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祠文化与程朱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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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宗祠文化与程朱理学思想

发言：郑刚 发表时间：2005-4-15 点击：510

徽州宗祠文化与程朱理学思想 郑　刚 一、徽州宗祠与宗祠文化 （一）、徽州宗祠形成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徽州宗祠也可称之为徽州祠堂。它不仅是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而且是村落宗族财势和实力的“象征”。村中部落的生活，宗族的繁衍、发展和兴衰，村落布局结构均与祠堂相关。可以说一个村落宗祠的数量、规模和气势折射出这个宗族“烟火”的衰旺。 徽州现存祠堂最早的建于明弘治年间，至清代则多不胜举。其大体分为总祠、分祠和家庙。总祠，作为当时重要的公共建筑，一般多置于村镇两端、傍山或有坡度的地方，气势恢宏、庄严气派，少则二进，多则四、五进，建筑依地形渐次高起，主体建筑置殿后，颇富变化。单面为中轴线上两个或多个三合院相套而成，民居簇拥，牌坊映照。支祠平面多为四合院式。而家庙是宗祠的一种特例，一般是官宦人家在家宅处所所建的祠堂。一般较大的村镇，如歙县许村、昌溪，总祠与支祠在12个以上。 如此璀璨夺目的徽州祠堂和其丰富的宗祠祭祀内容成了徽文化的活化石，形成独帜一枝的宗祠文化。 那末，作为宗祠文化发源载体的徽州宗祠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它对徽州宗祠文化的形成发展有何作用呢？ 第一、徽州祠堂的出现源于"聚族而居"；聚族而居是维护封建宗法的需要，也是徽州宗法建制的重要表现之一。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这样描写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九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子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挂一抔；千年之放，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陈去病在《五石脂》一书中也说："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民国《歙县志·风俗》还指出：“邑俗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族，姓各有祠，分派别复祠。”徽州一带以姓氏为基础划地聚居，一村一姓现象相当普遍，而且世代相沿，根深蒂固。如古歙篁墩为程氏世居，棠樾为鲍氏世居，唐模为许氏世居，江村为江氏居，潭渡为黄氏世居；黟县西递为胡氏世居，屏山为舒氏世居；绩溪西关为章氏世居，上庄为胡氏世居等。"吾邑万山中，风俗最近古。村墟蔼想望,往往聚族处。"注(1)从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的这首五言绝句中可以看出徽州祠堂最早出现与徽州"聚族而居"的原始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徽州崇山峻岭，人烟稀少，地处偏僻。何能"聚族而居”？笔者认为徽州历史上中原大族的三次大迁徒是“聚族而居”的直接原因。民国《歙县志》载： 邑中各姓以程、汪最古，族亦最繁，忠壮，越国公之遗泽长矣。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兴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 《歙县志》中这段记载以徽州程、汪两氏族为例，阐述了中原大族北氏南迁的历史原因所在。其中忠壮公、越国公均为徽州历史上的名吏。 史裁：忠壮公，南朝梁代歙县篁墩人程灵洗（514年－568年）。年幼时"以勇力闻名乡里，通太极拳术，善骑射，曾应郡守招募捕盗，众盗匿迹"。梁太清二年（548年），候景叛乱。次年，程灵洗招集乡勇抗击叛军，占领了新安郡治始新，，与梁军会合。因平叛有功，梁元帝任命其做新安太守。程灵洗治军严明，与将士同甘共苦，深受百姓拥戴，卒后赠镇西将军，谥号忠壮。 