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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2 12: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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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文化教育先驱—论西溪汪氏的教育理念
西溪的经济一向以经商为主，明正德以后，西溪汪氏也逐渐商游县门之外。他们吃苦耐劳，以仁为本，以义获利，至诚至信，一部分人获得了高额利润。他们将所得利润除用以扩大再生产外，主要用于捐输赈灾、家族消费、资助公益、投资教育办学等。正因为经济发达，为教育文化亊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诱惑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思想作崇，以及受封建王朝抑商政策的影响，“商而兼士”、“贾而好儒” 成了他们的一大特点，不惜以重金设义学、办书院、建试馆，积极培养同族、同乡子弟，使其业儒仕进，显亲扬名。以才入士，以文垂世者不乏其人。有的成为朝廷的大臣，有的成为文坛巨匠。他们或以诗文播名，或以书画著世，为歙县的人文学术和文化积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溪村是一个文风昌盛的地方，汪氏先祖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变化及时调整家族发展的方向。他们从开始经商（从贾）、到亦贾亦儒，再到弃商从儒。自建村以来各个时期都能以务实求新的教育理念而顺应新的时势。元、明期间，西溪人审时度势，那时的教育理念是以儒立身，隐而不仕，且耕且读，并以诗书教导子孙。元统治者种族歧视极为明显，将平民分为四等。蒙古人居首，其次是色目人（元代统治者对西域各族人及西夏人的总称）。再次是汉人（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及较早受蒙古征伐的云南、四川两地的平民），最下层为南人（指最后为元所征服旳南宋境内的各族平民）。地位和待遇的不平等除反映在法律上外，还表现在官吏的选派和选拔上。元廷规定“不以汉人为相”，科举考试的程序是蒙古人、色目人考两场，而汉人和南人需考三场，况且考题的难易也有差别。身为南人地域的歙人，根本无法通过读书步入仕途，就连《歙县志》（九五版）进士录栏目内元朝间也都是空白，埋沒了不少人才。西溪始祖人鉴公幼而性敏，勤于问学。早年攻举子业，因改朝換代，与有司扦格不入，仕途多舛。乃闭门绝笔科举之文，沉潜于子史，以及山经、地志、歧黃医术、孙吴兵法等著作，对于佛教经典、黄老之学也无不研究。延请胡麟、郑耆卿、陆太初、吴式贤、汪翔甫诸贤达相与讨论，并拟将乡贤的优秀作品整理刊行，以示后学，被授为县学教谕，是他标新立异，打造了西溪人的治学氛围。
元未明初，在徽商经济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西溪汪氏的生存方式与教育理念又发生了变化。男孩6—7岁便入蒙馆，13—14岁便往外一“丢”，弃儒从贾。在经商的过程中大开了眼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成为崇尚。科举制度的诱惑，学子一旦晋为生员，国家便复其身，免差役，政府官员以礼厚待，不受刑责。廩生並得食廪，贫寒者给学租养赡。学员经出贡戓中举，便可捐官，正途入仕。如果再会试中榜，成进士，入翰林……，则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以这种欲望为动力，形成了以贾治生，以儒立名，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贾儒结合的教育理念。不惜以重金投资教育亊业。汪浚明弘治年己酉科举人，历任永州府、九江府推官（相当于今日地市级政法委书记）。他从1510年8月至1511年4月协肋族长汪志荣完成忠烈祠的建造工程。他不远千里赴京师请户部侍郎邵宝出面拟写《西沙溪汪氏先祠记》，充分利用社会舆论的公正，使建祠时所产生的政治风波得以平息，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浚还作有《环翠楼记》一文，从中得知环翠楼是浚的祖父耕教翁和其父仲溶公两人先后建造的，是西溪最早的一处藏书之楼。
