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与江泽民:从工作伙伴到莫逆之交

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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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4日10时许，上海瑞金医院9号楼，11层尽头的病房前，两盆半人高的蝴蝶兰郁郁葱葱，开出数十朵花来。

　　“蝴蝶兰的主人就是汪道涵，那是他的喜好。”一名护士告诉《新京报》记者。

　　3个多小时前，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这里逝世，享年90岁。

　　此前一天，是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

　　1993年，两位老人在新加坡越过不足两米的会议桌把手握在一起，由此开启影响深远的“汪辜会谈”。

　　据其身边人介绍，辜振甫逝世后，汪道涵表现出的沉痛不仅是对老友的哀悼，更是对历史的感慨，其生命最后时刻仍在牵念两岸关系。

　　上周二下午，也就是12月20日，汪老正在饶有兴致地阅读台湾最新动态，突然感到不适，旋即进入了急救状态。

　　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表示，汪老辞世时，海协会与海基会谈判停滞是最大的遗憾。

　　“他走得很安详”

　　12月24日傍晚，平安夜，徐汇区宛平路11弄两侧的爬山虎苍绿依旧。自动铁栅门紧闭，不时有黑色轿车在门前停下，铁栅门缓缓拉开，轿车驶入。

　　隔壁20米，是上海庆余宾馆(老上海市委招待所)停车场。出口门亭处，50多岁的保安看着报纸。

　　“刚知道老市长去世了。”这名保安说，他没觉得特别突然，只是脑子里荡过一个印象：个儿不高的老市长从他站岗的门前慢慢走过。

　　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老市长了。7个月前，他在电视上看到过一次，那是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5月2日访问上海时。“那次，电视上的老市长看起来一下子老了很多。不如以前那样健壮。”

　　以前的每个夏天，保安几乎都会看到汪道涵。晚上八九点钟，老市长会迈着慢步从保安眼前走过。“那时候他穿着衬衫，肤色很好，比较白。给人感觉是个秀才。”

　　老市长有时候会走到百米开外的“庆余宾馆”吃饭。

　　有时与三两老友，有时跟家人一起。

　　宛平路11弄住着很多老干部，经常有“大人物”从保安眼前经过。“很多人我都不认识，汪市长是我们的老市长，在任时候跟市民接触比较多，自然很熟。”保安说。

　　近一年多来，汪道涵因身体不适基本未现身公众场合，长期入住在上海瑞金医院调养。

　　汪老一位身边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辜振甫噩耗对汪老身心颇受打击。今年年初汪老被查出癌症，上半年时曾出现一次危殆情况。

　　另一位故友今年10月探望汪道涵时，汪还微笑着说，“我还有两个月。”未料一语成谶。

　　瑞金医院一位院领导告诉记者，汪老以前是有胰脏癌，不过去世原因主要还是年龄到了，算是寿终正寝。

　　“他走得很安详。”其身边一位人士说，汪老的病危过程非常短，对老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

　　汪辜绝唱

　　汪道涵的家中，至今存放着一盘盘辜振甫从台湾寄来的录影带。身边人士介绍，今年1月3日以后，汪老时常会翻出影带，欣赏昔日老友的京剧表演。

　　1月3日，比汪老年幼两岁的辜振甫先生，因肾衰竭病逝，享年88岁。
　　
　　辜振甫之妻严倬云女士评价，两人“虽仅数面之缘”，但“引为知己。”

　　1991年12月，海协会成立，76岁的汪道涵出任会长，从此站上两岸对话第一线。

　　1993年4月27日，在海协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

　　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此前，两岸通过海协与海基会已达成“九二共识”，被视为两会对话与谈判的基础。

　　“汪辜会谈”被定位为“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与功能性”，是两岸落实“九二共识”的重要成果。会议达成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4项协议。

　　尽管首次“汪辜会谈”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的范围，但其本身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毕竟这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也是两岸高层人士40多年后的首次接触、商谈。

　　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辜振甫应邀率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在上海，汪道涵与辜振甫再度聚首，除两岸政治对话外，也有温馨的家庭式茶叙。

　　会谈中，汪辜两老均身着深色西服，显得清癯健朗，一边悠闲品茗，一边亲切交谈。而两位夫人当天的着装也格外醒目：汪夫人是宝石蓝套裙，辜夫人则是一袭大红旗袍，她们在茶几旁轻声地细话家常。

