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容像画的创作，从目前可以找到的文字记载来看，至迟在唐代初年就开始了，而不是“始于南宋”（见石谷风编《徽州容像艺术》，安徽美术出版社，2001年）。许月卿，号山屋，婺源许昌人，南宋淳祐四年进士，官至江西运干，他有一篇《唐越国公追封英烈汪王像赞》：“天下鼎沸，六州太平。大明既升，版图效灵。生为忠臣，死为名神。此贞观十八年之画，可以见唐衣冠之旧，王容貌之真。”（见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由此可知，汪华被封为越国公不久，有人就开始绘制他的容像，而许月卿见到的这幅容像，绘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 “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汪）华之后也”，所以，汪华的容像在徽州是比较常见的。关于汪华的容像，清人佘华瑞写的《岩镇志草》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歙县岩寺镇的茆田祖殿，唐朝时就悬挂有汪华的容像，百姓到这里求福消灾，很是灵验。元朝末年，也就是至正十二年，因为红巾军之乱，此座神庙毁于战火，结果，“兵燹、厉疫、旱魃为灾者数年”，一直到“重建殿宇而止”。当时的歙县教谕方元春还请人从歙县的乌聊山神庙摹了一幅汪华的容像，并于至正十五年乙未九月十四日迎容像于安祖殿内。此幅容像在明代弘治元年仲冬廿四夜被人偷走，意外的是第二年仲春，容像出现在“高店之野”，原因是窃贼偷了此幅容像后，家里“灾异迭见”，不敢藏匿。 汪华本是徽州汪姓的祖先，后来的情形如同关公，演变成了一个地方保护神，可以保佑一方百姓的平安。那位窃贼偷走汪华的容像，想让越国公单为他一家保佑，结果适得其反。在徽州，汪华这样的人物不是很多，既为本族后代追思祭祀，又为别族子孙供奉瞻仰。这方面的杰出人物，朱熹是不能不提的，朱夫子是徽州朱氏家族中的翘楚，更是徽州人最崇敬的大儒，他的容像经常悬挂在书院的正壁，被莘莘学子们朝拜和祭祀。有的士大夫和乡绅，把朱熹的容像挂在自己的书房，朝夕焚香，顶礼膜拜。可见，这些容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家族的范围，他们成了徽州人共同的先贤先哲，是徽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皈依。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徽州容像，描绘的是普普通通的人，家族性是这些容像的共同特征。黄宾虹说：“中国时俗，祖先容像本为其子孙世守以时祀事。然阀阅之家，一经血食既绝，园宅易主，即行冥镪焚毁，葬之火窟，或掘冈陇，造为茔墓，掩而埋之。苟非其嫡人，则视为不祥之物。”（《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家族一旦败落，其先人的容像或毁或埋；即使没有葬之火窟，在别的家族看来，又是不祥之物，因此，很少有人以容像作为自己的收藏对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安徽省博物馆的石谷风先生到徽州地区从事调查、征集文物工作。石先生说，因为徽州文物多，国家文物部门负责人张珩也来到安徽指导工作。当时民间大量的宗谱、容像被作为封建迷信品，变成毫无用处的废品，流散于市面，俯拾即是。而祖宗的容像被视为“俗物”，很少有人收藏，多数被销毁。石谷风先生对这种濒临毁灭的民间美术采取了人弃我取的办法，征集了百余幅容像作为安徽省博物馆的藏品。2001年，他把这些容像重新做了整理并出版，书名为《徽州容像艺术》。 清代的有些容像，男的穿着清代官服，女的却穿着明代服饰，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老一辈人说，这里有一个故事和缘由。黟县西递旅游服务公司编写的内部资料《一个古韵依旧的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解释说：洪承畴（1593～1665）原为明代大臣，历任崇祯皇帝的兵部尚书，总督军务，抵御清兵，后在沈阳被俘，而投降清朝。开始时，洪拒降，清朝皇帝皇太极很赏识他的文才武略，就利用他是孝子，先把洪的母亲软禁起来，而迫使他投降。洪母知道儿子已经投降，就换上了自己出嫁时所穿的新娘装束服饰来到清营。洪见到母亲这样打扮很不理解。洪母就气愤地说：“我要嫁人”。这种新娘服饰在明朝一生只能穿戴两次，一次是出嫁做新娘，一次是死后收殓入棺。在封建社会里，鼓吹“好男不侍二主，好女不嫁二夫”。洪母之所以这样说，是讽刺自己的儿子屈膝投降，不知羞耻，如同妇女死掉了丈夫又去嫁人。洪母说完“我要嫁人”这句话后就气冲冲的回到住处而于当晚自缢殉国。清皇太极顺治皇帝出于政治需要，且又佩服洪母的崇高民族气节，隆重地厚葬了洪母并明谕天下：汉族妇女入葬可以此为例，穿戴明朝的服装下棺。这样也就流传到了民间“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的佳话。 祖先的容像不一定是祖先最后的遗容，所以从中也就很难准确判断出人物的实际年龄。绘制容像有约定俗成的规则，男女祖先并坐的容像，如果女祖先戴的是耳环，表明她逝在丈夫之后；如果戴的是耳坠，则表明她是逝在丈夫之前。 | 
发表于 2016-8-26 17:09:12
发表于 2016-8-27 14:4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