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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安
三
从上所述，可见明清徽州著姓望族主要由魏晋唐宋以来历史上形成而入迁徽州的“世家大族”后裔与明清时期由科举入仕而新兴的徽籍“著名家族”所构成。而构通这两者的，乃是举世闻名的徽州商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那样，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大都与其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歙县“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兰田之叶”[51]等十数著姓，就是由于他们出贾众多而资财雄厚，“张贾”获利后又“延师课子”以“张儒”而科举相继才最终跻身著姓望族之列的。歙县雄村曹氏家族，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望族之一。至今雄村的村口还矗立着一座曹氏功德石牌坊，坊后即是曹氏宗祠。歙县雄村曹家是官商结合的典型。在清代，雄村的曹文植、曹振镛父子分别于乾隆庚辰科（1760年）、辛丑科（1781年）先后考取进士，并都入选庶吉士。曹文植历官南书房行走、詹事府詹事、顺天府尹，晋级为户部尚书，谥“文敏”[52]。曹文植之子曹振镛（1755—1835）则历官翰林院编修、通政使、吏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所以，雄村乡民俗称他们是“父子尚书”。其实，儿子曹振镛的官阶和业绩均要大大地超出乃父曹文植：曹振镛在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年）入阁拜相为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又加官为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曹振镛再晋官为太子太师，次年则更晋升为太傅，特旨钦赐紫韁，图形紫光阁，列功臣中[53]。因此，歙县雄村又有“宰相故里”之称。就是这样一个显赫的曹氏家族，其先亦为徽商。清初，雄村曹氏世为盐商，迨至曹文植的祖父曹堇饴时已成豪富。曹文植的父亲曹暎青乃扬州鹾务巨商，后来退隐故乡歙县雄村老家，富埒王侯，锦衣玉食，在家乡安享晚年。曹暎青的长子继承父业，在扬州继续经营盐业；次子留在歙县雄村家乡掌管田产家业；而让季子曹文植走读书科举入仕的道路，以期“大吾门”、“亢吾族”。曹文植果然不辜负盐商父亲的期望，勤奋力学，终获科举高第（他在乾隆庚辰科殿试考取二甲一名进士，俗称“传胪”，位列“巍科”），并且在此后的仕途上也颇春风得意，一帆风顺地累官至部院大臣的高位。其子曹振镛则科举相继，是位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重臣，不仅在道光年间以宰相之高位引退，入祀贤良祠，并且皇恩浩荡，道光皇帝特擢曹振镛次子曹恩 （曹文植嫡孙）为四品京卿[54]。植根于盐商世家的歙县雄村曹文植家族，终于以其雄厚的资财、显赫的官宦地位而成为名门望族。
又如歙县棠樾鲍氏家族，亦与徽商关系密切。据记载，徽州鲍氏，“其先青州人，晋太康中曰仲，官拜护军中尉，镇守新安。永嘉末，青州大乱，子孙避兵江南。咸和间曰弘任新安郡守，因占籍郡城西门，继于郡西十五里牌营建别墅”[55]。歙县棠樾鲍氏始迁祖，是北宋时的文学荣公。传至明代中期，有府治西门、蜀源、岩镇、棠樾等四派，而以棠樾宣忠堂支为大宗。据记载，棠樾鲍氏从明初即开始经商，如鲍氏第十二世祖鲍汪如，洪武时，“边陲有警，募民上粮易盐。公（鲍汪如）遂运米，应云南军饷。……”[56]鲍氏十三世祖鲍万善（汪如子），亦“少能立志，经营积累起家。”[57]鲍氏十四世祖鲍邦灿（万善第三子），“尝挟资客汴、洛间”。第十五世祖鲍光祖（邦灿次子），也贩负经商至北疆江南各地。棠樾鲍氏从第十六世时开始有人科举入仕，侧身封建官僚之列。例如，棠樾鲍氏十六世祖鲍象贤，字复之，明嘉靖八年（1529年）已丑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南京兵部右侍郎、太仆寺卿、右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隆庆戊辰（1568年）卒于棠樾老家，入祀乡贤祠[58]。鲍氏第十八世祖鲍孟英（象贤之孙），进士出身，历官开封府通判、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同知，“起家华胄，饶具干才。……以推择佐治胶、莱”[59]，晋阶为朝议大夫。但往后数代，棠樾鲍氏大概“毕事儒不效”，于是又“弛儒而张贾”了。例如，鲍氏二十一世祖鲍寅宾、鲍士臣、鲍士讳等兄弟四人又都弃儒服贾了。第二十二世祖鲍超万（士臣子）即为淮南富安盐场的场商，二十三世祖鲍宜瑗（字景玉）则“长贾于外”，捐从九品官。而鲍宜瑗的长子鲍志道、次子鲍启运、孙鲍淑芳，则均为清代中叶的著名两淮大盐商。同样，鲍士讳支下的人也大都服贾从商。
