的源泉，是一个民族文明积累的必要手段和途径。这正是我们读懂王直的主要目的。
12、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大约发生过数百次农民起义。它们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或经济诉求，因此旋起旋落；另有一些具有明显的理性诉求和政治目标，有的甚至夺取了政权。但是，当一个新生政权建立的瞬间，封建的幽灵早已附了体，所以这个政权依然只能是另一个封建王朝。谁也无法挣脱这样一个铁定的“宿命”。这原因当然是因为任何农民战争都不可能催生新的生产关系，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但是，明中叶中国海商的对外贸易活动及其被迫进行的武装抗禁斗争，从来没有提出过政权要求，仅仅只是要求解禁和通商。而解禁和通商是完全可能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方式的，并且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血腥杀伐，避免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次来自下层的、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隐性革命”。这样的“革命”，植根于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开始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其中包括新阶级的孕育。
13、无论怎样的论辩，人们常常不会忘记海商武装的“烧杀奸淫”。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话题。它正应验了“成王败寇”的世俗见解。历史上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同这个话题完全无关？又有哪一支“王者之师”会遭遇这样的指斥？当然，又有哪一支“败亡之寇”不因此遭到唾骂？但是，咒骂是应该看它究竟出自谁人之口的？蒋委员长骂共产党“共产共妻”；赫鲁晓夫“同志”说中国人“两个人共穿一条裤子”。你信不信？然而让人感动的是：当时人的记述：海商武装的活动得到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支持、拥戴和掩护。那情景是感人的。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了红军、八路军同穷人的鱼水之情。谓予不信，请你去读一读那些原始的、未经后人渲染加工的明代时人写的记述文字。这应该是公平的。至于说到奸淫，这更是令一个礼教中国人人切齿的事。但是，细读《明史•烈女传》会让人觉得奇怪：有明一代，经历286年，所有“烈女”都出在嘉靖中期，都出在“倭寇”出没的地方，而且都是在根本没有见到“倭寇”时就都“自杀”了：有一个人自杀的，有几个人一块儿自杀的，更有一族的长者聚集全族妇女集体“自杀”的，当然“青史”上留名的却只有那位尊贵的长者。“倭寇”究竟“奸污”谁了？没有人提供哪怕只是一桩确凿的罪证。这样的历史疑案，翻一翻这个“烈女传”，定会令人捧腹而又唏嘘的！《吕氏春秋•察传》是启发人们通过调查，弄清事情真伪，以防被不准确的传说所骗的。要研究历史，首先应当学会并习惯于“察传”。

大风

不错。。。

感觉上现在的中国人的大多数的观念还停留在上一百年。。。

hnnywjg

就是啊。大风本家说的对。 [s:1]

汪兴吾

中央十台曾专门介绍过汪直。认为汪直是中国人，不应说成“倭寇”，他只是违背了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现在要给他平反，还其本来面目，他应该是商人，为国家的发展作有贡献。而背信弃义的明政府才是人民的罪人，而被标为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就是刽子手之一。楼主的文章太好了。

龙眠久子

也是值得争议的事情,只能平叙为好.