越国公，系绩溪汪村人汪华（586－649年）。年幼双亲早故，寄居歙县郑村其舅家中。后拜南山僧人为师，日学昼练一身高强武艺。时值隋末兵燹，被众人推兴为吴王，率甲十万，身先士卒，攻克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总管六州军事，六州不见兵戈，百姓得以安宁。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汪华上表归顺大唐，被唐高祖授予歙州刺史，位上柱国，封越国公，最后卒于长安。 虽然忠壮公，越国公不是程、汪两姓氏始祖，然后，为何《歙县志》要以程、汪两姓氏族作为"邑中各族繁多"之例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程汪两姓氏族在徽州历史源远流长，而且后裔众多。从"聚族"成村的规模和历史沿革看，程、汪两族族势显赫。 史裁：徽州汪姓传到十四世孙汪华时，汪华生有九子。后九子分灶，汪华即让九子在徽州境内迁徙散居，各自谋生。徽州便有"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华之后也"。（注②）就程氏而言，歙县槐塘程氏，竦口程氏，托山程氏，休宁汊口程氏，会里程氏，闵口程氏，鬲山程氏，五城溪口程氏，率水程氏，临溪程氏，婺源的高安程氏，枧溪程氏，草市溪程氏，西湖程氏，香山程氏，绩溪的程里程氏，中正坊程氏，仁里程氏，黟县的南山程氏，城南程氏，淮水门程氏，淮渠程氏，祁门的善和程氏，程村程氏等等，均属歙县篁墩程灵洗的后裔。 造成北族南迁的第一次大迁徙是在两晋之时的"永嘉之乱"，大批中原士族为避战乱而被迫辗转南迁，选择了历来兵燹很少，山青山秀的徽州。从地理形势来看，徽州确实是聚族安居的理想境地。"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陒，即山为城，溪为隍"（注③）此次大迁徒有鲍、余、俞、黄等十族，以歙县篁墩为主居地，环绕分散，聚族而居。 第二次中原大迁徙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的连年战乱，中原一带土族纷纷南逃。迁居徽州有三十一氏族之多。至今在花山谜窟附近的篁墩流传这一传说：即黄巢义军所到之处追杀中原的皇宫贵戚的士族，于是族人纷纷逃往篁墩。取名为"黄墩"，黄巢军见村名为"黄"，便以为与"黄巢"家族有缘停止了杀戳。虽然系野史流传，但花山谜窟的"屯兵"说已指明了其中的端倪。（注⑷） 第三次迁徙在两宋的"靖康之乱"时的宋室南迁，，中原士族以及徽州邻近一些地方的大族入居徽州，约有十五族，以韩姓为例"宋淳熙间，天下苦于金胡之乱，朝迁暮徙，当时民在北地者咸以江南为乐土，实（韩实）由父宦邸道经休邑，见徽于万山，休邑人烟辏集，无异京华，乃留于城北居之。历宋乾道，开禧间，曰惟远、曰惟道，业盛家肥，人以韩家巷为名。"（注⑸） 其实，中原氏族的迁徙追根问源于汉代，歙人方回记载："储，字圣公，祖纮，本河南人，汉大司马长史，以王莽乱，避地江左，遂为丹阳郡人，家歙县之东乡"（注⑹）丹阳即现在的宣城，歙县此时属丹阳郡管辖。 三次大迁徙的结束，使中原的皇亲贵戚的士族入落徽州，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个以族姓命名的村落，包括宗族乡党、佃客、部曲等庞大的家族体系。他们一方面有保持原有望族名门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增强土风民俗和适应性。为了有别于他族，加强聚族而居的内部管理体系和抵御外部冲击的防备机制，强化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建立一套等级森严，排列有序，行之有效的族规家法为主要内容的宗法制度来统领氏族和实行村落自治是族人首要选择。这样，制定族规家法、修订族谱、祭祀祖先，强化族人的经济势力和统治地位成了宗族文化建制的重要部分。气势恢宏的宗族祠堂作为同族凝心聚力的神圣"殿堂"由此应运而生。 第二，徽州宗祠的建制和历史演变； 从古徽州现存的宗祠遗迹遗址看，徽州宗祠的功能与其他地方的宗祠一样也是为了祭祀祖先，昭示后人，振兴宗族，凝聚人心。然而早期祭祀之地是"坛"、"庙"。忠壮公程灵洗卒后，“里人坛其墓下以祭，里之社与坛接，尤以公配，水旱疾疠，祷之即应。"（注⑺）此处"坛"即土筑的高台；"社"即社屋，社屋缘社（土地神）而建。由于祭坛与社屋相邻，虽两者建筑式样迥然不同，但祭坛由此被赋予"社神"那种"祷之即应"的功能。 到了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程氏后裔程珌等在墓旁买地建庙，朝廷赐庙额"世忠"，纳入祀典，程珌于是"倡休、歙族人捐田入篁墩庙，每岁合一乡六社之人迎神至汊口祀。"