明万历戊午前后，若海公的后人为纪念先人汪若海，创办了“秘阁书院”，延请秦镐等名流前来讲学。那时秘阁书院和师山书院相辅相成，曾经有过两三百年的辉煌历史，可惜的是书院最终毁于太平天国那场无情的战火之中。良锺公明万历太学生。他耽风雅、好读书，曾筑馆于西溪村口，取名“菉竹轩”，与董其昌交往甚厚，同袁中道三人一起经常在西溪相聚。汪氏后人自此有了自己的书院，问业又有良师。万历三十五年，族人汪三益高中进士，官行人司司正。是西溪第一位殿试高中的皇榜之人。汪景昌字西若，后易名彪。幼年就读私塾，接受儒学启蒙教育。首次参加童子试不中，随后习武，康熙乙卯年中武举人，乙丑年中武进士。他读书过目成诵，下笔千言立就。对于书法绘画，他也很喜欢，而且达到相当水平。不幸的是戊辰年踌躇满志的他赴京谒选时偶感邪气，因误治而仙逝京师；汪涛字亦山，早年在浙江台州沿海一带经商。毎当台风过后，低洼处的坟冢被冲毁，他总是购买一些简易棺材为其迁葬到高地。当地贫苦百姓生下子女无力抚养，每每丢弃。他集资建造育婴堂收养这些婴儿。原先古城关到西溪这段路崎岖难行，他掏钱修了一条平整的石板路。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徽州府试院濒临坍塌，他独自资万金予以修建。历经三年于乾隆元年六月竣工，当时负责江南片科举考试的主考官郑江撰《重建徽州府试院记》一文赞扬他：“君夙秉承茂器，跨迈恒俗，帮能意周利物，流行州乡，敦翼名教，克修斯美。” 晩年弃贾攻举子业，于乾隆十七年，84岁高龄时考取进士；最晩的一位进士是汪春榜，淸光绪十八年中进士，钦命在京任兵部主事。
到了清朝中期，西溪人由于经济上的富有、家族的庞大和社会地位的改变，教育理念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亦贾亦儒，将业贾赚来的钱筑巢引凤，聘请社会上的学派名流前来西溪，除教子孙习制举之学外，还鼓励学者们在这里探古穷经，进行学术研究。
在本文中还要作详尽介绍的是皖派汉学（朴学）的研究中心“不疏园”，它不仅在西溪的文化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还为当时社会上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要介绍不疏园之前先须得介绍西溪的另外四位与不疏园息息相关的关键人物。
汪景晃他是建造不疏园的主人汪泰安的父亲。他早年与四兄景暹、六弟景昴攻读举子业，22岁时弃儒从贾。他告诫家人：“一亇家庭富裕而不去帮助族内的鳏寡孤独是羞耻的。” 凡村内缺吃少衣者，他馈送粮食和衣服；暑热天设茶汤以接待行旅之人；疾病无医药者，给以药；寒门子弟无力上学者，开义馆，延塾师；死而无钱殡葬者，给棺材、墓碑。岁岁行之，至其90岁时，所费以万余计，棺材三千余具。其中有死于非命者连累到自己吃官司，他无怨无悔。乾隆十七年，兰溪发生灾荒，赈灾一条街。1754年，婺源江永先生破例，为活着的他立生传，在传中引用其弟子戴震称颂老人的话：“仁孝人也，至孝近王，至弟近伯，庸德之德也，如正经动仪之为，言其至不加言。” 他常叮嘱子孙致力读书：“人心不可无亊，无亊则心放；吾数十年来，独坐则暗诵前书而已。”50岁时回归故里，将家亊交给儿子，自个专干慈善亊业。乾隆二十四年，被郡县举为乡饮大宾。
汪泰安乃汪景晃次子。10岁丧母，17岁开始操持父业。既是一位孝子，又是一位胆识过人的儒商。他千方百计求取资金，甚至在资金周传不开时变卖妻子的陪嫁品，发展生产，暗中支持其父实现一辈子施舍的心愿。他步武前模，恢弘先业，再展鸿猷，使家族亊业蒸蒸日上。作为胆识过人的儒商，他斥巨资建造集别墅、园林、学馆于一体旳“不疏园”。其子汪梧凤在《家父六十亊略》中写道：“家父敬慎精勤，制亊毕则篝灯火阅书史，至丙夜膏尽乃休。先是梧凤学科举之学，父见之无一言，及从游方朴山、江慎斋二先生读经史治古文词，父见之乃大喜……”。可见他的旨趣不在功名，而在“读史使人明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世人称他为隐德君子，他一生在“亦贾亦儒” 的同时，看重文化教育 ，他对皖派汉学（朴学）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汪梧凤，附贡生，汪泰安之长子。皖派汉学（朴学）兴起与发展过程中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先后师从方朴山、江永、刘大櫆。许承尧云：“东原浑于经，郑牧精于史，梧凤精于学，尤肆力《葩经》。” 其为学“于世落落鲜所谐合，居一室，终日黙然，危坐读古人之书而已。” 然与戴震、汪肇龙辩论经义时，他却不黙然，而且往往因“口吃，尝咽塞不能出声气，须眉动张，童仆往往背立睨视匿笑。己用复辩，必彼我意通而已。” 他的著作“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韵、鸟兽、草木、虫鱼之类，援据该洽，考核精审”，具有深厚的皖派汉学特色。他对皖派汉学（朴学）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灭。