大风

网上关于汪直的舆论——汉奸？
Posted by ali at 03:23
    汪直一直被日本人看作忠实的盟友，之前在日本某城市就有汪直的纪念雕塑，偶在某台湾网站曾经看到过图片还有汪直在平户的宅第一直有保存。
  关于汪直，有位台湾女作家是这么说的：........因为我父亲的家族是来自海洋世家。先祖好几代由闽江出来，活跃在海上各岛屿。
    记得我初去日本的第一天，立刻有人向我问路；买入场券时，我同学们都拿国外券，唯有我是「国内券」，日本朋友说是因为我长得像东洋女孩，我听了非常生气，以像倭人为耻。 回台湾时，向父亲抗议，父亲居然说：「有可能，我们在海上跑了那么多世纪，混日本种的机率很大。」
    父亲离海已经很远，但避不掉爱吃鱼的遗传，家中三餐常有鱼无肉。常常一到周未天未亮，我们就由台北驱车到基隆去向海钓人买最新鲜的海产回来，好吃个痛快.上一辈仍在海上的是叔公，他一直在闽江，船队跑遍三江五海，以他船主的身分，自然没躲过大陆的文革，被人挂了个「恶霸」的木牌，批斗惨死。
    在台湾则有叔叔，他爱海成痴，我可以学会在港口的船与船之间跑跳行走，就是他教的。我也曾戴著船长帽，站在船长室里，假装自已正邀海四海。後来，亲爱的叔叔亦因海洋而亡。
    多年来，我一直想像著父亲家族在海上的故事。小说中提到妈祖，因为她到康熙时才被封为「天后」，所以，在此我
都用天妃娘娘称之，她和陈清姑都是福建有名的女神。
    另外，有提到台湾澎湖。那时台湾有许多名称，我用了「东番」。其中台南大员杜是最为人知的平埔族，有这麽一说，大员（Taioan）即「台湾」的由来。而过去数百年，平埔族几乎全与汉人同化，我常从自己亲族的身上，看到那深深美丽的轮廓。
    再来，因明清的海禁及闭关，对海洋的种种活动都视为毒蛇猛兽，以盗寇论之。今夭，由於我们的史观更广，汪直和郑芝龙等人已被当成海上的探险英雄，历史重新定位，甚至在中国、日本的一些港口还立了雕像，算是我们脱离封建思想的一个象徵吧！
     汪直并不认为自己是汉奸。
        
  汪直，歙县柘林人，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汪直姓汪还是姓王，历有争论。《明史》作汪直；《辞海》作王直，并说《明史》作汪直是错误的。汪直对自己姓汪还是姓王没有做正面回答。嘉靖三十六年，他在上疏中写道："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据考察，明代柘林村既有汪姓又有王姓。而据黄宗羲称汪直的母亲为汪妪("直，歙人，母汪妪，梦弧矢星入怀而生")，以及汪直的侄儿姓汪名汝贤，汪直的义子姓汪，可证实汪直姓汪，非姓王。
                     
      《辞海》认为汪直出身无赖；《明史》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可知，汪直是一个出身社会地位不高，可能是富庶之家的讲义气、有侠气、智谋善断的人物。汪直年青时与邑人徐惟学等人做过盐商，因惧于"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因而转向海上贸易"。嘉靖十九年，汪直与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汪直早先出海得到邑人许栋的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许氏海商集团任"管库"。因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获得许栋器重，被提拔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氏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嘉靖二十七年，许栋海商集团被朱纨击溃后，其残部组成一个新的海商集团，汪直为舶主，以舟山烈港为贸易基地。烈港位于定海县西北50里，距舟山城55里。嘉靖三十年，汪直打败吞并陈思盼海商集团后，就完全取得了江浙东南沿海的控制权，由是"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汪直海商集团成为东南沿海，乃至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