　　除此，汪辜两人还因同为戏迷而另有一段缘分。

　　辜振甫热爱京剧众所周知，而汪也是一个地道戏迷。

　　但汪道涵生前坦陈，辜对京剧的狂热比自己胜出一筹。

　　故此，每隔一段日子，汪道涵就能收到来自台湾的辜振甫自拍自唱的录影带。虽遥距千里，两人仍能“神色俱全”地交流国粹。

　　抱病会见国亲“大陆行”

　　2005年5月，对90高龄的汪道涵而言，是忙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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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周时间内，他抱病会见了国亲两党的代表团。

　　在此之前，有关汪道涵病危的消息屡屡传出。一位于今年春天探视过汪老的人士介绍，由于胃部疾病，汪老当时只能吃干的食物，不能吃流食。但精神尚好。

　　5月2日上午，久未公开露面的汪老经医生“特许”，赶到上海锦江小礼堂，会见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

　　汪道涵甫一露面，便有记者上前问候其身体状况。

　　“你看我现在怎么样？”老人朗朗而笑。

　　这一天，连战给他带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辜振甫的亲笔画作。画作的内容是观音山远景，这是辜老生前承诺要送给汪道涵的礼物。

　　早在1993年首次“汪辜会谈”时，汪道涵看到由辜振甫画作印成的明信片，非常喜爱，辜答应要送一幅亲笔画，履诺已是12年之后。

　　6天之后，汪道涵又出现在上海虹桥迎宾馆二号楼。这一天，他身着白色衬衫和深色西服，还整齐地系着深色花纹领带，准备迎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一行。

　　几分钟过去了，陪同汪老进入会客室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想扶一下，汪老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

　　当天的拜会气氛融洽，汪、楚两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汪老更是一直躬身亲近。

　　原先设定的十分钟会谈时间，后来延长了一倍，在工作人员提醒下才得以结束。

　　据当地媒体报道，连宋相继访问大陆后，台湾花卉成了上海热销商品，其中以玫瑰和汪道涵经常购买的蝴蝶兰人气最高。

　　推荐江泽民

　　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撰写的《江泽民传》，通过采访汪道涵本人还原了几个精彩的历史瞬间。

　　1949年9月，刚刚担任华东工业部部长不久的汪道涵，去下属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视察时，认识了一位年轻人———江泽民。

　　两人同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当时，江泽民23岁，汪道涵34岁。

　　“此后，我们就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和妻子把他当小弟弟看待。”汪道涵对《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说。

　　在以后的日子中，汪道涵和江泽民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汪被江称之为“终身的良师。”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年仅25岁的江泽民被任命为副厂长。

　　1953年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当时中国正采用苏联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

　　“非常和善，没有架子，给人感觉很亲切。”该部原机械研究院院长华国柱告诉《新京报》记者，汪脸上通常的表情就是微笑。

　　1957年中央制定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派团去莫斯科听取苏联专家对规划的意见时，华国柱成了汪道涵的助手和翻译，一起工作了二三周时间。

　　此时，汪道涵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他再次想到了江泽民，把他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

　　在十多年的动荡岁月中，汪道涵和江泽民两个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互相照应。在汪道涵被迫害得家人离散时，在上海的江泽民妻子王冶平，冒着风险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汪道涵恢复平常人的宁静生活，江泽民经常去看还在谪居的王道涵，这在当时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985年，王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届满。在中央物色接班人时，汪道涵推荐了江泽民。

　　“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汪道涵对库恩说。

　　1989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已经退休的汪道涵赠给他一幅林则徐的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汪在接受库恩采访时说，“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江没有在中央最高层工作的任何经验，而在那里存在很多复杂情况，有很多矛盾，有时会令人沮丧。我用林则徐这幅对联告诉江泽民，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1995年1月30日，身为海协会会长的汪道涵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迎新茶话会上。

　　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

　　两岸融合的商业之道

　　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回忆，汪道涵最关心三方面的问题，即我国对外开放、加入WTO后的各种研究，以及海峡两岸的关系。

　　熟知其人者说，汪的这些爱好与另一位国家领导人荣毅仁有关。

　　1991年12月16日，海协在北京宣告成立，其宗旨是“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彼时，荣毅仁当选为海协名誉会长，汪道涵出任首位会长。