由祭坛到庙的变化，使祭祀规格上升为"神"。"世忠庙"位于歙县篁墩，四乡八邻程姓族人举行祭祀大礼，必先到篁墩从庙中请神，后再在各居住地建庙以祀。 以庙供奉"神"与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祠堂不同。祠堂是以宗族为单一群体，适合于族人里人的平民，具有浓厚的平民化色彩。从设置的位置看，徽州祠堂一般置于村落的风水之地，在村的中央和高处。而社屋、神庙和墓葬一样，在村口和村外。此外"行祠"的出现使祭祖形式大众化、多样化和崇"神"化。 以徽州程、汪两氏为例。徽州程姓始迁祖是程灵洗的祖辈程元谭，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程元谭起兵镇守新安，因"有功于民，诏赐田宅于歙，因家焉"。程元谭由此成为徽州程姓的始迁祖。徽州汪姓的始迁祖是汪文和。东汉末年时，汪文和为龙骧将军，"避地始迁新安，子孙遂为新安望族"，汪文和由此成徽州汪姓的始迁祖，后人建"汪王庙"以祀。虽然程元谭和汪文和为徽州程、汪两姓始迁祖。但其裔孙大多祭祀的是赵国公汪华和忠壮公程灵洗。究其因是因为世家大族远迁徽州异地后，为了区别于当地的山越苗裔，同时也为显赫族人的政治地位的优越，把在徽州立下赫赫功名的先祖作为徽州始祖拜谒可以昭示族人并给自己的族人带来名望。在这种社会大众化心理驱使下，原本属于社屋才有的"地域神"渐渐叠印到"墓祠"先祖身上，成为大众祷告的偶像。大量行祠出现则垫合当时这种大众的心理。 行祠实际是为"庙神"出行而设在各地的祠庙，《篁墩文集》卷十四《休宁汊口世忠行祠记》中载： 古忠臣烈士有俊功大惠于世，有国者必崇祀之，著于令，有家者常祀之外，亦别有先祖一祀，著于礼。礼法并行不可偏废，而况有俊功大惠于世者，置弗祀者可乎？专祠矣而复祀于家则亵，置弗祀则简。于是中古以来，有行祠之设。 由此可见，族人对于"忠臣烈士"祭祀为了避免同朝庭用于族人祭祀的专祠重复而由族人到"专祠"中把庙神请出，然后在各地建"行祠"以祀。 从祭祖的历史看，在华夏最早用于祭祀祖先的场所叫"庙"。《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之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种祭祀制度分成天子，诸候，大夫，士、庶人五个等级。这里的"庙"就是关乎家族宗法的宗庙。"昭穆"是用来分别宗族内部长幼，亲疏等辈分的一种次序排列。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为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的右方，称为穆。宗法制度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以 周朝的庙祭制度至秦被废，刚建立的西汉王朝在祭祀的礼仪上将周朝的庙堂用于简单实用的墓祠替代。到了唐宋年间，随着世家大族的大量迁居徽州，徽州的墓祠、庙宇不断涌现。然而，此时两者间并没有质的区别，因为其宗法家族的特征并不突出明显。而到了明代中后期，祠堂才成为普遍可见的一种专门用于祭祀同姓祖先的场所。"殆亦仿汉之遗意，由墓而通于家于族也"。（注⑻）"庙"的功能除祭祖外，还逐渐演化成一种地域神，人们在祭祖同时也祈求农事的风调雨顺。最为典型的是徽州区呈坎的宋代建筑“长春社”。 真正宗法建制意义上的徽州宗祠形成于元代。其典型范例是婺源汪氏的"知本堂"，其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时享月荐”，主祀制度等祭祀礼仪繁杂有序，泾渭分明，非常近似于明清徽州祠堂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应属宗祠建筑之列。 《知本堂记》文载： 同郡汪侯仲玉早岁尝有志于斯，中遭多难，虽军务填委，未尝一日而忘。乃即星源大畈里中创重屋为楹间者五，其上通三间以为室，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来大畈者，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余世。又为庙于屋南，像其祖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其子孙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有堂有斋舍，延师其中，聚族人子弟教之。