棠樾鲍氏二十四世祖鲍志道（宜瑗长子），字诚一，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他幼年读书，但十一岁时因家道中落而被迫离家习贾，娄年后他至浙江金华经营浙盐，不久又移居江苏并茶盐场从事收购淮盐而积累了一笔资金。二十岁时定居扬州，最初辅佐维担吴太守经营盐业，“后自操其赢，所进常过于所期，久之大饶。遂自占商数于淮南，不复佐人故事。”[60]后来，鲍志道任两淮总商二十年，成为全国闻名的商贾巨富。志道长子鲍淑芳，由太学生捐职员外郎，是继鲍志道之后的两淮盐总之一。鲍淑芳因捐银赈济灾民、 通河道、培筑范公堤等义举而闻名朝野，深为嘉庆皇帝嘉许，御笔亲题“乐善好施”匾额赐之，并在其故乡棠樾建坊旌表。志道次子鲍勋茂，字根实，徽州府学诸生。乾隆南巡特试，鲍勋茂考取一等，后擢内阁中书加一级兼军机行走。勋茂之子鲍时基（字澄叙，鲍志道之孙，明代太仆寺卿鲍象贤第十世裔孙），也曾官至贵州黔西州知州。其时也，既有鲍志道父子（志道及其长鲍淑芳）历任两淮总商数十载于前，积赀巨额、富埒王侯；又有鲍勋茂父子（志道幼子鲍勋茂及其子鲍时基）任官京城内外于后，为官为宦，飞黄腾达。因此，清代乾嘉年间的歙县棠樾鲍氏家族即富有又显荣，也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明清时期，歙县棠樾鲍氏、雄村曹氏等望族，可谓是徽商实现贾儒相通、“迭相为用”功名观的典型。
再如，明代歙县的汪道昆、许国等家族亦均莫不以读书力学、科举高第而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据文献记载，新安第一等的大姓汪氏的始迁祖汪叔举曾任南朝刘宋王朝的军司马，后来隐居于徽州绩溪县汪村。汪叔举是汪华的高祖，而汪华则在隋末“保有歙、宣、杭、睦、婺、饶六州，称吴王，唐封越国公”。其后瓜瓞绵绵，子孙繁盛，后裔遍及徽州六邑，“故新安有十姓九汪之谓也”[61]，汪氏也就成为徽州声名最大的世家大族。明代著名戏曲家汪道昆（字伯玉，号太函，歙县松明山人，公元1525—1593年）一支亦是汪叔举的后裔，但由于世道变变贫富分化，故迢至汪道昆一辈汪家早已失去了昔日世家大族的崇高的社会地位。据汪道昆自己说：“由吾曾大父而上历十有五世，率务孝悌力田，吾大父、先伯父始用贾起家，至十弟始累巨万，诸弟子业儒术者则自吾始”[62]。从其为祖父往上推算，“历十有五世，率务孝悌力田”，可见汪道昆家族在三、四百年前已经沉沦为一户普通的农民之家了。他的祖父汪亢“始宗盐策”，亦即开始从事盐业贸易。经过汪氏三代人的努力，到汪道昆这一代，“十弟始累巨万”。经商致富后的汪家，已经具有经济实力培养子弟读书应考，于是汪道昆说“诸弟子业儒术者则自吾始”。汪道昆文章、诗词俱佳，为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文坛“后五子”之一，著作等身，撰写有《太函集》120卷等著作传世。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取进士后，文韬武略，与当时的文坛巨擘王世贞先后任职兵部，时称“天下两司马”[63]；并配合戚继光大败倭寇，与戚继光并称抗倭名将，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又如，明代嘉靖、万历年的内阁次辅许国（字维桢，歙县人，公元1527—1596年）一支，亦系徽州另一世家大族许氏的后裔。据《新安名族志》载，“唐睢阳守（许）远之裔孙”，为新安名族之一。其始祖许远（公元709—757年），唐朝官吏，初从军河西，为碛西支度判官。“安史之乱”时，许远官拜睢阳太守。叛军攻城，许坚守孤城数月，城陷被执囚洛阳被杀。许远裔孙许儒后因躲避朱梁之乱迁来江南，其后裔散居在宣歙之间，许氏亦实为徽州的一个世家大族。但迨至十五世纪，其属于歙县东关许氏拓许国之家的一支也早已沦为寒门小户了。许国的父亲许鈇是个远离故乡而在江苏无锡一带业贾的小商人：“公（许鈇）字德威，（歙县）东关人，少业儒，（后）从季父（许）汝弼贾吴中。”[64]“（汪）富英者，孺人讳也。孺人既归先府君（许鈇）而食贫，则劝先府君贾。先府君贾无以为资，则倾奁资之。于是先府君往从季父友山公贾吴中。……孺人从先府君贾吴中，五六年归，又值家难，赀产尽倾。先府君僦一廛里中，里中豪侧目先府君，谓且鱼肉之。……”[65]出生于江苏无锡的许国，由于得到一位好心的通儒友邻的精心培育而科举入仕：“（无锡）望湖门带钩桥初造时，戽水筑堍，掘得一金带钩，故名。许相公实生其地。……父名鈇。字德威，本徽人，贾于无锡。……子国七岁，令习书兼授算术，邻左有莫晓窗者谓鈇曰：‘是子非握算人，吾当授之经。’三年而经通。又授以举子业，朝夕莫家者六七年，晓窗夫妇爱之如子，凡饮食楮笔皆晓窗所办。学成，鈇始契之还徽。旋举南畿第一，乙丑成进士，入词林，抽称许文穆公是。”[66]许国，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乙丑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太保，授文渊阁大学士。又因平定云南边乱决策得当，晋升少保，授武英殿大学士，成为仅次于首辅申时行的内阁次辅。许国撰著有《许文穆公集》16卷刊行传世。