　　此前，荣毅仁和汪道涵均在上海市政府担任过要职，尽管并不同期，但在其卸任之后数十年内，两人均承担着上海市府的顾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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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人全身心地投入于统一事业中。荣毅仁以全国工商界首脑的身份，频频呼吁两岸工商界同仁尽快坐到一起来，共同就感兴趣的事情交换意见，开展经贸合作。 1988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前荣毅仁指示专门致函台湾工商总会、商业总会，邀请对方派代表前来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的大聚会。

　　可惜这个行动未得到回复。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荣毅仁说：“这在两岸目前的关系条件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他表示相信，总有一天，大陆和台湾的工商界一定会紧密联系起来的。

　　说这番话时，荣毅仁已是72岁高龄。他曾多次表示，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见祖国完全的统一。

　　1993年3月，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其积极开展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对首次“汪辜会谈”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这一年11月，汪道涵也被推荐为上海市工商联名誉会长。

　　“汪老一直很关心经济，尤其是台海经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江春泽，曾与汪道涵有过几次接触。

　　早在1980年，江春泽从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借调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参加大规模经济调研工作，曾去向汪道涵咨询请教过。

　　1982年左右，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制定世界经济学科规划会议，再次听取汪道涵的意见。

　　交谈时，汪老给江春泽的印象是：学识非常渊博，知识面很广，是个慈祥的长者。思想敏捷开放。

　　1992年，在一次海协的会议上，汪道涵一眼认出江春泽，并主动打招呼提供家庭住址，要求江将研究成果寄到自己家里。

　　在1999年，上海办了一家民间亚洲研究所，汪道涵任理事长，江春泽任所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一次上海召开的金融危机国际研讨会上，汪道涵与国内经济学会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其中关于台海的经济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两岸直飞梦

　　汪道涵秘书张先生介绍，12月30日，将在龙华殡仪馆举行汪道涵追悼仪式。

　　这一天，同时是上海航空公司(简称“上航”)二十周年庆典日。

　　上航名誉董事长贺彭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985年上航成立时，时任市长汪道涵特意选择“白底红鹤”作为飞机标志，希望上航能促成两岸直航。

　　今年1月18日，上航被列入首批台商春节包机飞行的内地航空公司。

　　上航总经理范鸿喜介绍，首批直航两岸的航空公司名单出炉前夕，汪道涵委托其秘书多次与上航、民航总局、国台办等机构接洽，了解大陆民航班机春节直航台湾时刻表的制定情况。除此，汪还亲自致电有关方面，询问上航是否已被列入大陆飞台湾的六家航空公司之列，并委托身边人转达希望上航能够首发飞台的愿望。

　　下个月，上航还将承担第二批两岸直航的重任。

　　但汪道涵已无机会乘坐飞机去往台湾。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知名台湾问题专家章念驰说，这成为汪老的一大遗憾。

　　据其回忆，汪老生前曾多次表示，希望去台湾看一看，希望以亲人的身份，看望台湾同胞。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辜振甫的盛情邀请下，汪道涵曾一度计划赴台参访，行程界定为温馨的“探亲之旅”，但因台湾当局阻挠，始终未能成行。

　　台海反应

　　12月24日早上，在上海家中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通过电视看到了汪道涵去世的消息。

　　“今年5月份看他接见连战和宋楚瑜时，还很精神的样子。”

　　郁慕明告诉《新京报》记者。

　　郁慕明在发往汪道涵家人的唁电写道：“九二会谈，虽成绝响，两岸新局，已然展开。”

　　郁慕明与汪道涵的会谈前后有5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两年之前。“汪老一直是有所坚持，有所开拓。”在郁慕明看来，汪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的人，他能够理解并尊重台湾社会的各种意见，善于求同存异。

　　“每次见面，我都可以毫无保留的跟他介绍台湾的情况，他总会表示理解。当然，原则问题他从不让步。”郁慕明说。

　　因为是周末，又是新年，郁慕明说自己一时也无法确定会有多少新党党员参加汪老的葬礼，但是自己肯定会亲自率团参加。

　　亲民党总部也表示，要派人到上海参加汪道涵的葬礼，但具体人员和层级要等到26日才能确定。

　　12月25日中午，民进党也发布新闻稿，肯定汪道涵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尽心尽力，为两岸人民福祉作出许多重要贡献，深盼海协会后继有人，与海基会共同为两岸关系正常化、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人民福祉再次写下历史新篇章。台湾海基会现任董事长张俊雄在获知汪道涵逝世后，立即致函汪道涵之子汪雨慰问。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向汪道涵的家属表达“深沉的慰问”，希望两岸未来还有像汪道涵这样分量的人，好好化解两岸问题。

