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科研道德失范、学术风气不正的问题一直被广泛地讨论着。虽然，我没有做过关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所谓整体，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问题，而是说，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起码是一个流行病。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现象，分析一下其实是一个道理，比如裁判吹黑哨、歌星假唱、写文章的人剽窃作假，等等。这都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领域的反映。我认为，现在确实到了需要社会整体地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而最重要的是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我们国家的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是比较成功的，从我的经历来看，从来没有看到中国能这么扬眉吐气过。我们在高校的人，也感觉教育的发展从来没有这样快，学校有这么多经费，国外的人看着都羡慕。但是，在这个好的前提下，我觉得上层建筑没有跟上经济基础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经济发展本身就带来社会问题，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道德代价是相当大的。什么东西都商品化了，人的概念也商品化了，从肉体到灵魂都商品化了，这个当年马克思说过的一些事情，现在在我们这里又重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当然也会影响到科学领域。最简单的一个标准，我认为，真正的科学家，他是在为科学做事，除此之外的事情都不重要，对他而言，科学本身才是最有兴趣的。但是，现在有多少人真正这样呢？对很多人而言，科学无非是敲门砖，一个换取好处的手段，他并不见得是真的热爱，并不会为了某个问题而真的彻夜难眠，他可能真正担心的是他的钱在哪里，或者他的这个东西会得到什么奖。这样发展下去，科学的本来意义就逐渐失去了。
科学界的问题不要把它小看，因为它有一个深层的病根。从历史来看，自从中西文明碰撞以后，我们的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虽然能一直在剧烈颠簸中前进，但相对来说，缺乏一个缓慢的积累沉淀的过程。因为文化是缓慢生长的，而我们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多次发生剧烈的变动，我们固有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随之丧失。一个民族需要自己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文明虽然没有断裂，但是却折腾得很厉害，而且折腾的频率逐渐加大。一个人的信念不可以像翻烧饼一样翻来翻去的，一翻多了以后全乱了，很多人就没有信念了，最后什么东西最实惠呢？不少人就会以为物质的东西才是实惠的。
我记得康德说过，“人性是神性和兽性的结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兽性的部分还在发展，但是，神性的部分缺失了，并在一些领域演变成了虚假的东西。从这个背景上来讲，我们现在知识阶层的一些人失去了灵魂的部分，这就造成上层建筑不能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配合。以教育为例，思想教育是要把教的东西最终变成学生自己内在的品质，作为教师，使学生在几十年后还能记得他教过的东西或者老师自己是怎么做的，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讲一些套话。一个人的脑子，不可能想社会问题是一种思维，想自然科学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思维。所以，如果习惯了说套话，那么在科学上，他也说套话。这样的思维方式离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人才这个要求是非常远的。
我们现在讲科学，包括科学教育，过多的讲科学本身的结论，很少讲科学的过程。其实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书，而我们翻译的很不够，而且老师们自己也不熟悉。我认为，教书育人，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教的并不是知识本身，应该是老师怎么对待知识，他自己怎么做人，另外告诉学生这些知识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才是最根本的，而恰恰这个我们做的比较少。的确，我们也有许多报章杂志报道科学家，但是在“有偿新闻”泛滥，浮夸吹嘘成风的背景下，这种宣传的效果并不理想。
我觉得，我们这些年的教育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国家科学院和大学的分割，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做科研的基本上不去教书，教书的人基本上不去做科研。在国外，基础研究都是在大学里做的。其实，一个好的科学家，他必须把他的知识系统化，而教课是最好的系统方式。反过来，如果一个专业课的教师脱离了研究的前线，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老师。
一百年前就有人主张“教育救国”，那是不现实的；现在我觉得真是需要教育救国的时候了。但是，教育救国的前提，并不是学校经费多了就好，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真正优秀的、为人师表的教师。我觉得中国有几届特别的学生：在抗战的硝烟中完成学业的西南联大的一批，建国后一直到1956年的那一批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批，这几届学生都是相当优秀的。教育是有它的规律的，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科学界一些老院士、老科学家都有较深的文学基础，很有文采，而中国现在的自然科学界文风太“干瘪”了，科技工作者的文化素质亟待提高。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自己跟上一代科学家相比就已经很差了，怎么现在好些人在文化素养上比我们还差？我们不能像“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台湾那些跟我们同年的人，文笔就比我们好。现在文科和理科分离的现象比原来更严重了，这将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带来什么后果！
我自己确实在想这些事情，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倒计时的时候了，我虽然不那么老，但觉得自己能活跃的时间并不多了。我有时问自己，剩下的这点时间我做什么事情最有用，也许还真的不是我现在研究的课题，虽然我对它非常非常投入。我总觉得社会应当有一些人先走一点，总要有一些人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能做的，也许应该是给社会发出一种不是能常听到的声音，希望这种声音能够被容忍，能够启发更多的人想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把问题提出来，如果能引起更多的人想这些问题，如果能引起社会上这种讨论的话，那样就更好了，也许比发表一篇宏论更加重要。
原载《民主与科学》第5期 |
|
发表于 2006-11-15 22:18:39
发表于 2006-11-15 22:2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