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对于国家政治变动特别关注的人，都会发现，在19大之后再次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洋，又挑起了一份重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在全国政协十三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当选全国政协主席。人民政协顺利完成又一次新老交替。
汪洋作为政治人物，被广泛受到关注是因为05-07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在07-12年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这样的职务，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封疆大吏”。
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地方的各个层面，而他在广东的执政更惹人注目，是因为一手发展经济，更多的是寻找民生问题的根源。
更为让人惊讶的是，他更相信媒体的力量，当官的躲还来不及，他却始终活在媒体的焦点问题之下。
进入国务院，成为政治局常委，再到全国政协主席，这些都离不开他在安徽长达27年的基层工作，以及七八年的地方执政经历。
他的人生轨迹或许可以简略的说：从安徽走向中央，从中央走到地方，又再回中央。
也或许可以称之为：从南走到北！
从宿县到铜陵，从齐家到治国
宿县，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号称“皖北大门”。这里曾经出过嵇康、刘伶、葛婴、朱温等诸多历史名人。
也发生过改变历史的关键战役，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楚汉时期的垓下大战、解放前夕的淮海战役等等，宿县均处在中心地位。
1955年，汪洋就出生在这里，年少的时候，家境贫寒。
父亲早逝，母亲要照顾一家人，生活艰难。
而汪洋作为家中的长子，不得不替母亲分担家中的压力，读中学的时候，他退学了，开始到当地的食品厂做工人。
那时候的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进入庙堂。
他在食品厂里，一干就是四年，因为他不怕苦、不怕累，很快从一个基层工人成了车间的负责人。
天道酬勤。虽然为了照顾家庭，汪洋中学没有读完，但是他仍然坚持学习。
而正是这种长期坚持的毅力，使他的付出有了回报。
1976年，好运降临了，他被调到五七干校做教员，这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在五七干校的三年间，他聪明好学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担任教研室副主任，并于1979年到中央党校政治经济专业学习一年多，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党校学成归来的汪洋开始到宿县地委党校担任教员，一年以后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
从此，他的政治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1982年到1987年的五年时间里，他从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为安徽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
从教员到体委主任、党组书记，汪洋只用了短短的七年，一位认识他的熟人这样评价，升迁之快，和他本人严以律己、积极进取的做人风格密不可分。
“按照现在好多人的说法，升迁过快肯定是凭借关系，但汪洋不是，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位和汪洋交往多年的人士回忆说，“他在公事和私事上分得很清楚。”
在汪洋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后，他的一位老朋友曾经到合肥办事，想和汪洋叙叙旧，便电话告诉汪洋，汪洋表示到火车站接他。
等到他下火车出站后，发现汪洋骑着自行车在火车站外等他，他深深地震惊了。
汪洋当时属于正厅级干部，有自己的专车，但是他并没有使用，而是用自行车接他的朋友去家里吃饭，之后又用自行车送老朋友到火车站。
但公私分明并不是汪洋性格的全部，工作中的汪洋表现出超前的思维和果敢的作风，这一切在他出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1988年底，汪洋担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
在铜陵的三年，是他彻底展现才华的三年，充分展示了个人独特的政治风采。
这三年，才真正像是被放进麻袋中的锥子，锋芒毕露，让人眼前一亮。
即使在后来上调国务院以后，他依旧保持这种工作作风，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工作人员评价他是“雷厉风行，有很多现代的观念和理念，改革和创新的意识很强”。
在铜陵，汪洋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不仅吸引了国内媒体，而且还引来境外媒体的关注。
1991年，《铜陵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当地电台同日播出，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拉开，在整个铜陵市激起强烈反响。
“那次思想大讨论深深触动了当地干部的内心，带给他们的不仅是震撼，还有整个思想开放的风气，很多保守官员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使当时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振。”一位熟悉当年情况的铜陵人士告诉记者。
思想大讨论只是汪洋在铜陵改革方案中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是他要确确实实对当地旧体制进行改革，打破束缚地方发展的“三铁”思想，彻底改革“三铁”体制。