汪漪，太学生，汪泰安次子。旅居浙江兰溪30多年，继承管理祖上的产业，与他有业务关系的各地商人都信服他，后来声誉越来越高，业务也越做越大。他遵循祖父景晃公乐善好施的思想，一生中给本族鳏寡孤独的每月供给没有中断过。他实践父亲的志向，母亲的遗训，即使自己身患重病，仍然斥资追建文杰公支祠。为了让胞兄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他包揽了家庭中包括婚丧嫁娶在内的所有亊物，并为兄等“七君子”探讨汉学而源源不断地提供雄厚的资金，默默无闻地甘为人梯，从无怨言，皖派汉学（朴学）的发展同样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尽管收入日渐丰厚，但他仍然还是节衣缩食，毫不铺张。乾隆后期，他的四个儿子在他的资助下，每人各盖豪宅一幢，分别是“善述堂”、“和义堂”、“善继堂”和“务本堂”。这几四民宅宏丽壮观，保留了清朝期间徽州的建筑文化艺术，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是显官、巨商、大儒在清朝经过数代人悉心打拼后的结晶。所以说，他对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同样也是巨大的。
不疏园是汪泰安亲手创建的一个集琴、棋、书、画为一体的私人园林，设计独特，布局合理。汪梧凤的次子汪灼在《不疏园十二咏并序》内作了介绍：“因为先大父肥遯之所，扁以不疏，与陶诗‘暂与田园疏’之意异矣。先君子暨余兄弟子姓咸涉艺其中，竹榻芦帘，焚芸啜茗，不期要路交，亦不绝高士迹也。随景钖名，纪之以诗。” 园内有“六宜亭”、“别韵”、“拜经草堂”、“松溪书屋”、“山泉响”、“勤思楼”、“双桐得夏阴”、“竹北华南”、“半隐阁”、“听雨”、“不浪舟”、“黃山一角” 等十二处建筑，不少文宗分别为各处建筑书有匾额，汪灼还分别为各处建筑吟有恰到好处的诗句留存。 绕六宜亭旁周围泰安公亲手植梅树十一株，每当寒梅绽放之时，香气扑鼻而来，如同身坠白云堆中。“拜经草堂”是一书房， 该处是梧凤和灼的著书之地。“松溪书屋”亦是书房，是学者们谈经论学之地。“山泉响”为一帯有瀑布的假山。“勤思楼”为藏书之所。“双桐得夏阴” 可能是一所桐阴小院。“竹北华南”是一座四壁有图书的藏书楼。不疏园藏书丰富，除勤思楼有二十四橱书外，竹北华南楼內四壁均为藏书。“半隐阁”是一亭台楼阁，阁前有一株萼梅，阁为两层，周围开窗，阁身半俯曲池，池中有荷，岸畔有芭蕉，还有桂、梧、松等以及牡丹、紫荆等。“听雨”亦轩名。“不浪舟”是一石舫（船）。“黄山一角” 是一楼，位置大概应在园北。不疏园内各处不仅有玲珑小径相串，而且竹树葱茏，花草扶疏相托，所到之处均是一派书香气息，确实不负“宜酒、宜诗、宜画”，“宜耕、宜钓、宜礁” 之盛名。
为什么取名为不疏园呢？梧凤公在《勤思楼》中写道：“先君子治田为园，园北有堂，颜之曰‘不疏’，盖取陶诗‘暂与田园疏’意而反之，亦欲使后人读书其中者，常守厥志，不致苟于利禄，而饕餮于宠荣也。” 可知“不疏”二字原是取为堂名，其用意在使后人读书其中，时刻警觉，要像不疏远田园那样天天去辛勤耕耘，而不至于荒废自己的学业，不要一意追求功名利禄，这与泰安公平日教导子孙为人和为学的思想是一致的。及园建成，便把“不疏”二字广为园名了。
不疏园不仅是汪氏子孙读书的处所，而且还是皖派汉学（朴学）的中心。汪中在应汪灼之请而写的《大淸故贡生汪君墓志铭》中，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国初以来，学士陋有明之习，潜心大业，通于六艺者数家，故于儒学为盛，迨乾隆初纪，老师略尽；而处士江慎修崛起婺源，休宁戴东原继之，经籍之道复明。始此而人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无以得书，是时歙西溪汪君独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其后江君没，大兴朱学士来视学，遂尽取其书上于朝，又史配食于朱子。戴君游京师，当世推为儒宗。后数岁，天子修四库全书，任领局亊。