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为什么曲解汪华？

九华星云

静心细读了六页文照，掌握了一个理念── 任何一篇史记或者一部史书，都有其缺欠甚至错误之处。研究历史，不能教条地强调某一文或一句或一字而下结论，要有其他材料的佐证。

赞同兴吾和振亮两本家的观点与见解！

丹山碧水

《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五代后晋史官在纂修这部唐史时，绝非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旧本，这是必须清楚的。应当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唐代国史，德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实录，宣宗以前的有关“礼法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旧唐书》中提到的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都是后晋史官修史时的采摭对象。此外，不要忘记的就是《唐年补遗录》了。至于剪裁是否恰当，考辨是否精审，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由于宣宗以后的原始素材本来就短缺，尽管几经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后晋史官不得不大为感叹：“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允墨挥翰，有所慊然！”《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史臣曰”。

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原始史料经过几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

《旧唐书》的纪传里，大段大段地引录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这些原始资料后来有的已荡然无存。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难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由宋、欧诸名家另写一部。但若由此把这部书全盘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历史毕竟已给予《旧唐书》坎坷的命运，使它无端沉没了约五百年。

嘉靖十七年（1538），余姚闻人铨等重刻《旧唐书》，但传布不广。清乾隆时，《旧唐书》始复刻重印于世。由于长期没有印本，书中存在不少残缺和相互歧异之处。

baconwang

个人认为 史书中对汪华历史地位的认定 有两个背景需要考虑：

1) 汪华与徽州: 汪华开创徽州一府六县的格局,成为徽州之主. 因此对他的评价也与徽州紧密联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说: 徽州兴则褒华祖.  

徽州文化成于两宋,繁荣于明清,至今成独具特色且引起广泛关注的徽学.但新旧唐书分别修撰于五代 和 北宋,当时的徽州文化基本无影响力,北方中原文化依然处强势地位.

2) 古代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随着宋朝南迁, 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迁至江南地区, 徽州地区对全国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全社会的主导思想, 统治者便对华祖不断加封. 因此, 南宋是对汪华评价的重要分水岭.

汪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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