庙有庑有门，时享月荐，买田以给月费者若干亩，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焉。别为专祠于大畈西浯村先人故居，曰"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其田与祭则继高祖者主之焉。盖"知本"者，以明大宗之事，而永思则小宗之遗意也。夫宗法之不能复，故自前世以来病之，侯之意盖欲因四时之享，以寓合族之意，使其族人之登斯堂者思世家之远，如彼有功德者之成又如此，则必不肯一日自同于凡民子弟之学。（注⑼）宗法制度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以周代天显然，"知本堂"北面三间供奉汪氏始祖汪候，迁居徽州的汪氏始祖汉末龙骧将军汪文和和婺源大畈的汪氏始祖汪中元等三人，其左右还昭穆有序地排列着汪氏十余世的先祖，这样的设置已远远超出朱熹《家礼》所规定的"高、曾、祖、考"四代的标准。汪氏还在大畈西浯村的先人故居里"别为专祠"，取名"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两相比较，"永思堂"和"知本堂"属两种不同形制的建筑。"永思堂"遵循的是《家礼》的建制和仪式，由此看来，"知本堂"应属类似明清祠堂的宗祠建筑之列。 所以，徽州宗祠大量出现虽然鼎盛于明清时期的明代中期之后，但在元代后期已经出现了徽州宗祠的雏形，零星散落在僻远的村落之中。那末，作为充分体现徽州宗法制度和宗祠文化载体的徽州宗祠与"家庙"、"祠庙"、"社屋"、"寺院道观"“书院”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程朱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南宋徽州婺源人朱熹书载："君子将营宫室，必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注⑽）宋代虽有"祠堂"之称，但朱熹此所指的"祠堂"仅指"正寝之东"的祭祀场所，与居房并无分开。而且"祠堂"所祭祀的对象也仅限于"四龛"，即：高、曾、祖、考四代，始祖、远祖均不在供奉之列。显然，此祭祀范围仅属于家祠、家庙范围。到了明代前期，祭祀礼仪仍遵循朱熹《家礼》上的规定。徽州宗祠大量出现应在明代中期，明代嘉靖二十四年始纂的祁门《窦山公家仪》文载： 追远报本，莫重于祠，予宗有合族之祠，予家有合户之祠，有书院之祠，有墓下之祠，前人报本之义，至矣尽矣。（注（11）） 由此可见徽州宗祠与"家庙"有天然的缘源联系。但"家庙"祭祀仅限于"高、曾、祖、考"四代，无力承受"合族"祭祖之责。更无法让生齿日众的族人济济一堂，共叙亲情。而"祠庙"供奉的显祖已属皇帝赐封的"地域神"。此时的"地域神"由于笼罩了皇帝的恩泽，其所面临的不仅是族人而是不同族姓的村民。所以，以宗法制度的核心，专事宗族"族事"的祭祀活动无法在祠庙场地进行。 社屋的出现早源于唐代。"里人坛其墓下以祭，里之社与坛接，尤以公配，水旱疾病，祷之即应"。（注（12））由此可见，社屋属于村落所有，而祠堂则属于宗族所有。关于“书院祠堂”可见于《窦山公家议》：“书院祠堂本妥神之所，务宜洁净，秩下子孙在此读书，与祖有光”。 “书院祠在本里中村宅里塢口，每年生忌二辰致奠。”（注（13））由此可见，所谓徽州书院的“书院祠堂”并非祭祀意义的宗祠，其所设置的祭祀仪式和场所主要是给族人提供一个缅怀先人，读书仕进的场所。至于许多士家大族为祭祀之便在寺院道观里设立祭祀祖先的祠堂或直接把墓祠，家庙交佛僧道士去管理，由于寺院道观的公众性决定了寺院也不能成为维系"合族"祭祀之事的重要场所。 总之，从神坛到家庙、祠庙，社屋以及寺院道观、书院祠堂，最后发展到祭祀真正意义的宗族祠堂，这一演变过程无不伴随着宗族不断迁徙和散居的进程，为了显祖耀宗，扩大宗族势力，适应宗族为代表的村落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需要，徽州宗祠的出现和兴旺成了必然。同时，它的规模、数量、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各姓氏宗族势力，财产和以徽商为基础的经济运作能力的差异。 （二）、徽州宗祠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众所周知：国史、方志和宗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对于宗祠文化的研究，其实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祠文化作为地方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远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便开始萌芽，到宋代形成较完备的体系，明、清时发展到了高峰。