他首先从住房制度改革开始，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整改。
而当地官员和群众也被他激情四溢的改革决心所带动，开始从冷眼旁观迅速转为积极投入，参与其中。
之后，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铜陵沸腾了。
对此次改革，汪洋评价道：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铜陵老百姓则评价汪洋为：聪明能干、思维超前、魄力很强、做事果敢。
汪洋在铜陵开始成为当地官员的形象代表，老百姓也从怀疑逐渐到认可他的做法，并给予极高的信任。
即使在今天，铜陵人依旧会不由自主地把他和现在的铜陵市长作对比。
汪洋不仅会大刀阔斧地改革，也会表现出认真、重视细节的一面。
铜陵市有一条长江路，这条路最大的特色就是地砖是彩色的，这是当年中国仅有的一条以彩砖铺地的马路。
马路两边，大树成荫，绿色掩盖之处，还有很多欧式别墅样子的厕所，干净美观，曾经有国内官员专门到此参观。
四年的铜陵生活，也培养了汪洋的铜陵情怀。
曾经有人开玩笑地问汪洋，你是飞鸽牌还是永久牌？
他笑着说，当然是永久牌了。
汪洋在铜陵的成功改革，大大改善了城市面貌，也激发了铜陵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铜陵人非常希望他能永远留在铜陵，但他们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合肥到北京，母亲却仍在老家
1992年之后，汪洋一直在省政府上班，铜陵三年后的1999年，他上调中央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先后担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若干职位。
2005年末，汪洋重新返回地方，出任重庆市市委书记。
中组部这样评价汪洋：
长期在地方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政治素质好，党性观念强，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过多岗位锻炼，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组织协调能力强；工作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善于从宏观上思考问题；工作敢抓敢管，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注重调查研究，把握政策稳妥；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求真务实；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注意听取他人意见，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公道正派，处事稳重，待人诚恳，对自己要求严格。
完善的性格和过人的才智来自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早期的磨练。汪洋孩提时代，家教甚严，母亲对他管理很严格，汪洋也非常孝顺。
自从离开宿县以后，汪洋就很少回到家乡，他也想把母亲接到合肥、北京长年居住，但都被母亲婉言拒绝了。
汪洋在安徽省任职期间，每年春节都要回宿县看望母亲，母亲认为路费很贵，表示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不必每年都回。
在汪洋到北京工作以后，时间更加紧张，回老家的机会也愈发稀少。
6年间，只有一次春节回家看望母亲，而且还是悄悄地，没有带秘书，也没有惊动地方政府，汪洋自己乘坐火车从北京回到了宿县。
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悄悄地离开了。
整个过程非常安静，即使他们家的邻居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母亲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
他母亲默默地支持着自己的儿子，同时也尽量避免给儿子带来任何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很多人一直想拜访她，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
汪洋一个很好的老乡朋友，到北京出差，去看望汪洋，当得知他母亲依然在宿县居住以后，随即表示一定回老家拜访。
当他返回宿县时，正时中秋月圆，他马上拔打汪洋母亲的电话，表示要登门拜访。
电话是汪洋的妹妹接的，回答说母亲不在家，去合肥汪洋的弟弟家了。
然而事后，他了解到，汪洋母亲根本就没有离开家门一步，只是为了不给汪洋添加任何额外的事情，从而嘱咐女儿无论谁打电话来，一律回答不在家。
家严出才子，汪洋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即使成为安徽省常务副省长以后，他都没有忘记学习，为了顺利从中国科技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坚持学习英文，最终考取了大学英语6级的证书。
同时，他还继承了母亲的优良秉性，宽厚待人、严以律己。作为宿县出来的大官，很多老乡希望汪洋能帮他们忙。
宿县一个退伍老兵曾经托关系找到汪洋，希望能调配他到合肥工作，但是按照政策他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汪洋在了解情况以后，很耐心地向他作了解释，表示工作还是要按照程序来办。结果这个老兵被说得心服口服，打消了原先的念头。
广东五年，中央五年，东风正盛
汪洋在重庆只呆了两年，之后执政广东5年，然后从地方回到中央，但这5年，对于汪洋来说，是他人生政治道路上最重要的5年。
铜陵还是太小，从汪洋在广东的打黑、扶贫、抓文化的手段来看，这番历练让他在2013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来说，打下来踏实的基础。
作为排名第三的副总理，汪洋分管的都是些“硬骨头”：三农、扶贫、商贸、抗震救灾、绿化、打击侵权假冒……