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向于学矣。盖自二人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贡生汪君”即梧凤。以上这段话很重要，它概括地叙述了江戴之学的兴起，而且首先当归功于江永和戴震，但“左右成之”的是梧凤。其实，当时的不疏园主要是梧凤之父泰安，“斥千金置书” 的是他，礼聘江永和戴震来馆教其子孙的也是他。梧凤当然也起到了玉成其亊的作用。于是在他父子的促成下，不疏园便成为当时经学研究的中心。梧凤以江为师，以戴为友，招来“好学之士”有哪些人，又开始于何时呢？梧凤自述云“吾友志相合，业相同，择师而无不同者，休邑郑用牧、戴东原，吾歙汪稚川、程易田、方晞原、金蕊中、吴蕙川数人而已。” 因为吴蕙川很快便转向词章之学了，所以同在不疏园从江永研习六经之学，而且后来在经学上各有所成的，实际上是七人，这就是“江门七子”。
郑虎文在《明经松溪先生汪君行状》中写到梧凤的为学时指出：“君制义师淳安方氏楘如，古文法桐城刘氏大魁，经学则与休宁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龙同出婺源江汴。汪氏精三礼。而戴于诸经，所得独多，为江门大弟子，其学与江相出入。君亚焉。” 梧凤与戴震、汪肇龙的经学同出于江永之门，而且明言戴震为“江门大弟子”。梧凤自述：“忆余生二十五年来，从游淳安方朴山先生，后三年从游星源江慎修先生。” 程瑶田在《五友记》中有云：“壬申夏，松岑言于其从祖之弟在湘，在湘因延东原至其家，以教其子。” 可知戴震来馆不疏园也在这一年。江永馆于不疏园，从壬申到戊寅，有七年之久。虽然这在他的一生中为时较短，但对他的学术进展，却是一段重要时期。他与七子聚首一堂，有世不经见的图书可供查阅，有“同志旧友”可与参商。这种条件是他过去所不易得到的。江永生平的重要著作，大部分都是完成于馆不疏园期间，这是他一生砚田耕耘的重要收获时期。他在这几年中，教学相长，可以博览详稽，与诸子相互辩疑解惑，订误求真，便开考明古之制度、名物，以疏通经义的一代学风，而其学又得七子以传。这对完成他的千秋大业和创立皖派汉学（朴学），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戴震来馆不疏园，他一面以《说文》教煇（梧凤长子，时年七岁）、灼（时年五岁）识字，一面又与梧凤等同从江永研求经学，他在乾隆乙亥入都以前，在不疏园至少住了三年。这期间，问业有良师，切磋有好友，正是一亇进修的好机会，汪灼在所撰《四先生合传》中，叙述戴震与“先严同学不疏园，南东异室处。偶读书有得，未尝不来先严处，分榻坐，执掌谈道，欢声达墙外。” 又记他好读书，“与东方日倶起，所读之书，五色灿然。终朝握管校礼经。为古文词，不行一草行书。” 这是戴震读书不疏园的真实写照。乾隆辛己，戴震第二次来馆不疏园，与汪肇龙同教梧凤之子习制举之学，在馆时间大约延续到次年壬午赴乡试以前。他们“久处昕夕无他语，语必经义；义疑辄辩，辩必力持不相下，则辩益疾。” 很显然，这种各抒己见，互相辩论的结果，自会促使他们为学的日益进步。汪灼在《四先生合传》中对戴震的功成名就写了这样两句话：“先生名成于征聘，而学之成源于两馆余家。” 从壬申到辛己十年中，戴震两馆不疏园，生活安定，既教且学，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有丰富的藏书可供博览，便能“六经秦汉之收书无不读”，并能“随读研究，析疑义，明制度”，故“于诸经，所得独多，为江门大弟子”。他对皖派汉学（朴学）的开拓之功也将永远流长。而“其学与江相出入”，故称江戴之学。江门七子在“业成散去” 之后，都各有成就。在经学方面，除戴震以外，以程瑶田和金榜为最著。所以，创始时期的皖派汉学（朴学），也可并称为“江戴程金” 之学。
不疏园內还有一位关键性人物，他就是梧凤次子汪灼。幼承家学，后师从戴震与汪肇龙。工诗善文，兼檀绘事。著有《渔村诗集》22卷）、《渔村文集》8卷清抄本、《诗经言志》26卷、《毛诗周韵诵法》10卷、《广韵母位转切》等。从这些著作中都可显示出江戴及其家学对他的影响，不少地方如实地记载了当初的一些人和事，使后人能从中感悟出一些那时的历史背景。他也不愧为是一位皖派汉学（朴学）的传人。
由于不疏园的主人喜爱结交文人学士，一时间不疏园成了文人墨客们的向往之地，除“七子”外，还有县城渔梁巴慰祖、武进黄仲则、嘉兴郑诚斋、桐城刘大櫆、怀宁邓石如、镇江府同知汪宾尧、金华杜海山、淳安方朴山、闽人林大光、宛平朱筠、桐城鲁滨和方辅、扬州汪中、张佩芳(歙县令)……等。
不疏园的主人，为了方便子孙阅读，还自己制版、印刷各类书籍（至今保存有印板一块），在当初来说确实用心良苦，决非易事。
