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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9 2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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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汪王庙
吴山汪王庙始建于唐朝，在杭州七宝山大观台之麓。根据《志略?公牘》所言；“自唐时歙杭立庙，春秋致祭，载在祀典。”可知杭州吴山汪王庙与徽州本土的汪王庙历史同样悠久。
]汪氏在徽州聚族而居，逐渐成为徽州第一大姓，故“新安有十姓九汪之谓也。” “且其俗重商，四出行贾多留不返。故东南郡国巨族，往往推本于歙，经商是汪氏迁徙的主要原因，江浙闽是汪氏迁徙的主要方向，而汪氏迁徙的主要特色则是“推本于歙”认同本土、在迁徙地保持汪氏“巨族”的宗族血缘关系。《黟县续志》卷15《艺文?汪文学传》所载也印证了这一点，乾隆年间“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汪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履丝曳缟，冠带袖然，因而遂家焉。至于仕于其地者，一举手摇足，无不视为利薮，所谓利而商也。民之凋瘵举不关于其心.
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超越血缘、地缘、业缘的商会在全国普遍建立，商界气象为之一新,为什么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商人的血缘组织还会重新建立起来呢？ 这一方面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使商会失去了原有的空间，商人不得不回归传统的民间组织。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力量的强大。近代以还，中国商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传统因子，从宗族社会中走出来的徽商尤甚。这二个条件是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组织委员会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
因此，只有把握抗战前夕杭州徽商的基本情况，才能正确理解当时徽商血缘组织重建的历史缘由。1936年的《续编?宗人录》是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族人登记表，该表由7个要素组成，分别是收姓后世次、名号、年龄、职业、籍贯、地址和附记。这些要素为我们了解民国年间直至抗战前夕徽州商人的状态，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世次、籍贯、职业提供了徽商血缘、地缘关系和职业的基本情况。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考察。
1、旅杭徽州人的籍贯及其地缘认同。
《宗人录》登记的汪氏族人计有205人。他们的籍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籍贯乡里的族人，共52人，约占全体族人的25%；二是寄籍杭州的，共82人，约占40%；三是寄籍异地的，共71人，约占35%。非籍贯乡里者共计占全体族人的75%。但是，这三类族人也并非都生活在杭州。寄籍异地者中，有32人生活、工作在杭州，39人则在他地生活、工作；加上籍贯乡里者中有8人在他地生活、工作，共有47人不在杭州。在总数为205人的汪氏族人中，去除47个在异地者外，在杭州者实际上是158人，而这158人中，寄籍杭州者只占51.9%，籍贯乡里而又在杭者占27.8%，寄籍于其他各地者占20.3%。这大体上也反映了民国年间户籍的复杂性。万历《歙志》云：“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四五之列。”寄籍是指久离原籍而用旅居地的籍贯。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商人寄籍他乡者已达十之四五，仍籍贯乡里者当为十之五六。而到清代乃至民国年间，徽商寄籍他乡者已是超过了籍贯乡里者。按照《宗人录》来统计，汪氏仍籍贯乡里者有52人，寄籍者则为153人。徽商中寄籍者已达十之七八，而仍籍贯乡里者仅为十之二三了。
2、徽州各邑的职业分布及徽人的迁徙。
由上表可知，旅杭汪氏以歙县、休宁人数最多，黟县、婺源居次，绩溪、祁门则居末。歙、休两邑向以盐业和典当两业为主，在杭州的势力最大。可见，杭州汪氏移民的来源，是与其本土各邑的交通、传统职业相关的。例如盐业，明清时期杭州是两浙都运盐使司治所，管辖17府1州包括浙江全省和江苏的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四府和安徽的徽州府、广德州食盐的行销。盐商也是汪氏在杭州的主业之一。《宗人录》中，有9人在登录时说明其先人是因经营盐业而移居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91世汪维瀛一门6人，其先“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杭”。上溯10世，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汪琛，其“安徽休宁85世祖友圣公因经营盐业占籍仁和，即今杭州。”汪友圣当是在乾隆年间迁杭州的
3、吴山汪王庙的结构功能与控制机制
抗战前夕的徽商虽然具备了在大都会重建宗族组织的前提条件，但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呢？换言之，商人为什么愿意为宗族组织投入时间和金钱？
陈璚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为《志略》所写之序，阐明了重修汪王庙的时代背景这一“捍灾御患”的时代特征到1935、1936年是愈演愈烈。虎视眈眈的强邻日寇正欲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国，东洋商品入侵已泛滥成灾。战前杭州的时局混乱，商会软疲无力，社会黑势力猖獗，人心浮动，法制不足以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于是有建立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动议。徽商“云集而响应”，重新祭起有平息寇乱、禦災厉、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的祖宗神，并非仅仅追求精神的抚慰，而是有跨行业的互济，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商业风险的实际效用。这些效用体现在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实际作用.