　　12月25日，周日，圣诞节。本是度假的日子，台北市各党部却意外的有些忙碌。国民党立委张昌财正在准备明天一早的党务会议。

　　“要派谁去参加汪老的葬礼，派多少人去，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张昌财告诉《新京报》记者，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还在为父服丧期间，没法前去。但是这次悼念汪老的规格绝对不低，肯定会由一名副主席带团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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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用去年悼念辜老的规格来悼念汪老。”张昌财说。

　　“书痴”汪道涵

　　“读书就是生活”

　　今年11月13日，汪道涵之子汪致重回家乡明光考察探亲。

　　汪致重此行之目的，实为完成父亲汪道涵的一个夙愿。年届90岁高龄的汪道涵老先生时刻关注家乡的发展，汪老有藏书的爱好，他想在有生之年将自己个人多年的藏书捐赠给家乡人民，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做点贡献。

　　据介绍，受父亲委托，汪致重专程来明光考察探亲，并为家乡提供价值100万元的捐赠物。

　　学者风度，务实性格，平易近人，这是海内外媒体对汪道涵的一致评价。

　　“读书就是生活。”汪生前对身边人表示。在汪道涵的办公室和家里，都堆满了书籍，每次工作至深夜，回家后他还要从床头的“书山”中取一本看看，有时到凌晨仍手不释卷。

　　中国法学会原会长王仲方回忆，汪道涵最大特点是好读书，无论在职期间，还是不在职，汪道涵喜欢逛书店，买书。

　　88岁的王仲方与汪道涵都为安徽芜湖老乡，两家祖上世交。汪的父亲汪雨相与王仲方父亲王肖山都是民国初年著名老教育家。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

　　退休之后，王仲方与汪道涵地处南北，相隔千里。

　　“每年，我们至少在一起呆一两次。”2003年，王仲方因车祸住进上海市瑞金医院，正好与汪道涵的病房相邻。

　　“我们都知道他喜欢看书，没想到他把书架搬到病房里了。”王仲方说。在瑞金医院期间，汪道涵特意请医护人员给病房里安置了一个书架，“那儿摆满很多书。

　　看书是他的嗜好。“王仲方说，最近几年，汪道涵对经济学方面书较感兴趣，喜欢了解一些国际时事以及台湾方面的书。

　　知道汪道涵好书，有时出差，遇到好书，王仲方会给汪道涵寄回来。“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给他送书。”王仲方说，他从台湾、香港寄回的书，最得汪道涵喜好。

　　那两个月，是王仲方与汪道涵相对见面较长的一个时期。当时，汪道涵的生物钟是，吃完早饭后，大约9、10点钟，由护士陪同到西郊宾馆散步。中午，回到宛平路11弄吃饭。午休过后，下午回到医院。

　　汪道涵还有个特点是好交友。一个周末，王仲方去汪家做客时，发现客厅里坐很多学者，其中包括吴敬琏。

　　跟王仲方在一起时，汪道涵对法学方面问题谈论较多。2004年春节，两人在电话里互致问候时，汪道涵向王仲方问起“依法治国”的相关话题。王仲方建议约好春天在上海好好讨论这个话题。汪道涵的记忆力很好。

　　“他在研究问题时，喜欢详细地占有资料，然后再深入下去。”王仲方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汪道涵在向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人介绍进出口贸易工作时，得到赏识。“他谈起任何情况，从不带稿子，脑子很清楚。对外贸领域的数字，记得非常准确。那位领导人当着我的面夸他，说居然有这样的人才。”

　　汪道涵在生活饮食方面没有特别要求。不过，王仲方到上海时，汪道涵会热情招待。“他总是说，请你去吃螃蟹吧！”

　　汪道涵的好友、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回忆，颇具知识分子气质的汪道涵，爱书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其在瑞金医院住院期间，经常到绍兴路买书，甚至有一次我去那买书，还碰到了他。经济学家江春泽说，汪道涵的国学功底很深，唐诗宋词，出口即来。

　　对经济管理类图书尤为感兴趣，是汪道涵阅读习惯的另一特点。除了自己看，还要推荐给别人看。他在当上海市长时常说，全市每个企业都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每个企业领导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好经理，上海就会搞好了。熟悉的人说，他讲话时常常“引经据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