这样，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汪道昆、许国、曹文植、鲍勋茂等商贾子弟终于以自己读书力学奋斗得来的科举高第和入仕后的文韬武略的丰功伟绩而成为闻名于世的徽籍名士、高官，他们的家族也就成为当时的著名家族。尤其是其中的汪道昆和许国，分们的努力和贡献不仅仅是“复振”了他们本人家族已经沉沦了数百年的“名族”地位，而且也为历史上的“世家大族”与当时新兴的“著名家族”两者之间架起了桥梁。这种沟通，仿佛是抹去了历史的尘埃，使得著姓望族 现出应有的华丽与光彩。而使上述两者得以沟通的乃是商人，正是父兄辈商人的经商贸易才使汪道昆、许国等等商贾子弟的读书应考有了经济基础。有鉴于此，清人沈圭的“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之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谓言之成理。
四
那末，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著姓望族，他们与同时期国内其它区域的望族，又有什么异同之处呢？
先说明相同之处，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点：明清时期徽州望族与同时期国内其它区域的望族都一样，即望族地位的取得和维持都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主要靠读书力学、科举入仕），这是明清望族与同时期国内那些世袭制的封建贵族、皇族的根本区别。
第二点：明清时期徽州望族与同时期国内其它区域的望族都一样，即一般都是通过墓祭、庙祀、修谱等一系列旨在强化宗族文化的措施来维系宗族群体的认同和加强族众凝聚力的。同时，徽州望族为了保持家族崇高社会地位的长盛不衰，又均十分注重联姻对象的门第，所谓“婚姻论门第，辨别上中下等严”（《祁门志》）。早在宋代乾道年间，徽人胡申舜就已指出：“（胡氏）居（绩溪）县之东街崇仁坊，而敦礼坊汪氏最盛，两家东西角立，世为婚姻，所居地各占半县。绩溪言望族者，惟胡氏、汪氏。”[67]“婚姻论门第”，明清时期的徽州望族也是这样，同时期国内其它区域的望族亦均十分讲究所谓的“门当户对”。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学者的论著得出类似上述结论[68]，故此处毋庸赘述。
至于明清徽州望族与同时期国内其它区域望族的相异之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为了使问题集中又具有可比性起见，本文仅将与徽州同属江南的吴中地区的望族试作比较。经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徽州地区与吴中地区两地望族最大的相异之处在于：徽州地区望族比吴中地区望族的社会地位较为稳定。
一般而言，徽州望族门祚较长，瓜瓞绵绵，富贵长久。例如，歙县程文傅“七世皆贵，曾祖（程）琯，明宏治中进士，官两淮盐运使”[69]。又如歙人吴杜邨“世以盐 为业，寓扬州已百余年，家道殷实。乾隆乙未、戊戌两科，先生与其兄绍烁同中进士，入翰林。”[70]等等，等等。明清时期，在素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徽州地区，历经数百年而世系清晰的宗族可谓比比皆是：婺源“乡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数十代，尊卑长幼犹秩秩然，罔敢 忒”[71]，祁门“旧家多世系，由唐宋下不紊乱，宗谊甚笃。家有祠，岁时俎豆燕好不废。”[72]歙县“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73]，绩溪“深山大谷中人，皆聚族而居，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宗祜有百世之谱”[74]，黟县则“黟地山逼水激，族姓至繁者不过数千人，少或数百人或百人，各构祠宇，诸礼皆于祠下行之，谓之厅夏。民室不能敞，惟寝与楼耳。族各有众厅，族繁者又作支厅，富庶则各醵钱立会，归于始祖或支祖曰祀会厅，为会惟旧姓世族有之”[75]；等等。在这些世系清晰、门祚悠久的宗族之中，其中所谓的“旧家”、“世族”、“故旧”、“旧姓世族”等等实即均为徽州著姓望族。
但明清时期在与徽州同处江南的吴中地区，那些被当地乡民称之为“旧族”、“名族”、“巨族”、“故家大族”、“百年之家”、“富贵之家”等等的著姓望族，他们却倏兴倏衰，社会地位很不稳定。如在苏州一带：“富贵之家，远者三十年而一变，近者十年而变，或六七年而一变”[76]。在昆山一带：“吾吴中无百年之家久矣。”[77]在松江一带，则“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如周北野（ ），其父（周）舆与翰林编修，北野官至郎中，两世通显，而其家人到底犹如寒士。曾定庵（时中），其兄九峰（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定庵官至宪副，弟时信亦京朝官，与李文正结社赋诗，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他如蒋给事性中，夏宪副寅，许佥宪玲，致仕家居，犹不异秀才时。至正德间，诸公竟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以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宋大参即余外甥家，得之目击者。此四十年间事耳。然此十万之业，子孙以善败，亦安能如此之速？盖若天怒而神夺之然。”[78]