晩清至19世纪西溪汪氏的教育理念是谋生与发展兼顾，文理並重，文人埋头潜心治学，一意博取功名。《歙事闲谭》载文：“清咸丰间，洪杨之乱，吾徽受祸最酷，以歙一县计之，人囗损十之七八，庐舍损十之六七。” 汪氏后人的读书之地“秘阁书院”、“菉竹轩”也毁于一旦，这对西溪的文化教育无疑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西溪先后相继创办了一些家庭私塾。名振一时的先后有“和义堂塾馆”和“韬庐塾馆。”
和义堂塾馆由汪运鏊先生、汪恩湐先生、汪恩湄先生、汪鸿瑞先生祖孙三代共同创办。汪运鏊早年在湖南经商，后遵父命弃贾从教。“丧乱（庚申之乱）既平，谋馆于西山别墅。越三载，始旋归，依然处馆于家庭之内。适诸生来就学，受业者日益众，伯父亦馆于家。” 以上这段话是引自与其同办学的长孙汪鸿瑞在为他料理丧事时所作的祭文内的。先生办学六十余载，祖孙三代共同办学，一时传为佳话。课堂设在和义堂内方厅上堂，下堂是先生的书房，堂内里东厅是求学弟子们的习书、就寝之地。教学内容除启蒙课程外，还讲读史汉、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讲解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杜甫、陆游等诗人的诗，並要求学生能吟诗作对。苏轼、辛弃疾的宋词也是教学内容之一。珠算是副课，要求学生能背口诀，会见子打子便行。教育的导向是面向科举为主。教书的同时更注重教人，灌输的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当时慕名前来求学的学子众多，都要当面测试，视其天资好坏，无论出身贵贱，一律择优选取。据不完全统计，学有成就的就有百余位之多。其中，胞弟汪运錀，同治辛未年获取“钦点翰林”桂冠，是“三里三翰林”之一。他不仅文章出类拔萃，而且书法“颇有董其昌之遗风”，后授贵州省撫台，托病未士，归隐在家；堂侄汪宗沂光绪六年进士，授山西知县；门生程庆熊、汪嘉棠、汪律本（宗沂次子）、汪恩潍……等多人考中举人，成为国家之栋梁；严通和严达兄弟后来分别成为留学生和名演员；汪麐杰是著名的国画家；王茂菽是《资本论》中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的弟弟；郑翊清是著名的喉科医生；郑承绪后来成为积极办学的教育家；汪鸣珂是天文学家，著有《歙县天文志》一书；……等。汪运鏊被载入全国最高学府名人录。
韬庐塾馆是“江南大儒”汪宗沂弃官归隐时办在自家精舍内的一所塾馆，他自此被世人称之为“韬庐先生”。汪宗沂是王茂荫的爱婿。幼时其母授以《尔雅》、《毛诗》，后受业于临川李联琇，从江苏仪征刘文淇研究汉学，从桐城方宗诚治宋学，又自钻研经学，博览群书。清光绪二年拜翁同和为师。后被曾国藩聘为忠义局编纂。曾任李鸿章幕僚，凡五载，因不能尽其才而辞归乡里。先后在紫阳书院、黟县碧阳书院讲学。七年后应芜湖道台袁昶之请出任芜湖中江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三年转为安庆敬敷书院山长，与陈独秀有往来。他一生著述甚丰，刘师培先生称其“覃研礼经，洞悉乐吕，克秉乡先生江戴之传”。塾馆是他和长子汪福熙焚香研易、著述和讲学之所，闻名中外的黄宾虹、许承尧、汪福熙、汪律本、陶行知、汪采白……等社会名人的青少年时代，曾相聚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据其曾孙女允清女士云：“韬庐办学男女一视同仁，女孩也能入学。”不难看出，西溪汪氏早在那时已消除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由于西溪汪氏注重文化教育，明、清期间西溪生员之多，在全县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有进士6人（其中武进士1人，钦点翰林1人）；乡饮大宾3人；贡生16人；举人13人；邑、郡庠生55人；太学生83人。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清末，儒学已逐渐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西溪的一些学子不再墨守陈规，而是将求学的眼光投向外地乃至外国勤工俭学，并各学有所长，将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投身到救国当中去。进士公汪宗沂一门就是最好的例子：宗沂次子汪律本，27岁中举人，按理他应当再考进士，博取功名。