     汪直在击溃陈思盼海商集团的当年，还应宁波府通判的请求，降服盗贼陈四一伙。次年，又应定海卫把总指挥的请求，打败围攻舟山城的"倭寇"。然后在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自称净海王，井抱着将功赎罪的心理，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通商互市的要求，反而派总兵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于是汪直去了日本，在日本萨摩州的淞浦津建立贸易集地，自称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汪直带着报复的心情于当年率领巨舰百余艘，"蔽诲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就是影响很大的"壬子之变"。汪直航行于中日海上的巨舰"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栅木为城，设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百余艘就是20余万人，可见其集团势力之大。
     从此，"比年如是，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又到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又遭俞大猷偷袭，汪直又去了日本。从此汪直以日本平户与萨摩一带岛屿为主要贸易基地。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汪直东归柘林，"连络三百里，如老鹳嘴七八里之间，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八月，攻下嘉定县，接着在师家滨大破参将许国、李逢时。汪直再次提出开放诲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王朝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利用汪直不想对抗朝廷，只求开禁互市的心理，采取了诱降策略。嘉靖三十四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先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做为人质，然后派特使蒋洲、陈可愿到日本说降汪直。汪直的条件"惟愿进贡互市而已"。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汪直回到舟山岑港。他仍认为擒盗贼有功于朝廷，又无死罪，再次向朝廷上疏要求通商，通过胡宗宪转交，汪直自己在岑港候讯。而胡宗宪以物利引诱与军事恫吓双管齐下。时徐海海商集团已覆灭失去倚靠，岑港四周皆被包围，而汪直还不知道朝廷已下达了诛杀他的密旨。
      汪直在"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的复杂心情下，于十一月份入胡宗宪总督府。胡宗宪待汪直既有同乡之谊，又有收归己用之心，因朝廷中禁海派与开禁派争斗激烈，使胡宗宪处于两难境地。嘉靖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汪直被捕入按察司监狱。在狱中，汪直的生活有充分的优待，"衣食卧具拟于职官，凡玩好之物，歌咏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娱其心，少有不怿医进汤药以调护焉"。汪直被执入胡宗宪府之后，其部属声明要为汪直报仇。毛烈率众踞岑港，"绝塞诸道，止通一径，险隘难行"。岑港位于舟山城东45里，"四山峭立，海环其外，入口仅容一舟，别无他道"，历来是舟山的出入门户。后来胡宗宪改变策略，围而不战，既绝岑港后援，又绝岑港供给，最终使毛烈诸众"毁巢掠舟，移辎而遁"，汪直海商集团势力大衰。由于朝廷中严禁与开禁两派的斗争，汪直系狱近二年，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斩王直于肖城官港口"。汪直被小轿子抬到杭州官港口法场，刑前，汪直要求与儿子见面。汪直把束头发的金簪交给儿子，相拥而泣，不胜怨恨，而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汪直的亲生儿子随母在原籍柘林，后被骗人胡宗宪府做人质。汪直死后，其妻子"没入成国公家，至今子孙尚在不绝"。

hnnywjg

如果中国人的观念在明清时就能转变，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不至于有了后来的屈辱历史。

日落西山

琴溪桥本家前辈：失敬了，今天阅读到此，方知您是一位历史学家。
      我儿时读书甚少，工作时虽也学习，只是为了应付工作需要。近两年为了
寻根问祖，阅读了一些史料，深有感触，常感到困惑，要想真正客观地认识历
史事件，不容易。今后一定好好地向您请教，学生就在此拜师了。
      还有一事（大家看了别笑），南阳hhywjg本家说，我比他高两代，要叫我
姑奶奶。我对他说，还有比我高三代的呢！我是87世，琴溪桥本家是84世。好
象有的地区已发展至90——100多世了。
      说到此，就不难理解宋朝旌德义门汪氏十世同居的事了(刚看到时,确实
怀疑十世同居的可能性）
   
     （注 ；宋真宗于天禧四年对旌德“十世同居，田近万亩，食口千三百
余人”的汪姓家族旌以“义门”）

jwky

琴溪桥本家前辈：
    我父亲也是作历史研究工作的,且专功中日关系史专业,他在世时曾谈到过对倭寇的研究,其观点与您相同,但关于这些研究内容未发表,可能也有顾忌,以后如能整理父亲遗留著作时,我会留意这些内容.

琴溪桥

wangxw本家:
        还是几天前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联系过的,近日可好?见笑了,鄙人不是什么历史学家,只不过喜欢读点书,不求甚解,毫无建树.已是"望八"之年了,闲来无事,偶尔看看书,上上网,用以打发时光,如此而已.
        汪氏宗亲网上有许多饱学之士,是汪氏的骄傲.鄙人非常敬佩他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向他们学习致敬!
        请保持联系.

                                                                                                                族末   琴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