关于明清时期徽州望族历久不衰的原因，叶显恩教授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点：即这些徽州望族“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由科举入仕和经商致富形成的官商相济，以及强烈的乡土宗族观念导致在封建官场上的互相汲引[79]。叶先生的分析十分精辟，确是高见，惟本人认为对此问题尚需作些补充（详后）。关于明清时期吴中望族社会地位不稳定的原因，早在明代，松江华亭文人何良俊就曾作过如下的解释：“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抑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而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盖父兄之所交而子弟之所彐闻者，皆此辈也。夫一齐人之傅，尚不能胜众楚人之咻，况又无一齐人之傅乎！吾恐子弟虽有颜闵之资，欲其从善，难矣。诸公皆读书晓事，此亦理之易见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谓‘利令智昏’，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80]何良俊的这段话，的确反映了松江一带科举新贵和望族子弟的所作所为，其分析也颇言之成理，但他却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故对此问题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详后）。
综上所述，对于明清徽州望族的社会地位比吴中望族较为稳定的原因，本人认为明人王士性的“缙绅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81]之说，实乃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只要抓住这个关键进行分析研究，那末，总是也就会迎刃而解。本人前几年已在一些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中作过论述，认为明清时期的著姓望族（实际上，无论是上海地区还徽州地区的望族，中国各地的望族都一样）与同时期中国的封建皇族、贵族的根本区别在于：封建插族、贵族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都是世袭制的，面望族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却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主要告科举入仕）去争取和维持[82]。而科举考试的最大特点，即士人获取的功名与官职均不能世袭。在这种科举制度之下，它要求宗族子弟以读书力学、科举入仕来跻身望族之列，并以族中子弟入举相继、世代为官来维持和提高望族的社会地位。但是，人们要在科场上博取功名却又绝非易事，而要“科举相继”则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尊卑无常，贵贱移易，家族倏兴倏衰，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亦属平常。但是，一般而言，徽州宗族均很重视文化教育（诸如本文上述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和《家训》、休宁《茗洲吴氏家典》的《家规》和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的《祠规》所载各种条文），徽商获利之后也都能“延师课子”以“大吾门”、“亢吾族”，故明清徽州科举发达、人才辈出，许多宗族（诸如前述的明代婺源坑头潘村潘氏，清代歙县唐模许氏、雄村曹氏等等）往往科甲蝉联，朱紫盈门，世代簪缨。而饱读诗书的徽州士大夫又素重名节：“吾乡士大夫素重名节，仕宦无厚积在邑里中”[83]、“有官居八座而家无担石者”[84]。这样，既不致积怨乡里，也不会得罪地方官员，大家和平相处，故明清时期徽州望族也就往往因科第相继而门祚长盛不衰。与此相反，如果一个望族迭遭不幸变故或者族中子弟不长进，不好好读书走科举入仕之路，连续数代人才不兴而与功名无关，这个望族从此可能沉寂下来，乃至最后从历史上消失。