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祠堂是“用自己的方式诠释时代的文明”。通常作为耕读文化和农耕经济的标志的祠堂，单一地出现在以血缘和地域为特征的家族聚居地或村落之中。立宗祠的意义有三。一是要努力营造家业敬祖尊贤，溯源寻根庄严肃穆的气势。二是刻意眩耀祖宗的功绩，家族荣耀和历史发展的轨迹。三是突显祖宗的训示，家族的家规和对子孙的期望，形成了丰富多采多姿的宗祠文化。为了显示宗族实力以及厚实文化积淀，建祠者不惜花重金延请名人书写诗文祖训，或请名师雕琢花鸟虫鱼等嵌砌于祠堂门壁之上，显示了宗祠所体现的中国建筑文化、儒家哲学文化之精髓。同时作为民间保存最好的建筑艺术和各种工艺艺术的精华标本的古建筑群体，祠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那么，作为能充分展示徽州宗祠的各种功能的宗祠文化的内涵如何定义？其与徽文化其他部分究竟有什么区别和自身的特点呢？笔者认为：宗祠文化实质是宗法制度文化和祠堂形体文化的复合文化。通过千变万化的形体构造，将理念思维文化融合其中而自成体系。 首先，从徽州宗祠的选址设计构造及风格上去体念其祀祖敬宗，追远报本，凝聚本族，保存文化传统的理念。1、宗祠选址上更能体现儒家思想和道家八卦思想的糅合理念。一般宗祠选在村落的盆地中心，〝坐下龙脉、有形势、有堂局、有上砂、有结构、有明堂、有水口〞，使后裔在祭祀祖先的同时，体验到自然环境与建筑之美。如呈坎古村落形势，前罗家庙、后罗家庙、罗东舒祠、前罗长春社等均是村落的核心，居首要地位。并突出左宗（即在村左建家庙宗祠）右社（即在村右建祭祀土地神的社屋）特点。 2、设置和标识上更突出了以儒家学说和程朱理学思想精髓的宗法等级制度的文化理念。清王朝曾对宗祠有规划和制定，凡三品以上官吏的宗祠可建厅堂五开间，台阶五级、东西两厅堂各三间、南门两重、东西设侧门。四至七品以上官吏的宗祠，厅堂三开间，台阶三级、东西厅各一间。八及九品官吏的宗祠，厅堂一开间，　台阶一级、院子一道正门，一般家族的宗祠，前为大门、中为正厅、后为后殿，故古时凡同宗祖族人科举及第，封官进爵者，都有兴建宗祠之举。这种等级森严的宗制凸现了程朱理学的伦理纲常的理念。 3、结构和内外工艺体现出博大精深徽文化的底蕴和出登科第、博取功名、光宗耀祖的程朱思想。祠堂门厅多为五凤楼建筑，两侧八字墙上饰以细腻的砖雕。内部中进享堂的月梁、金柱粗硕。斗柱节头多为象鼻、凤头、如意，有的上有翼形云板。祠堂寝殿底层梁架绘有精致的彩画。这种融风水、美学、礼教为一体的构造以及大量工艺精美、栩栩如生的壁画、木雕、泥塑、石刻、纹饰、诗书画无不体现出其追崇祖宗、崇尚礼教、推崇科举、祈求人丁兴旺、福禄寿全的特点。明清时期徽州中举人、进士、探花、状元，都要回乡竖旗祭祖，非科举出身而上品位官员，也在宗祠前坚立文武“石旗杆”，以炫耀祖宗。祠堂前的 “石旗杆” 成了功名、荣誉、权势、地位的象征，多寡成为家族是否尊贵和荣耀的标志。 有的学者认为：徽州宗祠的结构文化可以从其设计创作目的的策略、意义、技术等三个层面去理解。宗祠以三进四进乃至五进结构组成一完整且独立的建筑体之公共空间，以梁柱、斗拱、彩绘、匾额等丰富性充分表现了家族社会层阶和经济富裕说。在建筑体上运用了极丰富文化语意如彩绘花瓶(祈家族平安)梁枋上的狮身精雕(避邪、美化)砖砌弧形拱门(传统家族圆融)等策略元素以表达家族的向心力和融合性，更有对外炫耀家族的社会权势层。这些策略上的文化语义展示出宗祠的立意是给家族在精神上及信仰上的一个中心及标的。（注（15）） 第二、从徽州宗祠的祭祀仪式和内容看宗祠文化。古人云：国之大事祀居其一。周代就有四时祭祀之俗，“春曰祠、夏曰祈、秋曰赏、冬曰蒸”，庶人祭品，春用韭、夏用麦、秋用黍、冬用稻。祭祀仪式是徽州宗祠最具特色的文化形式。通过族人的共同祭祀增强了宗族成员的同源意识和认祖归宗的凝聚力。举行祭祀仪式时，读宗规祖训，申谕族从。对违规逆祖者执行族约宗规的惩戒。这些族约宗规大多见于家谱汇编成册，有的刻石立碑于祠堂内。宗规的主要内容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劝谕，尊祖敬父，孝敬长辈，安分守己服从约束等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程朱理学思想。 有的学者认为：〝祖〞字的由来〝示〞和〝且〞合成，〝且〞字是男性阳物的象形文字，其本义是祭祀时的礼器。