1)、吴山汪王庙的组织结构与功能
1935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由12人组成，其中商界仅1人，其他政界4人、律师3人、教员1人，会计师1人，不明2人。商人占8.3%，政界占33.3%，律师占25%，教员、会计、分别占8.3%。不明占16.7%。这个班子是以政界为主，律师也占据重要位置。这反映了徽州商人亟需政界人士的保护。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律师在社会生活与商业活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教员与会计是因管理所需而设。
“丙子年（ 1936 年）改选各委员”。管理委员会扩大为16人，其中商人4人，政界6人、律师2人、职员1人，教员1人、会计师1人、不明1人。商人占25%，政界占37.5%，律师占12.5%，职员、教员、会计师、不明分别占6.3%。政界的人数进一步上升，由4人增至6人，律师由3人降为2人，政界与律师仍占绝对的多数。商人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个比例是比较合理的，能在管理层较好地反映商人的声音。教员与会计的人数不变。
对比这两年的管理层，在人员上有了一些变动。先来看三位常委：1935年的主席汪濂系原浙江长兴县县长，1936年改任执委兼常委。 留任者占58.33%。大体上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但退出管理层的也有四成多，说明这种公益性职务流动性也是比较大的。
汪王庙是汪氏宗族组织的固定资产。
管理委员会的职业组成与全体会员的职业组成是否相应？
《宗人录》的205名会员中职业众多，政界达33人，中西医生6人，工程技术人员4人，法律界（含律师）10人，教育界8人，军界2人，职员8人，会计1人，报业2人，学生21人，不明3人，从商（不明行业）36人，典业8人，绸业8人，丝业2人，棉织业1人，纸烟业7人，瓷业4人，木业4人，布业4人，衣业3人，古玩业2人，旅店业2人，盐务1人，茶食业2人，广货业1人，交通业1人，钱业1人，橡胶业1人，扇业1人，鱼业1人，地产业1人，银行业12人，洋行4人。可谓百业齐全。民国年间徽州盐商已衰落，重要的商业有典业、丝绸业、布衣业、纸烟业、木业和瓷业这些传统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地产业、银行业和洋行等新兴行业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将职业类别进一步归并，各类从商者107人，占52.2%，政界占16.1%，法律界占4.9%，教育界与职员分别占3.9%，学生占10.2%，军界与报业分别占1%，会计占0.5%，不明占1.5%。
《汪王庙管理层与全体会员职业分类所占比例对比表》清晰地反映出在杭汪氏族人职业是以商业为主的。占全体会员半数以上的商人，在1935年的管理层所占比例却仅为8.3%。1936年的管理层，商人的比例增加到25%，但仍与商人的实际人数不相对应。这里，学生尚未成年，只是随家长而登录。若不计学生，则各类职业的比例还将有所变化：商人占58.2%，政界占18%，法律界占5.4%，教育界与职员分别占4.3%，会计占0.54%，军界、报业分别占1.1%，不明占1.6%。商人几占六成，而商人在管理层的比例却只占25%。反之，从政人员在全体会员中所占比例仅为16.1%或者18%，但其在管理层却占至33.3%或37.5%，超过了一倍。这个落差约为4：1，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在汪氏宗族同盟中从政与从商的地位对比，或者说是当时社会上对官与商的地位对比。显示了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的民国年间，即便是在经济繁荣的商业大都会，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官本位社会。
《汪王庙管理层与全体会员职业分类所占比例对比表》说明在杭汪氏宗族各类职业间已形成一个互为奥援的网络。两届管理委员会中从政与从法的族人占了管理层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管理委员会主席分别由原浙江长兴县县长和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担任，他们担当起汪氏宗族在杭利益的代表。律师在两届管理层中受到充分的重视， 1935年管理委员会就设在律师的家中。在法制不足以保护正常商业贸易的局面下，求助于本族律师自然可以将解决纠纷的成本降到最的限度。从政从法的族人是商人利益的保护者。而商人的捐助则是宗族组织的物质基础。这与徽州贾儒结合 的传统是相合的。