对照松江一带科举新贵们登第之后，他们在“言利之徒”的引诱下，千方百计地图谋他人田产、钱财，这种做法，不仅积怨乡里，甚至会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以致一旦科举新贵或族中当官者故世，后继的那些科场更新的暴发户权贵则极有可能会将刚死去的上述科举新贵或其族中当官者的家产当作肥肉来享受：“松江钱尚书（岱），活第时多役乡人，而砖瓦取给于他处。一日，有老佣后至，钱（尚书）贵其迟慢。对曰：‘黄家故某人所筑，其砖亦取之旧冢来，无足怪也。’老佣之言，甚得规讽意，惜……”[85]。而更为严重的是，上述松江一带望族子弟或科举新贵一味听信“言利之徒”，专门孜孜求利，他们日常亲近的是金钱而不是书本，于是远离传统文化与科举教育，最后他们势必丧失了参加科举考试、猎取功名的本领。他们既然已不可能博取科举功名，又焉能维持家族的社会地位呢？家族迅速衰落乃至丧失望族地位，也就无可避免了。而这也正是明清时期徽州望族的社会地位要比松江、昆山、苏州等吴中“富贵之家”较为稳定的关键所在。
牌坊、宗祠与古民宅，合称为“徽州三绝”，而它们又大都与明清徽州著姓望族有关。诸如歙县潜口的“司谏第”、呈坎的“宝纶阁”（罗氏宗祠后堂）、棠樾牌坊群及其祠堂，歙县城厢“许国石坊”、唐模村“同胞翰林”石坊，屯溪柏树街“程氏三宅”、休宁溪头村“三槐堂”、黟县西递村“胡文光石坊”、绩溪瀛州乡“龙川胡氏宗祠”以及西递村古民居、宏村古民居，等等，均莫不是徽州望族留下的珍贵遗迹。它们至今依然矗立在徽州大地，成为徽州一道道古朴而又亮丽的风景线，是颇为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明清时期徽州六邑的望族之中，曾经涌现了诸如朱升、程敏政、胡宗宪、马曰琯、汪道昆、许国、金声、俞正燮、程瑶田、戴震、曹文植、曹振镛、鲍勋茂、王茂荫、金榜、胡光墉等等一大批达官名宦、巍科人物、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理财家以及名士、大贾，这些望族名流对于明清徽州地区的社会经济以至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科学文化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今，这些明清徽州望族遗存在黄山、白岳之间众多的牌坊、祠堂和古民宅等“徽州三绝”，正不断地向前来寻幽访古的中外游客述说它们昔日的辉煌，而又继续在为徽州地区的旅游事业多作贡献！
吴仁安，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历史学教授
注释：
[1]龚自珍：《徽州府志氏族表序》，载《龚自珍全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出版，第231页。
[2]道光《徽州府志》卷一《地理·形势》，道光七年刊本。
[3]《新安名族志》前卷，第32页，第71页；（明）程尚宽等纂修，许承尧抄本。
[4]民国《歙县志》卷一《风俗》，民国铅印本。
[5]《新安名族志》前卷，第32页，第71页；（明）程尚宽等纂修，许承尧抄本。
[6]民国《歙县志》卷一《风俗》，民国铅印本。
[7]《新安名族志》前集，《任姓》；（明）程尚宽等纂修，许承尧抄本。
[8]《新安名族志》前集，《韩姓》；（明）程尚宽等纂修，许承尧抄本。
[9]《休宁范氏族谱》卷八，卷三；明万历21年家刻本。
[10]《休宁范氏族谱》卷八，卷三；明万历21年家刻本。
[11]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稿本。
[12]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故老杂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
[13]翟屯建《黄山市博物馆藏家谱提要》（一），《徽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三期，第60页。
[1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第1675页。
[15]清·龙文彬《明会要》卷25，中华书局铅印本。
[16]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主办《史林》1997年第四期，第33页。
[17]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4《家训》，（明）黄玄豹修，雍正九年刊本。
[18]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卷一《家典》，（清）吴青羽撰，雍正十三年（1735）刊本。
[19]胡仲毓《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卷首“祠规”。
[20]《祖宗谱·子山公修谱序》，抄本转引自赵华富《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载《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版）第78页。
[21]嘉靖《婺源县志》卷四《风俗》。