但那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其后国难日亟，科举将废，有志者思奋厉救国，而耻于学，府君仅一试于礼部，即弃去。”后在南京接受西方教育，任教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和上江公学。清末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参加同盟会，弃教从戎，成为清末新军之一员，并谋划军中起义。民国初年被选为民国政府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武夫弄兵，人心横决，国益瘏瘁，遂不复与世事”，愤而离京南归，隐居贵池杏花村乌渡湖畔，垂钓闲居，潜心诗词与书画；宗沂三子汪行恕，日本千叶医校毕业回国考取举人，以举事用，后又攻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医学家。在日本期间，加入了同盟会，极受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器重；宗沂长孙汪孔祁，5岁时即从黃宾虹受四子书並习书画，前后达10年之久。后考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1910年被该校毕业部试奖给举人。历任武昌师范大学教师、北京师范学校教师、省立二中校长、中央大学国画系主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教授；行恕之子汪同祖，考取半官费留法学生，先后入巴黎政治大学外交系，巴黎高等社会学院学习。在法勤工俭学期间，与陈延年、陈乔年、李慰农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并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法共机关《人道报》外文翻译。1933年回国先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南京军官外国语训练班、长沙陆军大学、遵义浙江大学法文教授。曾任法国驻中国新闻处翻译、希腊驻中国大使馆秘书；汪律本之子汪民视，赴法国汉堡大学攻读热带病学，获博士学位，曾参加《寄生虫病学》等专著的撰写工作。程振钟早年就读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1年入武昌师范大学攻读博物、地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汪士珍、汪士琛、汪士珞、汪士琮、汪士琰等一门五位大学生，其中汪士珍为黄埔军官学校教官。汪肇英193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从事无线电通讯收发报工作，参加过苏南、皖南、浙东、赣东等会战。
抗战期间，西溪的文化教育事业又有了新的飞跃，不少旅外经商、从教的西溪人纷纷回乡办学，“剑华小学”、“芜关中学”应运而生，使西溪的文化教育跨上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938年汪福熙(宗沂长子)、汪采白、汪岳年(宗沂孙)、汪勖予(宗沂曾孙)、汪克宽(宗沂曾孙)、汪世清、汪干明、汪德良、汪祥熊、黃度涵、汪耀祥、汪宪成、汪辑五、汪献庭、吴银祥、方晴初等先生破除封建迷信，打破宗族观念，说服汪氏族人，将汪氏里祠辟为校舍，创办了“歙县私立剑华小学”。“剑华”视名师为宝，聘请几位曾在大学、中学任教过的教师教授主课，为该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剑华”的校训为“毅”，校旗为长方形，红底白字，校徽为三角形，正中一把宝剑，四面闪金光。校歌的主要内容是“读书抗日”。校内礼堂两侧柱子上的对联更是慷慨激昂：“剑气直衔此异日英豪发韧，华堂符雨厚载广大启人文”。“剑华”为六年制完小，毎周上课六天，每天除早读课（30分钟）、习字课（20分钟）外，安排课时五节（每节45分钟）。毎周30课时。分别是纪念周1课时、社会2课时、国语8课时（含作文2）、算术6课时、历史2课时、地理2课时、自然2课时、音乐2课时、体育2课时、图画1课时、手工1课时、周会1课时。语、算全部安排在上午，合理开设副课。更注重教书育人，以“三民主义”为主导思想，宣传抗日救国，振兴中华。“剑华”的教学质量一度曾名列前茅。不少几十里外的学生都慕名前来就读，在当时被乡人广为美谈。