宗祠神龛的祖宗牌位设置为〝且〞形，便是仿照〝且〞的象形文字，含有对祖宗生育之功的膜拜之义，而〝示〞的本义仿照置祭品的“灵石”〝示〞和〝且〞合成【祖】，引申为祖宗、祖庙，也含有祖宗形貌象征意义。《古今注》曰〝庙〞貌也，所以仿先人之形容也，《祭仪》说，祭祖之旨，意义在于人庙思敬之意焉。可见〝祭祖〞是出于对祖宗崇拜和敬爱的心理。作为程朱理学故里的徽州素以孝道为德行之本，由崇拜、敬爱父母一直追溯远古的祖宗，形成了古徽州几千年来祭祀礼仪文化。（注（16））　 第三、从宗祠崇尚儒学，推崇读书尊教的表现形式和教育功能理解其文化理念。徽州各宗姓家族普遍重视兴学育才，倾力栽培莘莘学子，期望自己子弟荣获功名。古代徽州“两多”：为官者多，商贩者多。这应当归结于古宗祠文化的作用。徽州宗祠不少内设文学馆，利用宗祠培育、造就文化人才，还通过宗祠田产收取租谷，设立“学谷奖学制”，而且祠规规定祭祖准入祠堂者除长辈外，得需有功名者，以此鼓励读书成才，鼓励建树功名以光宗耀祖。这样古徽州状元县，举人村枚不胜举。以呈坑为例，由于文人达官多，罗东序祠至今仍保存许多楹联、牌匾、名人书画、木石古雕等。形式上一是直接在宗祠兴教办学，为族人学童授课，为赴京城考生筹集路费。二是用悬挂堂匾、祠联、楹联这种形式来弘扬渲染推崇知书达理之德；三是在祖训中将“读书穷理”之程朱理学思想作为家法祖训。 第四、引导修德，正人正已的文化理念。徽州宗祠文化给人一个非常突出的感觉，就是许多立在宗祠、写在族谱中的“族规”、“家训”，都是教育子孙注意社会公德、家庭道德、从政官德、经商道德等等的修炼。提倡以孝事亲，以诚待人，以信为本，以忍处世。充分体现了朱熹“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可以说，徽州宗祠成为古代村落落实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 第四、建管公益，惠及村民的文化理念。古徽州许多学堂社屋等公建、公益设施是以宗祠为纽带，通过各姓氏、各宗支的长老牵头，以宗祠公共义仓为基础，加上民间募捐众家钱物劳力筹集办成的。所以宗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义举”为基础的组织建设社会、管理社区的作用。 综上所述，徽州宗祠文化的特点可以归为一下几点：（1）、姓氏宗族为基础，村社区域为范围。在村社氏族中，把家文化族文化以徽建筑结构形式集聚和传播，从而成为理性的思维文化和形体构造文化的揉合体。（2）、气势恢宏的宗祠宗庙的结构摆脱了徽建筑一般意义，更大程度表现了宗族姓氏的家势，财力和村落自治组织所具有的村落文化的底蕴深厚的层面，以外形结构和内在各种艺术（木雕石雕砖雕及壁画等）表现宗祠文化的理念部分，从而成为徽学中家史族史村史的一个代表，为研究程朱理学对徽州村族演变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活化石。(3)、祭祀祖宗是徽州宗祠用途之一从而使徽州宗祠脱离了徽建筑原有的一般意义的起居安宿的生活理念，使程朱理学“效”“忠”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和观念在宗祠建筑的艺术风格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宗祠真正成为崇尚祖德，拜谒先绩传授程朱理学中“居敬”“穷理”等“三纲五常”之理的道德规范的圣地。在理念上给家人族人村人灌输“君臣子父”“尊夫善子”程朱理学的经典。这样，宗祠文化也成了徽文化中的一个奇葩。 二、程朱理学思想在宗祠文化中的凸现 首先，宗祠文化更大程度体现程朱理学理学思想。程朱理学的"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朱熹所说的"理"，实际上指封建伦理纲常。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南宋理宗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推崇。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族人在祠堂里安放家庭始祖和历代祖先的牌位进行祭拜，村落建筑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祠堂而建，并以祠堂为中心。这种建筑布局形成一种极为强大的向心内的凝聚力量，使整个家族成为一个整体。从徽州祠堂结构分布和祭祀形式看无不体现“理学”的伦理纲常思想。 第二、从徽州宗祠文化的核心看是程朱理学倡导的宗法等级制度。朱熹一生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宣称：“君臣父子，定位不移。”