其二、从《宗人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07名汪氏商人之间，借助于吴山汪王庙这一民间社团，加强了商业网络的功能。
徽商之所以久盛不衰，是与其内部自成系统相关的。徽商虽然百业俱居，却有主干商业——盐、典、茶、木，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十分强大的金融业为后盾，遍布大江南北的徽州典当业，是徽商在商业运作中融通资金必不可少的。清末，盐业改纲为票，徽商已失去在两淮两浙的盐业垄断地位，茶、木业也面临帝国主义的竞争与压迫，典业在银行业的擠压下，已失去原有的空间。在这种情势下，杭州汪氏的经营行业也与时俱进有了变化。其中，银行业、洋行和新兴产业已加入到徽商的经营网络中去。在《宗人录》中，有从事这些行业的族人名单，他们分布于上海等地。
2)、祭祀仪式――汪氏宗族的控制机制
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松散的宗族同盟，讲究的是亲情乡情，并没有设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那么它又是怎样规范族人的行为，从而使该民间组织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要了解管理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就必须要懂得徽州。在徽州，买卖关系上重视的是契约文书，而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更多地是强调宗法关系,属软控制 。在传统社会里，“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 ”徽商在经商地十分重视重构宗法关系。 移居各地的徽商都重视尊祖敬宗的仪式，以求实现“收族”的目的，从而强化从商族人间的合作与诚信。徽商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 这是明清时期徽商成功的内在机制。抗战前夕，当着杭州徽商不得不回过头来强化宗法血缘关系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便是修理汪王庙、恢复祭祀汪华的活动。
吴山汪王庙把徽州本土祭祀汪华的仪式搬到了杭州。庙内奉祀者共21人，其中正殿3人，正中是汪华的塑像和神位，两旁是汪华的两个从弟铁佛与天瑶的神位。后殿供有18人的神位，他们是汪华的祖父母、父母，妻妾5人，儿子9人。每年有三次祭祀活动。第一次是夏历正月十八日，汪华的生辰；第二次是夏历二月择日曜日为春祭期；第三次是夏历八月择日曜日为秋祭期。《志略?祭仪?值祭》指出：“由管理会执行委员按期敬谨备办，并先数日函知各同宗，不限籍贯，亦不限人数，届期诣庙与祭。”只要是同宗汪姓者，不管身份地位，都可自愿参加。
每当祭期，汪氏族人聚于 吴山汪王庙祭祀的过程是一个十分繁琐的宗教仪式，但其繁琐而又神秘的仪式过程，也是使族人对祖先生出敬畏之情的“收族”过程，也是族人祈福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增强汪氏在杭族人的内聚力是必不可少的。
在汪华诞辰日，在香烟缭绕的大殿上，族人们队列整齐肃立于汪华塑像前，乐队奏乐，主祭者要三上香，带领参祭者三鞠躬，献上奠帛、初献爵，二鞠躬，乐止，由读祝者宣读祝文。
近代以来，商人及其思想家提出了“恃商为国本”（王韬）、“以商立国”（郑观应）、商人“是握四民之纲者”（薛福成）等的新观念，但是在传统儒学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商为四民之末”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只是在20世纪最初的20多年里，当着国家处于弱势时，商人才得以一展抱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强势国家对商会的限制和扼杀，迫使徽商不得不回归传统民间组织――宗族和同乡会。社团组织只是商人进入市场的工具，现代工具的失灵，传统工具的重操，这不仅是徽商的悲剧，也是中国商人的悲剧。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的这一段历史，为我们考察国家、民间社团、商人间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转载自江右书生帖<吴山汪王庙>, 略作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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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16 12:2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