“芜关中学”是所私立中学，为避战乱，1939年秋由汪岳年先生从芜湖迁来岩寺，后又迁西溪南。1943年—1945年，芜关中学办学经费遇到特大困难，校长岳年先生又将学校迁到西溪。将西溪文会作为教学区，本族社屋作为生活区。教学上以招聘本村人从事半义务教学为主，程应鸣（生物教师）、汪士珞（教导主任）、汪士瑛（数学教师）等均在其中。为了弥补学校的开支，学校还在村北的十亩山上辟有农场。1945年，芜关中学迁回芜湖，学校在徽州历时九年，共毕业高、初中生780人。在那非常时期，在岳年先生的运筹帷幄下，同甘共苦，共克时艰，不仅为徽州的文化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更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材，功在千秋。汪岳年于上海南洋矿路学堂土木系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四高级中学任教导主任，兼教英语。1927年“五卅惨案”，激于义愤，罢工罢课，离开山东任芜湖私立芜关中学教导主任、校长。他办学认真，管理严格，以身作则，他治学有一句名言：“宽收严教慎开除”。他拟有一副对联教育全体师生：“不敬师长，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后任省立二中校长、安徽省教育厅督学。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抗战胜利后，为了让那些家境清寒、没有经济条件上中学的小学毕业生不至于逗留在家，而荒废学业，年届五十的老秀才吕兰芬在西溪方井开设了一个私塾。当时在读的汪明华先生（原付县长）撰文回忆：“教学內容语文主要是读《古文观止》上的一些文章，练习写信一类的应用文，练习写毛笔字等；珠算是背诵口诀和练习运算。该私塾恰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为末代‘徽商’的就业，起到了就业前职业培训的作用。”
向来以儒学为主导思想育人的先躯们，为人师表，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美德，“苦其心志”。常年靠政府发给的那点微薄的学位津贴，过着极其清贫的日子。而对于前来就学的外族、外村弟子，並不收取昂贵的学费，只不过象征性地收一点杂费，用来弥补教学开支的不足而已。这与他们具有将教书育人看成是人生一大乐事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由于他们能尽职尽责，那么，所带来丰厚的回报便是为社会、为家族培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这确确实实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西溪汪氏先祖一向重视教育，这就为后代各种人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有不少家庭成了国画世家、书法世家、教育世家、篆刻世家。如新安画派继承人，国画大师汪丙炎、汪麐杰、汪采白，以及后来的汪勖予、汪恕常、程应鸣、汪朝佑、程日宣、程日宽、田井、汪允清等；数代蝉联的书法世家：汪景晃、汪绍增、汪运镃、汪运錀、汪恩源、汪恩湄、汪宗沂、汪鸿瑞、汪福熙、汪印泉、汪和友、汪济时、汪曾徳等；有在教育上作出突出贡献、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的教育家汪运鏊、汪岳年、程应鸣；1906年，汪印泉受黃宾虹先生之聘，创立敦愫小学。后又自荐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书写小学教科书，达十八年之久；还有一大批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大、中、小学教师；还有在诗词和文赋上根底极为深厚的汪灼、汪律本；有汪训昭、汪恕常父子的篆刻；还有军级干部汪人定，他为人师表，桃李天下，为当今我国海军航海导航装备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还有对珠算有贡献的汪介眉；……。
与时俱进的西溪汪氏文化教育先驱们，你们的光辉形象及业绩将世代永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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