“父安父之分，子安子之分，君安君之分，臣安臣之分”，此 “天分”，即天理了。朱熹所制订的《家礼》，按其说法，是“以三纲五常为大体”，旨在“明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序亲疏贵贱之仪“。它成为徽州各宗族制订“族规”、“家规典”的主要依据。朱熹《家礼》连同他维护宗法制度的种种言论在徽州宗祠文化中影响至深。朱熹大力提倡严格区分上下、尊卑、贵贱的“名分”，以及制订朱子《家礼》、修《婺源茶院朱氏世谱》等等，更进一步强化了徽州封建宗族观念。尤其是聚族而居，维护了徽州儒教宗法制度。自南宋以来，徽州各族无不遵循朱文公《家礼》，在一个宗族里，尊卑、上下、长幼等级极其严格。每一族设有族长、祠长、房长、家长。。建祠堂，修族谱，立族规，建族坟，祭扫族墓，这些都是以朱子《家礼》为依据，体现了重血缘、重宗法、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的程朱理学思想和精神。 第三、宗祠文化中提倡妇女守节与程朱理学思想一脉相承。宗祠祖训戒律中随处可见朱熹和程颐所倡导的“节妇”、“烈女”清规戒律。清代休宁赵吉士曾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诚如戴震所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合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从而带有“男尊女卑”的负面影响。 第四、宗祠文化中重视儒教礼俗教育，提倡开拓，创新、奉献的儒家精神与程朱理学思想的宗旨相一致。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有书院54所，除府学、县学外，光社学就有462所。据不完全统计，宋明清三代，徽州考取进士者有1742人，仅清代考取状元者就有19人而名列全国前茅。从此可以反映徽州儒教礼仪教育之盛。勤劳、节俭、爱故土、重礼义、仁爱、忍让、谦和、抗争、奋进的徽文化精神以及贾而好儒，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都集中体现了儒教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教义，同时体现了程朱理学仁义礼智信的宗旨。 总之，徽州宗祠文化与程朱理学息息相关。文化之精髓集中体现了程朱理念。对当今挖掘和发展徽文化，弘扬徽商诚信之美德，促进徽州地域经济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郑刚，男，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系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四级高级检察官。中国法学会会员、安徽省婚姻家庭研究会和安徽省徽学研究会理事，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黄山作家协会副主席，程朱理学研讨会理事，长期从事徽学和应用法学研究，曾撰写近百篇学术论文在省级国家级学术报刊发表并多次在安徽省高院及省级法学刊物以上杂志获奖。 注(1) 见：《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二《文翰.同老会诗》 注②见：《新安志》卷一； 注③见：道光《徽州府志》卷一《地理、形势》； （注⑷） 见2002年《徽州社会科学》第四期笔者与汪金来 “花山谜窟即汉洞”一文； 注⑸见：《新安名族志》前集《韩姓》； 注⑹见：《桐江续集．歙县柳亭真应仙翁庙记》卷二； 注⑺见：程辂《程氏祠墓志》卷三《世忠庙议》； 注⑻见：《歙县桂溪项氏祠谱》； 注⑼见：《汪氏世范录》安徽省图书馆藏本； 注⑩见：朱熹《家礼》卷一《通礼·祠堂》； 注⑾见：《窦山公家议》卷三《祠祀议》； 注（12）见：程略《世忠庙议》。 注（13）见：《窦山公家议》卷三《祠祀议》； (注(14)) 见张其成《徽州：儒教圣地——兼论汉以后儒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一文； （注（15）） 注：见中新海南网《宗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注（16）） 同注（15）《宗祠与风水》；

龙眠久子

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