[22]道光《休宁县志》卷二，清道光三年（1823）刊本。
[23]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五章第一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89页。
[24]宋·罗愿：《新安志》卷一《风俗》。
[25]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二章第四节，第91页、93页；第五章第一节，第19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26]（荷）宋汉理《“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载《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行），第290页。
[27]《罗氏历氏祖宗谱》，抄本。转引自赵华富《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载《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版行）第67页。
[28]《歙北呈坎文献罗氏族谱·罗氏族谱序》，抄本。转引赵华富《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载《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12月合肥市第1版）第97页。
[29]这是歙县呈坎后罗氏宗族宗祠内两幅楹联之一。另外一幅楹联为“新安侯封甲族，江左文献世家”。
[30]祁门《王源谢氏孟宗谱》卷9《记》，明嘉靖十六年（1537）刻本，明·谢惟仁纂修。
[31]祁门《王源谢氏孟宗谱》卷9《记》，明嘉靖十六年（1537）刻本，明·谢惟仁纂修。
[32]祁门《王源谢氏孟宗谱》卷七《孟宗事略》，明·谢惟仁纂修，明嘉靖十六年（1537）刻本。
[33]《徽商便览·缘起》（近人）吴日法撰，民国八年铅印本。
[34]谢肇制《五杂俎》卷四，明崇祯间刻本。
[35]明·汪首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仲翁配戴氏膈葬墓志铭》，明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刊本。
[36]歙县《许氏世谱·明故青麓许公行实》。
[37]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1版，第470—471页。
[38]唐力行《商人与文化原双得变奏》第二章第二节，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行，第31页。
[39]清·沈圭《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吴兴丛书本。
[40]万历《歙志·风土》，万历三十七年（1609）刊本。
[41]《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支谱》卷3《柏庭公传》清刊本。
[42]《婺源县采辑·孝友》，民国抄本。
[43]《新安休宁名族志》卷一，（明）曹叔明撰，天启刊本。
[44]歙县《溪南江氏族谱·处士终慕江翁行状》，隆庆刊本。
[45]《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司寇起英公传》，清顺治十年（1653）刊本。
[46]《东南纪事》卷四，清·邵廷采撰，邵武徐氏丛书初刻本。
[47]《歙事闲谭》第6册，（清）许承尧撰，稿本。
[48]嘉庆《黟县志》卷七《人物·尚义》同治九年刊本。
[49]《歙事闲谭》第八册，（清）许承尧撰，稿本。
[50]《丰南志》第5册，《皇清附贡生诰授资政大夫候补道加四级恩加顶带一级又恩加一级议叙加六级显考嵩堂府君行述》，（民国）吴吉祜撰，稿本。
[51]民国《歙县志·风土》，民国铅印本。
[52]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一，“列传”一百八，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1版，第36册，第10784页。
[53]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列传”一百五十，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1版，第38册，第11405页。
[54]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列传”一百五十，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1版，第38册，第11405页。
[55]《新安名族志》前集，《鲍姓》；转引自栾成显《元末明初谢氏家族及其遗存文书》，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行），第45—46页。