对内，他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助手，推行中央政策，化解最棘手的难题；对外，他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解释中国想法，直面最微妙的外交关系。
从执掌大省广东到统筹全国性事务，汪洋所面临的局面要比过去更复杂，但回顾汪洋工作开局这一年，贯穿始终的是他鲜明的个性。
汪洋去得最多的是两个地方，一类是最贫困的，另一类是灾情最严重的。
这跟他的两个身份有关：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
汪洋对扶贫并不陌生，主政重庆、广东期间，他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扶贫探索，但他清楚现在的情况更加紧迫。
在一次扶贫大会上，他叮嘱下属，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关乎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
“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为了了解扶贫的第一手材料，他去了甘肃、青海、贵州等边远山区。
在甘肃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积石山县，他和下属们展开了“解剖麻雀”式的田野调查。
他要求不踩点、不提前打招呼，随机抽取了三个村，对四十多户逐户问卷调查，看到了“正常”状态下的贫困村。
调研让他倍感压力。一系列机制创新渐次推出，包括淡化GDP考核，主要考核扶贫成效——在广东时，他就以淡化GDP考核著称。
针对扶贫的“大水漫灌”现象，他要求扶贫干部要像军事战术那样“精准制导、定点清除”。
对于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大国来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千头万绪，汪洋身上的担子远远不止扶贫这一个。
春耕夏种，他要去不同的省份，督促粮食生产；台风来了，他作出批示，要求减少和杜绝人员伤亡。
某种程度上，他就像一个救火队长，奔波在各个现场，一言一行尽显汪式个性。
在四川芦山，他鼓励救灾的官兵，“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芦山灾区一定能像汶川灾区那样雄起。”
每到一个农村，他喜欢在官方安排的行程之外，看看当地老百姓。
2013年8月，汪洋到湖南株洲视察旱情。据《株洲日报》报道，看到村民在树荫下纳凉，汪洋走了过去：“看样子，这季水稻是没指望了，老乡有什么打算啊？这样旱啊，大家吃饭没问题吧？”
“他说话很接地气，每次他一到现场，整个气氛很快就会热起来。”一位曾多次受到汪洋接见的记者说。
主政广东期间，汪洋曾以改革形象著称，“腾笼换鸟”、大部制改革、“乌坎事件”都是他留给外界印象最深的改革印记。
到了中央，改革依然是他最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食品安全要加快地方监管体制改革”，“国土绿化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这些源于他的另外几个身份：国家食安委副主任、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国绿化委主任。
在中国，食品安全已经变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汪洋面对的是一场硬仗。“如果我们再应对不力，个别问题就会演变为全局性问题，这将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2013年8月，汪洋在《求是》杂志撰文称，要打一场保卫食药的人民战争。
对于食品安全，他提倡，“治乱要用重典”，但也主张社会要强化监督责任。
在一次食品安全宣传活动上，汪洋注意到马云也在现场，他建议马云：“现在淘宝网也卖食品，能不能在卖的时候对一些重要的食品安全事项进行提醒，那样买家就可以不上当了。”
“我太太不让我参加任何会，但这是唯一一次让我赶紧参与的活动。”马云如此回应汪洋。
在对外上，汪洋又是幽默的。一些有众多外企代表参加的场合，汪洋更是找到了一个解释中国的绝佳机会。
许多人对他在一次外交场合上的三道菜祝酒词印象深刻。
那是2013年12月20日的北京，在第24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欢迎宴会上，汪洋举杯致辞，他先是推荐了象征合作圆满的“大丰收”，“比翼双飞”，接着介绍了麻婆豆腐。
“这道菜有些烫嘴，吃起来要小心。”汪洋说，“中国人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希望美国朋友能够更理性地看待中美贸易中面临的问题和分歧，只要有耐心，并付诸努力，一定能够品味到这道美味的佳肴。”
有一次去津巴布韦访问，汪洋顺道去了一家安徽在当地的公司，以前在安徽当常务副省长的时候就知道这家公司，这也是他当副总理之后在海外参观的第一家中资企业。
汪洋跟企业老总见面的时候打趣说：“这不是有意偏向，这是命运的安排。”
汪洋不仅是顶层设计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推广者。
2013年11月22日，他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中国将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再造“开放红利期”。
2014年2月20日，他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做关于农村改革的报告，称要守住底线，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
2017年，十九大，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承担的依然是最重要的工作，仍然是他肩膀挑起的重担：扶贫。
2018年，13届全国政协，他担任了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
从执行，到监督，谁也不知道之后的汪洋怎么样
不知道，也不愿意去猜测和估计，因为此时，东风正盛。
发表于 2018-3-16 11:21:59
发表于 2018-4-3 20:2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