[56]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嘉庆十年刊本。
[57]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嘉庆十年刊本。
[58]《歙县乡贤志》，转引自刘淼《徽商鲍志道及其家世考述》，载《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行），第115—116页。
[59]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清嘉庆十年刊本。
[60]王苍孙：《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载（清）鲍琮编纂《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清嘉庆十年刊本。
[61]《新安名族志》前集，《汪姓》；明·程尚宽等撰，许承尧抄本。
[62]明汪道昆《太函集》卷17《寿十七北及耆序》，明万历刻本。
[6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传第一百七十五“文苑三”《王世贞传》附《汪道昆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第7382页。
[64]《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许鈇传》，清乾隆二年刊本。
[65]明许国撰《许文穆公集》卷13《母孺人事实》，明万历三十九年刊本。
[66]清黄蛟起撰《西神丛话·许国公》，旧小说己集。
[67]绩溪《金紫胡氏家谱·序》，清光绪刊本。
[68]参阅拙文《明清时期上海结区望族盛衰变迁的深层次历史考察》，载台湾吴智和教授主编《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台湾乐学书局1998年10月出版），第313—354页；赖惠敏《明清浙西士绅家族婚姻的研究——以海宁陈氏为例》（载《第四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许永涛撰《从桐城望族的兴盛看明清时期的宗族制度》（载《谱牒学研究》第一辑）和叶显恩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四章第三节等相关论著。
[69]嘉庆《两淮盐法志·杂记》，清嘉庆十一年刊本。
[70]清钱泳撰《履园丛话》卷6《耆旧》，1960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71]光绪《婺源县志》卷三《风俗》，光绪九年刊本。
[72]万历《祁门县志》卷4《风俗》，万历二十八年刊本。
[73]清许承尧撰《歙事闲谭》第十八册，稿本。
[74]乾隆《绩溪县志·序》，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75]嘉庆《黟县志》卷三《风俗》，清同治九年刊本。
[76]温璜《温宝忠先生遗稿》卷6《居家偶像》
[77]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四部丛刊本。
[78]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正俗》，见《纪录汇编》卷一七八。
[79]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二章第四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行，第94—95页。
[80]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正俗》，见《纪录汇编》卷一七八。
[81]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台州丛书本。
[82]参阅拙文《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历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第136页；拙作《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25页。
[83]歙县《岩镇志草》，清·余华瑞撰，精抄本。
[84]康熙《徽州府志》卷三，康熙三十八年万青阁刊本。
[85]明·谈修撰《避暑漫笔》卷上，明万历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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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5 21:5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